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俄密约事件的第二次密约事件

1. 朝俄密约事件的第二次密约事件

 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过去一年后，第二次事件又起。穆麟德的离开并未使高宗和闵妃停止联俄的步伐，自袁世凯到任后，全面强化对朝鲜的控制与干涉，他在釜山、仁川、元山三港派出中国代理商务委员，加强对朝鲜通商口岸的管理；又时常出入宫禁，监视王室，引起了闵妃集团的不满。汉城又风传金玉均将联合日本浪人入侵江华岛，人心骚动不安。恰值此时，俄国首任驻朝公使韦贝尔于1885年10月6日（即袁世凯送回大院君的次日）抵达汉城，朝鲜王室内恐有中国支持的大院君夺权，外惧日本支持的亲日派卷土重来，唯有向俄国求助一途，于是便迅速和韦贝尔相互勾结起来。就在10月15日韦贝尔谒见朝鲜高宗的当天，高宗就迫不及待地向俄国表达好感：“诸事商于贵政府，一切仰仗事甚多”，还问：“兵舰常驻仁川耶？何时可来？” 公然展现出亲俄的姿态。虽然俄国政府采取谨慎态度，并未派军舰来仁川，但朝鲜没有因此放弃引俄拒清的政策。当时中、英、俄深陷巨文岛事件中，各国互相牵制，尤其是远东地区俄英争霸的背景，使得朝鲜的局势十分复杂。在这种状况下，发生了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进入1886年以后，朝鲜的亲俄派不断抬头，事大党势力衰落，高宗“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为耻” ，闵妃也“厌讳藩属”“尤忌华干预” ，故高宗和闵妃成为亲俄派的后台。亲俄派以闵妃外戚为首，另有洪在羲（后改名洪启薰）、金嘉镇、郑秉夏、赵存斗、全良默、金鹤羽（出身俄国朝侨）、蔡贤植（通俄语）等近臣策应。此外，高宗还将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时被发配的金光训、申先郁等秘密释回，策划新一轮“朝俄密约”，尤其是申先郁的妻子，因懂俄语，遂成为闵妃与俄国驻朝公使馆的联络人，闵妃还让她教外戚闵致宪之妾俄语。除此之外，闵妃还与韦贝尔的妻子及小姨子孙泽（德国阿尔萨斯人）过从甚密。袁世凯于1886年7月初略知朝鲜王室又在酝酿引俄，但未明其详。 当时，朝鲜事大党大臣、兵曹判书兼亲军右营使闵泳翊因事去中国，1886年7月上旬返回朝鲜，而后高宗和闵妃便把联俄的秘密任务交给他。但是闵泳翊并不支持联俄的做法，多次诤谏而无果，最后在1886年7月25日向袁世凯告密，称朝鲜又准备与俄国签订密约。 此后几日又来见袁世凯数次。第二次朝俄密约至此浮出水面。袁世凯并未立刻决定采取手段，而是等密约文件出笼后再行动。8月5日，袁世凯致电李鸿章，斥责力主附俄之金嘉镇、郑秉夏诸小人，并谴责一心“背华自主”的国王李熙，建议清政府抢在俄国之前“先派水师，稍载陆兵，奉旨迅渡，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次以数千兵继渡”。 而他在暗中已与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相勾结，准备立他的长孙李埈镕为新王。 李鸿章接报后，已有安排海军快船去朝鲜海面“操巡”的打算，但因局势并无明显变化，故未立即采取重要措施。醇亲王奕譞也认为事情相当难于把握，曾有“既难无题作文，又虑棋着落后” 的感慨。朝鲜王室的引俄活动仍在继续。1886年8月5日，闵泳翊奉命去拜访韦贝尔，和韦贝尔交谈了四个小时。闵泳翊告诉韦贝尔，国王对袁世凯很不满，袁世凯的举措己经影响到“国王的权威和国家的富强”；国王认为“朝鲜不是为中国而复兴，所以中国政府通过自己的代理人阻碍一切改革行为……在所有的国家中，只有俄国能把朝鲜从绝境中解放出来”；国王认识到“和俄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是国家发展与和平的唯一出路。”韦贝尔没有答应由闵泳翊转达的朝鲜国王要俄国保护的请求，他建议朝鲜要避免“和中国关系破裂”，并认为，如果俄国答应了朝鲜的请求，“中国会利用俄国在乌苏里地区军事力量的虚弱，吞并朝鲜。” 8月9日，闵泳翊又把国王和领议政沈舜泽钤印的求俄保护的“密约”交给韦贝尔。 闵泳翊奉国王命令联系韦贝尔并非亲俄，而是“阳顺引俄议，而阴密通华” ，袁世凯亦得知韦贝尔正往俄国方面发去长电，料定是“密约”，故在袁世凯盘问下，闵泳翊于8月11日交出了“密约”抄稿。抄稿写道：“密启者：敝邦偏在一隅，虽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君主深为耻闷。