若当年斯大林没有进行大清洗，苏德战争的走向会如何?

1. 若当年斯大林没有进行大清洗，苏德战争的走向会如何?

要不是苏联进行了清洗，苏德战争德国是不可能这么快占领了这么大的优势。苏联这次清洗，就是进一步削弱了自己的实力，还没等自己有时间成长起来，就被德军打上门来了。
在1941年，德国对苏联发动了巴巴罗萨计划。当时的德国方面，没有一点点的预兆，没有任何的传言，一下就发动了巴巴罗萨计划，用凶猛的攻击开始向苏联冲击。苏联那边是反应都来不及，直接被德国给打懵了，德国战车在苏联的大地上飞驰，战争的天平很明显倒在德国方面。但是好在苏联方面重拳出击，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扳下一城，一改劣势，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重拳出击，而是俄罗斯毛子开始拼老命了，不然再这么打下去苏联是真的提前得和这个世界说拜拜了。
在这次战前，苏联进行了清洗。其实这也是非常让人迷惑的，好好的苏联，斯大林非要去清洗它。但是的苏联，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百废俱兴，法律等一些东西得重新开始制作。在1922年，德国与苏联签订条约，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拉巴洛条约。后来德国制造了一批假文件，迷惑了斯大林，于是苏联的很大一批高级将领就这么无奈的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这次的大清洗，让无数的苏联上层遭殃。连空军司令和装甲部队的司令都没能逃过这次清洗，于是就导致了苏联的战斗力急剧下降。要不是苏联的面积大，德军一时间很难占领完全，苏联很有可能已经不在了。

2. 斯大林为何要大清洗.

