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核心观念的差异，主要是从财富观和婚姻观来讲

1. 中西方文化核心观念的差异，主要是从财富观和婚姻观来讲

东方更讲究成王败寇，因此财富多是成功的象征，而西方的财富观更注重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了多少。东方的婚姻观比较讲究门当户对，而且现在有点像利益同化的方向发展，比较为了结婚而结婚。西方可能更注重爱情，会为了爱情而结婚。虽然报道上西方的离婚率很高，出轨率很高，但是事实可能是西方人可能更看重对方。

2. 《论语》和《理想国》反映了中西方教育理念的哪些区别？

论语二十章就是理想国，观念没差吧
附
我们的罗马是什么？是“三代之治”、是“大同社会”、是理想国。其具体表现形式，我们将在此一一表述。
 
【原文】20.1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译文」尧说：喂！你、舜！现在，天之历数在你身上了（现在你被选为领导了），你要坚持把握住公平的原则，不能有偏私，不可动摇。是“四海困穷”还是“天禄永终”就在于你自己，（从现在开始，我不管了。）
 
【原文】20.2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译文」舜也以（这种方法）来任命禹，他说：我，做为一个不懂事的小子，因站在这个位置上，才敢用黑色的公牛作祭品来祭祀上天，才敢在天后天帝面前向天下昭告：“（我）自知有罪、也不敢请求赦免。但做为天帝的臣子、我没有任何的隐瞒，所有的事情上天都知道（万民也都看到）。我自己犯的罪、无非是没有领导好万民（百百姓）；万民有罪、应该怪在我的头上（因为我没管好）。”
 
我的理解（1-2）：
尧舜禹三代之治，我们只取两段，因为我们的理想并不是完完全全回到古代，而只是希望取其“禅让”两字。
尧厉害，但他的位子是他爸传的，所以我们不取；禹能干，但他传位给他儿子了，所以我们也不取。
 
禅让也分主动和被动：主动是自己想传，被动是自己不想传却不得不传。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听说舜是尧的女婿，尧很喜欢他。这里，我们也能看出长辈传位于晚辈的欣喜之情：“嗯、你这个舜呀，以后就要看你的了，现在、要让你坐在这中间的位置上。”
同时，既有告诫也有祝愿：“这个位置有责任也有荣耀：如果四海困穷、万民受苦，即使不是你造成的，也是你的责任；而国泰民安是你永远的光荣……。”
 
在舜时，好象发了大水“四海困穷”，大禹治水有功，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
这时，舜不想传位给禹，却又不得不传，请看2段：“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联系来看，这两段都是“禅让告天之言”。我说尧主动，是因为尧告天的时候只谈舜、未谈自己。我说舜被动，则是因为舜只谈自己、未谈禹！
“予小子”、两个“敢”是自谦之词，但自谦得有点过了，无疑打地是“悲情牌”。
“履”则说明了舜的位置：站这儿时，舜还是最高领导，一旦走下去，他就不是了。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
“发大水”是不是舜的过错？舜不承认，但人们 “责任追究”，把责任定在了舜的头上。
这个责任舜没法推：再推就推到天帝的头上了。他还能说：“发大水不是我错，是天帝错，我们把天帝打倒，把他从位子上掀下去？”——这就是“有罪不敢赦”
但舜肯定要推：我这个人，从不在天帝面前瞒过什么，我真正犯了什么错，你上天应该知道！——帝臣不蔽，简在帝心。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舜再退一步，承认了自己的“领导责任”：我唯一犯的罪，就是没领导好老百姓；所以老百姓犯的罪，都应归罪到我的身上。
 
自始至终，舜都是在洗脱自己，与“舜亦以命禹”毫无关系。
《论语》说“舜亦以命禹”，舜命了没有？没有。
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禅让不是舜说了算：不管舜怎么说，舜的祷告之时，就是舜的退位之日；祷告就是命禹。
民心就是天心，民意重过君意。是否禅让，不是由领导说了算，这才是《论语》的三代之治。
 
《论语》说君臣父子，我们再通过“父父子子”，阐述一下“禅让制”的意义。
人总要死的，所以传承就变成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传承怎么传，无疑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但任何朝代、任何家族、任何公司任何其他，传承环节都是一个最薄弱的环节，所以一定要重点说说。
传承又分单传和多传，这儿，我们先说单传。
 
薪尽火传，父母去世，子女要“三年不改父之道”，这里的不改，就是“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努力保持传承的稳定。这是“子子之道”。
《论语》里的父父之道则是禅让：是父亲尽可能在“父亲有能力、子女也有能力”的时候，把家业传给子女……
父禅让、子不改，两点完成一点，我们就能传承得很好。
 