今欲力加振兴，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国辖制，惟不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有唇齿之势，与他自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政府协力，默允竭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大君主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他国有所威胁，望贵国派兵舰相助，期以妥当，深所景仰贵国也。肃此仰布，统希雅鉴，敬颂勋安。大朝鲜开国四百九十五年丙戌七月初十日，奉敕内务总理大臣沈舜泽，致大俄国钦命大臣韦阁下。”  当时中朝之间的电线发生故障，故袁世凯于8月11日连发的五次电报至8月13日才被李鸿章收到，至此朝鲜引俄之谋完全暴露。李鸿章感到事态严重，一面致电驻俄公使刘瑞芬，请其探商俄国不要接受朝鲜的请求；一面致信醇亲王奕譞。李鸿章在信中指出，“今事虽秘密，机缄已露，碍难迁就。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但中国派兵应慎重，因而打算派曾在朝鲜管理电报的陈允颐以查看电线为名赶赴朝鲜，与袁世凯、大院君密商废黜高宗之事。如果大院君有能力发动政变，诛灭亲俄派，可于政变后向中国请兵，稳定局势。然后再考虑是否请旨派钦差大臣赴朝，废国王立新君。 奕譞将李鸿章的主张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于8月17日降懿旨，指出现时情事未定，应先做好防俄的军事准备，并酌调兵轮到朝鲜海面游弋，等陈允颐和刘瑞芬将办理情况电告后，再请旨办理。 其后吴安康、丁汝昌率南北洋军舰大部出动，游弋朝鲜，以壮声势。就在清廷高层紧锣密鼓地筹商之际，袁世凯也采取行动，与朝鲜撕破脸皮了。袁世凯于8月14日就“密约”一事向来访的朝鲜署理外务督办徐相雨提出严厉的质问。徐相雨惊恐万状，归告国王。袁世凯一不做二不休，旋即邀请内署及诸营将来其官邸宴会，席间厉辞责问“密约”之事，并持一捏造的电报称中国已决定出动金州七十二营来朝鲜问罪，不日可到。朝鲜官员满座皆惊，纷纷离席入告国王。其后民心惶惶，高宗大恐，派领议政沈舜泽、右议政金宏集及内外诸臣接踵到袁世凯处辩白，表示国王和政府对此事均不知情，肯定是小人假造。袁世凯表示：既然国王及政府不知情，就应将文稿索回；如系假造，就应查办作假者。又恐吓朝鲜诸臣说：“圣朝东顾，义尽仁至，何负于朝鲜？有此一举，显系背华。如天朝震怒，将兴大师问罪，未知韩何以应？！” 而后又与大院君共谋，并让大院君入宫向高宗及闵妃等人痛陈利害。大院君“入宫执王手大哭，并泣奏大王大妃” ，此举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与废君联系起来的。朝鲜高宗是奉大王大妃赵氏（神贞王后）旨意入承大统，而大院君的“泣奏”当是以历史上燕山君、光海君以大妃（贞显王后、仁穆王后）名义所废之先例来恐吓高宗，导致宫中哭声一片，唯独闵妃佯装淡定地说：“索回文凭即可无事，华虽百万兵，何恸之有？” 当时袁世凯的叔叔袁保龄亦吩咐袁世凯“朝（鲜）之君臣既不认帐，此时此事即可宕延下去，一字不必提，专心做构乱召变文字，以便韩有民变，石老（指大院君，号石坡故称石老）可借词出头，中国可借题发兵”。 可见袁世凯勾结大院君所策划的废君政变即将出炉，再加上清军军舰相继东渡，朝鲜局势可以说到了千钧一发的程度。 其后的事态发展依然是朝鲜坚称绝无求俄保护之事，并多次向韦贝尔索回文稿，韦贝尔感到非常恼火，声明绝无“密约”文稿可给，并指责袁世凯不应过问此事。 在袁世凯的淫威下，朝鲜政府还于8月16日将金嘉镇、赵存斗、金鹤羽、全良默4名亲俄“小人”下狱治罪，以示解决问题的诚意 ；袁世凯则一面持续对朝鲜施加压力，一面催促李鸿章赶紧“派大员率兵查办”，即派人带兵来朝鲜行废立之举。 但李鸿章仍按既定计划，等刘瑞芬和陈允颐分别调查之后再作定夺。1886年8月22日，驻俄公使刘瑞芬来电报告，称俄国外交大臣倭良嘎喱（Александ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Влангали）表示“未闻朝有求保护之事。” 李鸿章当日复电刘瑞芬，嘱咐他向俄国外交部声明：“如有此事，即作废纸。”俄方同意。与此同时，以查看电线名义来朝的陈允颐则报告“该处（朝鲜）中外人心慌惑，韩甚惧有兵至。