1934年12月1日下午4时许，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中央书记兼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米·基洛夫在莫斯科斯莫尔尼宫的走廊里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成员尼古拉耶夫开枪打死，基洛夫的被害激起了苏联人民的愤怒，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被称为“大清洗”的大检举、大揭发、大逮捕和大处决的运动。  基洛夫被害后，苏联政府在12月22日发表侦察通报，认定凶手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夫政治反对派的地下政治恐怖组织“列宁格勒总部”成员，其最终目的是暗杀斯大林等高层领导人。侦察通报公布后不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0余人被逮捕并被判处5至10年徒刑，尼古拉耶夫也于当年底被枪决。1935年1月，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名义在致全党的秘密信件中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击溃敌对分子，“防止政治上的泰然自若和粗心大意”。此后，在莫斯科举行了三次引人注目的大审判：第一次在1936年8月，被审判的是所谓“列宁格勒总部”阴谋集团，季诺维也夫等16人被枪决；第二次在1937年1月，被审判的是所谓反革命组织“平行总部”，皮达可夫、拉狄克等17人被枪决；第三次在1938年3月，被审判的是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李可夫等21人被枪决。另外，1937年6月，还审判了一批著名的红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8人），罪名是参加“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  基洛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布哈林何许人也？听我慢慢给你道来！  基洛夫比斯大林小7岁，遇刺前是列宁格勒第一书记。这位18岁就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杰出演说家和政治家，凭着自己的才华和良好的品质，在30年代初，他的威信和人们对他的尊敬达到了顶峰。在苏共第16次代表大会，基洛夫被选进党的最高领导机构，集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成员于一身，而以前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做到过。来自各地的代表出自内心的激情，自发地向基洛夫发出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基洛夫的发言虽然被安排在最后，但当基洛夫发言时，代表们却全体起立，站着向他鼓掌。基洛夫成了全党的宠儿，成为威望仅次于斯大林的领袖人物，人们甚至称他是列宁唯一的忠实继承者。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导人，曾长期在列宁领导下工作，是列宁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列宁逝世后，他们与斯大林一起主持党和国家的工作。不久，他们与斯大林为首的党内多数派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国家的蜕化危险、中国革命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成为斯大林的反对派。  皮达可夫，14岁投身革命，曾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基辅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国家银行总委员（董事长）。国内战争时期，他是杰出的红军组织者和指挥员。皮达可夫的杰出才能表现在经济建设方面，曾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是工业生产指挥的灵魂。列宁临终前口述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仅提到6位党内最著名的领导人，其中就有皮达可夫，当时他才32岁。他在20年代中期曾积极参加反对斯大林冒进路线的活动。  布哈林是新经济政策的理论阐述者和贯彻者之一，一度成为斯大林的左右手。可是，自斯大林等人在1928年前后提出了关于国家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阶级关系变动、阶级斗争尖锐化等一系列新理论并采取一系列新政策以后，围绕着如何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问题，展开了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一种意见是以斯大林为首；另一种意见以布哈林为首。被枪决前他是《消息报》的主编。  实际上，大清洗的根本目的，是要消灭党内反对派和潜在对手，维护斯大林的政治统治地位，制造个人崇拜。30年代中期的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苏联。  尽管基洛夫的威信已经使他的遇害能够让人群头脑升温，但斯大林还是要亲自审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最后确定能否进行公开审判。斯大林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负责刺杀基洛夫的具体组织者，列宁格勒内务分局副局长扎波罗热次露了馅，他为了让凶手——一个普通的无业游民尼古拉耶夫尽快作出有用的“坦白”，他亲自对其进行审理，没想到穿上军装的他，却被尼古拉耶夫一眼认出，正是面前的这个人，在行刺前两个月，由他的朋友介绍与自己认识，而正是在这个“朋友”的怂恿下，自己才杀害了素不相识的基洛夫。这怎能让一代领袖斯大林放心呢？尼古拉耶夫毕竟是一介草民，在斯大林的直接过问下，他的工作很快做通了。  尽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非等闲之辈，但他们对生命的渴望，以及对斯大林抱有幻想，当斯大林答应保留他们生命时，他们开始诬蔑自己了。然而，他们太天真了，此时的斯大林需要的是正式的胜利，使过去的对手屈服直至精神上彻底崩溃，他需要的是复仇，并且静观猎物在他复仇的火焰中挣扎，最终从肉体上将他们消灭。就这样，斯大林在“大清洗”中屡屡得手，出现了法学界从没有过的被告和原告非常成功的“合作”。  列宁在临终前对斯大林的评价是这样的：“他是一个粗暴的人。”但是，列宁的威信使得在列宁时代的斯大林在个性方面十分的收敛，他的偏执、任性、独断和猜疑，列宁也是无法预见的！  当然，在“大清洗”中被害的，绝不仅止于过去的反对派或同反对派有牵连的人。那些对“大清洗”表示怀疑、不愿积极跟着跑的许多干部，敢于坚持原则、不愿人云亦云的许多党员也都遭了殃。而别有用心的人诽谤、有野心的人泄私报复、剪除比自己强的竞争者，以及奸佞小人陷害忠良、仗势欺人的种种罪恶行径，更是层出不穷。加之一人遭殃，祸及九族，这样被镇压的人数自然越来越多。在斯大林执政期间，大约有1500万人蒙受不白之冤。  其结果，许多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的战友被从肉体上消灭。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会（11大，1922年召开）选出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人在大清洗中被处决、暗杀和流放。据统计，从1919年到1935年，联共（布）中央先后选出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死于党内斗争。被称为胜利者大会的苏共第17次代表大会（1937年举行）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83名被逮捕和枪毙，出席这次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逮捕，其中许多人随后被杀掉。  30年代末，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清洗更是惊人。据统计：5个元帅中3个被杀，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3个被杀，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被杀，57个军长中50个被杀，186个师长中154个被杀，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治委员全部被杀，28个军政委中25个被杀，64个师政委中58个被杀。这样惨重的损失对军队造成的创伤是不言而喻的。这个苦果造成苏军二战初期缺少足够数量的有实战经验的杰出指挥员，面对德军的突然进攻，群龙无首，手足无措。  大清洗中，苏联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片恐怖气氛，党内外人人自危，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等人有鉴于此向斯大林提出停止清洗运动。由于大清洗的目的已基本达到，斯大林于1938年7月下令撤销内务人民委员会叶若夫的职务，由贝利亚接任以中止大清洗。1940年4月1日愚人节这一天，叶若夫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罪”被处决，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大清洗终于在处决替罪羊的枪声中逐渐平息下来了。

