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时隔三年已大变样！这些年香港发生了哪些变化？

1. 香港时隔三年已大变样！这些年香港发生了哪些变化？

2022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25周年。在2019年香港面临了很大的危机，但是在三年后，香港却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现在香港的国安法和选举制度都更加的完善了，也是被保护着的。对比三年前的照片也是感受不同的，现在感觉会更加的安心，也很真实。尤其是很多人拍到，在港岛附近有很多市民在享受着阳光浴。环境特别的安宁，还有鸟叫声，让人感觉特别舒服。
三年前的香港，看起来还是非常压抑的，当时还有很多乱港分子把街道都堵住了，当时还在煽动非法游行。而现在在天桥附近没有那么拥挤，而且也没有了当时的非法行为。现在看到的是非常整洁的街道和车流，现在在香港说普通话也不会担心招来别人的敌意，这也是让人比较放松的。维多利亚公园本来是可以让市民游玩的，而且有很多设施。
但是在三年前维多利亚公园却一直都被乱港分子给占据了，而且还被当做非法游行的地方。现在维多利亚公园已经恢复了正常，民众可以在里面布置庆祝香港回归的活动。球场和步道上也都是民众的身影，并且市民们都非常的开心，一起感受香港回归的氛围，这也使香港的民众生活更加的安全和有序， 而且文化氛围也出现了变化。 
在2019年的时候，很多暴徒都在铜锣湾进行破坏、打砸以及放火。当时还张贴了很多海报，都是不好的行为。而现在很多地方都插起了国旗，也说明了在国安法生效之后，对于乱港势力也进行了清除。在之前香港会有民众对立，而且还会出现很多惊悚的海报和夸张的读物，营造的范围就是不欢迎内地人。而现在到处都插起了国旗，并且也表示很欢迎内地人。

2. 香港近几年的变化

香港宪法的《基本法》在第五条里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50年不变。”
　　
　　 《亚洲时报》特稿文章指出，十年了，香港与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似乎没有改变。不过，生活在这里的人，却可以感觉到过去十年的变化，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更是无形的。而要为这些变化负责任的是香港人自己。
　　
　　 有形的变化更多是来自过去十年的经济衰退，而非北京政府的干预。北京政府的干预还没有产生明显的变化，至少现在还没有。而那些无形的变化，却正在打造一个新香港，这些几乎是非中国居民和游客看不到的。香港变得更温顺了，也没有以前那么自信了。香港人对大陆人的那种天生优越感，几乎消失殆尽；“阿灿”这类蔑视大陆人的词汇，已从日常语言中消失了。“阿灿”原本是一部电视剧里面的人物，后来港人就这样称呼大陆人，意思是乡巴佬。
　　
　　 香港人正在大陆化。事实上，如今港人过关去深圳消费时，如果他们出手不大方，就会受到羞辱，被叫作“港灿”。
　　
　　 其实打从1997年7月1日凌晨主权移交几小时后，变化就开始了。当然，北京或港人都没料到，或希望这么快就开始改变。实际上，有些港人根本没料到此生或来世会发生变化。
　　
　　 1997年夏天，泰国的货币泰铢急剧贬值，引起了一场席卷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正是这场风暴以及随后爆发的一系列更致命危机，严重了打击港人的自信和傲气。
　　
　　 在金融危机、禽流感、非典、空前高的失业率（8%）、负资产这些灾难面前，港人选择了一条好走的路——依靠北京。当他们向北京求助，面子、自尊心和天生的优越感都被一股脑儿抛开。
　　
　　 北京政府果断地抛出一条又一条的救命稻草。北京现在仍在这样做，尽管有时会提醒说，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香港必须解决其根本问题。但谁在乎呢？好时光回来了，香港又风生水起了。那是外国游客和当地侨民所看到的。
　　
　　 他们现在还看到的，是这些有形变化：现有多达50万港人在大陆工作，而他们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一数字几乎相当于在英国统治的最后几年里，移民到加拿大、澳洲和美国的富裕中产阶级专业人士。
　　
　　 同时，这50万港人在香港的位置，几乎被同等数量的大陆人（主要是穷人）所取代，这些人已在港永久定居。大多数生活在较低经济水平的新移民，都是嫁给香港男子的女性。香港男子找要求不那么高的大陆女子作妻子或情妇的热潮，不可能很快减退，这就导致香港单身女子的人数与日俱增。
　　
　　 香港不再是昔日那个继新加坡之后亚洲第二大繁忙的集装箱码头。上海已经快将其取而代之，而且深圳也很快会超过它，因此香港可能会继续走下坡路。

3. 最近3年多以来，香港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哪些变化值得关注？

中国香港近三年以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特别是在对疫情防控的政策和实施方面，香港地区严格遵守国家规定，跟随着国家防控疫情的步伐一同为改变疫情袭来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在紧跟中央政府的脚步下，中国香港地区的治理更加高效、深得人心。
香港由于自身的开放程度比较高，国际贸易往来也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疫情防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阻碍。在这三年来的初期，香港的抗疫成绩并不令人满意。于是在疫情刚刚席卷中国香港的时候便发生了很大的乱子，中国中央政府派出了许多医护人员进行支援，也提供了很多医疗设备和医疗资源进行援助。中国香港在疫情的强烈冲击下，这三年来香港的发展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援助。
与此同时，这三年来香港在经济社会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大港，在三年内的经济相关业务与原来相比大大减少。对于中国香港来说，中国大陆和香港在经济金融上面的发展是互相依存的关系。近三年来，中国香港的产业结构和新兴经济发展动力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疫情之下的香港旅游业受到了重创，由于对新冠疫情的加强防控，各个路径的客源大量减少。
在其他方面，香港地区也与中国大陆加强了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值此香港回归中国二十五年之际，香港地区从一开始疫情笼罩下的黑暗到街道上一片一片的国旗之海。在国民教育方面，香港采取了中西文化融合发展的方向。在香港民众心中都将中国内地内地的人民看作亲友，他们已与中国内陆人民心连心。

4. 与25年前相比,今日的香港发生了哪些变化?