李昰应势力已孤，不敢多事” ，对袁世凯联合大院君废黜高宗的计划持否决态度。此时高宗于8月20日派去天津说明真相的闵泳翊中途溜到香港，不肯作证，查明“密约”真实性的线索遂中断了；而日、俄、美等国亦对袁世凯逼迫朝鲜索回“密约”文凭的粗暴行为表示不满，再加上李鸿章接到了刘、陈二人的报告，遂决定了结此事。1886年8月25日，慈禧太后根据李鸿章、醇亲王等人的意见降下懿旨：“俄外部既称实无此事，韩廷已拿匪治罪，且允备文申叙，非国王政府所知，前文可作废纸等语。有此两节，此事即可不再穷究”。 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结束。事后，朝鲜高宗于1886年9月派外务督办徐相雨去中国，分别向北洋和礼部表明“朝鲜无异志”，清政府则晓谕朝鲜国王亲贤臣、远小人。袁世凯亦在1886年9月底向高宗面呈“谕言四条”、“时弊十款”，力劝其改革内政，固依中国；又作《朝鲜大局论》，指出朝鲜对华向背之得失利害，断言朝鲜非依靠中国不足存。此后直到甲午战争，朝鲜政府再无引俄之举。俄国则通过1886年秋李鸿章-拉德仁会谈及1887年2月、1888年5月的两次远东问题特别会议上确立了维持朝鲜现状的不干涉政策。 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疑点很多。最大的疑点便是韦贝尔所收到“密约”的真实性。朝鲜高宗一直坚称密约不存在，若有必是伪造；袁世凯则认为密约存在，朝鲜是在抵赖；韦贝尔虽然对外表明没有密约之事，但他的确收到过密约。而这个密约的真实性在当时即被人怀疑，如朝鲜政府的美籍顾问德尼在事件发生时就指出这是英国人捏造的；而据英国驻朝领事庄延龄（E.H.Parker）致朝鲜海关总税务司美国人墨贤理的密信中披露，所谓的“密约”乃是英国前任驻朝领事贝德禄（E.C.Baber）一手炮制的。而他的目的正是通过挑拨中、俄、朝之间关系，借中国之力赶走俄国、控制朝鲜，为英国继续占领巨文岛制造借口。 若果真如此，袁世凯和李鸿章被英国人耍的团团转，竟然起了废君的念头，使中朝关系降至冰点。好在李鸿章等决策者谨慎处理，没有按袁世凯怂恿的那样兴兵废君，才使事件得以平息，免为英国人所利用。所以墨贤理评价道：“看来袁世凯在这件事中并不是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反而变成人家（指英国）戏弄的傀儡。” 但是英国伪造“密约”一说，只有庄延龄的孤证，故亦难下断语。德尼则在1886年11月就第二次朝俄密约的真伪问题谈到：“英国从两年前就不顾朝鲜的多次抗议，占领了巨文岛，之后又持续向中国建议撤销朝鲜王朝政府，将其并入中国。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就撤销政府是不可能的，所以袁世凯就开始为此制造借口。他指责国王写下了要求俄国保护的信函并加盖国玺，且承诺找出证据，而令他狼狈的是后来事实证明那是一份伪造的公文。估计或者是他自己写的，或者是别人拿给他看，他又愚蠢地当真了。” 即认定袁世凯才是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的始作俑者，甚至推断密约可能就是袁世凯本人伪造的。另外，此次密约的关键人物——闵泳翊的行动也是疑点。事实上，与韦贝尔直接联络、求俄保护的正是他本人，向袁世凯告密的也是他本人。而告发高宗与闵妃联俄的做法关系到他所属的闵妃集团的生死存亡，且其行动自相矛盾，难以解释。袁世凯在当时就推测闵泳翊如此矛盾行为的动机有如下几种可能性：一是闵泳翊见朝鲜国王与亲俄派决心引俄，自知诤谏无效，便假装执行联俄政策，但暗地却请求中国解决；二是当时朝鲜国王的本来目的是先挑拨他国与中国争斗，趁中国力不能支再来引俄，闵泳翊便想趁着中国还有力时先引俄，使其在中国干预下平息下去；三是闵泳翊也是亲俄派，他在引俄时先试探中国态度，如果中国不过问便继续进行下去；四是闵泳翊与朝鲜亲俄派政斗，便假意顺从其引俄之谋，但却密通中国，借助中国之手铲除亲俄派。 如果与前面所提及的英国领事贝德禄伪造密约一事结合来看的话，第二次朝俄事件也有可能是出于闵泳翊的计谋，他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与贝德禄合谋，假称或利用国王命令去见韦贝尔，并交给他假密约，然后再向袁世凯告密，但没料到袁世凯不仅限于铲除亲俄派，更要废黜国王，因此闵泳翊十分尴尬，遂远走香港，拒绝出面作证。1887年袁世凯又招闵泳翊回朝鲜商议废君，结果闵泳翊不仅告发了废君阴谋，还与袁世凯彻底反目，此后滞留中国不返。然而闵泳翊的动机到底如何，因缺乏史料佐证，也无法明确地弄清楚了。

