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当年有钱又有名，为什么看见闰土过得那么惨却不帮一下他？

1. 鲁迅当年有钱又有名，为什么看见闰土过得那么惨却不帮一下他？

一直不明白，鲁迅不穷，甚至还可以说是有钱人，他为何没有帮助贫困潦倒的闰土呢？
鲁迅小时候，周家在绍兴是名门望族，是大户人家，鲁迅的爷爷周介孚在朝中做大官，他们家可是有钱人家，否则闰土和父亲也不可能给鲁迅家当长工。鲁迅和闰土，也是闰土的父亲章福庆带着闰土（章运水）来鲁迅家帮工干活时认识的。当时，鲁迅算是一个城市里的少爷，对乡下的事一无所知，是闰土告诉了鲁迅，乡下有沙滩，有贝壳，有瓜田，冬天在雪地里捕鸟，夏天手拿钢叉看护瓜园，如果猹来偷瓜吃，用钢叉奋力一刺，猹很狡猾，它摆了一下身体，反而从胯下逃走了。于是，在少年鲁迅的脑海里，这个赤色脸庞、戴着银项圈的少年，在皎洁的月光下，手拿钢叉，向一只猹用力刺去，猹一转身，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回到故乡时，鲁迅发现这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故乡，物是人非。那总爱顺走他家物件的隔壁杨二嫂，令他很是作厌又窘迫。他满以为谁都可以变，但他的闰土哥一定不会变，以后他们再次相逢时，他还能问问小哥，还有没有猹来偷西瓜吃，那跳鱼儿还能不能抓……
别的乡人他一个也认不出来，可唯独闰土，明明已经有接近三十年没见过面了，当他颤巍巍走进周家的正堂时，鲁迅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怀着满心的激动，喊了一声“闰土哥”。


鲁迅当时的内心很复杂，有悲哀，有无奈，有惋惜，有怜悯，有心痛。他真的没想过，小时候那个天不怕地不怕，勇敢阳光的少年，竟然也被生活折磨成这般模样了。
而他与闰土短暂相处了一天，便又告别，之后的十多年里，直到他们各自去世，也再没有相见过，但是鲁迅的心里却一直对这件事情很介怀，不然不会写出《故乡》，还用着大量的篇幅描述与闰土的过往。
认识闰土的时候，鲁迅13岁，闰土15岁。周家年关忙着祭祀，章福庆把闰土也带到周家来，让他帮忙看护祭祀用的器具，两少年就这样认识了。孩子们的观念里是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的，他们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鲁迅对闰土世界里的一切都感觉好奇，这个脸庞紫红、头戴毡帽的少年给了鲁迅不一样的新鲜感。可惜的是，过了几天后，活不忙了，闰土就在父亲的呵斥下，一脸不情愿的回去了。闰土和鲁迅分别的时候，是依依不舍的，但没有办法，他们家都是下人，是鲁迅家的长工，在章福庆的思想中，早失去了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烂漫，他把闰土带回家，家里还有活让他干。

其实，鲁迅先生当时不帮闰土，原因有好几个。
第一点：当时的鲁迅其实生活很结据，自身难保
鲁迅的一生都是在奔波中度过的，前半生在日本，后半生在躲难。因为他的文章，让当时很多领导者看他不顺眼，总想着除之而后快。看上去有工作，有稿费，实际没什么结余，而且他还总要拿自己的钱贴补一大家人，甚至帮很多有志青年。
当时回家乡接母亲，不仅家里的老宅子要卖了换钱，家里不要的家具他也一并提出要卖，而不是送。如果真是有钱，哪里用得着在意这些小东西。据说他与二弟闹僵，就是因为二弟媳妇花钱太厉害，他实在是承受不了。