可惜的是：两者可失其一，却往往导致两者皆失。
父望“子不改”、子望“父禅让”，这是内斗的根源，也是“薪尽而火不传”的原因所在。
我不举例，因为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
 
怎么避免？首推禅让，因为禅让在前，如果“禅让三年过后而父死”，那时就没有“父之臣与父之政”了，“改不改”也就失去意义……
禅让其权在父，但如果仅靠父亲主动，那就未免太消极了。
所以我们要设置一个定期的“祭”的制度，让作为父亲（最高领导）的人、定时定地，向天帝百姓报告工作。
民心就是天心：如果子女们（百姓）觉得换人会更好，就可以在这时换别人上来……
这，才是我们《论语》中的禅让制。
 
本段（1-2），谈“大同社会”的“禅让体制”。
 
【原文】20.3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译文」周朝大加赏赐，分封诸侯。（分封时、周武王说：）“善人是国家的财富，我虽然有同姓至亲，也不如（象你这样）有仁德的人。（被分封的诸侯说：）（这个地方的）百姓如果有过错，都错在我一个人的身上。”
 
我的理解（3）：
前面说禅让，现在谈分封。
禅让的前提是人能己不能，如果别人也不能，就要分成小块，让自己和别人一起、多人分开做！这种分就是分封。
从某种角度说，分封和禅让一体两面：分封注重权力空间上的转移；禅让则注重权力时间上的演变。区别也有：分封是把权力分给多人，并且给自己留了一部分；禅让则把权力送给一人，自己什么都不留。
从联系的角度看：分封可视同为禅让的过程；禅让可视同为分封的终极！
 
以周公语鲁公——周朝分封鲁国为例。
如果我是鲁人：1、从语的那一天起，我的最高领导就不再是周公、而是鲁公；2、这种过程不可逆转，除非是鲁公不干、再禅让给周公----这又是新的禅让了；3、新的禅让于周公无关（除非真地禅于周公），因为鲁公拥有鲁的最高权限、且此权不可被回收。
如果我非鲁人：1、从语的那一天起，鲁就与我们分离；2、除非鲁的政策对我们造成影响，否则我们将再也无法干涉鲁的政策；3、权力也是责任，从此以后，鲁人过不好是鲁公的事，与我们周公无关。
 
“周有大赉”就是大分封；“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则是分封的原则。
周朝分封，为什么分封？是因为“朕躬有罪，无以万方”-----地方那么大，管不过来就是罪！
权责一体：权占着、责就要担着。“打别人的脸、充自己的胖子”这样的好事，当时可不时兴。
分封怎么分？不按亲戚关系、不是论功行赏，而是要分给善人、仁人----因为他们能给民带来更美好的生活、更远大的前途。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则是理清责任。
予和朕同是自称，但也有微小的区别：一般来说，武王在天帝面前应自称予；在下属面前应自称朕；在别国面前应自称我……
予不该是武王，当时的武王该自称“朕”！所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某个诸侯（譬如鲁公）的回答。
周公语鲁公后，鲁公就是鲁人的最高领导，总不能鲁人出事、归罪周公吧。
百百得万、大封过后，“万方”就变成了“百邦（诸侯）”乘“百姓”。百姓有过、过在诸侯；百邦有罪、各归其责。
 
禅让和联邦，是大同社会的两大特征。
在大同社会，所有的最高权力，都要禅让，都不能因某人一言而决。如果谁决，谁就要承担责任。
在大同社会，最高权力是分离的、平等的：鲁有鲁的最高权、周有周的最高权，周权并不能凌驾于鲁权之上。
换句话说就是：诸侯有诸侯的最高权、联邦有联邦的最高权，联邦权并不高于诸侯权。
 
如果以一地为邦，用现代的话说，则是：1、我们地方的最高领导，不受上级指定、由本地方自行禅让；2、我们地方的法律地位与全国法律地位平等，仅适用范围不同；3、法律取用由本地方自行负责，拒绝外来影响。
 
本段（3）谈大同社会的另一个特征：联邦制。
 
【原文】20.4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译文」谨慎地规范、度量权衡，审订法度，设立或废弃官职，让政令通行四方。复兴灭亡了国家，接续断绝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起用被废黜的、遁世的遗逸之民，天下的民众就会心悦诚服。
 