3. 斯大林为什么要搞大清洗？

　　斯大林曾协助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列宁逝世后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在任期间提出了“在一个国家首先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全力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苏联成为重工业和军事大国，但同时也导致了乌克兰大饥荒，他还树立个人崇拜，发动“大清洗”运动。大量屠杀和压迫流放少数族裔，造成逾数以十万人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苏联红军，与盟军协力击败轴心国，取得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战后他扶植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中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峙。
　　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30年代初，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以1934年12月1日发生的谢尔盖·基洛夫遇刺事件为导火线，展开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刑法作了如下修改：侦查恐怖活动不得超过10天；有关结论于开庭前一天交给被告；判决一经作出，不得上诉、不得赦免；极刑立即执行。1935年1月审讯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名前反对派分子，罪名是他们在托洛茨基指使下，组织了“列宁格勒总部”、“莫斯科总部”等地下反革命组织，阴谋暗杀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洛夫被害就是他们策划的。被告1936年8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此后，清洗镇压的规模迅速扩大，全国掀起了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运动。1937年，苏联肃反运动达到了高潮。1937—1938年间审理的要案主要有：以中央委员皮达可夫、拉狄克为首“反苏托洛茨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国防部副部长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为首的“右派—托派反苏联盟”。这些案件的被告都以“人民公敌”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肃反运动使许多无辜者遭到逮捕和杀害，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它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给苏联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莫斯科大审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三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大清洗中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包括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大清洗冤死的不仅是无数苏联本国干部和群众，还有很多外国人，包括中国一大批在苏联工作、学习的干部和学生，以及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许多工作人员，李正文、姚艮等被关押数年才获平反，吴先清等不幸遇难。
　　1937至1938年被称为苏联“大恐怖”时期。在此期间，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很多人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古拉格劳改营里，部分人在饥饿、疾病等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死亡。苏联境内的诸多少数族裔被集体迁移和流放，其中包括：波兰人、伏尔加德意志人、摩尔多瓦人、犹太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朝鲜人等等。株连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随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捕和处决的，有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兄弟，他的母亲和三个姐妹被关进集中营，母亲和一个妹妹死在里面。夫妻一起被处决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当时，株连是有法律依据的，1934年《关于反革命与叛国罪》的法令规定，军职人员逃往国外，家庭成员集体承担责任；对于叛国行为，不论已成事实还是仅仅预谋，知情不报，严惩不贷。而1935年4月7日颁布的法令，则将死刑的年龄降到12岁。军界、经济、艺术等社会各界不少精英被清肃。除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受到批评及政治迫害以外，自然科学界的权威人士也难逃厄运，例如，物理学的专家院士以及几乎所有的学术带头人都被称之为“敌对思想的走私犯”，许多人被捕处死，而在农业和生物学界李森科主义盛行，把遗传学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把在遗传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斥为“顽固的反苏维埃分子”，甚至作为“外国帝国主义间谍”加以残酷迫害，列宁格勒农学院院长被处决，棉花、畜牧、农业化学、植物保护等研究所的领导人也相继遭到同样下场。天文学家们更是胆战心惊，据统计，在此期间，约有20%的天文学家被捕。此外，苏联中央气体液体力学研究所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被逮捕入狱，而整个航空科学的几乎所有学术骨干都被监禁——但为了使新飞机的研制工作不致于中断，内务部不得不建立了一座代号为“中央设计局第29号”的特别监狱，让这些科学家一面接受审讯，一面进行科学研究。苏联足球队因为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半决赛输给了南斯拉夫足球队，全体队员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幸而随着1953年斯大林去世，这批队员很快结束了流放生涯，并得到平反。

4. 斯大林为什么发动政治大清洗

主要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基洛夫在党内受欢迎的程度
基洛夫遇刺
基洛夫遇刺
为“革命事业”，请当众自我诋毁
三次举世瞩目的大审判
大清洗的导火索：基洛夫被暗杀
1934年12月1日，政治局委员，约瑟夫·斯大林的主要助手之一—谢尔盖·米·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共产党总部被青年党员尼古拉耶夫暗杀。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8年12月18日—1953年3月5日，注：斯大林执政时官方称其生日为1879年12月21日，但史学界考证为1878年12月18日），原姓朱加什维利，格鲁吉亚人，前苏联政治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理）、苏联大元帅，是苏联执政时间最长（1924－1953年）的最高领导人，对二十世纪苏联和世界影响深远。