第二点：闰土虽然穷，但出于尊严，并不一定会接受他的帮助。
他与闰土之间是有着异常珍贵的童年友谊的，而这是基于二人在心中对等的前提。送点家里不要的东西给他，他愿意收，因为这不是施舍，是好友之间的馈赠。就好像闰土来家里看鲁迅时，明明自己穷得揭不开锅，却还是带来了一包青豆一样。他是不愿意白得鲁迅的好处的。
第三点：当时的鲁迅算是个危险人物，他不愿意与谁太过亲近。
我们现在说鲁迅先生有多伟大，多了不起。可是当时他在统治者的眼里，就是个应该喊打喊杀的角色。如果与闰土走得太近，谁知道当他离开后，会不会有人欺凌他呢？



第四点：当下的社会状态就是如此，不是鲁迅一个人可以改变。
再次见面后，闰土说了自己有六个孩子，种的粮食一大半都要交租，吃不饱穿不暖，各种天灾人祸。当时又逢乱世，哪怕想要个稳定的工作都很难。即使鲁迅能帮他，可能帮他做什么呢？是给他一点钱，还是帮他找一份工作，又或者是安排好他的子女？
钱拿不出来多得，他的关系都在上海北京，闰土家的孩子都是地道的农民，他就是想帮，也无从下手啊。而当时的老百姓个个都是这样的惨状，鲁迅又能真的帮到谁呢？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写文章，从根源上改变这个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地帮上闰土。

2. 鲁迅家为何落魄？

1823年，鲁迅家里出了一件大事，这场风暴彻底毁掉了周家的安乐世界；从此和平与安宁被败落与苦难代替了。这场灾难来源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周福清应亲友之求，同时也是为了儿子周伯宜而去贿赂乡试的主考官，不幸的是事情败露而被关进大牢，家里每年要花大笔钱去通融，于是全家收入的钱财都来填这个无底洞了。几年下来，周家钱财花完了，也就破落了。

3. 鲁迅作为大文豪，当时他的工资只有三百多，到现如今是多少钱？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来改成了周树人。浙江绍兴人，出生于1881年，他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人物。那么作为大文豪，他的工资有多少呢？据记载当时鲁迅先生的工资是三百五十万大洋，到现如今是多少钱呢？

我们从购买力上分析，民国时期一块银元购买的大米抵得上如今一百块钱购买的大米，所以鲁迅三百五十块大洋折合成现在的价值大约有三十五万元。鲁迅当时花不到一年工资买下阜成一家小四合院，面积相当于半个篮球场，而且是在西城的内环。而数十年后的北大教授要在北京买一套商品房需要花一辈子时间。因而当时鲁迅先生的工资应该是几十万了。

再从工资上比较， 那个时期在北京人均月收入大约是为十五块银元，而如果现在北京市居民月收入按七千元标准算折算，鲁迅先生的三百五十块大洋大约相当现在人民币十六万元；如果折算成年薪将近二百万元。由此可以知道当时鲁迅先生的工资在现在也不算低了，尤其购买力是很高的了。

然而据记载当时民国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可达400-600大洋，副教授也有260-400元现大洋，而当时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月工资才8块大洋。鲁迅先生350块大洋的工资在当时的教授阶级中其实也并不太高。由此可以知道在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收入水平相当的高了，这也是民国教师工资的缩影。也可见民国对于教育的重视。