我的理解（4）：
禅让是解决世代更替的、分封是解决无以万方的。
年龄太大了，领导管不过来了，就要禅让；地方太大了，领导管不过来了，就要分封。
禅让过，（新）领导年轻了；分封过，地方小了。这时领导能管过来了，能管过来怎么管？
是呀，新的领导是“善人”、是“仁人”；他领导的也不再是“万方”、而是“百姓”。以明君而管小国，总要好管一点。
好管怎么管？我们先看第一段：“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
 
在《子路十三》章，我们谈到了立法权；在《雍也第六》里，我们也说过“为政的目的是大简，当官的终极是没官当”。
在“大同社会”，我们的主要管理方式是立法，不是行政！
首先，我们要谨慎地制定标准：权是称、量是斗，标准统一是我们一国存在的基础；没有统一标准就谈不上管理。
其次，我们要审定法规制度：立法为民，如果我们的法规不能保障民的利益，那法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同时，大同社会也只是“良性循环”，我们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而应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适合当时的法律。
第三，我们要修正或去除官位：大同社会，立法是“民代立法”，立法者是民，不是官；同时，官处在不停减少或改变的过程，这时的我们，要随时地改变或消除官位，以节约资源。
“四方之政行焉。”则是执法的“不走样”：立法近民生、执法不走样，两样同时达到，才能算“良性循环”。
 
现在，我们再拿“万方”与“百姓”、“四方”做个比较。
万方说明国大，百姓说明人少（与万方比较），四方说明地窄。这三组词合在一起，说明我们现在的国（与舜时比较），算是“小国寡民”了。
我们祝一国之君，往往祝他“万寿无疆”，但对于英明之主，则一定要牢记两点：国万寿、人不可能万寿，所以一定要记住禅让；国无疆、人的能力却有疆（边界、尽头），所以一定要注意分封！
 
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国就有边疆，于是，也就有了“疆外之地、化外之民”。
对于他们，我们该怎么办？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化外之民也是民，所以，他一定是哪个国家被灭、逃难过来的。
这时的我们，就要帮他们恢复国家，让他们在疆外之地、过上自己的幸福生活……
化外之民也是民，如果他没国，也一定有自己的祖先血统。
这时的我们，就要帮他们恢复血统，让他们在疆外之地、过上自己的幸福生活……
化外之民也是民，即使他们已经忘记了国家、续不上血统。
这时的他们，恢复不了国家、接续不了血统，那就帮他们选举出个领导，成立新的国家、宗族吧……
 
一个国家、一个兴盛的国家，对外扩张是必然的趋势。
无道之国，往往破国----以灭他人之国为乐；
霸道之国，往往夺地----以扩大自己的疆域为荣；
王道之国，往往争民----以万国朝拜作为荣耀；
而大同社会呢，却注重文化扩张----我们的荣耀，在于别人复制了我们的模式，并且取得了成功！
“天下之民归心焉”是说就连疆外之地、化外之民，也利用我们的模式成功，进而有了向心力……
 
本段（4）谈大同社会的内政和外政。
 
【原文】20.5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译文」所应重视的是：民生、粮食；丧葬、祭祀。宽厚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诚恳守信用就会得到人民的信任，勤敏就会取得成功，公平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就能够说服别人）。
 
我的理解（5）：
外政是内政的拷贝，所以，内政就是外政。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是内政的程序，那么，内政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人民生活要幸福（民）、社会经济要发展（食）、权力更迭要稳定（丧）、政府工作要报告（祭）。这、是我们的关注重点。
祭就是告诉制度：是领导向天地、向人们告诉自己的得失，以取得天地的庇佑、人们的拥戴。
注意，我们关注地并不是“国家有多大、军力有多强、金牌有多少”……
 
相对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宽容的、守信的、敏感的、公平的”社会。
社会宽容，则民宽心、有安全感，无疑会得到民的拥戴；社会诚信，民就容易相信别人，能够更坦诚地和别人交流；社会敏感就能够反应迅速，无疑能更快更好地解决问题；社会公平，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很少对社会不满……
 
