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的生平简介

1. 周良的生平简介

“我这30年基本可以分为三段，一段是在文化局工作，一段到文联，一段就是离休回家了。”80多岁、头发雪白的周良精神矍铄、思路敏捷，对往事的回忆也有条有理。“上世纪70年代，评弹事业复苏，80年代到90年代，包括评弹在内的地方戏曲遭遇困境，甚至出现了听任‘自生自灭’的声音，而现在，30年过去了，评弹等地方戏曲不仅存在且生命力旺盛。”当工作成为最大爱好“虽然我是海门人，可同属吴语区，我听得懂评弹，只是之前听得不多。”谈起最初与评弹的接触，周良这样说。1957年来到苏州市文化局工作，不久后周良开始分管戏曲和评弹，“文革”后重返文化局领导岗位的他更是专注于评弹事业。1983年，调到文联工作，他还是主要和评弹打交道，而在1989年离休之后，对评弹的研究也没有停止。为什么会如此专情于评弹？“关心评弹是从工作需要开始的。”周良说。“因为分管评弹工作，自然要和评弹艺人打交道，要听书。而且上世纪50年代末，陈云经常来上海、杭州和苏州，来听书，来了解评弹情况，也就逼着我们了解本地的评弹情况，不然首长问起来一问三不知怎么办？”就这样，周良不仅开始走进书场听书，还开始了评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文革”期间，这样的积累也在悄悄进行着，周良在自己的第一部评弹专著《苏州评弹旧闻钞》的初版后记曾对相关资料的失而复得有这样一段生动的记录：“在‘十年浩劫’中，这些资料能保存下来，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一袋资料，开始也遭到受审查的命运，进了‘集中营’。一次，我奉命打扫，清理‘战场’。在地上发现了这些资料，就偷偷藏起来了。那是1967年的事。”1975年，生病休息的周良开始了这些资料的整理，按年代先后，分类编排，还加了点按语，而当时只是希望相关资料能够保存下来。1983年，《苏州评弹旧闻钞》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主要是辑录的苏州评弹史料，虽然这些资料来源于几百本地方史料、笔记小说等，但我前后看过的相关书籍少说也要几千本。”“文革”后，评弹演出队伍减少，书场减少，书目荒也十分严重。1980年，江苏、浙江、上海联合成立了评弹研究会，呼吁重视评弹艺术，发动评弹演员演出，积极进行书目的整理、创作和改编。1984年，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三地文化部门领导、曲协领导都参与其中，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设在苏州，周良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这个办公室现在还存在着，基本每年要开一次会，做些评弹界的交流协调工作。”评弹的生命线在书场里“苏州评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弹保护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从评弹保护和发展的现状看还是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在周良看来，重视长篇书目、重视书场艺术的建设是保护好评弹的关键之一。“苏州评弹的演出以在书场演出长篇书目为主要形式，长篇书目及其演出是评弹艺术的生命线。”周良说，一方面，长篇书目通过足够的篇幅和容量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复杂的历史过程以及社会、人文心态，塑造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充分体现自己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书场演出可以深入群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盛的艺术生命力。重视长篇书目建设、重视书场艺术提高从根本上说是对评弹艺术规律的尊重。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评弹。”“现在不少的评弹演出是唱开篇，把评弹当作了歌曲，其实离开了说表，评弹怎么唱得过流行歌曲？”周良说，一部评弹长篇要在书场里演上10天、20天，要让听客今天听了，明天还能再来，对演员是个考验，但同时也有利于艺术积累。“评弹以说为主，唱为说服务，如果只是唱就会显得单调，作为曲艺的一种，一曲百唱很重要，而不是像歌曲那样一曲一唱的。”周良说，评弹的叙事与众不同，叙事中有第一、第二、第三三种人称，视角变化很多，与一般小说等只有第一、第三两种人称有很大不同，说书人的语言、角色的语言自由变化。此外，评弹叙事中还存在着过去、现在、将来三个时空，与一般戏曲只有一个时空也很不同。“如此的叙事特色在开篇演唱中是没法体现的。”周良感慨颇深。研究评弹的人太少太少采访中，陈云的点滴往事，周良常常提及，其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首长对于评弹的研究态度，“一部书群众喜欢不等于好，要对人有益才是好”，“评弹要像评弹”等至理名言让周良一直铭记着。打开收藏在书柜深处的一个牛皮纸信封，周良向我们展示了他细心收藏着的一些首长来信，其中一张白纸上用铅笔写着“苏州评弹学校”六字，那是陈云1979年为苏州评弹学校复校题写的校名。