4. 鲁迅是谁？他平生干了哪些事？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1898年，18岁的鲁迅，揣着慈母多方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寻求新的出路。他先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又改入路矿学堂。在求学期间，鲁迅开始接触物理、数学、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并阅读外国文学与科学著作。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更给他带来了一阵惊喜，他从《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里，接受了一种自强、自立、自主的人生哲学，同时强烈地感受到在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华民族的危机。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两年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希望毕业以后回国救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在仙台，他虽然也遇到了像教解剖学的藤野严九郎先生那样关心自己的老师，但也不时受到歧视；特别是有一次课堂里放映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看到一个替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旁边竟站着一群中国人在围观。鲁迅受到极大刺激，由此觉悟到医治精神上的麻木比医治身体上的病弱更为重要，改变中国第一要著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推文艺。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他和朋友们热烈地讨论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并于1903年、1907年、1908年公开发表了第一批论文，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于1909年回国后，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才在朋友的鼓动下，提笔写了《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小说通过一个“狂人”之口，对几千年的旧传统提出了大胆的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鲁迅一发不可收，连续写了多篇小说，后来编为《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后来对自己的创作追求作过说明，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始终关注的是“病态社会”里的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贫困，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吃人血馒头的精神的愚昧。在《故乡》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穷，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鲁迅同样严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时期独战多数的英雄，在强大的封建传统的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鲁迅还说过，他写小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许多痛苦的记忆，使他不能忘却。于是，当年在日本幻灯片里所看到的那些围观的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称之为“看客”)，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孔乙己》里，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举人残忍地打断了腿)，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围观着取笑他；在《祝福》里，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去听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求点刺激。而这些人在听厌了之后，又立刻唾弃，对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们就是这样鉴赏着他人的痛苦，这不仅是麻木，更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酷。而在《药》里，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怀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信念，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却急急忙忙赶着去“看”他被杀，茶馆里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为闲聊的谈资。先驱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与流血牺牲，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表演。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读者不难感觉到，鲁迅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说正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如此无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开拓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毒害与咀嚼。 

最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这种“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特点的，无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国的读者也就永远记住了，并且永远摆脱不掉这位头戴毡帽的阿Q。鲁迅在他身上发现的是“精神胜利法”：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的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以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类)发泄，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来，也是做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因为鲁迅，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说的结尾，阿Q在走向法场前的一瞬间，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样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高声一叫：“救命……”所有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被震动了。小说后来翻译成多种外文，许多外国读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发现了阿Q，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表示，阿Q让他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或许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部“为人类写作”的作品，它不仅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鲁迅的《呐喊》《彷徨》不只是以“表现的深切”震撼人心，而且以“格式的特别”吸引了广大读者。早就有人指出，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试验着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很少有雷同，充分显示了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例如，他的《狂人日记》用的是“日记体”，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孔乙己》又别出心裁地选用酒店的“小伙计”来讲述故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酒客与老板)的麻木与残酷，而“他”自己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终于成为“看客”中的一员。《药》更是出人意料地将小说的主人公夏瑜置于“幕后”，而以主要篇幅描写人们对他的牺牲的种种反应，让读者在自己的想象中来完成他的形象。《故乡》《祝福》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都讲了两个故事：在讲述“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杨二嫂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我”的故事，因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两类故事互相渗透、影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鲁迅这样自觉的形式试验，使他成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作者。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诗《野草》(作于1924－1926年，1927年出版)。这是两部写法与风格迥异的现代散文的经典。《朝花夕拾》最初陆续在报刊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鲁迅大概是回想起幼时，水乡的夏夜，在大树下乘凉，听老人们谈闲天、说故事的情景。《朝花夕拾》也是在谈闲天，是对生命的童年时代(“朝花”)的回忆与重提。于是，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留下印记的人和事都一一流泻在鲁迅的笔端：民间传说中的“无常”，父亲的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还有我们没有提及的幼时的保姆“长妈妈”，一生坎坷的老友范爱农，等等。鲁迅是怀着温馨的爱去回忆的，从中显露出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又内含着一种深沉的悲哀。《野草》是另一类散文，是“梦”的产物：全书三分之一的篇章都以“我梦见”为开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奇诡的世界：夜半时分的幻觉中听见“吃吃”的声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影”来“告别”(《影的告别》)；青白的冰谷中看见“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死火》)；“狗”追着“人”，大声质问，“人”拼命“逃跑”(《狗的驳诘》)……鲁迅把他在儿时敷演童话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借以表达自己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情绪与心理，对人的生命进行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鲁迅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读者也因此有机会借《野草》去窥见鲁迅灵魂的深处。 

