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的发展史？

1. 证券的发展史？

中国证券和证券市场自19世纪40年代产生后，经历了40多年的萌芽阶段，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形成。中国最早出观的证券是外国在华企业发行的外资证券，最早的证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间的外资证券的买卖，稍后才出现华商证券和华商证券交易。尽管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仍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证券产生的历史，在中国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国家向大户的举贷和王侯给平民的放债，形成了最早的债券。汉唐以后，国家因军事需要临时向富商举借巨款的事已不再是偶然现象。随着商业的发展，飞钱、会票、当票等商业票据出现，证券的品种更加丰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后清前，在一些投资大、收益高且又具有一定风险的行业，如上海沙船业，四川井盐业，云南、广东矿冶业和山西金融业，已经较多地采用"招商集资、合股经营"的经营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的股份制特征，而"集资合股"的参与者之间签订的载明权利责任的契约，则是中国最早的股票雏形。
　　当然，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证券的出现，在中国则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事。1840年鸦片战争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相继对外开埠通商，有价证券及其交易，就跟着第一批最先进入所开商埠的外国洋行在中国出现。外资在华设立的各类股份制公司企业，把西方国家已普遍采用的股份制公司的生产经营形式和集股筹资的方法带到了中国。
中国仿效西方，采用股份制发行证券组织近代企业公司的活动始于19世纪70年代。与此同时，清政府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起，举办旨在"自强"的军事工业。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经费难以为继，70年代后，为借重民间私人资本，解决国家财力不足，洋务派仿效西方股份制，采用"官督商办"和"商办"等形式，兴建了一批旨在"求富"的中国近代民用企业。1872年，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上海商人朱其昂、朱其诏筹建上海轮船招商局。随着该局的成立和第一期股本的认定和筹集，中国第一家近代意义的股份制企业和中国人自己发行的第一张股票诞生。继航运业后，股份制公司形式又在保险业、矿业、纺织业和通讯电报业等方面得到普遍运用，于是又有一批华商股票应运而生。如仁和保险、济和保险、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等都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华商股票。原先附股于外资企业公司的中国人，此时也纷纷移资或投资洋务民用企业，或自立门户举办近代工矿企业公司。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创办的新式工矿企业就有十五六家，这些矿业公司都发行了股票。至此，华商证券的发行已小有气候。
　　证券一经产生，证券交易不久也随之出现。据史料记载，1861年以前，上海等地就已有证券买卖交易活动，但仅局限在外商之间，买卖并不兴隆。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殖民经济的初步"繁荣"，外商证券交易在上海非常活跃。6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棉业投机热潮席卷上海，在华外资银行获得丰厚利润，其股票普遍大幅升水。如1864年利华银行面值10英镑的股票，市价曾高达25英镑；（注：《字林西报》，1866年7月5日。）此外，五六十年代成立的外资航运公司获利也很丰厚，航运公司股票成为银行股票以外的另一买卖热点，以致市场上证券交易额"日以百万计，投机交易有时延至深夜"。
有了外商企业股票的交易，也就有了从事股票买卖的证券公司。1869年上海四川路二洋泾桥北，出现了中国第一家专营有价证券的英商长利公司，后来又有几家这样的公司相继设立。"店多成市，该业始发达"。（注：《上海西商证券交易所之略史》，载《银行周报》第3卷总第116期，1919年9月16日。）到19世纪80年代前后，外资又开始进入租界公用事业和其他实业，市面上又出现了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电灯公司等十几种新股票。西商各证券掮客为谋本业前途的发展，于1891年联络同业，组织上海证券掮客公会即上海股份公所，以买卖外商在华所设各事业公司的股票。外商在华组织的证券市场初步形成。
　　至于中国华商进行的证券交易，若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华商附股外资企业公司的证券活动除外，至少在70年代初就零散出现。五六十年代由于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社会资金大量聚集上海租界；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新办的近代企业不久便获厚利，加上个别企业发放优厚股息的刺激，各色商人在地产、银洋买卖投机之外，又热衷于对新式企业的股票、债券的追逐。
