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文化的介绍

1. 侠文化的介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武侠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而搬上荧幕。不能否认，武侠小说影响了更多的人。它已不只是一种文学形式，还是一种新兴的文化。若要问武侠小说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武侠迷们会告诉你，因为它的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因为它的精彩激烈的打斗场面，更因为它所塑造的伟大的人格形象——这就是“侠”。

2. 侠文化的简介

新武侠小说的开山宗师梁羽生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武侠小说有武有侠，侠是第一位，武是第二位。“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可见武侠小说家对侠的重视。侠有二重相关的含义：在事, 是指正义的行为；在人, 则指正义的代表，或“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梁羽生语）这是普遍承认和接受的。但金庸的小说却有例外。纵观金庸小说的创作道路，不难看出，金庸笔下的主人公有以下四点趋势或特点：1人物个性越来越突出，侠的共性越来越少，离“侠”的典范越来越远。2人物的侠气与正义的品质有一条明显的曲线，可谓“侠气渐消，邪气渐涨”。3人物的侠义典范的理想性越来越少，而人物的现实人性表现越来越多。4人物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弱，心理冲突越来越多，社会冲突也越来越重要。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也越来越强。从金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剑恩仇录》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从陈家洛到韦小宝，正体现了从侠到“反侠”，从伟人到小人的发展方向。这就是金庸小说的魅力所在，他不仅托起高大的侠，还深刻地刻画了一个个真实的“人”，哪怕是小人。