鲁迅在进行小说、散文创作的同时，又在《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杂文。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期间所写的杂文，编有《热风》《坟》(其中一部分是世纪初写的论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集。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因北方反动势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收在《而已集》里。1927年底，鲁迅定居上海，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并以主要精力进行杂文创作。先后出版有《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等。 

鲁迅曾经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作为一种报刊文体，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作出最迅速的反应，并及时得到社会的反响。因此，它是鲁迅这样的时刻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民众疾苦的知识分子，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密切联系的最有效的方式。鲁迅又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并因此把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类。鲁迅一生都在战斗，怀着“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民族的奴役、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老人对少年的摧残、强者对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个人的意气，而是为了中国与人类的“将来”，因此他的一切批评“实为公仇，绝非私怨”。鲁迅的15本杂文集，就是从五四前后到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就是一部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而作为一个作家，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在历史事变背后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应与变动。鲁迅曾充满自信地说：“‘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杂文就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特别是要了解中国人，那就读读鲁迅的杂文吧。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奉献出了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除3篇写于20年代，其他大都写于1934年和1935年，1936年出版)。这是身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对“故事”(古代神话、传说与史实)的“新编”(新的阐释与激发)。进入鲁迅文学世界的古人，或是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女娲(《补天》)、后羿(《奔月》)、夏禹(《理水》)；或是历史中的圣贤人物：孔子、老子(《出关》)、墨子(《非攻》)、庄子(《起死》)、伯夷、叔齐(《采薇》)，等等。在传统文本里，这些人都居于高堂圣殿，神圣不可侵犯，但到了鲁迅的笔下，却全都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的神光，还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因此，《奔月》不写射日英雄后羿当年的赫赫战功，而竭力写他功成名就“以后”，成为普通人的遭遇：天下的鸟兽全被射死，再无用武之地，只能整日为吃食而奔波；被人们冷落、遗忘不说，学生也来暗算自己了，最后连老婆(嫦娥)也远走高飞：这“先驱者的命运”的思考与表现，发人深省。《非攻》里的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历史业绩“以后”，并没有成为英雄，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倒霉事：被搜检了两回，募去了破包袱，“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这最后一笔苦涩的幽默，才真正令人难忘。整部《故事新编》充满了鲁迅式的幽默，而骨子里仍然藏着固有的悲凉；此时的鲁迅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身心交瘁之中，却能写出如此从容、洒脱的文字，这正意味着他的思想与艺术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1936年10月19日，这位本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大师，放下了手中的笔；这位思想的巨人，停止了思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三个字：“民族魂”。

5. 鲁迅为什么有名

　　无可否认的是，鲁迅是位伟大的思想家，这点我觉得比毛泽东给的赞美词“没有奴颜媚骨”什么的更重要。

　　因为思想家从来不会将自己的思想前言后语般地说个清楚。也就是说，一个真正思想家的思想，往往包含在他的片语只言中。当然，体察一种思想，必须体察一个思想家所有的言论。也许这样还不够，还要包括行为。

　　对于鲁迅也是一样的。批评鲁迅的人常常说鲁迅的思想没有系统，只是零散的火花。我倒觉得，不能埋怨鲁迅的零散，而应该反过来考虑一下，我们对鲁迅的思想又掌握了多少，理解了多少。不是还有一种也看是很有道理的言论吗，每个人都是思想家。宽容的人允许没个人成为思想家，却不能容忍鲁迅成为思想家。


　　比如，我们对《文化偏至论》的理解，远远地，距离着它所反映的思想核心。从《文化偏至论》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鲁迅是先成为思想家，然后才成为文学家的。