2. 朝俄密约事件的介绍

朝俄密约事件是指19世纪80年代朝鲜王朝和俄罗斯帝国签订秘密条约的历史事件。朝鲜在“甲申政变”后为避免卷入中日纷争，便寻求俄国的保护，以牵制中国和日本两国（尤其是中国），引发了朝俄密约事件。朝俄密约事件分为两次，第一次发生在1885年，关键人物是穆麟德；第二次发生在1886年，关键人物是闵泳翊。两次事件都在朝鲜的宗主国中国清朝的干预下作罢。朝俄密约事件反映了列强在朝鲜半岛的角逐以及中朝关系的微妙变化。

3. 朝俄密约事件的影响

朝俄密约事件的实质是列强在朝鲜半岛的角逐的体现，并且与同时发生的巨文岛事件构成了这一时期远东地区俄英争霸的缩影。朝俄密约事件牵涉国家非常多，朝鲜、俄国、中国、英国、日本都不同程度的卷入了这场事件，这说明了那时的朝鲜已经沦为各大国的争夺之地。然而，所谓的“朝俄密约”（尤其是第二次），仍是捕风捉影的产物，历史学家对于到底有无书面密约仍无定论。但有两点是肯定的：第一，两次朝俄密约事件不管是事实还是传闻，都是沙皇俄国“南下政策”和朝鲜王室出现亲俄倾向相结合的产物；第二，两次朝俄密约事件的发生对当时中朝的宗藩关系产生恶劣影响，使中朝关系发生严重波折，加剧了朝鲜对清朝的离心。对于俄国来说，两次朝俄密约事件只是俄国进军朝鲜的起步，尚未发展到侵略或干涉的地步。如果说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中的俄国还有一定主动性的话，第二次则完全是被动卷入的。事后俄国也确立了维持朝鲜现状的不干涉政策，直到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后，俄国势力才全面渗透朝鲜，开始同日本争夺朝鲜半岛。而朝鲜的积极性则比俄国强得多，但由于中国的干涉和俄国的消极，才在两次朝俄密约事件后暂时对俄国断念。中国表面上平息了两起风波，但朝鲜王室并未放弃自主之路，他们稍后又去寻求美国帮助，于是引发了派使西国之争（朴定阳事件）。甲申政变后，朝鲜高宗进行了朝俄密约事件等一系列“背华自主”的外交活动，但均都遭中国干涉而未达目的，而高宗遇事不敢负起责任，每每矢口否认，推诿臣下，导致他的威信降低。时人评述：“上凡于外交之事，始出独断，而一或溃裂，辄委咎于下，故任事之臣首鼠不肯戮力”。 另外，因为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所引发的严重事态，闵妃受到惊吓而害了场大病，朝鲜官民亦抱怨闵妃集团引俄招来这么多麻烦。

