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央银行运行机制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

1. 美国中央银行运行机制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联邦储备局以「独立」和「制衡」为基本原则。在制衡方面，该局的七名理事（包括主席、副主席在内）悉由总统提名，并需经参议院同意。对于货币政策的决议，如调高或调低再贴现率，采用合议兼表决制，一人一票，并且为「记名投票」，主席的一票通常投给原本已居多数的一方。总统固然可以掌握理事与主席、副主席的提名，但一经参议院通过，任期长达十四年，最多可能历任五任总统。 
至于独立性方面，FED以人事独立与预算独立最为人称道，除理事会之外，另外还设有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FOMC），负责较长期的货币决策并依据外汇指导原则、外汇操作之授权作业与外汇操作程序进行外汇操作。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的强势地位，美国联邦储备局在外汇市场的干预行动尤受汇市瞩目。日元因贸易顺差而大涨时，日本央行如果要成功干预汇市，最好获得美联储的协助和配合。 
联邦储备局也是制定美国货币政策的首脑机关，1993年10月起，美国经济景气快速攀升，有引发通膨之虞，多亏时任联邦储备理事会主席格林斯潘（Green Span）在不顾民意及政治压力下，连续七次调高重贴现率，使美国经济软着陆成功，免于通货膨胀的威胁。

2. 简述美国中央银行的发展历程

　　美国没有中央银行，他的执行机构叫美国联储局，该机构，不受命于任何政党,也不受任何机构的影响。
　　（Federal Reserve，Fed）成立于1913年，由全美12个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组成，美国联储局的主席相当于中央银行的行长。该委员会的核心是联邦储备理事会，其7名理事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批准，任期可长达14年。美联储的主要决策机构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该委员会共有12名成员，由7名联邦储备理事会理事和5名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组成。1913年起至今，美联储一直控制着美国的通货与信贷，起着“最后的借款人”的作用，并运用公开市场业务、银行借款贴现率和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比率三大杠杆调节经济。

　　美国最早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机构是1791年获批的美国第一银行和美国第二银行。1837年至1862年间的“自由银行时代”美国没有正式的中央银行，而自1862年至1913年间，一个(私营的)国家银行系统起到了这个作用。

　　美联储是由美国国会在通过欧文·格拉斯法案(Owen-Glass Act,又称联邦储备法案)的基础上建立的，由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3年12月23日签字。

　　美联储基本上通过公开市场运作操控联邦基金利率又称过夜利率来贯彻货币政策。这是一个银行互相支付过夜借款利息的利率。其交替影响最低贷款利率后者通常高于联邦基金利率大约3个百分点。最低贷款利率是银行向其最好客户提供贷款的利率。

　　低利率通过降低借贷成本来刺激经济活性，使顾客和企业采购和建设更加轻松。高利率通过增加借贷成本来放慢经济发展。

　　美联储通常每次调整联邦基金利率0.25或0.50个百分点。

　　美联储的主要任务是：
　　管理及规范银行业
　　通过买入及售出美国国债来执行货币政策
　　维持一个坚挺的支付系统
　　美联储不能发行美国国债

　　现任美联储管理委员会成员为：
　　艾伦·格林斯潘，主席
　　小罗杰·富古森， 副主席
　　Edward M. Gramlich
　　Susan Schmidt Bies
　　Mark W. Olson
　　Ben S. Bernanke
　　Donald L. Kohn

3. 简述美国中央银行的发展历程

中央银行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57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这个时期中央银行不具备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的职能
第二阶段：从二十世纪30年代到二十世纪80年代.这个时间大多数国家中央银行都兼容着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两项职能，其联动耦合效应得到充分释放。
第三阶段：从二十世纪80年代至今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家把金融监管职能从银行分离出来出现了单独对银行监管机构。

4. 美国银行危机，告诉我们银行业是整个经济的核心体系

小时候，大家都玩过多米诺骨牌，每天玩的不亦乐乎。其实在金融市场中也存在多米诺骨牌事件，而且破坏力极强，传染性极大。不少人羡慕美国的经济生活，其实这就是围城思想，没有真正了解美国的经济生活。
 
 
 
 1930年，美国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银行危机，在这场银行危机下，先后有9800家银行破产。9800家银行是什么概念？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商业银行的实缴注册资本为5000万人民币，美国的经济损失不言而喻。
 
 
 
 
    
 
  
        
  
 
 
 美国的经济一路高歌猛进，在外国人的严重，美国的经济十分繁荣，令人向往。然后在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股市产生巨大泡沫，人们的信心再也无法支撑股票市场的泡沫了，股市开市大幅下跌，直接跌到令人崩溃。
 