　　再加几句题外话。鲁迅是什么家呢？也许鲁迅不一定同意，后人给他加了三顶帽子：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对于鲁迅是合适的，恰如其分的。我想说的是，一个文学家，必须是思想家。一个好的作家，必须还应该是一个学者。用文字说话的人，如果能把事情说清楚了，问题说明白了，就算好的了，姑且叫作家。但是一个作家能够到了文学家的程度并不容易，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是要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也是要独立的，缺了这些，我想一个人很难成为文学家。退一步讲，即便只是一个作家，也还要兼有学者的气质和学识。学者就是做学问，先是掌握学问，继而研究学问，再就是创新学问。很多作家开始的时候写了很好的作品，后来却无论如何无法超越了，也有很多人，一辈子皇皇几十卷，却是充满了水分的泡沫。如果给他一个病理，应该是学问的问题吧。


　　我们看看鲁迅，如果鲁迅不是一个思想家，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家，如果鲁迅不是一个学者，他也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是一个诗人，一个散文家，一个小说家，一个文学批评家，甚至还是一个书法家，如果没有深厚的学问根底，鲁迅是无法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使命的。所以我说，文学不是急功近利，更不能哗众取宠。偏偏，很多颇赋才华的人毁在了这上边。


　　接着说《文化偏至论》。


　　几千年的封建束缚之后，中国现代作家其实都面临着一个问题--个性自由的解放创造。在众多思想和主义中，鲁迅选择了尼采的“酒神精神”。其实这不是鲁迅一个人的选择。郭沫若的早期，对尼采哲学的关注不亚于鲁迅，郁达夫、矛盾、“沉钟社”、“狂飙社”等作家都受着尼采的影响。所以，当有人责备鲁迅“个人主义”的时候，应该把他放到当时的时代中去看。


　　很多人学习尼采，只有鲁迅从尼采走了出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立人。从这一点说来，鲁迅其实是中国近代唯一的思想家。回头看看，还有谁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


　　尼采哲学的全部内容是探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态度。在他看来，哲学使命乃是投一光束于人的内心，促使每个人去发现他的真实的自我，去独立地探索生活的意义，因此尼采的哲学总是以对于生命的热情思考为核心去发现生命的内涵，正是这种生命精神，构筑了他的哲学体系，提出了“酒神精神”和“强力意志”这最基本的生命哲学思想。何为“酒神精神”呢?“酒神精神”就是“一个如此解放了的精神，怀着喜悦和信赖的宿命立于天地之间，深信仅有身体被遗弃，在整体中万物都被拯救和肯定--他不再否定……但一个这样的信念是一切可能信念中最高的，我名之为‘酒神精神’。”“甚至在生命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肯定生命，生命意志在生命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劳尽而欢欣鼓舞--我谓这为‘酒神精神’。”尼采还一再强调，酒神精神达到了肯定的极限，它肯定万物的生成和毁灭，肯定矛盾和斗争，甚至肯定受苦和罪恶，肯定生命中一切可疑可怕的事物。总之，肯定一切生命的整体。由此看来，酒神精神的本义是肯定生命包括生命所涵有的痛苦，要想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在尼采笔下的人显然是一个生命本能健全、且有强力意志的人，这个人看到了生命进程中的痛苦和罪恶，看到了人世间的苦难和肮脏，但是他并未被这种痛苦和苦难所压倒，而是把痛苦看作是生命不可缺少的部分，要用强力意志精神去正视和接受痛苦，进而战胜这种痛苦，在“痛苦”的战胜过程中享受生命力增强的欢乐。由此看来，尼采从生命本能的要求出发，把道德善恶看作是生命本身以内的事情，而不是脱离于生命之外的内容，否定了以往的所有理性规范。柏格森毫无疑问沿着尼采的思想又向前走了一步，提出了“生命冲动”的学说，“生命冲动”在柏格森的哲学中既被当作一种主观的非理性的心理体验，又被当作一种创造世界万物的宇宙意志，它永远在变化运动和创造中，没有终止的时刻，因此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这种无体无止的创造过程中，在这里，人的不息的生命创造精神也同样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说尼采和柏格森把"生命"看作是宇宙的本质，把生命的创造精神和强力的意志追求看作是人的生存目的，那么弗洛伊德则对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理性"内涵试图进行科学的分析，把无意识的生命冲动看作是人类创造的动力，为人类揭开了通往自身的认识道路，如上简略论述，我们看到尼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最为基本的特征就是把生命看作是宇宙的本质，以实现生命本能力量的要求，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把生命从传统理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生命的自由和创造精神，除了生命自身价值的实现之外别无他物。