　　1882年前后，先前成立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近代厂矿企业经营成功，获利很高，股票价格成倍增长，如轮船招商局面值100两的股票，1882年却涨到了200两以上；（注：《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册，第31页。）1881年年底，开平煤矿正式投产前夕，其面值100两的股票在上海市场上的价格就涨至150两左右，到1882年6月，竟还有人愿以每股237两的价格收进。（注：《申报》1882年6月13日。）受此影响，人们争相购买荆门煤铁矿、长乐铜矿及鹤峰铜矿等十几种刚上市不久的矿业股票，这些股票的价格很快超过其面值。如长乐铜矿和鹤峰铜矿的股票面值均为100两，1882年最高价分别达到220余两和170余两。（注：《平淮公司各股份市价》，见《申报》1882年各期。）当时的《上海新报》和《申报》等华文报纸，对此都有专门报道。这些矿业股票筹集的股金就有白银300万两，其市场交易额估计在1000万两以上，这在当时是一笔十分可观的资金。
受矿业股票上涨行情影响，其他上市的洋务企业股票价格也随之全线上涨。如上海电报局100两面额的股票，1882年曾突破了200两大关；而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股票价格也溢出原价15%左右。（注：《平淮公司各股份市价》，见《申报》1882年各期。）
　　华商证券交易，起初既没有固定的场所，又没有相应的交易规则，证券转让、买卖一般在亲朋好友、熟人中"以亲带友、以友及友"进行。成交的价格却视外商证券行情和证券本身的市场供求而定。后来，随着证券发行量的扩大，持有证券的人增多，手中持有证券的品种和数量也越大，证券买卖变成了经常的需要。于是"为各项公司通路径而固藩篱"（注：《申报》1882年9月27日。）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于1882年9月成立。该公司内部组织分明，还订有章程，为股票交易提供了便利。它的设立首开中国有组织的证券市场的先河，成为中国自设证券交易所的权舆。
　　由于对矿业股票的过分投机，加之买办商人胡光墉投机丝业失败和中法关系趋紧等其他原因，引发了1883年10月的倒账金融风潮。矿业股票连同其他华商股票即行下跌。低价出售也无人承接，连平时素有信誉的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股票的价格也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矿业股票更是无人问津，几乎形同废纸。介入股票投机和承做股票质押的钱庄受累倒闭，破产者不计其数。一度空前兴盛的股票市场低落至极点，直至10年之后，一般商人仍"视集股为畏途"，（注：《论商务以公司为最善》，见《申报》1891年8月13日。）"公司"二字"为人所厌闻"，（注：《矿务档》第七册，第4358页，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编，1960年版：《洋务运动》（七）第316页，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可见这次风潮对证券投资者心理打击很重。
若把1895年前的中国早期证券和证券交易视作中国证券市场的萌芽的话，那么，1895年以后至清末，中国证券市场就进入了初步形成阶段。
　　随着国外资本投资的银行、工矿企业和铁路公司在华的设立，以及铁路借款、矿业借款与政府借款的签订，外国在华发行的外资证券规模迅速扩大。
　　与此同时，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振兴工商、实业救国"的呼声再一次引发了中国第二次设厂办公司的高潮。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规，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鼓励兴办各式银行、企业。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率先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序幕。1901～1911年间，中国先后创办新式厂矿企业386家，资本额达8.8亿多元，华商在机械制造、电力、采矿、棉纺和其他工业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华商股票的发行量也随之大幅度的增加。
　　公债制度也在1894年前后移入中国。1894年清政府为筹措甲午军费，仿效西方，向国内发行公债，"息借商款"。此后，又发行了"昭信股票"和"爱国公债"两次公债。在此之前。1853年上海苏松太道吴健彰为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向外国洋行赊账雇募船炮，首开中国近代举借外债先河。随后海防借款、军需借款、抵御外侮借款、赔款借款、实业借款、铁路借款、矿业借款，甚至行政经费借款，一发不可收。清晚期共借外债208笔，债务总数为白银13亿多两。（注：《清代外债史论》，第672页，许毅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在证券交易市场方面，外商在华组织的证券市场也有了迅速的发展，最显著的表现是上海众业公所的设立与发展。原先设立的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895年以后因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等金币公债，以及怡和、老公茂、瑞记、鸿源等大纱厂新股票的面市，业务发展出现了较大转机。