 
 
 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银行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闭，美国人意识到了，灾难开始了。当时的美国银行将大量的资金投入了证券市场，股市的大幅下跌给美国银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市场上关于银行倒闭的流言四起，储户纷纷前往银行取钱，很多上商业银行没有倒在证券市场中，而是倒在储户取款的过程中。
 
 
 
 
    
 
  
        
  
 
 
 这种恐慌向疫病一样开始传播。1930年，美国倒闭了1350家银行；1931年，美国倒闭了2300家银行；1932年，美国倒闭了1450家银行；1933年，美国倒闭了4000多家银行。1933年3月，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宣布全国银行停业。
 
 
 
 从美国银行危机中可以看出，银行业是整个经济的核心体系，银行危机具有传染性强、破坏性大等特点。一旦发生银行倒闭事件，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5. 美国政府权力的扩张，美联储：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美国政府权力的扩张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获得了美联储控制权之外，美国政府对经济金融与工业在其他方面的控制权也逐渐扩大。  
     
  
  
  “一战”后期的1916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法》授予总统“直接采购包括任何供应来源的战争物资”和在必要时征用工厂的权力，并授权总统任命一个工业动员委员会。同年8月，国会通过的《军事拨款法》授权成立由陆军、海军、内政、农业、商务和劳工部长组成的国防委员会负责协调工业和资源，并成立一个国防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其全部7名成员由总统根据国防委员会的推荐直接任命。被总统任命为顾问委员会成员中有很多人是金融与工商业巨头：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总经理丹尼尔·威拉德、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哈德逊 汽车 公司副总霍华德·科芬、西尔斯百货公司总裁朱利叶斯·罗森沃德、费城德莱克塞尔研究所所长霍利斯·戈德弗雷博士、劳联主席塞缪尔·冈珀斯、芝加哥美国军医学院秘书长富兰克林·马丁博士。战后的1918年3月，威尔逊总统改组战时工业委员会，任命伯纳德·巴鲁克为该委员会主席，并赋予该委员会直接听命于总统的权力。战时工业委员会管辖工业原料的调配、生产，工业品和军需品的采购等。 
  
  表面上看，这些金融家、铁路巨头和企业主控制了政府的各个战时机构。其实，这些选出的委员维护的都是国家与政府的利益。比如在战争期间，政府需要将每一吨钢铁都用于支持军事，但钢铁企业老板却想从政府身上大发战争财。1917年9月21日，战时工业委员会在华盛顿召集了一个与美国钢铁巨头的65名经理人员协商价格的会议。刚开始，钢铁企业提出了远高于政府期望的价格。战时工业委员会就此发出威胁：“如果钢铁业由于价格已经固定而不愿意全力合作的话，那么，战时工业委员会就将采取必要的步骤接管钢铁厂。”最后钢铁企业只能乖乖就范。 
  
  1917年5月，战时工业委员会要求 汽车 大亨削减生产以降低民用 汽车 对钢铁的消耗量。福特公司抱怨政府因战争需要而牺牲了 汽车 业，并将责任全部推到战时工业委员会身上。但在政府的强迫之下，包括福特在内的所有 汽车 企业只能服从政府，不仅削减 汽车 产量，还将一半的生产能力转产大炮、卡车、坦克、航空发动机和飞机等，为政府提供军需品。  
     
  
  
  财大气粗的杜邦家族也曾被政府宰过一刀。1917年年底，陆军部与杜邦公司签订了一份让该公司承建纳什维尔无烟火药工厂的合同。无烟火药在当时属尖端技术产品，只有杜邦公司和赫克勒斯公司能够生产。尽管这两家公司大规模地增加了生产能力，但仍远远不能满足美国政府和盟国对无烟火药的需求。政府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和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市附近的尼特罗镇开始兴建两个无烟火药工厂。当陆军部与杜邦公司之间关于承建纳什维尔工厂的合同签订后，战时工业委员会要求必须取消这份合同，绝不能让政府出钱而杜邦公司却白白赚取6000万 7000万美元的利润。战时工业委员会威胁杜邦公司，如果杜邦不向政府在建的工厂提供技术援助，那么政府将在民间专家的协助下独立建设这座工厂。结果，陆军部取消了与杜邦公司的合同。与此同时，巴鲁克委托美国著名矿业工程师丹尼尔·杰克林全权负责尼特罗工厂的建设和运营。杰克林在9个月的时间内便将尼特罗火药工厂建成，并于1918年9月生产出了该厂第一批无烟火药。1918年1月29日，杜邦公司迫于无奈只能与杰克林签订了提供技术援助的合同，仅得到20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补偿。战时工业委员会完全将火药生产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比如作为火药原料的硫黄在当时的市价是每吨35美元，而政府采购价格却只要每吨22美元。 
  