本段（5）谈大同社会的重点及要求。
 
 
【原文】20.6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译文」子张向孔子请教说：“怎么样才能搞好政务管理？”孔子说：“尊崇五种美德，屏退四种恶政，就可以搞好政务管理。”子张问：“五种美德是些什么？”孔子说：“在上位的君子，能给百姓以恩惠，而自己却不耗费什么；役使民众，而民众却没有怨言；追求仁德，却不贪图财物；庄重矜持却不傲慢；态度威严却不凶猛。”子张问：“什么叫给百姓以恩惠，而自己却不耗费呢？”孔子说：“依百姓所希望获得利益的事，引导他们去做，这不就是给百姓以恩惠，而自己却不耗费吗？选择百姓想做又能做的事，让他们去做，他们还会怨谁呢？自己追求仁德而得到仁，还贪求什么呢？君子不管人是多是少，上级下级，都不敢怠慢，这不就是庄重矜持而不傲慢吗？君子衣冠整齐，目光端正、尊严，使人看见便产生敬畏，这不就是态度威严却不凶猛吗？”子张又问：“四种恶政指什么呢？”孔子说：“不事先教化便加杀戮，叫做虐；不事先告知情况，而突然要求成功，叫做残暴；命令下达很晚，却要求限期完成，叫做贼害；规定是要给人的，但在拿出手时却又很吝啬，这就是官僚主义。”
 
我的理解（6）：
前面说过“‘四方之政行焉。’是执法的‘不走样’，”我们又怎么去保证“不走样”呢？
为政就是行政，它包括执政和从政。执政在君“君无为”，所以，从政是“不走样”的重点。
五美是理想国对从政者的理想要求，这等会再说，我们先讲四恶。
四恶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我们说，在理想国，所有的最高领导都要禅让----也就是现代的竞选！
禅让和竞选本就一体两面，只是我们的关注点不同：从原领导下台的角度讲，是禅让；从新领导上台的角度讲，是竞选。----如果是领导指定某人继位，那就不叫禅让，叫传位。
我们不会把宋太祖黄袍加身看做禅让；也不会把乾隆传位给嘉庆看做禅让……
 
禅让看能力、责任归领导，再加上分封。这时我们的国绝对是一个扁平化的小国。
说小国也不全对，因为我们还会联合，联合起来就是大国了。周公语鲁公时，鲁国是小国，但合起来的周朝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了。不过我们鲁人的最高领导还是鲁公、不是周公。
这话很好理解：我国加入联合国几十年，估计没几个人认为我们的最高领导是联合国主席（秘书长）吧！
 
我们为什么选择扁平化，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敏则有功”。
一国之政，权在立法，立法的效率低下，众所周知。这时我们的选择通常两种：一是小国寡民，二是授权（于行政）立法。
秦以来的大国统治，往往是授权立法，这样敏是敏了，却往往会“陪臣执国命”。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有道之国的基础无非是四个字“宽、信、敏、公”。大国立法，“宽信公”可能达到，但很难“敏”。
授权立法，敏是敏了，宽信公呢？
 
我们说：“官凶民懦”，是无道的外在表现。但官为什么凶？民干嘛要懦？
“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一旦授权立法，官就有了立法权：法律官制定、法律官执行，这时候的官，还在法律之下吗？
胸怀利器，必生杀心。当官拥有了法律这把利器，又怎能不凶？当民的头上有个“破家县令”时，又如何不懦！
有人说“不还有立法”嘛？可前面说过“立法不敏”，以“不敏”对敏，效果可想而知。
 
我们把“授权立法”定性为无道，原因在于“宽、信、敏、公”四根柱，官只取其敏！
所以，与宽容相对，社会越发严苛……
所以，与信任相对，社会越发离心……
所以，与公平相对，社会越发不公……
所以，与灵敏相对，官倒是敏了，民却越发地冷漠麻木……
----这样的国只会向下、不会向上！
 
大同社会“小国寡民”，就让立法“敏”成为可能，也同时避免了无道……
在十三章我们谈了立法，也谈了听讼。
论语将国人分为三类：士、君子、小人。与士相对，君子和小人都是民。
君子立法是民代立法、君子听讼是民代司法，因为君子得到民的拥护----其实更该反过来说“得到民拥护的才是君子”。
这时的官将只有一项权力----执法权。
 
在理想国，仅拥有执法权的官是很难“以权谋私”的。
要想贪污，得有财权。可惜，财权（也就是食）在立法。
要想受贿，须能选择性执法或自由裁量。可惜，前者立法盯着，后者权在司法----也就是在听讼者（民）手中……
这时的官，也还能动手脚。他们能动什么手脚？我们要盯着什么？擦边球！
 
不教而杀谓之虐；
立法规定，某件事可做，但有限制条件。
当我们做这件事时，官的手脚来了：他们并不教我们如何满足限制条件，而是简单地说“不符合”，把这件事毙了！
一件好事，不教人把它做成，却以小的差错把它毙掉，这就是不教而杀。
 
不戒视成谓之暴；
好事不给人做，碰到坏事呢，却采取“放水养鱼”、“钓鱼执法”----在开始的时候坐视不理、甚至故意纵容，直到坏事做成了才开始执法、处罚，这就是不戒视成。
 