“苏州评弹发展的历史很长，但作为曲种的研究还在起始阶段，后续队伍有待培养。”风趣的周良告诉记者，如今曲艺界搞研究的大多是像他一样的“老头子”，苏州评弹研究也一直希望有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加入。上世纪60年代，为加速评弹资料的收集并开展研究工作，周良牵头成立了市曲联艺术组资料室，开始了资料、史料收集和长篇书目的记录整理，也陆续形成了一些评弹史料和老艺人回忆录等。在他去年2月出版的《苏州评弹艺术论》中，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附表：一张是建国后出版的评弹研究资料和工具书目录，一张是建国后出版的评弹研究著作目录，两张附表共列出评弹专著41部，其中由周良编、写的有17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50年评弹研究的成果。“搞评弹研究比搞评弹还要难。”周良告诉记者，这些年专门上门拜访他，寻求指点的人有不少，一些研究生围绕评弹来写论文，有的甚至来自国外。但这些研究者最终并没有像周良这样坐下来，成为评弹研究者。周良告诉记者，评弹的研究工作包括史料收集和整理，脚本的收集和整理，评弹的工具书的编写，评弹史的撰写，评弹艺术的研究等。像去年他担当主编的《苏州评弹书目库》就属于评弹脚本的收集和整理，目前，第一辑进入了校对阶段，收入了《西厢记》等4部共9本传统书目。“今年准备编好第二辑，工程很大，书编好了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文本资料。”2006年，周良以曲艺理论家的身份获得了第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的终身成就奖，这个代表业界肯定的奖项并没有让周良放慢评弹研究的前行步伐，除了主编《苏州评弹书目库》外，担当的《中国曲艺志》审稿工作也已基本结束，《苏州评话弹词史》等新作也在赶写中。有人说，苏州评弹这门艺术，因为有了周良，才有了在学术层面的分析、总结和提升。2012年10月著名评弹理论家、文化部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周良近日做客上海师范大学，在该校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评弹研究室“评弹与江南社会”系列讲座上主讲《陈云文艺观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并纵论苏州评弹经验教训。87岁高龄的周良1957年后先后任苏州市文化局局长、苏州市文联主席、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曲艺志》副主编，是苏州乃至江苏省曲艺界的老领导，曾与陈云有过多次交往。这次讲座上，周良系统概括了陈云的文艺思想，尤其是对评弹艺术的具体指导思想，如认为文艺要有市场观念，接受市场检阅，但又不能唯市场的论述；长篇是苏州评弹的承载，中、短篇作为百花齐放可以同时存在；　强调对传统书目的保存和发展；等等。在报告的第二部分，周根据自己的体会谈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评弹工作经验教训的看法。他认为，过去所片面强调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经济上平均主义等等，是导致评弹危机的重要因素；又高屋建瓴地谈了苏州评弹的现状与未来。上师大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唐力行教授总结时指出，周良的讲座具有很强烈的指导意义。据悉，该中心评弹研究室今后还将邀请其他评弹理论工作者和老艺术家前往授课，以加深工作人员对苏州评弹的认识与理解。

2. 周以良的人物活动

 1954年12月，周以良调到东北林学院（现东北林业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先后担任植物教研室主任、林学系主任、帽儿山林学分院副院长、科研处长、副校长、森林植物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植物学）带头人。连续多年被评为省、市劳动模范，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1996年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学科评议组（林学组）召集人、国务院“三北”防护林地区农田防护林领导小组技术顾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农业生物学科组成员（1979）、国家林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1980-1989），全国高等林业院校林业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1984-）、全国林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4）。1959年创办《植物研究》并担任主编至1992年，自1984年先后被选为中国生态学会常务理事（第二、三届）、中国植物学会理事（第九、十届）、中国林学会常务理事（第五、六届）、中国植物学会人参协会理事长（第一、二届）等。