　　从尼采的哲学态度来比照，我们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中国现代作家对他的热情。要从几千年封建伦理的束缚和封建道德的奴役中走出来，没有比张扬着个性色彩的尼采哲学更有力的了。但是，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另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思想也都不是另一种思想的复制。鲁迅走来了。他从尼采哲学中抽去了对中国更有意义的东西，然后在中国文化的培育下，提出了“立人”的思想。


　　更多的，鲁迅是从重个人、反传统、启蒙国民觉醒、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角度去认识尼采哲学的。一言以蔽之，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中国要“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要“立人”，必须“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性而排众数”，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屹然独立于天下”。这种思想的文化基础则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鲁迅说“别立新宗”，事实上，“立人”的思想就是“新宗”，也是中国近代思想的正宗。抛开一些故意的刁难和肆意的诬蔑，如果我们平静地走进中国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我们就会发现，鲁迅“立人”的思想，其实是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核心。


　　一百年后，鲁迅一个叫吴国群的同乡充满感情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是鲁迅最早从现代意义上对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进行了前无古人振聋发聩的深刻解剖和否定，并以辛亥革命后“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内骨依旧”的血的教训，警告人们认识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全部复杂性与艰巨性；是鲁迅兼用自己的杂文和小说，鞭辟入里地解剖了在长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迫害和毒害下形成的“国民劣根性”，让人们从自身精神重建内省到“沙聚之邦，由是转达为人国”的启蒙自新之途；又是鲁迅，率先透过笼罩在传统文化和近代文化论争上的迷云，将中国现代文化重建的核心拨正到理应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国“人”身上，以深重的忧患理性和民族情感提出了“首立在人”的人本文化观，指明了由立“人”到立“国”的革新自强之路；是鲁迅最早从“旧垒”走向开放的前沿，“睁了眼看”世界，在万马齐喑的上一个世纪之交，明确倡导“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改革开放原则；又是鲁迅，早在中国因被迫开放而面临社会和文化重建双重变革的关键时刻，真正以民族理性的眼光审视西方文化，既看穿西方列强“攻弱小以逞欲”的文化霸权主义用心，又敢于正视中国本土文化的危机，敢于抹去笼罩在“中华文化中心主义”之上的“至高、至上、至美”的灵光，击破民族自大的幻梦；既能指出西方强大“多缘科学之进步”而“根柢在人”，又发现了“欧美之强”的“文化偏至”，从而超前提醒急欲救亡图存的中国人避开“物质至上”和“科技至上”的歧途，呼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重建的并举，倡导“汉唐气魄”和“拿来主义”。


　　鲁迅曾说，“我是主张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或者干脆不读”，自然招来了一群人的狂轰乱炸，说鲁迅蔑视民族文化，甚至蔑视民族。怎么说呢，这些人在抨击鲁迅的时候，自觉地露出了自己不学无术的本质，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正义”。在鲁迅的核心思想中，“立人”是要以“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为基础的。恬舌可以闭嘴了。


　　鲁迅是一个传统文化非常深厚的人，并且传统文化影响到了他的思想，也正是如此，在“尊个性而张精 神”的时候，让鲁迅非常痛苦。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说到自己的内心矛盾：“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的做。”


　　这是怎样的一种痛苦呀！他不是天神的逆子，他如此热爱这个民族，却又不得不拿起斧头，向它坎去。


　　他知道“尊个性而张精神”必然带来的副作用，更何况他本身是一个从中国传统文化走来的战士，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一些束缚着他，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些滋养着他。所以，极力鼓吹“个性”他却又非常矛盾，但他必须那样做。不那样做，就不足以砸烂束缚的镣铐。