5. 斯大林为什么发动政治大清洗？

主要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基洛夫在党内受欢迎的程度
基洛夫遇刺
基洛夫遇刺
为“革命事业”，请当众自我诋毁
三次举世瞩目的大审判
大清洗的导火索：基洛夫被暗杀
1934年12月1日，政治局委员，约瑟夫·斯大林的主要助手之一—谢尔盖·米·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共产党总部被青年党员尼古拉耶夫暗杀。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8年12月18日—1953年3月5日，注：斯大林执政时官方称其生日为1879年12月21日，但史学界考证为1878年12月18日），原姓朱加什维利，格鲁吉亚人，前苏联政治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理）、苏联大元帅，是苏联执政时间最长（1924－1953年）的最高领导人，对二十世纪苏联和世界影响深远。

6. 斯大林的政治“大清洗”是怎么开始的？

基洛夫是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书记、政治局委员。1934年又兼任中央书记和组织局委员，同时还兼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他身兼数职，其地位仅次于斯大林。
基洛夫在党内是温和的，他认为应对闹饥荒的农村采取温和的政策，集体农庄不要追求大而全，尽快结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改善党内外关系。
在党的十七大上，按照事先的安排当政治局委员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对每个政治局委员鼓掌两分钟，对斯大林鼓掌十分钟。但当基洛夫走向主席台时，全场热情的鼓掌，竟忘了事先的安排，特别是列宁格勒代表团，表现出了近乎狂热的激情。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基洛夫得的选票最高，只有3张反对票，斯大林的反对票292张，后来卡岗诺维奇命令将斯大林的反对票保留3张，其余的销毁，在向大会公布票数时，基洛夫和斯大林的票数相同。足可看出基洛夫的威望在党内是很高的。
在大会上，私下里一些代表和基洛夫谈话，提出有必要撤换斯大林总书记职务，让斯大林去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或中央执委会主席，让基洛夫担任总书记职务。
1962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也写道：“在党内正在形成的不正常现象使部分党员，特别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十分忧虑。大会的许多代表，而首先是知道列宁遗嘱的那些代表认为，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的岗位，让他担任其他工作的时候已经到了。”
十七大代表邵武勉写道：这时已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践踏了集体领导原则，滥用自己的职权，个人崇拜引起的不正常现象在许多党员心中引起不安。后来人们才知道，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首先是牢记列宁遗嘱的代表产生了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现在是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调他担任别的职务的时候了。这件事自然传到了斯大林的耳中，他十分清楚，列宁的老干部是他进一步巩固个人地位，集中更多独裁权力的最高障碍。
但是，基洛夫没有同意撤换斯大林的建议，也不同意自己被选为总书记，基洛夫把这些情况如实的告诉了斯大林。
十七大闭幕后，斯大林想让基洛夫到莫斯科任职，但基洛夫婉拒了这一建议，请求继续留在列宁格勒，斯大林也没有再坚持。
基洛夫回到列宁格勒后，继续脚踏实地做他的实际工作。
1934年12月1日，上午基洛夫在家里起草预定在下午6时召开的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下午4时30分，基洛夫乘车来到斯莫尔尼宫。他在很长的走廊里走着走着，不时和许多人打着招呼，交谈几句工作，随后他往右一拐，走进了一条窄窄的走廊，他的贴身卫士鲍士索夫平时紧跟着他，可这时却不知为什么离他很远。就在这时，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窜了出来，对准基洛夫后脑勺一枪，基洛夫当即倒在血泊中，尼古拉耶夫被当场抓获。
基洛夫遇害后的两小时，斯大林、莫洛夫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亚戈达及内务部的一些工作人员乘专车来到列宁格勒。斯大林在列宁格勒的火车站上，见到列宁格勒内务局长梅德韦季时，连手套都没有摘，就打了梅德韦季一记耳光，对前来迎接的人破口大骂。斯大林到列宁格勒后，亲自审问了尼古拉耶夫。他们还准备提审基洛夫的警卫员鲍利索夫。但在内务部人员押解他的途中，汽车撞到了墙上，鲍利索夫神秘地死了，车上的其他人都毫发无损。
尼古拉耶夫很快被枪毙了，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梅德韦季和副局长扎波罗茨很快也被调往远东工作，他们两人在1937年都被处决。凡是有可能了解一点内幕的人都先后死去。
赫鲁晓夫后来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时说：“……有理由怀疑，负责保卫基洛夫安全的人中，有人帮助了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在他行刺之前一个半月曾因行迹可疑而被捕，但被释放了……另一个情况也异常可疑：1934年12月2日，一个担任基洛夫贴身警卫的肃反工作人员在被带去接去审讯的途中因‘车祸’身亡，可是在这次车祸中，车上的其他人却个个安然无恙。在基洛夫遇害后，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列宁格勒的工作领导干部判得非常轻，但在1937年把他们都枪决了。可以推测，枪毙他们是为了掩盖谋害基洛夫的真正组织者留下的痕迹。”
显然，赫鲁晓夫推测此事是有预谋的，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和斯大林有关。
基洛夫的被刺仅仅是一个开始，斯大林的政治“大清洗”开始了。