慢令致期谓之贼；
还有些是与时间有关的，比如一件事很急，我们就会限定官于某月某日前完成。可民急官不急，官非要拖着，直到最后的时刻才把事做完，这就是慢令致期。
 
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最后就是官僚主义，比如残疾人坐车，按规定可以半票，可售票员只认证件不认人，没残疾证就不给半票……
说官僚也不官僚，如果那残疾人好了（证还在），再坐车时，售票员就会“不认证件只认人”，还是不给半票……
售票员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不给残疾人优惠，想多收（也就是少付）那半票的钱！
这四种方式，即使有道也不可避免，所以我们要时刻盯紧！
 
官为什么会做“四恶”，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他们的价值取向与我们不同。
立法是民代立法，所以君子在立法时，要考虑民的满意度，也就是说要兼顾“宽、信、敏、公”。
司法是独立司法，所以君子在司法时，要“必使其无讼”，也就是说要兼顾各方的利益。
执法是“部门执法”，所以官在执法时，考虑的却不是各方的利益，而是自己一方的利益……
 
一件好事，做成了与官无益，做不成与官无损，所以官懒得教，直接毙掉。这叫不教而杀。
一件坏事，没做就管不出成绩，做成再管效果明显，所以官先养鱼、后逮鱼、实在不成就钓鱼。这叫不戒视成。
一件急事，急着办显不出官的重要，为显示威严，官拖着不做让你着急，让你去求他。这叫慢令致期。----注意，致期不是超期，是卡着最后的时间做。
一项政策，我们考核的是“社会满意度”，他们考核的是“费用支出额”；我们想着支付，他们想着节约（吝啬）。这就叫有司（官僚主义）。
 
再举个例子，就是日记门那个烟草局长。
韩寒说：他曾经得到烟草部门的表彰，原因是“让某地区的烟草销量增加一倍”。
我们成立烟草部门，目的是控制抽烟；烟草部门的价值取向，却变成了“增加销量”，与我们的宗旨完全相反……
我们为什么反对“陪臣执国命”？就是因为“陪臣们”有自己的利益追求，而他们的追求往往与“国命”相差甚远！
 
再说五美：
前面说过，在理想国，仅拥有执法权的官是很难“以权谋私”：财权（也就是食）在立法；自由裁量权（选择性执法权）在司法或立法……
这时候的官，被戴上了镣铐。他们很难“以权谋私”，却也很难“大展拳脚”。所以， “五美”看着简单，操作起来却很难！
 
惠而不费----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一个人、一个好人当官，肯定要让民得到实惠，这叫惠！
可一个社会、一个好的社会，当官也没有多余钱，简直没法费。
要惠、又要不费，这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无米怎么炊？借鸡下蛋呀——这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村口路坏了，每个人都想修、但凭个人的力量，根本没法修路。这时我们官来了，把大家组织组织，齐心协力把路修了……
在这里，路修好了、民得到了实惠，这叫惠；官也没花什么钱，这叫不费。
怎么能惠而不费呢？还不是借“民之所利”这只鸡，下了“利之”那个蛋！
 
劳而不怨----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
一个人、一个当官的好人，肯定要指使别人做事，这叫劳。
可一个社会、一个好的社会，官却没有权力指使民，这简直没法劳。
又要劳、又没法劳，所谓的“夹板罪”不过如此。
夹板罪怎么受？仔细分别呀——这就是“择”……
 
可劳，既包括可劳之事、也包括可劳之民。我们再举前面修路的例子吧……
路坏要修，这是可劳之事，我们没什么可以择的。但是，路要修多宽、多长、多结实？款要怎么募？要不要在旁边修建一个“善款捐献记念碑”等等？这些，都要我们去“择”。
同时，所有的事都是人做的，不可能一个人就把所有事安排得妥妥当当。我们要让谁、去做什么，这也要“择”。
一件“民所利”的好事，我们“利之”却往往不讨好，其根源就在于：我们没有“择”好……
我们说“道是良性循环、不是永恒存在”。好事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因为“修路是好事”、就认为它一好百好，而“没有择好”的“好事”往往是“民怨”的根源。
 
欲而不贪----欲仁而得仁，又焉贪？
选择权也是权，而且，我们无法把选择权从执法分支完全拿走。
再以修路为例：作为“民代立法”，我们可以决定修路，甚至可以决定修多长、多宽、多好的路，但立法不敏，总有无限细化的选择权、让立法无从下手……
所以，执法分支（也就是官）始终会拥有“择可劳”的权力。
 