3. 侠文化的种类

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人格类型可分为儒侠、道侠、佛侠、浪子及小人五种。 自古至今，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支柱和核心，它的影响遍及文化领域和世道人心的方方面面，那么它对武侠小说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早期的武侠小说中的侠有着鲜明的儒家人格：一是有着强烈的积极的入世精神，关心现实世界；二是“以天下为已任”，三是“自我”的牺牲。在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几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这种儒家之侠的形象发挥得淋漓尽致。陈家洛本是一个儒生，后来成为侠士，正是对国之家存的责任感及对前朝的忠诚使他成了侠士的领导人——反满抗清组织红花会的总舵主。然而他的“儒侠”风范最为突出的地方在于他的“牺牲一已之私，以成千秋大业”的思想。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将情人喀丝丽献给乾隆，却因此葬送了喀丝丽的生命，也并未达成他的目的。这是一个讽刺。这正是金庸的高明之处——它没有因为理想人格典范而无视、牺牲人物的现实个性。《碧血剑》的主人公袁承志被写成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的儿子，因而他的抱复杀父之仇就同时具备了反明抗清、以天下为己任的功能。因为他的仇人正是明帝与清酋，他要“并诛明帝清酋，以洗千古奇冤”，也就是赐天下和平、为万民造福的大好事。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笔败作。他帮师兄师侄夺回闯王的军饷，化解焦公礼和闵子华的仇怨，发掘大批宝藏，护送宝藏途中与各路黑道枭雄、官军拼斗，组织义军，荣任北七省武林盟主。看似做了不少大事，但却没能很好地刻画出他的性格特征。他像是一个导游似的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却只是叙述情节。到最后，他也找不到真正的英雄用武之地，只得逃到海外去了。这样的结局不能不说是因他所受的儒家“仁，忍”思想及 “中庸”的处事态度的影响所造成的。与袁承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他不仅是儒侠中的侠之大者。而且也是一切侠中的侠之大者。他在《射雕》及，《神雕侠侣》中矗立起真正的大侠形象，突出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宝贵的儒家精神，以及“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的崇高品格。有一例子：郭靖之女郭襄被金轮法王抓住绑在高柱上逼郭靖投降。郭靖答道：“鞑子若非惧我，何须跟我小女儿为难？鞑子既然惧我，郭靖有为之身，岂肯轻易就死？”又对郭襄说：“襄儿听着，你是大宋的好女儿，慷慨就义，不可害怕。爹娘今日救你不得，日后定杀了这万恶奸僧，为你报仇！”只直至《倚天屠龙记》中提到，郭靖夫妇终于死在襄阳围城之役，城破人死，他的高大光辉的儒侠形象才最终完成。 道家之侠与儒家之侠的区别是明显的，这正如道家与儒家的区别。道侠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神雕侠侣》中杨过。1、儒侠重在“仁”，道侠重在“智”。通俗说法，儒侠是忠心仁厚的老好人，如郭靖的纯朴质直，厚道无伪；而道侠则是聪明人，如杨过的机智、聪敏。2、儒侠重在“社会本位”，道侠重在“自然本性”。这正体现在郭靖“守住襄阳，不惜一死，为国御悔，为民造福”的信念中，和杨过不拘于时的作风上。3、儒侠是积极的，入世的，道家相对消极，有出世倾向或不容于世。古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可一分为二，“兼济天下”属儒家， “独善其身”则属道家。尽管郭靖生性愚鲁质拙，但他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天下苍生，社稷安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反之，杨过有过人智慧，盖世神功，却无雄心壮志，只求与小龙女隐居古墓之中，他人生死、天下兴亡与之毫不相干。4、儒家之侠秉持“中庸”，性习“合群”，而道家之侠则更具鲜明个性，追求个性独立与人生自由。看郭靖威震江湖，万人敬仰，却谦虚礼让，深得人心，受人尊重。杨过则从不将世俗放在眼里。他认欧阳锋为父，反出师门，爱上师父小龙女，这等在郭靖等人的儒家正统观念简直是大逆不道之事，但在杨过的心目中却有自己的另一种价值观念。总之，儒家重群体，重教化、重共性、重社会理性；道家重个人、重人性、重情感气质、重自然之风度。杨过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一个真理：像他这样的人也能成为一位真正的侠。——真诚、情爱、个性、自由、自主的人格与侠侣理想并不违背，虽与传统的儒学精神及伦理规范不尽相符，但正因如此，反倒有一种超常的人格风彩和魅力。从人文主义的观点看，杨过的经历、个性和人格，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比郭靖先进得多，也要可爱得多。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及其主体人格的形成，标志着“人”的真正的觉醒，他对真情与自由的执着向往，比起郭靖的儒家道学的迂腐，不但进步，也更可爱可敬。 佛家之侠的代表作《天龙八部》的书名就是取自佛经。这部小说的“有情皆葬，无人不冤”的人世生活的残酷图景，及其“破葬化痴，苦海慈航”的思想主题，无疑有着演绎佛学思想的明显痕迹。具体到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就更容易理解了。段誉虽然是书生、王子，但也是一位熟读经书的佛教徒。大理国也是一个佛教昌盛之国。段誉在小说的一开头就从家中跑了出来，原因即不愿练武。大理段氏的一阳指武功在武林之中赫赫有名，居然有人不愿意学此武功，看起来简直叫人难以置信。而段誉之所以不愿意学武，则是由于他熟读佛经，不愿意学武伤人，违背佛慈悲心肠。这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段誉的形象，也就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不愿意做的事，谁也无法逼他去干。虚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佛教徒，他虽然违犯了佛门规定，而被少林寺开除，但他的精神人格，却依然是佛家的。他是一位还了俗的僧人，一位不出家的出家人，这一点想来谁也不会怀疑的。肖峰与佛家也颇有渊源，他是少林寺玄慈大师等人送至少林寺外的农家乔三槐家收养，又由少林高手传授他少林武功。