　　反映在“立人”思想上，一方面，他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决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在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信奉。一方面，他用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西方政治制度的毛病；另一方面，他又主张用道家的狂放不羁来抵抗新的压迫。这是鲁迅的片面，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推论，鲁迅没有明白的是，所谓民主，其实是“坏人”的平分。民主制度其实是“坏人”为“坏人”制定的制度，而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则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让别人自由，决不是为了别人的自由而让自己自由。应该说，这是西方政治制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很大的对立，鲁迅没有充分认识到。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比较也只是在理论上成立，事实上，鲁迅的这种“立人”思想在中国却是最正确的，行得通的。为什么理论上有漏洞的东西却能在中国发挥作用？因为他找准了中国的实际，针对了当时中国的现实。


　　我们不难发现，更多的时候，鲁迅的思想不是靠理论来建立的，而是他的直觉，天才的直觉，当然，这天才同样来源于他的深厚和敏锐。鲁迅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说，他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


　　“速朽”二字中，有鲁迅自己的谦虚，更有鲁迅的期望和祈祷。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读出来，读懂。


　　也许，先生的文章有一天真的会“速朽”的，他的思想也会落于时代之后，但是，他的精神永存。

6. 鲁迅家里很穷吗？

鲁迅是一个少爷，幼年时家境不错，后家境开始衰落，长大后因此离开家乡出外打拼。在步入中年后返乡。
光绪七年（1881年）9月25日（夏历辛巳年八月初三），出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新台门周家。幼名阿张，长根，长庚，学名周樟寿。
光绪十八年（1892年），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课余影描图画。与章闰水建立友谊。
光绪十九年（1893年），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全家避难于乡下。每每为父亲出入于质铺及药店，遭人冷眼。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父亲去世。家境益艰。于本年开始写日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家族开会分房，分给鲁迅他们的既差且小，鲁迅拒绝签字遭到叔辈们斥责，倍感世态炎凉。

扩展资料
早年与厉绥之和钱均夫同赴日本公费留学，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
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7. 鲁迅出生在大家族，为何是幸运的？

鲁迅出生在一个大家族，是幸运的。祖父是京官，周家有四五十亩水田，生活阔绰与贫穷远离。更重要的是，周家是个书香世家，全家上下弥漫着书香气氛。鲁迅家中有两只大书箱，藏书很多，不光是经典国学，科举专用书，连插画小人书到名著小说等都包罗在内。
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中，不少藏书也令酷爱阅读的鲁迅读得如痴如醉。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好玩的书，几乎什么都有。他的家里有钱、有地、有佣人，鲁迅作为小少爷无需担忧生计，大量丰富的藏书更是为他铺好了人生之路。
童年的鲁迅是自由快乐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五猖会》了。在百草园中，鲁迅无忧虑，每天以鸟兽为友，花草为伴，激发了他对大自然的那份浓厚的热爱；在迎赛神会上，乡村特有的新鲜有趣的繁盛活动，又让鲁迅了解了许多社会知识﹙虽然是迷信活动﹚；
在与长工家的孩子们玩耍的过程中，鲁迅又学到了一些生产知识，逐渐了解了农民勤劳、质朴的性格，同时也看到旧社会阶级压迫、剥削的事实，这些对鲁迅成长中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鲁迅知道了生活在最底层农民的艰辛及愚昧思想的根源。
然而，在封建家庭里生活的鲁迅又是可怜的。“学而优则仕”，“万物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是封建家庭教育的准则。当他进入三味书屋读书时，枯燥乏味的学习方式，严肃刻板的私塾先生，呆板单调的教育形式，严重束缚了小孩子的身心发展。
回到家中，鲁迅的父亲虽不是封建顽固派，却认为读书——科举——做官才是人生唯一正确的道路，强制孩子读死书，死读书。鲁迅七岁起，就开始读《鉴略》，常年被关在“牢笼”似的家里，强记、死背，“那一字也不懂”的古文，过着一种几乎与外界隔离的“牢笼”生活。
父亲虽然爱他，但完全不了解孩子的心理，甚至抑制孩子爱玩的天性。即使在过年神赛会临行前，也不忘让鲁迅背上二三十行的《鉴略》，以至父亲下令强迫背书如梦魇一般令鲁迅讨厌。
童年生活对一个人的一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复杂的家庭，多变的命运，才形成了鲁迅坚毅果敢性格，塑造了他深刻的思想。我虽然羡慕他拥有百草园那方乐土，羡慕他出生在拥有藏书丰富的书香世家，但更庆幸自己生活在平等、和谐、自由的社会中，享受着科学、多元、幸福的教育生活。