有权怎么用？就要看官怎么想，想贪钱，他就会择“能送钱的人”，他就会择“能捞钱的事”……
我常说“金钱和财富不是一回事：财富能换来金钱，金钱却不一定能换来财富……。”
有人说“有钱有权，不如有个好老爸”，这话绝对正确，因为：权钱不一定是财富，好老爸却一定是财富！
末代君主，权钱都不缺，却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这就是权钱和财富的区别……
 “在者为物、用者为神”，当我们争权夺利时，我们一定要想“我们争的权、夺的利留干什么？”
我们无法用的权和钱，只会让我们变成它们的奴隶……
 
理想社会的官也贪，他贪的不是权力、是民心，所以要“据以德”——用现代话说，他贪的是选票，希望更多的选民、用选票把他送到更高的位置。
欲仁而得仁：当我们瞄准更高的位置、希望得到更大的权力时，我们一定要据以德，努力使更多的民推崇我、努力提高民对我的推崇度（民德归厚）……
理想社会的官也贪，他贪的不是金钱、是财富：他们知道“积善之家、留有余庆，积不善之家、留有余殃……”
欲仁而得仁：当我们希望为子孙后代、聚敛更多的财富时，我们一定要据以德，努力树立本人和家族的良好形象、努力使更多的人支持、同情、甚至照顾我们（留余庆）……

