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前期用什么货币

1. 袁世凯前期用什么货币

袁大头。
1912年4月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北洋政府鉴于当时铸币、纸币十分复杂，流通的中外货币在百种以上，规格不一，流通混乱，折算繁琐，民众积怨，同时也想借助货币改制以解决军费问题，便决定铸发国币。袁世凯为了提高自己的统治地位，趁机把他的头像铸于币面，“袁大头”由此而来。1914年2月7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形式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规定国币种类有银币4种（壹圆、中圆、贰角、壹角）、镍币一种（五分）、铜币五种（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国币以壹圆银币为主币，总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26.86克），含纯银六钱四分八厘（23.9024808克），以银九、铜一（后改为银89，铜11）铸造。正面镌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铸嘉禾纹饰与币值。《国币条例》公布同年先在天津造币厂铸造“袁大头”壹圆银币，后在南京、广东、武昌等造币厂陆续铸造。因袁大头壹圆银币币型划一，成色、重量有严格规定，很快受到了社会认同和接受，在国内金融市场上逐步取代了清朝的龙洋，成为流通领域的主币。[1] 
“袁大头”的铸造量很大，仅南京造币厂在民国四年二月至民国五年的近两年时间内，就达379819210元。还有资料介绍，仅壹元“袁大头”就铸造了75000万枚，民国三年的“袁大头”至少到1929年还在铸造，新中国在1949-1951年为满足进军西藏的需要也铸造过“袁大头”。
“袁大头”银币的正面图案，中间为袁世凯戎装左侧面像，民国3年版的上方为“中华民国三年”，民国8、9、10年版的为“中华民国*年造”；背面图案均是两株交叉的稻穗，中央为“壹圆”、“中圆”（伍角）、“贰角”、“壹角”字样，后几种上方分别有“每二枚当一圆”、“每伍枚当一圆”和“每十枚当一圆”的字样；该系列币分别重26．6克、13．3克、5．3克和2．6克；成色分别为89%、84．5%、80．4%和82．5%；该币的外环主要是直齿边，另外，还铸有少量工字边和花齿边。在该系列币中，民国3年、9年、10年等一元币较为常见，民国八年的则较少些。但是，在民国三年的“袁大头”中，袁世凯“签字版”则出类拔萃地被收藏爱好者所钟爱。一类是民国三年天津造币厂试铸的意大利制版人的英文签字版；另一类是袁世凯的左侧面像后颈部位的签字版(大写英文L·GIORGI)。以上两类（5种）均为样品币，未曾正式流通使用，所以存世不多，目前几类图书上所标参考价均为5万—10万元。

