锵锵三人行的早期节目

1. 锵锵三人行的早期节目

前期1998年4月，节目正式开播。曹景行回忆说，之前只做了一次样片，并没有太多的准备，因为这个节目要营造的就是老朋友聊天的气氛，话题也都是嘉宾提前碰一下，“老朋友聊天还需要准备什么呢？”最早的嘉宾组合有三对：张坚庭和李纯恩，马家辉和郑沛芳，曹景行和潘洁。在节目还没有正式定型的时候，讨论很多都是新闻话题，但是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当时作为窦文涛助手的张小蓓说，剪新闻片是她的一项大工作：“每次用的片子要找好，一些新闻片要重新剪接的话都要弄，用的大部分片子都是《时事直通车》的。”曹景行说：“刚开始还很严肃，经常讨论重大话题，我记得刚开始就做印尼总统苏哈托下台。”然而这个节目的目的是让话题更松弛，此后就加入了很多软性的话题。从小圈子开始忧国忧民曾任“锵锵”主编的邹倚天说，在她还在美国上学那会儿，窦文涛是她的偶像。在她的记忆里，最早开始喜欢“锵锵”的是一个小圈子，不是主流人群。“北京那一帮以前在88号里混的人全看这节目，觉得话题全聊他们心坎里去了，终于有一个节目不‘装’了。” 在她开始关注“锵锵”的时候，这个节目已经脱离了早期还带点严肃的新闻话题，原来星期六的时候有一个浓缩版，把精彩的片段在星期六重放一次，张小蓓说：“当时文涛对这个浓缩版也感到比较苦恼，因为这就意味着每到周四周五就要把之前录好的节目再重看一次，看完再剪出来，很辛苦。后来我们就想不如做《明星三人行》试一下。”于是很多天王级的嘉宾，比如王菲、刘嘉玲、黎明、刘德华都来参与节目，一下子就把招牌做响了。