1898年，该所修订了章程，但仍无固定交易场所，证券的交易买卖，多在旧西商总会内或在汇丰银行门前阶沿进行。到1900年，英商趁八国联军入侵的混乱之际，攫取了中国的开平煤矿，由于这一产权的中外转移，原持有该矿股份的华人纷纷将股票出售或转让，给原来不甚景气的股票交易市场带来了新的刺激。同年，上海股份公所在旧西商总会租定了部分房屋作为固定的所址。1903年，上海股份公所酝酿改组为上海证券交易所，1904年，按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在香港注册，定名为上海众业公所。该所采取会员制，只有会员才能参与证券交易，公所成立不久，会员即扩充为100人，其中西商会员87名，华商会员13名。交易买卖的证券有中国和远东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和公司债券、南洋各地的橡皮股票以及中国政府金币公债，（注：《民国经济史》，第153页，上海银行学会编，1948年版。）后来又增加市政公债。当时进入这个市场开拍的股票先后有：公和祥码头、椰松船厂、公益纱厂和其他一些橡皮股票。1909年又迁址上海外滩1号。
　　由于西商在华组织的证券市场除为外国在华企业公司在华筹集资金服务外，还是少数洋商投机劫利的工具，完全不顾中国社会经济和投资者的利益，1910年爆发的橡皮股票风潮就是最好的例证。1903年，英国投机商人麦边在中国成立蓝格志拓殖公司，开业后的头几年并没有多少业务，1909年国际市场橡胶涨价，国外经营橡胶园种植业和投资橡胶工业的人获利丰厚。麦边便借此机会，于1910年初大造舆论，宣扬经营橡胶行业可获巨利，并谎称其公司在澳大利亚拥有大片的橡胶园。为了诱骗人们购买其公司股票，他编造该公司的经营发展计划，奢言年分红可达45%左右。人们不明真相，竞相购买。"仅仅十先令之股票，未及标卖，已有以七十两之巨价承购者"。（注：《上海西商证券交易所史略》，载《银行周报》，第116号。）麦边暗中掀抬股价，橡皮股票价格暴涨。麦加利、汇丰和花旗等外商银行见有利可图，便与麦边勾结，承做橡皮股票的抵押放款。此举又造成了该公司信誉可靠、实力雄厚、盈利可观的假象。争购者于是更加踊跃，连许多钱庄也都转入其中。1910年3月末，橡皮股票的价格上升到其面值的二十七八倍，（注：《上海西商证券交易所史略》，载《银行周报》，第116号。）麦边暗地里趁高脱手，卷款潜逃。其他外商亦步麦边后尘，纷纷抛售手中的橡皮股票。这时，外资银行宣布停办此项股票的押款，（注：《上海钱庄史料》，第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骗局败露，人们又争相抛售橡皮股票，但无人购进，橡皮股票价格一落千丈，最后成为废纸。持票者纷纷破产，钱庄也因此倒闭了二十多家，市面极度恐慌，酿成了一场金融风潮。更为严重的是这次风潮使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遭受沉重打击，中国股票市场自此进入低谷。
此期的华商证券交易市场较1883年前，交易规模总体上有所后退，但也不乏市场新热点。一方面，随着1895年后中国近代化第二次高潮的出现，尤其是银行的创办和商办铁路公司的出现，证券交易又渐有起色。银行股票和铁路股票、债券成为交易买卖的新热点。1897年在上海成立中国通商银行后，清政府又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设立了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省银行和私营商业银行也在此期设立。这些新兴的银行发行了大量的股票，这些银行股票在市场上十分受人青睐。1903年，清政府开放铁路，"寓商于路"，提倡商人设立铁路公司，集股筹资承办铁路。于是，1903-1907年，全国15个省份先后成立了18个"官商合办"和"商办"的铁路公司，发行了大量的铁路股票。这类股票一经发行，便成为市场亮点。在银行股票和铁路股票以及其他工矿企业股票发行与交易的带动下，中国近代证券市场初步形成。而这时的政府公债由于发行量小，加之政府仍视购买公债为对朝廷的报效和捐助，故当时购入者，也不敢在市场上出售，所以还未形成交易市场。
　　另一方面，证券市场组织形式也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自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倒闭后，虽先有1904年梁启超提出了组织"股份懋迁公司"（即证券交易所）的倡议，后在1907年又有上海买办商人袁子壮、周舜卿、周金箴等提出仿日本取引所组织公司的要求，但清政府未予重视和采纳。华商证券交易一直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中。光绪末年，上海买办商人王一享、郁屏翰等在南市关桥开设了专营证券的"公平易"公司，不久，买办商人孙静山在上海九江路渭水坊又开设了另一家专营证券的"信通公司"，但规模和功能远不能与原先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相比。除上述专营的证券公司外，许多茶商、钱商、皮货商、古董商和杂货商以及买办也兼做股票买卖。这些股票掮客经常出入茶馆，在经营本业的同时，还洽谈股票生意。约在1910年前后，股票交易买卖活动便固定在上海福州路的惠芳茶楼，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茶会"时期。
　　总之，中国证券和证券市场自19世纪40年代产生后，经历了40多年的萌芽阶段，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形成。中国最早出现的证券是外国在华企业公司发行的外资证券，最早的证券交易也是外商之间的外资证券买卖，稍后才出现华商证券和华商证券交易。中国证券市场一开始便存在华洋两个不同体系的市场，这正是旧中国社会性质的写照。尽管如此，中国证券市场仍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为后期的证券市场发展奠定了基础。