此外，在国际上被聘为世界保护同盟（IUCN）维护生存委员会（SSC）委员及中国植物专家组成员、法国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国家公园委员会委员、美国传记研究所（ABI）研究顾问委员会委员等；以及被邀为国际植被协会（IAVS）会员、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al Society）会员及美国纽约科学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研究员等。周以良自1949年以来，一直从事以植物分类学为基础的森林植物学和植被生态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教学上，先后讲授植物分类原理、植物地理学、植物系统学、植被生态学、森林植物学等6门课程，并先后指导了32名博士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上，在兼顾全国的同时，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植物和植被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取得了创造性的学术成就，为促进中国森林植物学和植被生态学以及林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40多年来，他在植被生态学和植物分类学领域中著述甚丰，先后主编（合编）学术专著20余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先后主持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1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主持省、部级科技项目6项。多项国家、省、部级科技奖励。他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和业务会议，并应邀在大会上做专题报告或宣读论文，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赞誉。先后被选入英国出版的《国际名人录》、《国际突出成就专家录》和美国ABI出版的《国际光荣册》、《国际著名专家录》等国际传记性刊物十余种，并被国际白十字会授予生物保护后爵士头衔等荣誉称号，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3. 周以良的介绍

周以良1，教授。安徽至德（今东至）人，森林植物学家。长期以植物分类为基础，从事植被生态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对东北地区的森林、草甸等各类型植被的结构和演替规律，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先后发现了70多种新植物，发现的海林落叶松已成为东北地区东部的主要速生丰产用材树种，对发展林业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4. 周良的人物简介

 ★简约现代周良喜欢简约现代风格的家具产品，他认为家不需要很复杂，但简单中必须看出品位来。 一口浙江话的周良自评为创新、有效、务实，作为品牌经理，营销策划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对市场的准确判断，让他天生就是做营销策划的好手。进入喜临门集团，是因为周良认为家居是终端消费品，创新、时尚，引领生活脉搏，是一项日不落的产业。对于周良来说，拿出一个轻易能吸引上万人的营销方案似乎是小菜一碟，之前丰富且成功的营销案例让他走到哪儿都被人关注。加入喜临门集团后，周良迅速掌握了喜临门产品的内容，并确定了产品的风格走向，使之成为更多消费者青睐的家居产品。今年2009年3月份，周良策划举办“首届喜临门中国相亲大会”，现场来了十万人，参与观看的有几百万人。之所以做这样的策划，周良说因为喜临门的产品，跟相亲、相亲以后的成家都有关联性，参加相亲的人都是喜临门的潜在客户，从市场角度考虑，喜临门冠名和操作了这次万人相亲大会。不管从现实还是长远的结果看，这次策划无疑也是非常成功的，将喜临门的品牌深深打入潜在消费者的心里。今年周良又策划出新的软品卧室方案，让消费者从买床垫本身，考虑到了家里所需要的所有东西，要买就买全套。这种一站式服务的推出，让喜临门的产品有强大的延伸性。周良说喜临门最注重改变，改变自己以往固有的落后的模式、因素，不断地与时俱进。这跟喜临门后续的产品定位有很强的关系。他们开始关注80后90后的思想特征和消费习惯，比如很多80后有在床上喝咖啡或上网的习惯，就做了一些可以在床上用的移动的桌子；还计划推出一款床垫，专为新婚的人设计的，可以把他们的姓名绣在床垫上作为结婚纪念日的见证，这些都是为80后90后所考虑的。喜临门床垫的代言人是巩俐，而今年，将寻找一个新的代言人，让这个品牌更年轻、时尚和有活力。周良表示，他们今年突出的变化就是精致，是要求整个系统的精致，包括产品精致、渠道精致、营销精致、管理精致等等，对于2009年下半年周良充满信心，因为从上半年同期来讲，业绩增长了30%以上。目前他们在全国做优惠返利活动，根据各地的情况优惠的产品和力度有所不一，但都是所处地域史无前例的大优惠，来欢庆祖国60周年华诞。

5. 周良的人物简介