7. 斯大林1938年基于什么考虑发动大清洗？

苏联30年代令世人震惊的“大清洗”，其余波回音至今仍在原苏联各国萦绕。千百万“大清洗”受害者的遗孤们，每每想到父祖辈的不白之冤和悲惨命运，心里总是波澜起伏，久久按捺不住激动。迄今，世界舆论界也仍对这个事件议论不休。但直到80年代，在事过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它的历史真相，对它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原因，仍然若明若暗：或者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者只窥见其冰山的一角，而不知其全貌。在不少著作里，对于“大清洗”运动的许多描述都还仅是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只能支离破碎地说些片断和局部情况；有关“大清洗”历史全貌的描写，能完全以文件为依据的论述和著作，犹如凤毛麟角。只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由于档案的揭密，才给我们提供了以档案为根据，进行全景式研究的可能。 
大凡历史事件，只有放在历史过程中才能深刻地去加以理解。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就是这样。它虽是发生在30年代下半期，但只有把它放在30年代的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才能对它进行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大清洗”运动是以基洛夫被杀案为导因，以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审判作动员，在1937年2～3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直接发动的。它的斗争目标是包括所有前反对派成员及其同情者，党政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内务部和军队干部，直至社会各阶层的一次大清洗、大镇压。或者说，它是在斯大林的集中领导下，持续3～4年之久，设定有一系列政治目标，涵括着一系列打击对象，在运动中后期又有某些失控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因其设定目标的多元性，打击对象的复杂性，以及持续时间的长久性，决定“大清洗”运动的动因是十分复杂的。不追溯到“大清洗”之前，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治经济过程，不考察党内斗争、社会矛盾和国际背景，是难以理清其动因和脉络的。现仅就与“大清洗”的原因、内涵和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概略加以论述。 
“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 
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原因都潜藏在社会积淀起来的重大矛盾中。如果不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仅从偶然事件进行考察，是不能理解其深刻原因的。对于“大清洗”运动，也应该这样来加以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我们从分析大量资料中得出结论，“大清洗”的基本原因是： 
1. “大转变”的政治后果和党内温和思潮的抬头 
斯大林把反“右倾”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作“大转变”。在当时苏联的特定条件下，这条道路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也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注：《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1995年第5辑，第9～49页。），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据俄罗斯著名农业集体化问题专家B. п.达尼洛夫的资料，在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注：《有文件为证——集体化前夕和集体化过程中的农村史料（1927～1932）》（B.п. 达尼洛夫、H. A.伊夫尼茨基编），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页。）； 仅1930年1～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达2700次以上（不包括乌克兰），卷入农民达130多万人。（注：〔俄〕H. A. 伊夫尼茨基：《集体化与消灭富农运动（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页。）在1930年3月发表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 一份下达地方的指令中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同时，这期间对牲畜的大量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和生产力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业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严重局面。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体系遭到破坏，预算完全陷入混乱。事态甚至发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价，发放义务公债，主要是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的巨大亏空。这种局面造成了物价飞涨，以致货币贬值到了使农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的地步。 
农业遭到破坏，而投入重工业的大量资金又靠向国外出口粮食来获得。这种情况引起了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靠粮卡定量分配，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国家经济生活的紧张，城乡群众的不满，其直接负面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注：〔俄〕ю. г. 费尔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谈话——对拉林娜（布哈林娜）回忆录〈不可忘记的往事〉的注释》，莫斯科1993年版：〔美〕R.康奎斯特：《斯大林与基洛夫被杀》，纽约1989年版。）。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历史学家、在反“右倾”中明显站在斯大林一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 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 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1页。） 
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了党内温和派倾向的抬头。广大党员群众对“右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曾有明显反映，这期间被开除出党的近25万党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因同情并支持“右倾”而被吊销党票的。（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泽——30年代政治局的冲突》，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 
党的上层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新的反对派案件——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案和柳京案，也是这种思想动向的反映。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将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则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后来他们为“大转变”的后果所震惊，开始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 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注：〔苏〕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页。） 