扩展资料：
《朝花夕拾》里作者鲁迅用夹叙夹议的方法，以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线索，真实生动地叙写了自己从农村到城镇，从家庭到社会，从国内到国外的一组生活经历，抒发了对往昔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同时也对旧势力、旧文化进行了嘲讽和抨击。
创作背景：
1925年，鲁迅在北京担任大学讲师期间，因支持学生运动而受到当时所谓“正人君子”的流言攻击和排挤。1926年，北洋军阀政府枪杀进步学生，制造“三·一八”惨案。
作者鲁迅写下《纪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文章，热情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的残暴，结果遭到当局的通缉而不得不远走厦门避难。《朝花夕拾》中的作品虽然都是在追忆往事，但也是“借题发挥”，影射、讥讽当时的社会现实。 
写作时间
《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2月至11月，共10篇。前5篇写于北京，后5篇写于厦门，曾先后发表在《莽原》半月刊上，总题为《旧事重提》。1927年5月成集时，改名为《朝花夕拾》，并作了《小引》，7月又写了《后记》，1928年由北京未名社印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朝花夕拾

8. 他是鲁迅侄子家境优越身世显赫，晚年却无辜被害陷入绯闻，他得罪了谁？

之前有些人向新闻媒体曝料称许绍雄在微信撩妹，并出示了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内容十分粗俗，一时之间许绍雄深陷外遇的桃色绯闻。除开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外，此人还向新闻媒体出示了“许绍雄”证实真实身份的照片视频。

接着，许绍雄回应绯闻，否定与该女人闲聊的是自身自己是有些人假冒。他还表明自身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非可以说常实在了。“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并不是我，我认为仿佛被他人互联网奸污。如今高新科技比较发达，找我聊的照片非常容易，我浊者自浊。”
以后，网民也表明此人的微信图像曾是许绍雄的某社交网络平台头像图片，视频也是许绍雄以前的直播间精彩片段。事情暴发后，最令网民吃惊的并不是许绍雄还外遇，只是许绍雄居然是鲁迅第二任妻子许广平的侄儿，两人这层关联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响。

许绍雄做为港剧里的杰出男配角，入行迄今早已拍过200好几部影视剧。尽管在电视剧中一直演龙套，但许绍雄的家庭经济情况并不差，拍戏仅仅由于喜好，并不是为了更好地维持生计。陈家当初在广州是第一名门望族以盐商起家，高祖父许应騤曾是慈禧皇太后的干儿。许绍雄在香港出世，家中做翡翠玉石做生意，家世优渥。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可就开大奔（Benz）上班，因此同行业都叫法他为“Benz雄”。许绍雄在37岁时结交了现如今的妻子，他与妻子谈恋爱慢跑七年完婚。他的妻子曾经历一段婚姻生活并育有一子，但许绍雄丝毫不介意此往日，将其视为己出。许绍雄五十岁的情况下妻子又为他生了一个闺女，能够说成一儿一女凑出了一个佳字。两人完婚很多年恩爱有加，一直没有传过别的绯闻。却被菲闻困惑，实在是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