周良 (—　)。原名濮良汉，江苏海门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大夏大学，后赴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1949年随军南下，先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苏州市委、中共苏州市委办公室工作。1957　年后曾任苏州市文化局局长、苏州市文联主席等职。自参加文艺工作后，即从事评弹理论研究工作，编著有《苏州评弹旧闻钞》（1983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评弹史话》（1983　年江苏省戏曲丛刊）、《苏州评弹艺术初探》（1988　年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论苏州评弹书目》（1989　年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等，还主编了《苏州评弹知识手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江苏卷》、《中国曲艺志·江苏卷·苏州分卷》，从事《评弹艺术》的编辑工作。此外，曾在全国报刊上发表过不少关于评弹的专论。2006年，因对苏州评弹50年的突出贡献，获第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现任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主席、江浙沪评弹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曲艺志》副主编。 与何占春、吴宗锡合称评弹三剑客。

6. 周绍良的生平

1917年4月23日他生于天津三多里（今位于天津市区南京路）宅第之显赫世家。1923年入私塾，随开蒙师姚慎思先生读书，为他日後从事学术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因为受到家庭的影响，从小笃信佛教，诵念佛经。1935年，又分别随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和文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学习古代文史，致力於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1936年到1937年，在北京大学作旁听生，学修文史等课程。同年，拜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为师，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史、佛学及书画艺术。1937年至1939年在家读书治学。1940年3月至8月，在云南省下关滇缅公路局公务科担任科员。1940年至1953年期间，曾从事过多种职业的社会工作。1949年後，在天津任新业硫酸场驻军办事处主任。1954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五编辑室（古籍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1969年9月，在湖北省咸宁市“五．七”干校，劳动学习。1975年5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到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工作。1980年十二月，他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同年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佛教图文馆馆长。1981年12月，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1986年3月被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同年4月当选为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1987年3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同年4月，任北京佛教音乐团团长，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1988年8月，当选为中国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1992年4月，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文化部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北京市佛教协会第二、三届副会长、第四届名誉会长，以及第七、八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

7. 周一良的人物轶事