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温和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极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1934年间，曾一度使温和方针占了上风。 当时温和方针之深得人心，从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的掌声和选票，从布哈林思想赢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从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这一切，显然都没有逃过斯大林敏锐注视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对， 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景况，使他隐忍着领袖地位不稳的剧痛。在这种形势下，打击党内温和派思潮，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看来成了苏维埃国家舵手所预定的航向。 
2. 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 
苏联从20年代末期以后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愿望和要求，然而，超过客观可能条件的过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紧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1）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 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2）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性产生矛盾， 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3）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 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的落后性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现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干部任命制。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级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使官僚主义滋长蔓延；加上官职等级名录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以及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自然谈不到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事实表明，他也不能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他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03页。）当时，他更不可能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在他看来，在苏维埃国家只有间谍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存在的事实，但他无限扩大了这些事实，而且也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实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对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严酷的打击，从此来寻找出路。 
3. 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1937～1938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1923～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杀伐和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1931年），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1929～1931年），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1933年），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年）。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对于“第五纵队”的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可见，斯大林这一发动“大清洗”的意图，在莫洛托夫心中是扎根很深的。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1937～1938年“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走向“大清洗”运动的台阶 
我国过去出版的苏联史著作，在讲到“大清洗”的原因时，大多基本上只讲基洛夫被杀事件；在叙述“大清洗”事件过程时，一般也只讲述莫斯科的三次公开审判。这是苏联档案揭密以前，对于“大清洗”的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 
1937～1938年“大清洗”之发生，除了上述基本的也是主要原因外，还有各种具体的导因，而基洛夫被杀案只是走向镇压的导因之一。莫斯科三次大审判只是1937～1938“大清洗”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就它们在这次“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第一、第二次大审判可以说是整个“大清洗”的舆论准备和战前动员，第三次大审判则已处在整个“大清洗”的尾声阶段。因此，它们只是作为“大清洗”中肃清三个主要反对派头目的战役而安排的，而1937～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战役则是在1937年1～5月至1938年1～2月间发生的。这样看来，“大清洗”运动作为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我国史学界是需要重新加以认识的。 
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经过苏联史学界和近年俄罗斯史学界多方研究，目前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策划的集团谋杀，也不是一直受到怀疑的斯大林策划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个人谋杀事件。（注：〔俄〕B.п. 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73页。 ）但这一事件被斯大林用作加强镇压，消灭原反对派和一切对他路线不满者，成了推动“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则是俄罗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第142（？）页。 ）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几个钟头后，斯大林亲笔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取名“十二月一日法令”的决议，随后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该决议规定，侦察恐怖案件要在10天内完成，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付被告；不考虑对犯死罪者的死刑赦免申请；极刑判决宣布以后立即执行。（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 库， 第162卷宗，第17分卷，第87页。）这项法令意味着完全抛弃了起码应有的诉讼程序，也放弃了以前规定的对死刑的必要监督。这项法规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曾被广泛应用。 