2. 梁启超简介

一分钟了解梁启超

3.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都受到良好教育，且都是有成就，他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从散见的一些资料来看，梁启超收入颇丰，不仅支持这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而且还能同时供应两三个子女往美国、加拿大留学。可见梁启超很有经济头脑和赚钱能力。

　　■任职、稿酬、演讲、股票投资收入不菲

　　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后，生活一度艰苦，后有日本政府的资助，加上各种稿酬和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的收入，还有一些华侨、慈善机构、民间社团的赞助，生活应该是比较富裕的。但毕竟收入不稳定，一时的困难还是有的。1899年，将李蕙仙接到日本后，随着人口的增多，开支加大，偶尔“吃米饭就咸萝卜，或清水煮白菜蘸酱油”也是有的。 
梁启超比较稳定地富起来，是1912年回国之后。在民国初年的政治风云中，随着名声的增大和一定权力的取得，梁启超收入也在增多。他在1912年11月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透露，袁世凯每月给他的津贴是3000元，还答应他组党资助20万元，他则要50万元。 
12月在给思顺的信中又称：“吾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 
在当时一般职员或工人的月收入是8元左右（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月薪8元）的情况下，如果月收入万元，绝对是个天文数字。梁启超当时的收入渠道：一是任职，1925年任清华国学院教授时月薪400元，任政府官员时收入肯定更高；二是稿酬，他的书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无论是稿费，还是版税，都是最高的；三是各种演讲和讲课费，晚年更多一些；四是股票及投资，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企业投资，1928年他给女儿的信中透露：“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 
总之，梁启超在民国初期的20年间，收入不菲。1925年曾得意地对大女儿讲：“今年家计总算很宽裕，除中原公司外，各种股份利息都还照常。执政府每月八百元夫马费，已送过半年，现在还不断。商务印书馆售书费两节共收到五千元。从本月起清华每月有四百元。” 
有了这样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梁启超的日子就好过了。儿子、儿媳去美国留学，他总是满口答应；梁思永要自费考古实习，他坚决支持；梁思成要赴欧洲旅游结婚，他老早就让人把钱汇去；梁思忠要由美国往法国深造，他致信说：“忠忠去法国的计划，关于经费这一点毫无问题，你只管预备着便是。” 
毫无疑问，梁启超家庭的幸福生活是以丰厚的经济实力为根基的。

　　■京津、北戴河均有房产　　支持美好家庭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宽敞、舒适的住房，梁启超在这方面也是很出众的。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早年在老家新会的“诒堂书室”，只是一间普通的农家住房，是其父母的房子，严格意义上还不算梁启超自己的房产。1898年刚到日本时，住房很困难，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等经常打地铺睡觉。后来有所改善，但随着家眷的到来，在东京的住房仍然十分拥挤。1906年，一位华侨好友将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怡和山庄”别墅，借与梁启超居住，其住房才有根本的改善。这里依山傍水，后面是一座小山，松林茂盛；前面是蔚蓝的大海，波涛汹涌。在家里可以清晰地听到大海的潮涌和松林的涛声，梁启超颇富诗意地起名“双涛园”。梁启超真正有自己的房产是在1912年归国之后，10余年间他在北京有两三处住房，史料显示南长街有一处，东单二条有一处，清华大学有一处。当然，像清华给的是办公住宅。最令梁启超骄傲的是建在天津的饮冰室。房子位于原天津意大利租界25号，即现在的河北区民族路46号，由东西并立的两座现代化的三层小洋楼组成。东楼建于1915年，西楼建于1925年，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造。两座楼的后面有一排两层的工房，专供杂役人员居住。屋内的各种布置，豪华中不乏典雅，高贵里尽显庄重；院里的树木花草错落有致，绿树和鲜花尽收眼底。梁启超在这里和蔡锷精心策划了护国战争。他晚年的许多重要著作，如《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也是在这里写成。饮冰室历经近百年沧桑，虽有破坏，但最近已全部修复，开辟为梁启超纪念馆。1925年8月，梁启超还出资1万元买下了章宗祥在北戴河的别墅，这是一座两层小洋楼，位于小东山二路23号。 
每当炎热夏日，这里就成了梁启超全家避暑休闲的地方。对于死后的墓地，梁启超也极用心。李蕙仙1924年去世的第二年，梁启超在香山卧佛寺东边买了一块30多亩的风景秀丽的山地， 
花了6000多块大洋修造了一座庄严典雅的陵园式的墓地。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就长眠在这里。如今，北京市政府已经将墓地重新修葺一新，成为人们游览和凭吊梁任公的一个好去处。