 在周一良念书期间，洪业《引得说》等一系列著作出版，不仅在燕大讲授“初级历史方法”、“高级历史方法”、“远东史”等课，而且继续在北平引得编纂处主持编纂引得。应该说，洪业对学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研究方法的讲授和训练以及指导毕业论文等来实现的，他把西方一些近代史学研究的方法和工具介绍给学生，帮助他们建立综合科学的研究基础。“初级历史方法”主要讲授“写论文如何搜集资料和作卡片，论文格式上如何安排脚注和参考书等。”对于已经“考据学初入门”的周一良已经影响不大。但“高级历史方法”应该说是对周一良进行了严格的西方史学基础训练。这门科主要是通过实践练习的方法辅导学生写文章。首先他讲授理论与方法论，目的是“灌注历史感”，比如研究历史要注意五个W，即何人、何时、何事、何地、如何。根据侯仁之的回忆文章，我们还可以知道洪业还有如下三个要求：一、言必有据，引证的资料要详注出处，引证的重要来源必须是原始资料；二、详尽的收集资料，并分析鉴别出其内在关系，然后合乎逻辑的组织，按照科学论文的格式进行写作；三是要“道前人所未道、言前人所未言”。理论讲授完毕洪业就对学生进行训练，要求学生按照史料来源的难易程度、史料鉴别的难易程度先写自己的家世、有争议的人物如曹操、史料分散的人物如钱大昕等（洪十分推崇钱）的传记。布置学生去查阅资料，再一节课进行课堂交流，洪业还从工具书的利用、史料的鉴别等方面来启发学生。无形当中就促使学生自己动手收集资料、研究资料、进行考证、撰写论文。洪业有的时候也身体力行的带领学生去找资料，如王钟翰在念洪业的课时就去“翻垃圾”，从在厂寺市肆收集回来的破烂书籍纸片中找寻史料。王锺翰认为洪业对乾嘉学派的作法和西方的比较归纳计量都有深入体会。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尽量穷尽史料，然后比较考证发现问题，再写成文章。洪业还开设有“远东史”，是用英文讲授的，主要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设计面比较广，从清初耶稣会来华活动到英国政局的变化都贯穿在内，不啻是“中英关系史”。这门课对于周一良来讲印象最深的是洪业的讲演风采。洪业编撰引得，实际上就是尽量对传统的史料典籍进行科学化的整理，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工具，让研究者尽量在史料问题上少走弯路。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周的研究。周一良学习“史学方法”课的时候，在洪业的指导下开始进行专题研究，1934年3月写有一篇研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文章，后来被作为洪业主持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序言予以刊行。在这篇文章里面周一良比较系统的运用五W的研究方法对史料进行科学化研究，而且详细进行了原始资料的引注，对于“几十年无人注意”的问题进行文献研究，“论其得失”。第一节先从写作时间和人的角度考证了“世系表由作之动机”，阐述其在史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第二节“论其体例与取材”，从资料的来源“私家之谱”来说明该书对原始史料的利用情况。第三节到第五节分别“考其内容”，举例说明其主要的缺点，如最大的谬误是“其述受姓所自，及牵附宗祖也”，指出“人名脱漏”和重复记载的问题，这方面运用了史料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方法。第六节从“如何”的角度评价该书的正面作用，“徵人物”、“省列传”、“存旧谱”、“考字谥”等优点。文章后面注解23条，也都详细按照格式注了出处。应该说，洪业对周一良入门指导还有一篇文章，就是洪业选题并指导的毕业论文《〈大日本史〉之史学》。洪曾指导侯仁之本科论文，要求文章“务实为要”。虽然周的这篇论文除了选题以外，洪“实际上一切放手”，但应该说文章也贯穿了洪业爱国的精神和严谨的作风。写完这篇文章后两年即1937年，就爆发了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可见洪业的史家卓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理解至今仍然是需要继续深入做的工作。这篇文章是“中国学人第一篇全面评价日本重要史学著作的文章”。可以从文章的内容来看一下洪对周的影响。卷首是“《大日本史》解题”，介绍了要研究的这本书的内容、作者、版本和年代，显然从五W方面对这个书进行简洁科学的概括。第一部分是引言，提出研究这个书的四个原因，“为救亡图存计”、“砥砺学术”、再者该书“瞻详精赅”、受“中国影响最甚”。实际上可以看出洪周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已经不仅仅是文献研究，力图为现实服务，提供有益的借鉴。后来周毕业后曾力求去驻日使馆工作，大概与这种“务实”的目的不无关系。第二部分是进行学术研究的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从“经始者”、“史馆及编馆次第”、“撰人”、“取材”、“编撰稽误之原因”等方面考查该书的编撰过程。尤其是对“取材”的分析，可谓是对其穷尽史料的高度评价。这种“取材”和洪授课所讲有异曲同工之妙。除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以外， “土人传说及故老传说”也用来“济文献实物之穷”。第四部分从“史观”、“体裁”、“义例”、“考订”、“文字”等方面进行史学批评，是比较全面和丰富的。比如说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日本的风俗文化角度对“尊神道排佛教”评论其史观，在体裁方面称赞其注，体现言比有据、保存史料、“志表自注明《纲目》”的特点，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序》中分析的基本相同。