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出《资治通鉴》具有很高的价值的？

1. 如何看出《资治通鉴》具有很高的价值的？

《资治通鉴》一书凝集着司马光毕生的心血，如果从治平三年(1066)编修《通鉴》的书局成立算起，到元丰七年(1084)修成为止，历时就有十九年之久如果从嘉礻右年间着手《通志》时算起，那么时间就不下三十年。英宗对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给予很大支持，英宗去世后，神宗也极为重视这一工作，他把原颍王府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赐给司马光，并"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元丰七年书成后进呈给神宗，神宗特降诏奖谕司马光，称赞他"博学多闻，贯穿古今"，"成一家之书"，并厚加赏赐，所以升擢升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

2. 《资治通鉴》的真正精髓在哪里？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历史典籍浩瀚如海。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人最重视历史，在这些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中，《资治通鉴》是最著名、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资治通鉴》原名《通治》，宋神宗以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道，故赐名”资治通鉴“。总结来说，《资治通鉴》有三个特点。它的精髓，也就在这三个特点之中。

《资治通鉴》的第一个特点是通。它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通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战国初期的三家分晋，下迄赵匡胤建国前夕，记载了一共1362年的历史。全书300多万字，司马光参考了三百多部著作，对于史料的矛盾和记载不清之处，还进行了比较、考订，为此还攥写了《考异》三十卷。为编纂这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团队前后共花了十九年。现在通用的是中华书局的点校版，加入了元代胡三省的“注”及有关附录，共六百万字。

《资治通鉴》的第二个特点是正。司马光编写这部书，不仅出于自己的喜好和责任感，也和北宋前期提倡文治教化、重视总结历史教训有关。这部书价值观不仅符合儒家正统观点，且内容通于大道，取材专取事关国家兴衰、民生休戚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编纂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以此为鉴治理当下的国家。

《资治通鉴》的第三个特点是经世致用。全书按照时间先后编写史事，但往往用倒叙、插叙或总结的的方式，交代史事的前因后果。对重要人物的逝世，重大事件的得失，作者会有一段盖棺论定的评论，使历史脉络更加清晰。曾国藩曾向人推荐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为什么曾国藩认为《资治通鉴》是最好的经世之书呢？因为这部书不光讲道理，还通权变、一部书能讲清楚道理已经很难得，除了讲道理，还通权变、懂得讲操作，这当然更加了不起。后世帝王中，朱元璋对《资治通鉴》情有独钟，康熙、乾隆等清代帝王也都阅读通鉴学习治国之道，并作《御批》（读书笔记）传世。

除了以上的三个特点，《资治通鉴》的史书价值还可以从两个方面评价。一个是史料价值，一个是史著作价值。作为历史材料，《资治通鉴》的隋唐五代史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作为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具有不可的阅读鉴赏价值。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述《资治通鉴》”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清代史家钱大昕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资治通鉴》。“钱的意思是《资治通鉴》的取材多有超出正史的地方，这是因为司马光的史料选择确实还参考了正史之外的几百本著作。

王夫之认为读《资治通鉴》，知历代兴衰，明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自淑，就是可以提升自己；诲人，就是可以与人分享；知道而乐，就是知道治国之道、为人之道和处世之道，而感到愉悦和快乐。所以，自淑、诲人和知道而乐，就是我们读《资治通鉴》的宗旨，也是我们读这本书力争要达到的三重境界。

3. 《资治通鉴》在历史上有哪些影响？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公元前403年写起，至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我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4. 《资治通鉴》的真正精髓在哪里呢？

出处】《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八》
【原文】尚书张林上言：“县官经用不足，宜自煮盐，及复修武帝均输之法。”朱晖固执以为不可，曰：“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盐利归官，则下民穷怨，诚非明主所宜行。”帝因发怒切责诸尚书，晖等皆自系狱。三日，诏敕出之，曰：“国家乐闻驳义，黄发无愆；诏书过耳，何故自系！”晖因称病笃，不肯复署议。尚书令以下惶怖，谓晖曰：“今临得谴让，奈何称病，其祸不细！”晖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机密，当以死报。若心知不可，而顺旨雷同，负臣子之义！今耳目无所闻见，仗待死命。”遂闭口不复言。诸尚书不知所为，乃共劾奏晖。帝意解，寝其事。后数日，诏使直事郎问晖起居，太医视疾，太官赐食，晖乃起谢；复赐钱十万，布百匹，衣十领。
【解读】公元84年，平时花钱赏赐大手大脚惯了的东汉第三任董事长汉章帝忽然发现“仓帑为虚”：
原来地主家也有没粮的时候啊！
于是，朝廷上一场探讨如何增加国库收入的君臣斗争开始了。
在这场斗争中，既有皇帝对下级的胡萝卜和大棒，也有同事之间相互劝诫、拆台和分道扬镳，展现了东汉朝堂君臣的众生相，也为我们在职场中与领导相处、与同事相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职场规则一：为领导解难题，是当好下属的基本条件。汉章帝嘴上没说，但是那些肚子里的“蛔虫”早看出来了：
皇帝没钱花，那是万万行不的。
尚书张林主动表态，上奏说：“国家经费不足，应当由官府自行煮盐专卖，并恢复汉武帝时的均输法。”
汉武帝时候，为了对匈奴作战筹集军粮，在桑弘羊主持下推行均输法。
简而言之，就是由政府代替商人运送物品，垄断货物买卖，从而获取高额利润。
对于这一能够解燃眉之急的工作提议，汉章帝表示“很满意”。
显然，尚书张林是一个优秀的下属，不仅能够及时感知到领导面临的难题，还能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为他在皇帝面前赢得了不少加分。