当然这些都还不能证明肖峰就是一位佛家之侠了。相反，小说中的肖峰因为身世之谜被揭开，而要寻找杀父仇人，造了不少的罪恶。他成了满怀仇恨、双手沾满血的“嗔者”，他与中原群雄对敌，尽管由于中原汉人的逼迫，不得已而为之，但这并不能开脱肖峰自己的罪责。他是一位具有英雄气概的侠士，却也沾满了无辜人的血。直至小说的最后，肖峰见到父亲出家，悟到自己的江湖人生的真象，再也不愿意制造杀孽，甚而为了阻止辽王耶律洪基兴兵侵宋，而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才使他的形象升华为一种大慈大悲的境界。按照现代的解释，他成了一位“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而按照肖峰的真实的思想实质而言，则是一种本能的悲天悯人的心肠。这是一种佛家之侠的典型形象。他们的人格，有着共同的基因，使三位个性不同、身份地位不同的主人公成为结义兄弟，生死之交。这一种共同的人格基因，正是一种佛家精神。这种佛家精神，是超儒家、道家之侠者的个性、身份及其价值观点之上的。它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核心或本源，使得这三位主人公殊途同归。 提起浪子，自然让人联想起那位爱喝酒的、豪放不羁的令狐冲，令狐冲的形象是一种全新的人格形象，他具有真正的叛逆性，不仅像杨过那样叛逆传统的儒家礼法，而且是对整个的——儒、道、佛合流的——传统文化的彻底背叛。在令狐冲身上，我们看见了真正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意识，我们看到了现代意识与现代人的人格理想。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在其伟大的著作《生活的艺术》中这样写道：“人类尊严的信仰应和放浪者的理想发生联系，绝不应和一个服从纪律、受统驭的理想发生联系。这样讲起来，放浪者也许是人类中最显赫最伟大的典型，正如士兵也许是人类中最卑劣的典型一样。”在《笑傲江湖》的第十回中有一例：风清扬微笑道：“你用这法子取得了一日一夜，竟不费半点力气，只不过有点儿卑鄙无耻。”令狐冲笑道：“对付卑鄙无耻之徒，说不得，只好用点卑鄙无耻的手段。”风清扬正色道：“要是对付正人君子呢？”令胡冲道：“就算他是正人君子，倘若要杀我，我也不能甘心就戮，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卑鄙无耻的手段，也只好用上这么一点半点了。风清扬大喜，郎声道： “好，好！你说这话，便不是假冒为善的伪君子。大丈夫行是，爱怎样就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什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全是放他妈的狗臭屁！”今狐冲正是这样一位放浪者，他是聪慧的，又是喜欢胡闹，喜欢一切自由的。然而在他的浪子形象背后却深藏着一个儒家之侠和道家之侠的缩影。为救恒山派弟子仪琳，他与采花大盗田伯光周旋，身受重伤；被逐出师门之后，师父岳不群明里百般刁难，暗中使诈陷害，他不忘昔日师父、师娘养育、教导之恩，绝不反抗。这正体现了他儒家思想中“善、仁、义”的一面。而他与田伯光兄弟相称，与向问天结成莫逆之交，做尼姑头头——恒山派掌门，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不拘泥于世俗的道侠的一面。在武侠小说的侠中，金庸的令狐冲永远是独占一份儿的，他有着特殊的人格价值和审美意义。那是因为作者将他塑造成为一个具有儒侠、道侠、浪子的共性的“人”。他的人格和尊严有着巨大的魅力，而他为人格独立与尊严所付出的代价，所做出的努力，甚至进行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搏斗，这些经历，这种奋斗意志和战斗情怀，更是人类希望的永恒的象征。 前面已经提到金庸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也许有人会说：“韦小宝这样一个小人，怎能与侠相提并论？”“然而它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金庸语）。金庸将各式各样的理想人格提供给我们，而在最后一部小说中，却让我们看看在传统文化格局下生存的真实人格——这就是韦小宝形象的意义 。韦小宝是靠着自己的本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痛苦又麻木，被污辱而又自得其乐。他无疑已经适应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并且如鱼得水。在“适者生存“的残酷的现实法则中，他首先必须保证自己的适应能力，包括利用一切方法，不择手段地自我保护，从而确保自己的生存。确保生存，或生存第一，这成了韦小宝的生存本能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他的人生的最重要的原则。其任何东西与之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这一人物使我们想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珂德。《鹿鼎记》的意义正如《唐‐吉珂德》一样，是对流行文学、流行形象的反讽、否定和超越。《唐‐吉珂德》是“反骑士小说”，《鹿鼎记》是“反武侠小说”。唐‐吉珂德是一为“盲目的骑士”，韦小宝则是一个“清醒的小人”。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的阿Q则是韦小宝的原形。阿Q是国民性的典型，韦小宝是传统文化性格的典型，而阿Q的“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思想与韦小宝“为人要讲义气”的思想来自同一文化基础。但在某些方面，韦小宝的形象比阿Q要深厚德多，丰富得多，甚至也要深刻得多。因为韦小宝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钥匙，他不仅能打开民间文化的门，宫廷文化的门，而且能打开更隐秘的文化心理之门。尽管韦小宝是个标准的小人，但他比那些高大的侠更能深入人心，因为他更具有真实的、贴近生活的现实人格。自此，我们透过金庸的作品，领略了精彩的“侠文化”中的一部份，金庸笔下的“侠”使我们不仅面对了人物形象与人物个性，也面对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 “中国人的人格、性格”以及“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等哲学课题。看金庸的小说也不再满足于精彩的情节与丰满的人物形象，而从中悟到许多人生、人性哲理，激起思想火花的碰撞。“侠文化”不仅存在于武侠天地中，它更深深地渗透到人性中。从伟人到小人，从侠到反侠，正是人类社会由理想走到现实，从人物到人格再到人性的最终体现，“侠文化”也正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生动体现。