在对“求是”“存疑”的阐述前有些文字也可以说明周一良对于史料鉴别的认识，求是就是“实事求是的考证精神”，“治考证者必先尚怀疑，不知为不知，适所以为知也”。在结语部分，概括的指出这本书对于日本史学、学术思想、维新变法等的历史影响。末了，有两句话意味深长。“历史之学其意义仍在经世致用，非仅考订记叙而已”。第二句是对当时的日本利用“复古思想”为对外扩张继续推行侵略政策制造社会舆论行为的批评，指出“考证精确之客观史文”才能达到“明大义明分”的最终目的。文章的参考资料收录有专著20部，文章26篇，不仅一一注明出处和版本，也进行了初步的考证。应该说，此时的周一良已经对于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近代西方治史方法都渐明其三昧，开始进入独立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周一良称邓之诚是他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引进门的师傅。”1932年周一良补听了邓之诚讲授的《中国通史》，以后陆续听了各断代史，对魏晋南北朝史特别感兴趣。由于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无从觅得，很难了解邓之诚的讲课内容，不过我们可以从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叙录》和其他一些人的回忆中窥见一些邓之诚的讲授内容、讲授重点、治学方法以及传授的入门之道。在《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邓之诚讨论了他编著通史的一些体例。第一、邓之诚推崇纪事本末体，然后在时间纲目的基础下在对民族变迁、制度、学术文学艺术、生计等分类的进行阐述，这样可以保持通史的连续性和便与使用，记录的也都是“非一人之事、琐碎之事”。第二史料取材的次序是正史、政书、杂史、最后再参考其他书，反映出他十分重视原始资料，对于史料的重要程度和真实程度有明确的判别。第三在文字方面，他崇尚“史贵真贵简”，用比较精炼和准确的语言来讲清问题。在这篇文章里面邓之诚。也对于自己的读书治学的方法也有涉及，归纳起来就是：“多读原书”、论断“不欲轻下断语”、“比较综合” 读史可以发现“事理”和“因果”、“读史修史贵有识”。邓之诚曾对谭其骧说自己搞的是“明朝人的学问”，曾要求王钟翰他多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这个的“明朝人的学问”实际上就是特指“顾炎武”的方法。顾炎武治史最大的特点就是“搜落史料，印证实物”，用直接史料来订文史。这也充分表明邓之诚“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周一良在回忆中提到邓之诚讲课中还常常讲一些小典故，引起大家的兴趣，启发大家思考。邓之诚早年曾动手编有《南北朝风俗志》，所以在讲授断代的“魏晋南北朝史”十分生动。邓之诚的《骨董琐记》、《骨董续记》都已经出版，这些书充分表现出他对史籍的熟悉，对充分利用乙部考证史实这种方法的娴熟。邓之诚还在课上向大家介绍史籍，引导大家系统专门的读书，把他总结的 “书贵细读、尤贵甚思” 的读书方法和极其严谨的治学的态度都传授给了学生。在邓之诚的影响和指导下，1934年周一良撰写了《魏收之史学》，初步运用所学的方法和史料进行了第一次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方面专题的研究。《魏收之史学》，主要从几个方面证明其不是史学界普遍认为的是一部“秽史”。全文分六个方面，第一节从魏收的为人来说明魏收不是史所传的为人有问题，一些所谓的问题实际上和当时的经济背景、政治背景相吻合，证明其“原其本心，实无其他”。第二节是讨论今本《魏书》，证明在修改、传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删节和亡佚，有些部分非本人所写。第三节讨论了《魏书》的取材，通过大量的文献比较研究断定魏书大半取自于国史和其他史著。第四节考订了该书的体例和书法，通过正统论和体例不一证明该书不是魏收一人所著。第五节从该书记载的事实和论断判断，该书大半取自国史，魏收相对还是比较“持平近是”。最后结语对魏收的《魏书》进行了公允的评价。从史学方法来说，周一良充分运用了邓之诚的“比较综合”的方法发现问题，从典章制度角度解释问题，注重生计对于历史事件发展的影响。对于历史典籍这一原始资料进行真伪鉴别，这也是这篇文章在周一良史学研究生涯上具有重要意义所在。在邓之诚的影响下，周一良还写有两篇文章，即1935年陆续写成的《北魏镇戍制度考》、《北魏镇戍制度续考》，它们是他不多见的与历史地理相关的文章。这里面也贯穿邓之诚的一些研究方法，对于典章制度的深层次发掘，不仅阐明这一制度的具体安排，还从实际运作的层面进行研究，实际上就是开始从史料、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研究上升到对实际发生历史的研究，这应该是研究思路上的一个突破。可见邓之诚在课堂和课下的教学谈话对周史学观的形成和成熟产生的比较大的影响。对照邓之诚的《骨董琐记全编》和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我们也可以看出分条目考订史料，重视多种材料互相参正，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甚至连编写方式也是札记形式，可见这位“引进门的的师傅”的巨大影响。 