职场规则二：一个部门必须一个声音对于尚书张林的提议，他的副手、时任尚书仆射的朱晖忽然跳出来发表不同意见：
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盐利归官，则下民穷怨，诚非明主所宜行。
汉武帝时的均输法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实际上是与民争利。虽然政府一时能够获取大量财富，但无异于竭泽而渔，危害巨大。
言下之意，这不应该是你英明神武的汉章帝干的事。
这种又捧又杀的说辞，让汉章帝既无法反驳，又无处出气。
只好一肚子火发到了尚书台，无的放矢地狠骂了一顿，搞的大家都很紧张，纷纷到监狱报到，表示自己触怒天颜，罪该万死。
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在内部研讨问题时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是对外只能有一个声音。
既然尚书张林对皇帝已经提出工作建议，这在朝廷是中非常正式和严肃的，而作为副手的朱晖当众提出反对意见是不合时宜、不讲规矩的。

职场规则三：遇到不听话的同事要划清界限面对尚书台的官员全部自投监狱的情况，汉章帝把他们晾了三天。
不过生气归生气，活还得有人干啊。
汉章帝自觉得惩罚已经到了，面子也挣回来了，于是就甩出一根“大萝卜”：
国家乐闻驳义，黄发无愆；诏书过耳，何故自系！
（我乐于听反对的意见，老先生并没有罪，只是诏书的斥责过分罢了，你们为什么要自投监狱！）
面对皇帝给的台阶，尚书令以下的官员争相下树，表示要坚决贯彻老大的命令，将“均输法”进行到底。
可是“硬骨头”朱晖却坚决不干，“称病笃”、不上班，就是不肯在奏议上签名。
于是大家纷纷劝朱晖：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佛面看方便面啊。
没想到朱晖更来劲了：
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机密，当以死报。若心知不可，而顺旨雷同，负臣子之义！今耳目无所闻见，仗待死命。
一句话，老子一定会坚持到底，以死报答汉章帝的恩情，保全自己忠臣之名。
这直接吓坏了尚书台的其他同事：你是活了80岁了，我们还年轻，上有老下有小，还想多活几年呢！
上一次因为朱晖惹的祸，导致全体同事集体蹲了三天的牢房。这次再搞出点事情，指不定会弄出什么祸事。于是，大家为了和他划清界限只好集体弹劾他：
皇上，上述言论仅代表朱晖个人意见，与我们无关。

职场规则四：在团结中斗争，在斗争中团结不过，汉章帝到底是一个宽厚的主，在面对“又臭又硬”的朱晖，他表示没时间也没精力来再纠缠此事。
其实汉章帝心里也明白，朱晖忠心可鉴，出发点是好的，关于均输法弊端的分析也是对的，只不过方法和态度上有点问题而已。
看人要看主要，得饶人处且饶人。
面对这么一个忠臣、老臣，杀了不足以泄愤，可是不杀又好像承认自己错了。

汉章帝不愧是东汉仅有的三名“好皇帝”之一，权谋手段果然高人一等。
他反其道而行之，居然对朱晖搞起了捧杀战术：
诏值事郎问起居，太医视疾，太官赐食。
搞得朱晖非常不好意思，顿时病愈“起谢”，一下子自揭了装病的假面。
汉章帝还觉得不过瘾：
复赐钱十万，布百匹，衣十领。
当初是你反对均输法为国库开源的，现在老子赏赐给你的钱从哪里来？
你怎么就不反对朕的赏赐了呢？

5. 为什么在这么多的历史著作中，《资治通鉴》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共294卷，耗时19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纪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纪元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共1363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司马光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6. 资治通鉴的作品影响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书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体史书《资治通鉴》。《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历经19年编辑完成。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实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这部书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助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它是由“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得名。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不仅妥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及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资治通鉴》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司马光对《资治通鉴》文献整理思想，文献整理模式及方法，不仅结出了丰硕成果，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而且对文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 历史上如何评价《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历史书，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权谋”书，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兵法”书、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心理学”书。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是我国编年史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8. 历史上的伟人都是怎么评价《资治通鉴》这本著作的？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司马光说：“《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之一读，其他人读不尽一纸，皆昏昏欲睡尔”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1] 
　　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通鉴》亦有高度文学价值，曾国藩撰成《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其中选录《资治通鉴》11篇。曾国藩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