4. 侠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古人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儒生们总是靠笔杆子扰乱法制，而侠客们总是用暴力触犯律例。

　　侠是什么？相信每一个国人都不会陌生。名满天下的金老对此的解释是“侠之大者”，即侠士要有为国之仁心，能够为理想而努力奋斗。而后起之秀的烟姐则有不同意见：“侠即逍遥”。即侠士能够突破人性的极限，逍遥地行走于这个世界上。

　　如果说金老是“儒”之侠，烟姐是“道”之侠，那么笔者便赞同的是“墨”之侠：“侠是悲剧”即侠士的出现，便是暗射当时政府的无能。列如：被说书人千古歌颂的荆轲，他所面对的就是秦王的暴政。

　　无论是为了什么样的信念，侠士都是通过暴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只有武者才有资格成“侠”。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会出现百家争鸣的现象，其原因就是各个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的利益对宇宙万物作出解释。其中儒家代表的是文士的利益，道家代表的是隐士的利益，而墨家代表的才是武士的利益。

　　墨子名翟，其主张和儒家针锋相对。墨家反对世卿制度，主张任用官吏要重视才能。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使“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据史料记载：墨子曾论战公输班，阻止了强楚对弱宋的侵犯。这便是“侠”的雏形。

　　时间匆匆已过数百年，到了儒，道，释三足鼎立之际，原本显赫一时的墨家竟也和其他流派一样烟消云散。然而历史并没有彻底抛弃墨家，儒，道两家为了自身的需要，皆吸收了少量的墨家思想，这便是“儒”之侠和“道”之侠的由来。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儒家经过几次人为的改造之后，已经彻底地沦为了统治者的精神工具。而道教的建立，也在改变了道家思想的精髓。

　　“以天下为己任”可以说是“儒”之侠的最高境界，这话说起来是多么的有气魄啊。然而让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难道你要用自己的理想去影响天下人么？这显然与儒家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冲突。如此看来，“儒”之侠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存在。

　　而“道”之侠呢？笔者认为，“道”与“侠”压根就在定义上有所冲突。何为“道”？总而言之是十六字的概括：“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即“道法自然”，“道”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何为“侠”？字典里的原解是：仗着自身力量帮助被欺侮者的行为。即“侠”是人类主观的意思。如此看来，“道”之侠本身就存在着极大地冲突。

　　在去掉儒，道两家赋予“侠”的涵义来看，“侠”到底是为什么。庄子在《说剑》中的解释有三种：

　　第一种为明君之剑，原文解释为“天子之剑，拿燕溪的石城山做剑尖，拿齐国的泰山做剑刃，拿晋国和卫国做剑脊，拿周王畿和宋国做剑环，拿韩国和魏国做剑柄；用中原以外的四境来包扎，用四季来围裹，用渤海来缠绕，用恒山来做系带；靠五行来统驭，靠刑律和德教来论断；遵循阴阳的变化而进退，遵循春秋的时令而持延，遵循秋冬的到来而运行。这种剑，向前直刺一无阻挡，高高举起无物在上，按剑向下所向披靡，挥动起来旁若无物，向上割裂浮云，向下斩断地纪。这种剑一旦使用，可以匡正诸侯，使天下人全都归服。”

　　第二种为贤臣之剑，原文解释为：“诸侯之剑，拿智勇之士做剑尖，拿清廉之士做剑刃，拿贤良之士做剑脊，拿忠诚圣明之士做剑环，拿豪杰之士做剑柄。这种剑，向前直刺也一无阻挡，高高举起也无物在上，按剑向下也所向披靡，挥动起来也旁若无物；对上效法于天而顺应日月星辰，对下取法于地而顺应四时序列，居中则顺和民意而安定四方。这种剑一旦使用，就好像雷霆震撼四境之内，没有不归服而听从国君号令的。”

　　第三种才是我们所认为的侠士之剑，原文解释为：“百姓之剑，全都头发蓬乱、髻毛突出、帽子低垂，帽缨粗实，衣服紧身，瞪大眼睛而且气喘语塞。相互在人前争斗刺杀，上能斩断脖颈，下能剖裂肝肺，这就是百姓之剑，跟斗鸡没有什么不同，一旦命尽气绝，对于国事就什么用处也没有。”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世上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值得捍卫的东西。一个人无论在生前多么声名显赫，还是死后如何名垂青史，在临死之时，都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不会有任何荣耀，更无“永垂”之说。