陈寅恪应该说是近现代中国的杰出史学家，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对于周一良在史学研究的影响是既巨大又深远的，很难作出全面的评价。仅在周一良求学其间所产生的引导作用就足以表现出陈卓越的史学研究才能。如果硬要归纳，陈寅恪的治学态度、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成为周一生都在不断追求的目标。周一良曾经回忆那段向陈先生学习的过程，从惊叹到佩服，从广泛收集陈的著作到“立志走陈先生的路”。对于陈重视对历史兴亡原因的深刻探究和其史学才能尤为推重。总起来说，吴怀祺总结的周一良史学研究方法中的文字音韵训诂方法、多种材料互相参正法、语言比较法、文化心理特征的研究法、统计的方法、考订源流等等的方法中，前四种都可以说是或多或少从陈那里学来的。陈对周产生影响的途径主要是讲课、著作、私下谈话和情感交流、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等。周第一次听陈寅恪的课是1935年秋天，在清华三院，陈讲的课是“魏晋南北朝史”，第一次听的是陈对羯族和石氏来源的考证，感到“闻所未闻”，“佩服的五体投地”。现在在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还保存了1935年陈在清华讲授“晋至唐史”的第一节课时学生卞僧慧的笔记记录（以下简称卞记）。在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也保存了陈1947到1948年在清华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时讲述“羯族”的授课内容（以下简称万记）。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到陈的治学内容和方法对周的震撼力。从陈的著作方面来说，对周的影响还很不清楚，根据汪荣祖的统计，在清华从1926到1937年间，陈写有50篇左右的文章，主要是佛教文史和中古文史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周讲“在听课同时我又搜求陈先生发表的论文来阅读，有些篇读后不甚了了”。不过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周学习的范文，给周研究中古文史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私下谈话和情感交流也是周向陈学习的一个途径，1936年夏周第一次私下请教陈，但由于陈家和周家是世交，周又“富而好学”，给陈留下深刻印象，之后周开始给陈写信来请教问题。周一良的祖父周学海去世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其撰写墓志，陈的大哥师曾和周叔弢为至交，在书籍、绘画、印作等方面都有交流，陈的七弟方恪又是周叔弢青年时代的同学，陈的表弟俞大纲又是周的同学，所以这种几代人交往的感情也增加了周和陈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可以有一证可以证明这一时期陈周之间的感情。1942年在周出国学习其间，陈寅恪在撰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的文章开端充满感情的写到：“今则举浸稽天，莫知所界。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泪之泫然也”。今日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的交流足以证明周陈之间已经确立了言传身教式的师徒关系。背景事件再者就是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等等。这要先介绍一下背景。1936年秋，周为了学习陈的学问，毅然放弃燕京大学硕士，到陈指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傅斯年当时在史语所具体负责，他是近代有名的史学家，他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他1928年发表的《史语所之旨趣》一文中所描述的一样，要求直接研究史料，不断扩展研究的史料，还有不断扩展研究的工具。直接体现在史语所里，他也主张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就是“直接史料订文史”。在管理上推行自由研究，也就是给研究者研究条件，充分发掘研究能力，直接在史料上下功夫。在这个其间，周一良分配到的任务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未指定题目或限期要求成果。周用这一年的时间“仔细点读了八书二史，并采用笨办法，遇人名即查本传，遇地名就翻地理志，遇官名就检百官志，同时对照《通鉴》的记载，参考清代钱大昕等人的考证”。在史语所其间还开始留心史料上出现的特殊词语，有志于清儒郝懿行的《晋宋书故》未竟之业。