4. 朝俄密约事件的背景

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富有扩张性的国家，自彼得大帝以后，俄国对外扩张方向主要是西方。但到了19世纪以后，沙皇俄国的扩张逐渐力不从心了，19世纪50年代，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其锋芒开始移向东方，侵入中亚并鲸吞了中国黑龙江流域大片领土，甚至成为了朝鲜的近邻；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虽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在同年召开的柏林会议中遭到西欧列强的遏制。于是俄国开始把目光投向亚洲，于是便有了俄国的“南下政策”、“亚细亚使命”等说法，引发中日等远东国家的警惕。同时英国也害怕俄国的南下妨碍其在亚洲的既得利益，故对俄国全力遏制围堵，从而在亚洲形成了俄英争霸的局面。然而俄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最开始并不积极，因为俄国在新开拓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立足未稳，同时又希望维持朝鲜人的偷渡与朝俄走私贸易以促进远东地区生的巩固与开发，而与朝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无疑会减少偷渡和走私的状况，所以俄国无力也不愿在朝鲜进行扩张。但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俄国的对朝政策发生变化，开始尝试与朝鲜缔约建交并向朝鲜渗透。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以后，俄国驻华公使布策（Евге́ний Ка́рлович Бю́цов）曾请求清朝重臣李鸿章出面斡旋朝俄建交，防范俄国南下的李鸿章并拒绝了俄方的要求。随后俄国政府委派其驻中国天津领事韦贝尔（Карл Иванович Вебер）负责与朝鲜的缔约事宜，并赴滨海边疆州考察与朝鲜的贸易状况，最后得出结论称与朝鲜的合法贸易刻不容缓；而俄国舆论亦不断呼吁在朝鲜半岛分一杯羹，外交大臣吉尔斯（Николай КарловичГирс）则强调：“帝国必须尽快（与朝鲜）签订条约，在第一时间内取得和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 由此沙俄势力开始进入朝鲜半岛。当时的朝鲜王朝原本在中日的影响下对俄罗斯的扩张感到十分恐惧。而自1882年“壬午兵变”以后，朝鲜就处在中日两国的竞争之中，并为中国实际控制，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及掌握实权的王妃闵妃虽然表面上接近中国，但内心对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并不放心，逐渐想到依靠俄国保护。尤其是1884年“甲申政变”后，日本国内与中国开战的呼声甚嚣尘上，朝鲜王室对此十分担心。为避免中日战火的侵扰，朝鲜统治阶级部分人士便打算寻求俄国保护。另一方面，朝鲜王室也受到了民族意识的影响，并非真正的“事大党”，内心深处想摆脱中国的羁绊，而投靠俄国正是脱离中国的好办法。此时朝鲜国内出现了以韩圭稷为首的亲俄派，他们向高宗进言说中日都不足依赖，而俄国“据天下形胜，为天下最强，为天下最畏”，故力主引俄自卫。 高宗受其蛊惑，于是朝鲜开始谋求和俄国接近，而首先便是谋求与俄国建交，在这一点朝俄两国可谓不谋而合。但是，在中国政府的严格管束下，朝鲜的外交很难有所作为。一个人为朝俄两国的沟通打开了门路，他就是中国政府派去朝鲜的德国人——穆麟德。穆麟德在1882年底受到李鸿章之托，任朝鲜外务协办兼总税务司，控制朝鲜的外交和海关。然而，穆麟德却背叛清朝，对内一再对高宗和闵妃鼓吹“引俄拒清”，对外则暗中促成朝鲜与俄国的接触。在穆麟德的积极撮合下，朝鲜和俄国竟能瞒天过海，于1884年7月7日背着朝鲜宗主国清朝私下缔结了《朝俄修好通商条约》。此事引起了清朝的不满，穆麟德在条约签订后不久就被叫去天津问话，7月23日重返朝鲜。但穆麟德并未因此悔改，甲申政变以后，穆麟德背华投俄的活动更加频繁，终于导致了“朝俄密约事件”的发生。