2. 袁世凯银元的货币制造

 在此期间，新币铸造计划并未停止。财政部准备按照《国币条例》，令天津造币总厂及南京、武昌等造币厂开铸国币一元银币，但是负责发行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认为新币与旧币成色不同，价格自难统一，推行不易。按规律，新币成色若高于旧币，反易被旧币驱逐，清末发行的大清银币就因此被大量熔毁。当初制订《国币条例》时，以为可以获得币制借款，能够迅速回收旧币，改铸新币，所以规定新币价值较高，既然借款无望，也只能加以变通。于是财政部议决改从原北洋造银元标准，成色八九，公差仍为干分之三。这一改动虽与《国币条例》不符，但它使新币可以分期、分区陆续推行，是新币发行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新币式样亦经大总统袁世凯核准，新银币一面摹镌大总统袁世凯侧面肖像和造币年份，另一面雕印嘉禾花纹，中间刊有一圆、中圆、二十分、五分等字样。1914年12月24日，天津造币总厂首先开铸新银主币，接着南京、武昌等造币厂也开始铸造，191 5年1月新币开始发行。新银元因有袁世凯头像，一般称为“袁像币”，又有“袁大头’’、“袁头”、“大头、“袁像等俗称，且各地俗称不同，在西安称之为“大头洋”，在成都、重庆称之为“人头洋，万县俗称“老壳’’，长沙俗称“光洋。虽然“袁大头”银元上标有铸造年份，但并没有每年启用新钢模铸造。后来天津造币总厂按规定赶制注有“中华民国八年造字样的祖模，因受一战影响钢料缺乏，一再辗转迁延，等到祖模设计完成时已届年末，不得已又改刻“中华民国九年造”币模。据侯厚培著《中国货币沿革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记载，当时市面上流通最多的是民国三年造、民国八年造和民国九年造三种银元。银元流通的时代，自然有掺和过多铜质或铅质的假银元，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别银元真伪的方法，只要拿一块钱敲另一块钱的边缘，真的铿锵有声，假的会发出木木然的哑声。或者用两指捏住银元中心，甩口唇向银元边际一吹，真的会发出很轻微而悠长的“殷一般的银笛声，假的则没有。银钱业的从业员点数大宗银元时，左手拿成叠的银元陆续推出，右手拿一块银元依次敲响左手银元的边，边敲边听，听到声音不好的就剔除出来加以鉴定。小商店的伙计们则会把这一块钱向厚木的柜面上一扔，声音清脆的就收下，声音发木就要求客人换一块。“袁大头发行以后，在重量、成色上有严格的管理，每星期都要抽样送财政部化验，中国银行公会也可随时派员化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委托各造币厂铸造“袁大头”时也要随时抽送化验，对于不合格者均随时熔毁，绝不迁就。因此，“袁大头”一进入市场，就信用昭著，深受商民欢迎。曾为袁世凯总理财政的梁士诒回忆，天津造币总厂开铸“袁大头”后的最初九个月，每日铸造量达30万元，使得“袁大头迅速流通开来。此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经与上海钱业公会协商，于1915年8月1日取消洋厘之．“龙洋”行市，代以新币“袁大头，于是“袁大头通用范围由北方而扩展到南方。1919年7月5日上海钱业公会又取消“鹰洋行市，“鹰洋”势力被彻底废除，“袁大头的地位大大提高，成为全国通用且为中外商界所认可的唯一主币。 张勋复辟失败后，1917年7月，梁启超又在段祺瑞内阁出任财政总长，提出“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的八字方针。对于币制改革，梁启超仍坚持主张先在白银的基础上统一货币制度。为了推行币制改革，梁启超听从熊希龄的建议，一面以缓付五年的庚子赔款发行5000万元公债，一面两次向日本借款1450多万元，想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把北洋政府的财政引上良性循环的轨道。然而，段祺瑞政府军费开支急剧增加，每年缓付的1300万元庚子赔款不得不拿来充作军政开支，币制改革无从进行，梁启超上任不足四个月即悄悄离京，漫游欧洲去了。“袁大头银元开始发行不久，币制委员会鉴于新币与《国币条例》规定不符，建议修订该条例，以确定新币的国币地位。同时，该委员会还认为《国币条例》纯粹采用银本位，与金本位毫无关系，如果不设法做些准备，恐怕永远不具备采用金本位的条件，所以主张试铸金币。1918年8月，财政总长曹汝霖负责制订了《金券条例》，准备在日本的支持下发行金券，遭到全国上下和英、法、俄等国的联合抵制，被迫取消。在《金券条例》取消后，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龚心湛、财政次长李思浩又提出币制计划大纲，拟通过借外债推行金本位制。1919年天津造币总厂铸造了袁世凯金币，分为十元和二十元两种，上有“民国八年字样，此外还有一种十元的袁世凯洪宪纪念金币。因数量较少，时局动荡，袁世凯金币的历史作用十分有限。此后，以金汇兑本位制芍目标的币制改革偃旗息鼓，暂告一段落。 “袁大头在中国货币史上的出现，是银元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多年铸造，“袁大头数量增多，流通渐广，虽僻处边陬，也有其踪迹。到1920年3月，天津造币总厂及各分厂大约共计铸成“袁大头”银元三亿八千多万元，另外还铸成一些五角新银辅币。“袁大头银元的通行将“鹰洋、“龙洋”渐渐从市面挤出，促进了银元的统一，为“废两改元”准备了条件，是我国近代货币史上划时代的成就，在近代中国货币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3. 民国时期有发行袁世凯铜币吗？