基洛夫被杀案很快被斯大林纳入了指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轨道。他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凶手”。（注：〔苏〕《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4期。）1934年12月16日夜，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宁格勒判处直接被指控组织谋杀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案包括党、政、工会和经济界活动家，共77人，被判处各种不同期限的监禁和流放。（注：〔苏〕《恢复名誉——30～50年代政治审判案》，莫斯科1991年版，第123～147页。）一礼拜后，即1月16 日，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为“列宁格勒中心”的领导机构，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别被判处5～10年徒刑。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后，联共（布）中央又给各地党组织下达了一封密信，题为《关于同基洛夫同志被凶残杀害相关事件的后果》。密信马上断定，谋杀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卷入的一个阴谋，号召在党内追究一切与托、季有牵连的人员及其同情者。经过对季、加步步审讯逼供，到1935年以后，所有反对派参加者都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或同该活动有染。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他列举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并且指示，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于是，各地方组织便把怀疑的目标对准了所有在各个不同时期反对过斯大林领导并发表过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 
在有关基洛夫被杀的官方说词中，仿佛谋杀是由一个持假党证的人潜入基洛夫办公地点所进行的一次行凶。于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便掀起了一场检查党证运动。 
这场运动始于1935年5月，迄于同年12月。 形式上是一项检查党证及其登录卡片真伪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审查党员、换发党证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党运动。运动由以叶若夫为首的中央干部总管理局领导，并由内务部协同行动。一些党员经审查被开除出党后，接着就被逮捕。1935年12月，中央领导对叶若夫有关运动结果的总结表示不满，又延长了运动期限。运动的结果，审查了81％的党员。其中9％被开除出党。（注：〔俄〕B.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79页。）中央预计驱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计划没有完成，因为只有被开除党员总数的3％属于这个集团。这表明，实际存在的托、 季分子并不像中央估计的那样多，但中央领导认为，这是因为各地方党组织中有人故意作梗，在抵制中央方针的贯彻执行。 
检查党证运动除收集了大量诋毁党员的档案材料外，肃反人员又将被开除者逐一登记造册，立案侦查，其中许多人被以各种借口逮捕。据叶若夫向中央全会的报告，依据不完全资料，到1935年12月1日，与被开除党籍相关而遭到逮捕的有15218人， 揭发出了上百个“敌对组织和集团”；这样，通过这次运动， 安全机关就在手里实际上掌握了各个不同的时期在各种问题上对“总路线”有所异议的所有党员的材料：这些党员的材料和“帽子”被安全机关拿在手里，何时扣上只是时机问题了。同时，中央领导在运动中也掌握了各地组织及其领导人对其方针的各种态度。这就为日后开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备和铺垫。 
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 月通过了一项惩治叛国分子家属的法令，4月颁布了准许判处12岁以上儿童刑事罪的指令，6 月9日，又通过了对任何叛逃国外的苏联公民判处死刑的法令，而对任何知情不报者则处以监禁。这样，通过收集有关各类具有潜在反对派情绪的材料（主要是被开除党籍者），通过侦查各地党政领导人对中央采取消极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绪的情况，通过强化政治案件的律条，加上1935年秋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后工矿企业事故连续不断，追究“破坏分子”、“怠工行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这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又使苏联领导人越发对联合民主国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问号——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苏联最高领导人最后作出了迈向“大清洗”的决策。 
“大清洗”运动的进程 
1936年7月29日， 中央书记处向各地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以此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密信以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为根据，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结，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在审判前已经把他们“罪行”的结论昭告全党。接着，在1936年8月19～24 日进行的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对“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判，只是个过场和形式而已。这个案件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理，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交付审判。所有被告都承认不仅是信念上，而且行动上同身处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并参加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还阴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供认，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谢列布里亚柯夫等，都参加了反革命阴谋。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如果说上述联共（布）中央的密信是在党内对“大清洗”所做的一次动员的话，那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则是对苏联全社会所做的一次大动员。这次审判确认了托、季阴谋存在的事实，而从这一点又成了舆论动员的出发点。在这次公开审判期间或其后，全国上下举行了成千上万的各种群众集会，一齐声讨托——季阴谋，并作出决议，誓同“阴谋分子”斗争到底。这对造成既成事实，发动舆论、动员社会，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以雅戈达为首的内务部清楚地知道，非但把托——季反对派与杀害基洛夫联系起来是牵强附会的，而将这一谋杀案同“右倾”反对派挂起钩来，更是捕风捉影。因此，在雅戈达内务部方面，力图限制这次审判的政治后果。他们把这一与党的干部根本不相干的“暴徒谋杀”，归结为一场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们看来，审判举行了，案犯惩治了，代表一个不大的托——季集团的敌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结，不能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在“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理过程中已在干扰内务部工作的叶若夫，却力图扩大被告 范围，对那些被怀疑抵制中央指令的党内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施行打击。斯大林在以雅戈达内务部为一方，以叶若夫为另一方的这场争执中，明确地站在后者一边。 
恰在这期间，在1936年9月23日，克麦罗沃矿区连续发生爆炸。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借机于9月25 日给莫斯科发回一封联名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部人民委员之职是绝对必要和紧急的事情。雅戈达明显不能胜任揭露托——季集团的任务。国家保卫局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迟延了四年。”（注：〔苏〕《恢复名誉——30～50年代政治审判案》，第33页。）目前从现有档案中尚无法知道这个重大任免事项，经由政治局委员表决没有（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库，第63卷宗，第1123分卷， 第146～147页。）， 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立即形成文件，于9月30日完成，则是一清二楚的。 
对叶若夫这一任命，进一步为“大清洗”提供了组织保证。