5. 日俄密约的第三次

第三次日俄密约于1912年7月8日签订于彼得堡，共三条，主要划定日俄在中国内蒙古和东三省西部的势力范围，要点为：展划第一次密约分界线，从洮儿河与东经122度交点起，界线沿交流河和归流河至归流河与哈尔达台河分水岭，再沿黑龙江省与内蒙古边界至内﹑外蒙古边界末端，线南北分属日﹑俄势力范围。以北京经度116度27分划内蒙古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属日本势力范围，西部属俄国势力范围。这次密约使日俄进一步把侵略势力伸入内蒙古，更加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主权。

6. 日俄密约的第四次

第四次日俄密约是1916年7月3日在彼得堡签订的第三次《日俄协议》的秘密部分。俄国为应付欧洲战争，并保住侵华权益，急需与日本结成同盟，以便从日本得到武器和其它援助。日本则担心大战后西方列强重返东方，与其进行争夺,也要求与俄国结盟。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密约共六条，主要内容是：两国为使中国不落入任何敌视日俄的第三国政治势力之下，必要时开诚协商，制定办法，以阻止这种情势发生。缔约国一方如与上指第三国宣战时，另一方一经请求，即予以援助，两缔约国在未得彼此同意之前，不得单独媾和。实行军事合作的条件及方法，由两国主管当局确定。本约有效期至1921年7月14日止。这次密约和公开的协议将日俄势力范围从中国东北和内﹑外蒙古扩大到整个中国，并准备相互以武力支持来“保卫”其侵华权益，从而日俄正式结为军事同盟。

7. 日俄密约的第一次

第一次日俄密约是1907年7月30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一）在俄国的彼得堡签订的《日俄协议》中的秘密部分。共四条。主要内容是：将中国东北三省划分为南满和北满两部分，分属日本和俄国势力范围；两国协议不在对方势力范围内谋取特权，亦不阻挠对方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寻求特权。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现存的政治关系，“不阻挠此种关系之继续发展”；日本承认俄国在中国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不加任何干涉。附款划定了南满﹑北满的分界线。该线从俄﹑朝边界西北端起，分别以直线连结珲春﹑镜泊湖极北端和秀水甸子，再沿松花江至嫩江口﹑溯嫩江至洮儿河上游与东经122度交点止。第一次日俄密约是日俄勾结的第一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酝酿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之一。日俄依据该约实际上瓜分了中国东北及外蒙古和朝鲜，中朝两国蒙受了严重损害。

8. 日俄密约的第二次

第二次日俄密约是1910年7月4日（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八）在彼得堡签订的《日俄协议》中的秘密部分，是第一次日俄密约的补充和发展。1909年美国为染指中国东北，提出“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由中国向列强借款，赎回东北境内的所有铁路，以打破日俄对东北铁路的垄断（见诺克斯东北铁路“中立化”计划）。日俄为共同对抗美国而达成秘密协议。密约共六条，主要内容是：两国进一步确认第一次密约所划定的势力范围和两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的特殊利益，并互相担保不以任何方式阻碍对方在其势力范围内巩固及发展特殊利益。如两国特殊利益受到威胁，缔约双方将采取联合行动或提出援助，以捍卫上述利益。这次密约具有明显的军事同盟色彩。它加快了俄国侵略中国北满﹑蒙古和新疆等地的步伐；使日本加强了在南满的地位，并得以放手吞并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