有
1914年2月7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形式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其主要内容是规定钱币的铸造发行权归民国政府所有，原先的各个官局所铸造发行的1元银元，由民国政府兑换并改铸，在一点的时期内，承认它们的价值等同于国币1元的价值。国币中的主币是1元银元，其重量是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材质是银占90%，铜占10%，以后就改为了银占89%，铜占11%，一枚成品银元的重量是7钱2分。规定国币种类有银币4种（壹圆、中圆、贰角、壹角）、镍币一种（五分）、铜币五种（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正面镌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铸嘉禾纹饰与币值。《国币条例》公布同年先在天津造币厂铸造“袁大头”壹圆银币，后在南京、广东、武昌等造币厂陆续铸造
银币的正面图案，中间为袁世凯（均为光头）戎装左侧面像，上方为“中华民国×年”；背
“袁大头”银币的正面图案，中间为袁世凯（均为光头）戎装左侧面像，上方为“中华民国×年”；背面图案均是两株交叉的稻穗，中央为“壹圆”、“中圆”（伍角）、“贰角”、“壹角”字样，后几种上方分别有“每二枚当一圆”、“每伍枚当一圆”和“每十枚当一圆”的字样；该系列币分别重27克(七钱二，即7.2×3.75=27)、13．3克、5．3克和2．6克；成色分别为90．4%、84．5%、80．4%和82．5%；该币的外环主要是直齿边，另外，还铸有少量工字边和花齿边。
在该系列币中，民国3年、9年、10年等一元币较为常见。在民国三年的“袁大头”中，袁世凯“签字版”则出类拔萃地被收藏爱好者所钟爱。一类是民国三年天津造币厂试铸的意大利制版人的英文签字版；另一类是袁世凯的左侧面像后颈部位的签字版。以上两类（5种）均为样品币，未曾正式流通使用，所以存世不多。
民国
民国建立后，中央财政几乎有出无入，财政危机十分严重。当时中央政府可能采取的筹款办法主要有三种，即增税、借债和发行纸币。政府最初主要依赖外债，然而借债要还，终非长久之计。从短期来说，发行纸币亦不失为敛财妙法，只是纸币是银元的代表者，是兑换券，若没有银元的充分准备和广泛流通，纸币信用亦难确立。孙中山、黄兴曾主张发行不兑换纸币，其根本仍在于整理银元、统一银元和纸币发行权，否则将如袁世凯、熊希龄所言， “全国骚然，危亡立见。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币制改革已是刻不容缓——“袁大头"银元正是基于此而诞生的。
民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其解决根本在于整理财政，而币制为财政之总枢，统一币制成为当务之急。欲推行币制改革，必先确定本位。当时普遍认为采用金本位和金汇兑本位为大势所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时任财政总长的陈锦涛向大总统孙中山提出币制纲要六条，主张采用金汇兑本位制。无论是金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都需要有相当的黄金储备，但中国的黄金储备少得可怜，无论如何满足不了需要。另一方面，当时国内流通着大量白银，如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这些白银该怎么处置?显然，陈的建议并不具备现实基础，在这个时候实行金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还为时过早。
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继续谋求币制改革。1912年秋，政府在财政部下设币制委员会为筹议币制机关，还聘请了正在访华的荷兰货币金融学博士卫斯林为名誉顾问。曾被清政府度支部聘为顾问的卫斯林向币制委员会提出了《中国币制改革刍议》，主张在采用金汇兑本位制之前，应暂时并用金汇兑本位和银本位两种制度。 1913年春，币制委员会设专任委员，详细讨论币制改革方案，在金、银、金银并甩三种意见中争论不休。最后，币制委员会拿出的报告书中，还是将金汇兑本位制列为首选，而弊多利少的银本位制则被弃置一旁。