您好，很高兴为您解答：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于过去25年间成倍增长，商品贸易于过去25年增长3.3倍。2021年，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2020年，香港是外资流入第三大目的地；2019年，香港成为世界第四大外汇交易市场。【摘要】
与25年前相比,今日的香港发生了哪些变化?【提问】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形成了哪些宝贵经验？【提问】
您好，很高兴为您解答：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于过去25年间成倍增长，商品贸易于过去25年增长3.3倍。2021年，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2020年，香港是外资流入第三大目的地；2019年，香港成为世界第四大外汇交易市场。【回答】
除了推动经济发展外，中央政府也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根据2022年QS世界大学排名，5所来自香港的大学跻身世界前百。香港同时拥有1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6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2021年，“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位跃居全球第二。【回答】
麻烦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奥【提问】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形成了4点宝贵经验，25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实践规律，才能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行稳致远。”温故知新、鉴往知来，【回答】
还有呢？【提问】
第一，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第二，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第三，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第四，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回答】

5. 香港近10年的变化

香港宪法的《基本法》在第五条里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会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50年不变。”
　　
　　 《亚洲时报》特稿文章指出，十年了，香港与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似乎没有改变。不过，生活在这里的人，却可以感觉到过去十年的变化，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更是无形的。而要为这些变化负责任的是香港人自己。
　　
　　 有形的变化更多是来自过去十年的经济衰退，而非北京政府的干预。北京政府的干预还没有产生明显的变化，至少现在还没有。而那些无形的变化，却正在打造一个新香港，这些几乎是非中国居民和游客看不到的。香港变得更温顺了，也没有以前那么自信了。香港人对大陆人的那种天生优越感，几乎消失殆尽；“阿灿”这类蔑视大陆人的词汇，已从日常语言中消失了。“阿灿”原本是一部电视剧里面的人物，后来港人就这样称呼大陆人，意思是乡巴佬。
　　
　　 香港人正在大陆化。事实上，如今港人过关去深圳消费时，如果他们出手不大方，就会受到羞辱，被叫作“港灿”。
　　
　　 其实打从1997年7月1日凌晨主权移交几小时后，变化就开始了。当然，北京或港人都没料到，或希望这么快就开始改变。实际上，有些港人根本没料到此生或来世会发生变化。
　　
　　 1997年夏天，泰国的货币泰铢急剧贬值，引起了一场席卷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正是这场风暴以及随后爆发的一系列更致命危机，严重了打击港人的自信和傲气。
　　
　　 在金融危机、禽流感、非典、空前高的失业率（8%）、负资产这些灾难面前，港人选择了一条好走的路——依靠北京。当他们向北京求助，面子、自尊心和天生的优越感都被一股脑儿抛开。
　　
　　 北京政府果断地抛出一条又一条的救命稻草。北京现在仍在这样做，尽管有时会提醒说，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香港必须解决其根本问题。但谁在乎呢？好时光回来了，香港又风生水起了。那是外国游客和当地侨民所看到的。
　　
　　 他们现在还看到的，是这些有形变化：现有多达50万港人在大陆工作，而他们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一数字几乎相当于在英国统治的最后几年里，移民到加拿大、澳洲和美国的富裕中产阶级专业人士。
　　
　　 同时，这50万港人在香港的位置，几乎被同等数量的大陆人（主要是穷人）所取代，这些人已在港永久定居。大多数生活在较低经济水平的新移民，都是嫁给香港男子的女性。香港男子找要求不那么高的大陆女子作妻子或情妇的热潮，不可能很快减退，这就导致香港单身女子的人数与日俱增。
　　
　　 香港不再是昔日那个继新加坡之后亚洲第二大繁忙的集装箱码头。上海已经快将其取而代之，而且深圳也很快会超过它，因此香港可能会继续走下坡路。

6. 香港今昔有什么变化？

香港自秦朝起是中原领土，直至19世纪中叶清朝对外战败，领域分批被割让及租借予英国成为殖民地，香港从而开通港口发展。1980年代，中、英两国落实香港前途问题，于1984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决定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方承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香港将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原有的生活方式，并享受外交及国防以外所有事务的高度自治权，也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不仅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香港是亚洲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以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以及完善的法治闻名于世。历史的变迁，让香港从一个当年只有五千人的小渔村，演变成今天有「东方之珠」美誉的国际大都会。

7. 香港今昔的变化

香港自秦朝起是中原领土，直至19世纪中叶清朝对外战败，领域分批被割让及租借予英国成为殖民地，香港从而开通港口发展。1980年代，中、英两国落实香港前途问题，于1984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决定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方承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香港将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原有的生活方式，并享受外交及国防以外所有事务的高度自治权，也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不仅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香港是亚洲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以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以及完善的法治闻名于世。历史的变迁，让香港从一个当年只有五千人的小渔村，演变成今天有「东方之珠」美誉的国际大都会。

8. 香港的今昔变化少一点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年8月30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 ?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
1841年8月21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5月 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 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月23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