　　清醒吧，国人。不要再相信虚无飘渺的“侠客梦”，这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应有我们天下人一起去实现。


　　（这是我在09年借竹林风之名所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5. 侠文化的什么是侠

侠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理想，一种饱含着梦幻与荣光的意志，无论于理是合是悖，无论于法是反是违，侠永远固执著心中不变的追求。而这追求，是在呼天不灵时的替天行道，是在叫地不应时的代地执法，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在执法不公正时，在合情不合理时，侠者蓦然回首、横空出世，代行着公平执法、救难救急的使命……“侠文化”在漫漫的中华历史上有着特殊而又举足轻重的地位。特殊性在于侠是一种可以说是相当难以定义的东西，任何人在任何时间进行的一种“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行动皆可以称之为“侠”。而说侠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并非妄言，侠文化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华文明起起伏伏而有久经风雨，同时它也可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缩影的一部分。

6. 侠文化的侠义模式

当代学者韩云波曾将中国古代游侠区分为三种侠义模式： 私剑之侠是以先秦游侠为基础而形成的侠文化模式。私剑之侠是先秦游侠的最基本的形式,在当时养客蓄士之风大盛的历史条件下,不忠于朝廷而效力于私门,充当食客、死士,在生存方式上有强烈的依附性。由于他们主要书贵族奴隶社会基本结构之外的自由民,一方面没有名位爵禄的羁束,另一方面也无法进入贵族上层社会的核心,因此,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活动能力也非常强。即使违犯法禁,也会受到所“养”者的庇护。在他们和所养者的关系上,既有长期归附的,也有临时依附的。私剑之侠的最大特点是他们的私剑性。他们的行为伦理,符合的是社会私门力量的要求,而与朝廷的礼法相背离。在私剑的支持下,养客者常常获得足以与公室抗衡的强大势力,成为游刃于列强间的高级“游侠”。当时私剑之侠,人数众多,势力壮大,但最终只是别人的工具,而不能在历史和文化上有所建树,也不能进入中国侠文化的主流和核心。私剑之侠中较为特殊的一类人是刺客。对于先秦的刺客,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之外另立《刺客列传》,并不认为他们是游侠。但刺客情形本来十分复杂,其中也不能排除侠的因素。后人则常常将刺客中的相当部分认为是侠客。秦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私剑之侠进一步从侠文化的主体地位淡出。养客蓄士之风虽然仍旧代有承传,却在难达到先秦的鼎盛。西汉中叶以后,私剑之侠就再也没有进入侠文化的主流。在历史上,他们以保镖打手、看家护院等形式谋求生存之道。在小说里,他们至多不过是皇上的“御猫”、清官的爪牙,虽也“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但那已经不是私剑之侠本身的光彩,而是清官的光彩了。 先秦之侠,虽以私剑为主流,缺乏对侠义道德有意识的积淀培养,但在具体的侠义行为之中,人是有感情,有理智的动物,一种对侠义伦理原则的崇尚,已经在暗中生长。到汉武帝在位,是中国历史上游侠极盛的时期,也是游侠历史发生极大转折的时期。汉初60年来,游侠不仅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立于强世”,而且“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俨然是民间社会的实际控制者。汉武帝即位不久,就意识到朝廷受游戏江湖的威胁,着手采取措施加以打击限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侠进行清理和规范,描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道义”之侠。塑造“道义”之侠的工作,司马迁分为了两步。第一步,是对侠的范围做了带有明显伦理道德倾向的严格界定。他把世俗江湖游侠分为了三大类:第一类是民间江湖、豪杰雄强之侠;第二类是投靠官府、王公贵族之侠;第三类是为非作歹、侵凌孤弱之侠。在这里,他排除了二、三类的“侠”,仅留下了“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以及“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的君子之侠。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进行了第二步的工作,努力构建一套道义君子之侠的人格准则。一是侠义人格。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以“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为“仁”,既是要求社会的公平;以“不既信,不倍言”为“义”,既是要求人格的真实。两者的完美结合,就是侠的理想道义,也就是“侠义”。后人的种种言论,可以作为理想侠义的注脚,大家可以在各个武侠小说中对号入座。二是信义人格。