3. 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是什么意思？

“普世价值”的争论不是一个概念解读的问题，抽象地讨论“普世价值”的内涵没有多大意义，问题在于“普世价值”背后的动机。


>

宋鲁郑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的外交工具就以普世价值取代了过去的反共大旗。关于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经常挂在嘴上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等。且不说这些是不是公认的普世价值，仅就西方竭力甚至强行在当今世界推销，就十分令人起疑。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更要打一个问号。
  一、从东西方关系看普世价值
  1840年，西方凭借大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东西方也进入了全面交流时代。在这此后的一百多年间，西方在东西方关系上一直是处于支配地位，对中国更是极尽掠夺和欺凌之能事。甚至即使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西方的盟友和战胜国，也仍然无法避免西方对中国利益的侵占和出卖。众所周知，一战后，西方主导的"巴黎和会"把战败国德国在青岛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二战后，英国和美国更联手瞒着中国把东北利益出卖给苏联，英国甚至继续蛮横占据香港，拒绝交还中国。当面对这种只追求自身利益、毫无诚信而言的西方所推销的东西时，怎么可能让中国人相信是为了中国好呢？退一万步讲，即使这次西方真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是中国鉴于过往惨痛的历史，本着"吃一堑长一智"的古训，怎么可能毫无戒备地接受呢？
  其次，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与世界日益成为一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共同体；当面对经济危机时，还是命运共同体。然而，即便如此，当中石油于2005年收购美国一家陷入困境、规模也并不大的石油公司时--这是一件买卖双方都无异议、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商务活动，美国国会、美国政府却横加干涉，强力反对，认为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或者国家安全。一件单纯的商务交易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美国先进的科技和军事装备。然而，令人非常奇怪的是，何以西方当做价值核心的普世价值却没来由地大方得很，不但积极推销，甚至还要强买强卖。这和中国购买美国石油公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实在令人犯思量。难道石油公司比普世价值更重要？所以才导致西方宁可把普世价值推销甚至是免费送给中国，也要把石油公司留在手里甚至继续亏损也无妨？当然，如果从纯商务角度看，美国除了不卖给中国石油公司、高科技和先进军事装备，有一样东西是向中国大力推销的，而且是由美国的财长亲自到中国来推销，这就是美国的"两房"债券，也就是现在俗称的"毒债券"。至于后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所以，西方你不能怪中国对你的积极推销抱怀疑态度，甚至拒之于千里之外。毕竟，万一普世价值是两房债券，什么时候中国就毁在这上面也未可知。
  最为可疑的是英国。"民主国家"英国统治香港一百五十多年，就是不给香港人民民主权利。但就在中英双方签订香港回归的协定后，英国人突然对香港的民主热心起来。主动要推进香港的民主。显然，如果香港实行民主对英国有利的话，英国早就让香港民主化了。而当香港回归中国不可避免的时候，英国人才恍然大悟突然要搞民主，不惜违反中英两国所签协议的有关规定，不惜得罪中国，其司马昭之心就路人皆知了。于是乎，国际社会上出现了这样不可思议的一幕：一个西方眼里不民主的中国，仅仅在收回香港十年后，就释法推动香港特首直选；而一个西方眼里民主的英国，在统治香港一百五十多年间，居然一直拒绝在香港实行民主！当然，这件事上其他西方国家也同样可疑。为何英国统治香港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向英国施加压力迫使其实行民主？
  最后，在西方眼里，西藏是人权问题，台湾是人权问题，俄罗斯的车臣是人权问题，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也是人权问题。然而，何以西班牙对巴斯克大开杀戒不是人权问题，土耳其派军越境到伊拉克清剿库尔德人也不是人权问题，英国在北爱尔兰滥杀无辜还不是人权问题，魁北克被加拿大联邦取消公投权利仍然不是人权问题？就只因为他们是北约成员，是西方的一分子？！
  从东西方一百六十年历史看，西方主动式、强迫式地向中国推销的东西确实不少：初期有鸦片、治外法权、租界，现在则有"两房"债券和普世价值。前几样，已证明是毒害或损害中国，只有普世价值还待确认，也许已经吸取了众多经验教训的中国人民，已经不会再给西方一次机会了。
  二、从民主与自由、人权、平等的关系看普世价值
  如果我们再回到西方极力推崇的普世价值本身，即捆绑在一起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仍然令人疑惑丛生。因为从西方民主国家三百多年的历史来看，至少民主和自由、人权、平等并没有天生的必然关系，甚至是毫无关系。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宪政国家。但这个制度建立后却并没有带给人民自由、平等和人权。对内采用残酷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同时立法禁止失地的农民乞讨--连乞讨的自由都被剥夺--只能被迫成为新生的工人阶级，在没有任何劳动保障的环境下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八个小时，所得甚少。更别说政治上的选举和被选举权。这个时候的英国民众可以说是完全的无人权、无自由状态。对外则通过殖民掠夺、武力扩张、贩卖黑奴积累了庞大的肮脏财富。当爱尔兰被强行并入英国后，发生严重的饥荒，英国不但不救助，而且阻止其他国家的援助。甚至在灾荒最严重的几年间，爱尔兰仍然大量向外输出粮食。在长达二百多年的时期，英国人民别说什么人权，就是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受到威胁。随着财富的增加和下层民众的强烈抗争，民主制度下的英国才慢慢不得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扩大选举的范围--从过去的贵族、有产者向城市男性劳动者、农村男性劳动者、21岁男性和女性扩展，最终于1921年才实现了普选。英国妇女作为最后一个得到选举权利的群体，是在付出暴力、绝食、自杀等代价以及在一战时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后才得到的。瑞士则到上世纪70年代才给予女性投票权，实现了西方所宣扬的普选。
  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革命中诞生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响彻云霄。然而，推翻了王室、僧侣和贵族统治的资产阶级，立即成为新的特权阶层。曾同为第三等级的下层人民转而成为被镇压和盘剥的对象。当然，和英国一样，在一百多年过后，随着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的暴力反抗，这些民主国家不得不做出让步，建立保障体系，扩大选举权，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模样。
  美国独立时喊得最响的就是"人人平等"。然而包括华盛顿在内的众多开国之父们大多是奴隶主，蓄有黑奴。美国内战时，打着废奴旗号的林肯总统，他的夫人家里就是养黑奴的大家，而北方的军队就被拥有众多黑奴的格兰特将军率领（颇为反讽的是，南方军统帅罗伯特·李反而没有黑奴）。在刚开始通过的美国宪法中，居然没有人权条款!而就是在这部宪法中，在南方奴隶主的要求下，在众议院按人口比例选举议员，南方蓄奴州的黑奴（在当时是按奴隶主的固定资产来看待的，不交税，没有投票权）按3/5的人口数计算。美国独立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英国和法国原始积累的一幕再现美国。这期间，对所有的工人罢工一律镇压。现在的"八小时工作日"和"五一"劳动节就是芝加哥工人用鲜血换来的。二战后，美国已成为全球头号强国。然而，美国国内仍然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所有的公共场所，甚至教堂、墓地都要分黑人、白人。于是，无法忍受的黑人长达十多年间，用暴力或和平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终于在1965年得到了公民权和选举权。而女性记者可以参加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也是在肯尼迪时代才实现的。
  纵观西方民主三百多年历史，民主确实和自由、平等、人权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西方为什么要歪曲历史，把民主和自由、人权、平等挂起钩来，是非常需要打一个问号的。至于西方把包装起来的普世价值当作为谋利的外交工具，就更有违普世价值的本意了吧。

全文在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902/687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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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五十度灰》评分并不高，但为什么这么火？