2. 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形式

《锵锵三人行》由凤凰卫视金牌主持人窦文涛主持，一起针对热门新闻事件进行研究，并各抒己见，但却又不属于追求问题答案的“正论”，而是“俗人闲话”，一派“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达至融汇信息传播，制造乐趣与辨析事理三大元素于一身的目的。看似“平衡一下”的“滑头话”，其实是窦文涛引导嘉宾发表具个人色彩的大胆言论，有时又略显露骨（这也是该节目吸引一些人的原因吧），营造日常聊天的形态、谈笑风生的气氛，力求谈话轻松、惹笑。节目秉承平民视角的清谈态度，深入透彻，具有特定的人文色彩和人文价值取向。”主持人与两位嘉宾宛如三友闲聚，企求回归即兴聊天本色， 坦诚相见，大胆言论。在谈笑风生的气氛中以个性化的表达，关注时事资讯，传递民间话语，交流自由观点，呈现生活体验，不掩真实性情，分享聊天趣味。窦文涛说：”我只是个真正的实用主义者。真正的实用主义者没有虚荣心，因为他知道那是虚的，很多东西要让我有实际的感受才行。比方说像我们这种靠名气吃饭的人，连名气都不是越多越好。一个人只要不骄不躁就能看到这个事实。“他有天马行空的活跃思维，引起观众兴趣和注意的是他丰富的“非语言符号”。有个性、有特色、有阅历，正是窦文涛的个人魅力。锵锵三人行被《新周刊》誉为”15年来中国最有价值的电视节目“。 开播1997年年底，曹景行来到凤凰卫视，次年3月份，开始给“锵锵”做策划。“台里对文涛的潜能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之前窦文涛和吴小莉一起主持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一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凤凰卫视做了一个“60个小时说不停”的节目，6个主持人，窦文涛是从头撑到尾，一人就说了6到8个小时，“台里开始认识到，他说话的本事特别大。文涛当时就跟老板谈，想做一个脱口秀的节目。”曹景行说。“凤凰于飞，和鸣锵锵”，刘长乐替这个节目起了名字。1998年4月，节目正式开播，窦文涛坐到《锵锵三人行》台前。成本脱口秀可能是电视节目中制作成本最低的一种。“为什么好多台有一阵都做，因为投入少，没广告也亏不了什么。”窦文涛分析。“小桌子做道具是我想出来的，”导演梁锦晖说，“你注意到没有，通常香港ICAC（廉政公署）审犯人时，都是用类似三角形的桌子，三个人刚好合用，”三角形桌子不好摆摄像机位，梁锦晖决定把桌角去掉，改成梯形桌，为了做这张桌，梁画好图纸，跑遍了红磡、土瓜湾的家具店。窦文涛笑称，《鲁豫有约》有专门的录制棚，是美国兵，《锵锵三人行》与几十个节目共用20平方米的录制棚，属于游击队。节目组没有固定资产，就连嘉宾坐的3把椅子也不是自己的，“后来有个潮州的观众看我们穷，自己烧了点瓷器给寄来，说看你们太惨了，老是那几个杯子。”除了背景和音乐换过之外，过节时加点红灯笼、圣诞树，《锵锵三人行》开播十几年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做过嘉宾的台湾导演李国修建议，《锵锵三人行》要像台湾一些节目一样，允许主持人跟嘉宾喝酒聊天，“喜欢喝洋酒倒洋酒，喝白干倒白干，喝啤酒倒啤酒，一人一边，敞开了谈。”殊不知，《锵锵三人行》向来精打细算，并没有那么阔气。曾任节目主编的邹倚天有一次买了一瓶真的香槟，嘉宾们说：“倚天，我们以前喝的都是假的，就是汽酒。”而除了道具低廉，《锵锵三人行》的人员成本也非常低。收益《锵锵三人行》开播的前半年，没见着一个广告。窦文涛说：“按我们的规矩要撤掉，当时刘长乐在会上讲，就说文涛不容易，这个节目给他留着，就这样又留了一个月，有广告，能挣到钱了。”凤凰卫视言论部总监曹景行的解释是，“台里说，这么好的节目不急着卖出去。”窦文涛的一张嘴在《锵锵三人行》中一炮而红，不但顺势衍生出《明星三人行》、《老窦一家亲》、《老窦酒吧》、《文涛拍案》等，还让他一举获得《新周刊》2004、2006年度“中国电视排行榜”中的“最佳谈话节目主持人”，2004年度《新周刊》“15年来中国最有价值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第三名。在2006年，窦文涛以3.2亿的品牌价值位列《蒙代尔》杂志《2006年度中国最具价值主持人》排行榜第三名。 三人组合梁文道认为“两个人聊会很累，三个人就很轻松，不用抢着说话”。而另一个常客许子东则发现“其他脱口秀都是说给观众听，我们是聊给自己听”。《锵锵三人行》十来年，嘉宾像流水一样来来去去，当中混得最脸熟的是许子东和梁文道。很多临时发挥的即兴话题都不敢交给面生的嘉宾，非要这三个人坐在一起才能指望可以聊出世态百相。聊给谁听比《锵锵三人行》早出生两年的《实话实说》被认为是内地第一档脱口秀，制片人齐含笑认为是社会变化过快给脱口秀带来了出头的机会，因为跟不上变化节奏的人太多，大家面对未来都辨不清方向，这时候就需要有公众人物来提醒你怎么做选择题，“我们的节目很简单，就是告诉你别人想什么和怎么想”。这个初衷一开始就决定了《实话实说》不像是百无禁忌的脱口秀，更像是一碗每周准时煲好的心灵鸡汤，人们在崔永元身上寻找社会共识，在嘉宾身上投射自己的人生经验。邹倚天认为，“锵锵”其实和《实话实说》一样，也是一场面向观众的谈话，但道具和形式可能是最简单的：三把椅子、三个人，围着一张只能放三个杯子的圆桌讨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没有热线电话，没有现场观众，真正能指望的只有镜头上的三张嘴。这种简易模式的好处是节约了成本，又能真正形成聊天的效果，问题是宝都押到了主持人身上。邹倚天说：“比如‘矿难’出来之后，我们知道这个话题是大家都关心的，希望通过它体现主持人和嘉宾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一定要真诚。通常我们都能达到效果，但有时候遇到嘉宾陷在一个问题里出不来，就需要窦文涛把嘉宾的思维揪回来。在这种节目形式当中，唯一不能取代的就是一个好的主持人。”有时候窦文涛也会放嘉宾一马，任其自由发挥。邹倚天说：“很多电影人上节目都希望宣传自己的作品，我们也乐意配合。”但导演们一旦说起中国电影就会义愤填膺地跑题，有几次说得兴起，冯小刚就胀得一脸通红，滔滔不绝地表示拍好电影要用心。遇到这种情况，窦文涛就端起笑容，等待对方把话说完，然后开始另一个话题。因为他知道，冯导说的话，其实是电视机前面的人感兴趣的，私人聊天中的个人状态对观众来说，永远是最生动的东西。自由度的惊喜有故事的普通人都被请上了《鲁豫有约》，在现场观众面前和陈鲁豫讲述自己的百味人生，他们的现实生活则投射在现场大屏幕上，这种双管齐下很快就能让观众沉浸在节目创造出来的暖色调当中。“《鲁豫有约》可以讲故事，我已经有你的资料了，只要想从哪几个角度来问你，片子什么的组里的人也都准备好了。”邹倚天强调的是另一个问题：“从主持人的角度，鲁豫比窦文涛轻松多了，我们没故事可讲，只有一个线头，你想把它发展下去，弄成一件衣服，就得自己掏出东西来。”窦文涛不在的时候，节目组曾经找过陈鲁豫和梁文道来代班，播出后反响一般。掏出来的东西多了，节目的个人气质也就被固化了。邹倚天也承认这点：“这是他原创的节目，风格特别适合他的气质和个性，所以后来有电视台模仿，但都超不过‘锵锵’。”这种有强烈主持人烙印的节目在美国的代表是奥普拉脱口秀和大卫·莱特曼的《深夜秀》（又译《大卫牙擦骚》）。许子东认为，美国的大牌节目和“锵锵”比起来，也显得很有形式上的局限。“美国的谈话节目都不是三个人的，要么是两个人，要么是一个圆桌，很多人。欧洲也一样。美国的电视工业这么强大，他们一定什么形式都尝试过，偏偏这种形式没有出来。这种形式能在中文电视圈流行，说明电视文化虽然是普世的，但是它毕竟有各个民族文化的特点在里面。”和大多数谈话节目一样，“锵锵”事先也会给节目设好话题，给嘉宾分配“方向”，但一上了镜头，话题就被放开了。有一次，何平上节目聊自己的《天地英雄》，但最后在椅子上对中国的发展过快表示忧虑，“我们怎么就成了睡不着的国家？”这些亮点在梁文道看来都是自由度带来的惊喜：“大卫·莱特曼那么优秀的人，但他的脱口秀都是有几十个编剧给他写台本。所以美国编剧一罢工，他就有点顶不住。而我们没有台本，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这反而是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