生活理念　　家庭生活看似平常，却反映着一种生活理念。不同的家庭生活理念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生活态度。生活理念又和人的脾气秉性关系甚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性格决定生活。梁启超是性情中人，具备事业型和生活型的双重特征。他既不因事业而忽略家庭，也不因家庭而贻误事业；而是以事业培植家庭，以家庭促事业发展；同时不以高高在上的家长的姿态自居，对妻子儿女平等相待，能够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尤其是他在家中脾气平和，用爱心主导情感，所以日常生活和谐而充满了欢乐。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曾明确表示：“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特别难得的是，经过多年的生活磨炼和积累，梁启超越来越感觉到家庭欢乐的珍贵。他晚年自称：“我关于德行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的愉快。”

　　■平和心境 家庭美满　　能够经常保持一种自然、平和、快乐的心境，再加上优越的家庭条件，家庭的生活就美满而趣味盎然了。

　　夫妻关系是家庭的重心。梁启超对两位夫人的尊敬和爱戴确保了梁家的安宁、祥和。对于李蕙仙，梁启超信任、体贴、关怀。他在给李蕙仙的信中曾得意地说：他们的结合是“美满姻缘，百年恩爱”。 
前述他在檀香山遇到华侨小姐的恋情，不仅如实地告诉了李蕙仙，而且还将华侨小姐所赠的两把精美的小扇寄给李蕙仙保存。每次外出，梁启超总要为李夫人购买礼品。他曾十分有把握地对大女儿梁思顺讲：“汝母所欲得之物，总不外恰克图火锅，淹菜坛子，黄铜烟袋之类，吾与汝母相处二十年，宁不深知耶。” 
梁启超只要在家居住，就会和李蕙仙夜间长聊。他在给子女的家信中透露：“每晚客散后，与汝母杂谈，动至夜分。” 
梁启超经常炫耀自己的普通话是李夫人所教。毫无疑问，梁启超是将李蕙仙当作贤内助和知己。李蕙仙逝世后，梁启超概括他们的关系是：“我德有厥，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挟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燠便康；我老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 
这种文学体裁的描述难免有夸张之处，但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心心相印、休戚与共是肯定无疑的。王桂荃由于出身卑贱、地位低下的原因，在梁启超的文字记述中很少，但他对王的爱恋和依赖决不比李蕙仙差，尤其在日常起居的生活方面，梁启超离不开王桂荃。梁启超出远门，经常会带王桂荃前往。护国战争期间由于没有王桂荃在身边，梁启超几乎没有吃过一顿可口的饭，几乎天天思念“王姨”。尤其到了晚年，梁身体不好，全靠王桂荃精心照料。王桂荃别看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聪明过人，在日本时她日语学得最快，一度成了全家人的翻译。她也极善于处理和梁启超、李蕙仙、孩子们和仆人之间的关系，在家中威信颇高。梁启超说她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 
梁思成则讲她是“不寻常的女人”。 梁思成虽非王桂荃亲生，但对她感情很深，总是亲切地称其“娘”。

4. 梁启超参与变法怎么逃过朝廷追杀?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初到日本之时，他一度与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为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的机会，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后因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但是，梁启超与革命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超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他竭力宣扬“光绪圣德”，说什么“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

5. 梁启超在十七岁就结婚了，他以为人生会这么

清朝的时候，人们结婚是比较早的。
因为平均寿命都不长。

6. 啦〗梁启超是不是清末最大的伪君子

梁不是，康才是。

7. 梁启超的其子谁是我国著名建筑专家

是的，可以断句为著名建筑学家/梁启超的儿子梁从诫。著名建筑学家梁启超的儿子/梁从诫。这种语法是错误的，

8. 梁启超他的儿子()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

梁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