《五十度灰》评分不高，很火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剧情并不好，只是内容比较迎合观众的口味，对一个电影的评价并不是因为看得人多就好的，而是要看整个剧的整体，包括内容深浅、剧情的走向以及演员的演绎程度等等多个因素决定的。



里面虽然演员也演的很到位，但是还是难以抵消掉没有剧情这一缺陷，除此之外剧里面也有很多bug的出现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比如说女主一边说着自己接受不了男主的SM观念，但是还是一度想要感受一下是什么样子，感受完自己还受不了的跟男主吵架。



《五十度灰》是由萨姆泰勒约翰逊执导，杰米道南、达科塔约翰逊、卢克葛莱姆斯、维克多罗塞克等主演的爱情片于2015年2月13日在美国上映。该片改编自英国女性作家EL詹姆丝所写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名纯真的女大学生安娜塔希娅史迪尔采访企业家克里斯蒂安格雷而与其结识的故事。



扩展资料：
角色介绍
1、克里斯钦格雷演员 ：杰米道南
青年企业家年轻有为的高富帅总裁，过着西装领带、私人飞机那样杯酒人生的奢华生活。他无法抗拒女大学生安娜塔希娅的美丽和独立个性。不过他起初还是忠告安娜塔希娅要远离自己。可是作为一个拥有跨国生意、巨额财富和爱家庭的成功男人。
2、安娜塔希娅史迪尔演员： 达科塔约翰逊
文学系学生清纯的校报记者。她为了完成一篇校报采访，结识了英俊聪明的青年企业家克里斯钦·格雷。两人初次见面即弥漫暧昧气息。但很快她就发现格雷喜欢SM，得知真相的她在爱与痛的边缘之间不断挣扎，结果不断发现自己不为人知的阴暗面。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五十度灰

5. 鲁迅的存在,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什么意义？

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杰出的代表，鲁迅没有局限于一己的人生设计，而是以特立独行的方式，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在一些作家、艺术家正为个人名利苦斗的当下，鲁迅的文化选择对当前文化发展的第一个启示是文艺家的社会责任。
1、“以民为本”的悲悯情怀。鲁迅虽然是个性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变成绝对的个人主义者，普通大众始终是他文学活动的关注核心。鲁迅的创作一直是以广大民众为本位的，与社会地位最低下的农民保持着血肉联系，将他们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不幸作为表现的对象。
作为充满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鲁迅并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传统社会的阴暗面和旧式文明的残酷性，并在对苦难现实的否定中为普通民众寻求生存的理想境地。
2、“反抗绝望”的理想信念。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特殊的精神个体，作家的社会责任意识要求他们应当通过自己的创作为每个人创造一种生存的希冀，哪怕自己的生存境况如何艰辛，也应该拒绝现实诱惑，为自己的民族擎起一座航行的灯塔。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鲁迅的作品虽然也流露了浓厚的绝望情绪，但是他仍然相信“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
正是在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中，鲁迅发现了支撑中华民族生存的精神力量。
3、“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鲁迅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饱受外族入侵的时期，面对灾难深重的中国，鲁迅没有逃避，而是做出了最有价值的人生选择。他既可以为了国家的未来而“肩住黑暗的闸门”，也可以为了民族的希望而“我以我血荐轩辕”，将自己的血肉之躯融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之中。


扩展资料：
鲁迅的人物评价：

1、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2、金良守（韩国文学评论家）：“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3、法捷耶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Fadeyev，苏联作家）：“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他又评价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
4、郭沫若（诗人、学者）：“鲁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鲁迅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鲁迅的当下意义

6. 试论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

1、鸦片战争的启蒙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一林则徐为首的地主阶级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文化技术的强大，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
2、戊戌维新时期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思想家群体走在了时代前列。维新派文化自觉的关键词是“变”。“变法”是维新派的政治理想，也是文化抉择，体现了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理性思考。
3、　辛亥革命时期
他们的文化自觉是对中国传统性和西方现代性予以双重反思后的产物。一方面，他们吸收和继承了人类当时最为进步的思想学说，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就集结了中西文化的精华。
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近代中国文化自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

扩展资料：
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其基本含义是指中国文化由古代转化到近代。具体来说，是由基本封闭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联系的。
从定孔子与儒学为一尊的，压抑个性的古代文化，转变为开放式的，与近代民主制度相联系的，自由与兼容的，鼓励个性发展的近代文化。
对于像中国这样有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这个转化过程是相当长期和复杂的。
中西文化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差异比较问题，更不是简单的孰优孰劣问题。重要的是从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中认识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认识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从而发生深刻的文化自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社会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