8. 谁能跟我说说斯大林“大清洗”的过程。

在苏联正式场合最早批判斯大林、最早使用“大镇压”这个词的是赫鲁晓夫。 1956年2月他在苏共20大秘密报告中，第一次指出斯大林实行了“大规模镇压”。在报告中谈到斯大林1928－1929年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斗争时说道：“我想特别提请注意这个事实，即在与托洛茨基等人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时并没有对他们采取极端镇压措施，这场斗争始终是在思想领域进行的。只是在过了几年后……才开始了对他们的镇压行动。这是发生在1935－1937－1938年期间”。很明显，赫鲁晓夫没有把“镇压时期”扩散到斯大林执政的其它年份。报告于1956年3月5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下发各级党组织，可见这是代表苏共中央的观点。此后“30年代大清洗、大镇压、大恐怖……”之类词汇开始流行，直到戈尔巴乔夫讲话也援引“30年代破坏法制、专横和镇压行为”的提法 然后,要搞清楚清洗主要是针对谁的?我认为,主要是针对政治犯.让我们查阅1937年7月2日由斯大林签署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苏维埃分子”决议和7月30日苏联内务部“发动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罪者和其它反苏维埃分子战役”决议档案原件。这两份文件公认为发动大清洗的动员令。 　　 第一份决议内容很简单，只是发布要尽快开展与前富农和各类刑事犯罪分子斗争的命令；第二份决议相当详细，不仅确定了这场战役指挥机构、完成期限……更具体指明了打击对象及对这些人判何种刑。打击对象一共针对8类人：1－6类人包括前富农、以及背叛祖国、进行暗杀、炸毁桥梁矿山、充当外国间谍的人……加上仍在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前反苏维埃的党派如社会革命党成员等等。这些罪行，根据1927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法典特别部分》第一章第58条，属于国事罪中的第一类，即反革命罪。 　　 这8类人实际上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事了所谓反革命活动的人，称为反革命犯或国事犯；一类则是普通刑事犯。以上人等通称为反苏维埃分子，都属于大清洗对象。前者由于被认为是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罪犯，所以也被称为政治犯。1942年内务部指令中就把反革命犯通称为政治犯，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议会机构设有“为受政治迫害死亡者平反委员会”，而没有说为所有被镇压的人平反。 因此，如果查对档案原件，对什么是刑事犯、国事犯、反革命犯、政治犯就清楚了。 　　 如果我们说对所谓政治犯的迫害是“镇压无辜”――这正是今天我们研究历史需要汲取的教训――对那些“抢劫、盗窃、贪污受贿……的刑事犯”，这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应当镇压的人，难道能够把这些人都统计到被无辜镇压的人数里？ 一直以来,很多人强调"无辜者"在大清洗中所占的比例,我首先说了,非政治犯属于正常的被处罚范畴,因此,毋庸多讨论.但很多人统计的大清洗数字中包括了这两样人:被流放而死的富农和32-33年饥荒饿死的人.这段时间的历史很显然我们是接触不到的,更多的是依赖苏联公布的一些数据(注意,不是西方的,你可以说苏联掩盖事实,但西方的人根本就是在主观臆断但请注意苏联的流放富农政策与大清洗不可混为一谈实际上从列宁时期到70年代,苏联一直在采取流放政策.第二类人,饿死的人能不能算被清洗的?我认为很显然不可以,即使想把这些被饿死的人归结到苏联体制的问题上,同样是不公平的.要知道,西方的封锁,给这些饿死者的压力一点也不比苏联体制的影响小.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那么在大清洗中,真正直接被以政治犯被判处死刑的人有多少呢?根据1992年俄罗斯安全局公布的从1917-1990年所有的因上述政治犯罪行而获罪的人是3853900,被处死的是827995.请注意这是92年的官方数字,此时的俄罗斯正处于叶利钦领导下的全面倒向西方去苏联化的过程,因此基本可以认为不存在为苏联掩盖的情况.我认为这个数字基本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