“信”并非侠的独有文化品格,但任侠之士把“信”的原则强调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使它成为侠义人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只忠于自己行侠仗义的道义责任,言出必行,行必有结果,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信守诺言。游侠的信义人格与儒家之“义”是相冲突的。《孟子·离娄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而游侠却将“言必行,行必果”作为金科玉律。这导致侠的心意最终与文化主流相背离,在“私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变为置争议于一侧的朋友义气,再变为谨守绿林集团内部利益的“行帮道德”。司马迁之后,游侠黄金时代即告结束。新的历史形式下,“天子切齿,卫、霍改节”,布衣乡曲之侠受到朝廷的严厉打击,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威势。这时的游侠,就从道义之侠迅速蜕变为江湖之侠,开始了侠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侠走入江湖,受到朝廷的激烈排斥,自《后汉书》起,历代正史就再也没有“游侠列传”的位置了。道义之侠虽然在现实中发生了种种蜕变,但司马迁所称扬的“仁”和“义”,却成为中国侠文化贯穿始终的两大精神支柱。 章太炎《检论》卷九中说:“其在蒿莱明堂之间,皆谓之侠”。顺民即“蒿莱”,朝廷即“明堂”,而在这二者构成的“官\民”二元结构之外游离着的那些一切不稳定的成分,都可以称为“侠”。章太炎的说法,显然把侠的范围无限扩大化了,但侠的江湖模式也因此得以形成。江湖为五湖四海、三教九流,为民间世相的一个大而又大的大杂烩,不认同于“官”,也不认同于“民”。私剑之侠退出主流,道义之侠成为理想,江湖之侠遂崛起于社会现实之中。江湖之侠不是江湖的全部,也不是侠的全部,但在东汉三国以后,它却既是江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侠的现实存在的主流。江湖之侠区别于私剑之侠、道义之侠的重要特征,一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所注重的并非道义或政治评价,他们是重行动的现实行为者,以此区别于道义之侠;二是他们在社会中的现实地位,不依附于别人,游走天下,浪迹江湖,以此区别于私剑之侠。江湖之侠成为最普遍也是最复杂的侠义存在方式,其内涵既无统一的标准,其外延也常常是模糊的,“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是一个并无严密系统的大杂烩。从汉代游侠的极大兴盛开始,江湖之侠的成分在侠的发展历程中滋长,日益壮大。一方面,他们结私交,为豪强,纵血性,充分体现侠之本色,成为豪侠,轻侠。一方面,他们或者疏财货,明恩仇,成为义侠;或者为豪暴,恣欲望,成为侠中的枭雄与流氓,成为社会的败类和末流。而这些,都一起构成了侠在其中扮演这重要角色的江湖。后世之江湖,成分颇为混乱、复杂,三江五湖,三教九流,尽在其中。 私剑之侠、道义之侠、江湖之侠,这三种侠义模式,在历史的具体存在和文学的具体描绘中,他们并不是截然分开和孤立地存在的。在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上,他们并行发展,只是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各领风骚。在横向坐标上,他们交错并存。但他们的大致属性,荏苒是有迹可循的。一般来说,道义之侠主要是文化之侠,表现于侠义的理想构件和侠义的文化描述,以及具体侠义行为的精神抽象上;而私剑之侠,主要表现为与朝廷为代表的统治势力相妥协的现实之侠;江湖之侠,主要是不与朝廷为代表的统治势力相妥协的现实之侠。 ?

7. 有哪些侠文化作品

新武侠小说的开山宗师梁羽生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武侠小说有武有侠，侠是第一位，武是第二位。“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可见武侠小说家对侠的重视。
侠有二重相关的含义：在事, 是指正义的行为；在人, 则指正义的代表，或“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梁羽生语）这是普遍承认和接受的。但金庸的小说却有例外。纵观金庸小说的创作道路，不难看出，金庸笔下的主人公有以下四点趋势或特点：
1人物个性越来越突出，侠的共性越来越少，离“侠”的典范越来越远。
2人物的侠气与正义的品质有一条明显的曲线，可谓“侠气渐消，邪气渐涨”。
3人物的侠义典范的理想性越来越少，而人物的现实人性表现越来越多。
4人物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弱，心理冲突越来越多，社会冲突也越来越重要。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也越来越强。
从金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剑恩仇录》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从陈家洛到韦小宝，正体现了从侠到“反侠”，从伟人到小人的发展方向。这就是金庸小说的魅力所在，他不仅托起高大的侠，还深刻地刻画了一个个真实的“人”，哪怕是小人。

8. 侠文化，你听说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