结果就是“水到渠成”，写了三篇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宇文周的种族》、《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写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时和陈写信讨论过奚族的问题，陈也经常给其回信，思想十分活跃，由于文革等的原因，这些通信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文章来讨论陈对周的影响和启发。1946年，哈佛毕业的周一良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大、清华等名校，主攻魏晋南北朝史，陈寅恪对他赞赏有加。然而几年后，周一良全然放弃古代史，烧掉博士证书；他吟诗给干校劳动的妻子“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还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这一突变让很多人难以接受。朋友写信骂他“无耻之尤”；其妻也备感内外受敌；陈寅恪则在文集再版时删掉回忆周一良的文字。周一良本人却浑然不觉。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时，出身大家的他陷入深深的悔恨：“我决心改造自己，力求进步。”孩子不能上大学，他宽慰地认为不上大学才对。他拒绝与汉学家牟复礼联名寄卡片，因为牟复礼曾是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他把“文革”看作是改造会，“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儿子周启博语）。参加“梁效”写作组时，他以为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欣喜于古文知识能“服务于革命路线。”当“梁效”写作组接受政治审查时，周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直到30年后，周一良才幡然悔悟。在“梁效”写作组某成员的追悼会上，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的挽联深深触动周一良，使他重拾荒废多年的古代史研究。可惜时光不再。中华书局曾经出版了一本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文集》，被他戏称为“我的前半生”，因为收的都是他解放以前的论文。他承认，解放以后他写的文章“大多是奉命或应邀之作……不足以言研究也。”他把那段“红与黑”的心路历程记载下来，并把那张“无耻之尤”的信纸压在玻璃板下。每每约见晚辈，不讲学术，却谈人生。20世纪末，在一次陈寅恪的纪念会上，已经坐在轮椅上的周一良作了《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

8. 周绍良的人物年表

1917年4月23日出生于天津。1923年入私塾读书，蒙师为姚慎思先生。他的父亲周叔迦居士为著名佛学家和佛教教育家，受家庭影响，周绍良居士从小信仰佛教，习诵佛典。1935年，周绍良居士又分别随唐兰先生和谢国桢先生学习古代文史，并开始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1936年至1937年，在北京大学作旁听生，学修文史等课程；同年拜辅仁大学校长、国学大师陈垣先生为师，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史、佛学及书画艺术。1940年3月8月，在云南下关滇缅公路局任职。1940年至1953年期间，曾从事过多种社会工作。1954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1969年9月，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学习。1975年5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1980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同年任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1981年12月被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1986年3月被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同年4月当选为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1987年3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同年4月任北京佛教音乐团团长、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1988年8月当选为中国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2003年被礼请为北京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还当选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2005年8月21日下午3时在北京病逝，世寿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