银元替代
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国民政府下令停铸“袁大头”银元，改铸总理新币，俗称“孙头"(或称“船币")o此后国内就通行“袁大头"和“孙头"两种银元，其成色基本相同，可以通用.
“袁大头"通行之后，生银流通渐少，从百姓日常使用、完粮纳税，到官款出入都改为银元。尽管如此，银两制度仍保留下来，内地各省尚有以银两为通用货币t 的，通商大埠商业往来还是习惯使用银两，国际收支更是如此。在上海钱庄和银行汇集之区，每天清早可以见到行庄的老司务(即工役)背上负着一个黄藤笆斗，漆上了钱庄名称的黑字，里面盛着银元，互相递解，数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铁框厚木箱解款，宝银多是装成箱，大约60锭一箱，结算后用人力或车力运送。

4. 袁世凯银元的币制发展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鉴于中国市面流通的全是外国银元，奏请自铸，力谋抵制。经清政府批准，1889年广东银元局开始试铸，1890 年发行流通于市面，因其背面铸有蟠龙纹而被称为“龙洋”。自广东之后，湖北、直隶、安徽、浙江、奉天、吉林等省也纷纷设厂铸造，所铸银币统称“龙洋”。 “龙洋流通渐广后，清政府遂下令将龙洋作为法定货币行使，完粮纳税，都能通用。然而各省铸造银元，却和当初铸造纹银一样，不仅重量和成色不能统一，数量上也难以控制，．加剧了货币的紊乱，改革币制遂成为清末朝野反复议论的重要课题。 1909年清政府公布《币制则例>，规定采用银本位，并鉴于银元已经广泛流通，以元为货币单位，统一铸造重量七钱二分、成色千分之九百的大清银币，以期取代各省龙洋。1910年度支部又奏改币值调查局为币制局，以此为督理币制机关。但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因急于用款，不仅加工赶铸银元，还滥铸铜圆，滥发钞票和军用票，币制更加紊乱。 民国建立后，中央财政几乎有出无入，财政危机十分严重。当时中央政府可能采取的筹款办法主要有三种，即增税、借债和发行纸币。政府最初主要依赖外债，然而借债要还，终非长久之计。从短期来说，发行纸币亦不失为敛财妙法，只是纸币是银元的代表者，是兑换券，若没有银元的充分准备和广泛流通，纸币信用亦难确立。孙中山、黄兴曾主张发行不兑换纸币，其根本仍在于整理银元、统一银元和纸币发行权，否则将如袁世凯、熊希龄所言， “全国骚然，危亡立见。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币制改革已是刻不容缓——“袁大头银元正是基于此而诞生的。民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其解决根本在于整理财政，而币制为财政之总枢，统一币制成为当务之急。欲推行币制改革，必先确定本位。当时普遍认为采用金本位和金汇兑本位为大势所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时任财政总长的陈锦涛向大总统孙中山提出币制纲要六条，主张采用金汇兑本位制。无论是金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都需要有相当的黄金储备，但中国的黄金储备少得可怜，无论如何满足不了需要。另一方面，当时国内流通着大量白银，如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这些白银该怎么处置?显然，陈的建议并不具备现实基础，在这个时候实行金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还为时过早。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继续谋求币制改革。1912年秋，政府在财政部下设币制委员会为筹议币制机关，还聘请了正在访华的荷兰货币金融学博士卫斯林为名誉顾问。曾被清政府度支部聘为顾问的卫斯林向币制委员会提出了《中国币制改革刍议》，主张在采用金汇兑本位制之前，应暂时并用金汇兑本位和银本位两种制度。 1913年春，币制委员会设专任委员，详细讨论币制改革方案，在金、银、金银并甩三种意见中争论不休。最后，币制委员会拿出的报告书中，还是将金汇兑本位制列为首选，而弊多利少的银本位制则被弃置一旁。

5. 袁世凯银元的币制局

为了能实行《国币条例》，袁世凯政府又于1914年3月8日设立币制局，任梁启超为总裁。梁启超在旅居日本时就认识到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把币制改革看得相当重要，当时刚从司法总长位上辞职的他对袁世凯政府仍抱有幻想，所以欣然接受了币制局总裁一职，希望在币制改革上有所建树。梁启超于3月10日开局就职，以满腔热情撰写和起草了一大批改革币制金融的条例、办法和文章。在币制改革的观点上，梁启超与熊希龄意见一致，即先用银本位作为过渡，整理并统一国内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