  美联储：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一战”还让美国政府对海外资本输出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在“一战”之前，像英法这样的国家都是以私人资本在国外的投资为先导，直接军事占领自然资源丰富的落后国家与地区或与之签订不平等协议保证私人资本的投资利益。即便在发达国家，国债也是以铁路、矿藏、银行和工商业的资产为担保被外国私人投资者持有。因此，以前的国际金融控制权主要掌握在如罗斯柴尔德、巴林和摩根这样的私人金融家手中。但“一战”却改变了这种情况。 
  
  “一战”让欧洲参战国的直接损失达到了2090亿美元。战争的全部费用消耗了英国32％的国民财富，法国为30％，意大利为26％，美国仅为9％。如果不是美国的贷款，包括英国在内的协约国所有国家都无法承担这种不创造财富的战争损耗。在美国参战前，协约国向美国私人金融家借债35亿美元来购买美国军火武器。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征用或转卖本国公民拥有的美国资产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需品，向美国人出售了价值近40亿美元的铁路债券、普通股和其他证券来换取美国军火，结果有75亿美元的净资产转移到美国人的手中。 
  
  美国政府对欧洲国家的贷款却让私人金融家的借贷黯然失色。“一战”之初，美国政府卑鄙地诱惑欧洲国家上钩。当时，美国政府暗示协约国政府，不需要考虑贷款的还本付息条件，大胆地借款即可，只要打败德国及其盟国，贷款问题都好商量。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对欧洲国家执行了财政援助制度，尤其是对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给美国以巨大无偿援助的法国。在美国公众的支持下，法国收到价值1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的援助，这激励法国政府通过向美国政府借款的融资方式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备。法国人以为这些借款实质上不过是国家同盟之间的援助，最终会不了了之。欧洲很多国家都像法国那样迅速落入美国政府的贷款陷阱。1917年，美国政府借给欧洲国家的钱才30亿美元，但到了1921年，协约国欠美国政府高达120亿美元的债务。 
  
  “一战”结束后，美国却并未像先前暗示的那样无须欧洲国家还款或少还款，而是要求欧洲国家的欠债连本带利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地统统归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无耻地解释说，美国不是欧洲国家的盟友，而是一个合作者。因此，美国提供的不是财政援助，而是贷款。于是，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的名义贷款转化为政府之间的债权关系。 
  
  不仅是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存在债务债权关系，“一战”还使一个国家的政府欠下了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巨额的债务，比如欧洲大陆的国家都欠英国政府的钱。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债务在1923年时高达280亿美元。1921 1925年，美国国债占到总额达45.9亿美元的债券市场的78.9％。英国发行的债券中的60.5％是政府债券，其中在纽约发行的有36亿美元，在伦敦的有近20亿美元。以1英镑兑5美元的汇率计算，在伦敦发行的外国政府债券仅占协约国之间战争债务的7％，尽管不到盟国之间的全部战争债务加上德国的赔款义务的2％，但却远远超过了1921 1925年间在伦敦的11亿美元的由私人金融家发行的债券。这些数据表明，“一战”后，政府已经从私人金融家手中接过了国际债务的控制权。 
  
  当然，国际债权主要集中于美国政府手中。美国与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策略完全不同。英、法、德等国以军事占领或胁迫落后国家与地区作为基础，为私人资本争夺海外利益与国际金融主导权。而美国的对外贷款， 主要通过战争债务方式以政府借贷为主要工具，流向欧洲那些工业化水平与 科技 水平比自己更发达的国家。 
  
  美国国际金融资本从零散的私人金融家转移到政府手中。国际金融资产集中于美国政府手中，而不是集中于不同的私人资本集团手中。政府不仅要考虑金融利益，还要把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综合在一起，从战略高度来控制与调整金融体系。换而言之，政府要考虑所有金融与工业寡头 整体的长远利益，而不是为某一个金融集团谋取短期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私人金融家受到管制，以服务于美国政府所认为的合适目标。这样的政府不仅将积聚超大规模的国际金融资源，而且将通过外国政府向它们的公民，包括它们的统治阶层借款和征收债权税。换而言之，美国政府正逐渐变成世界警察，而美联储也逐渐变成全世界的中央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