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通讯（2020年第14期，总第14期）

1. 国际金融通讯（2020年第14期，总第14期）

 国际金融通讯
   （2020年第14期，总第14期）
       编译 ： 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 ： 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IMF
    人工智能如何拉大国家间的贫富差距 
   IMF研究表明，新兴技术可能使投资涌入已经实现自动化的发达经济体，进而拉大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贫富差距。 研究表明，在机器人生产率提高的背景下，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分化可能来源于三个不同渠道。第一，生产份额。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更高，发达经济体的薪资水平也更高，促使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开始更密集地使用机器人。因此长期看，机器人生产效率提高将给发达经济体带来更多的好处。 第二，投资流入。 机器人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对机器人和传统资本投资的强劲需求。由于机器人使用密度更大，发达经济体的投资需求相应更大。因此，投资会从发展中经济体转移至发达经济体，为资本和机器人提供积累资金，从而导致发展中经济体GDP过渡性下降。 第三，贸易条件。 发展中经济体非技术劳动力的占比高于发达经济体，假设机器人会替代非技术劳动力，但与高技术劳动力成互补关系，那么机器人革命爆发后，机器人将导致非技术劳动力大规模失业，相对薪资下降，并引发非技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下跌，从而可能导致发展中地区的贸易条件出现永久性恶化。 对此，研究建议发展中国家更加迅速地提高总体生产率和劳动力技术水平，确保机器人与劳动力呈互补作用  [1] 。
   [1] Cristian Alonso, Siddharth Kothari, Sidra Rehman,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ld Widen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Nations,” https://blogs.imf.org/2020/12/02/how-artificial-intelligence-could-widen-the-gap-between-rich-and-poor-nations/
   PIIE
    费里对欧盟主席提出建议：打造一个外向性、地缘政治更强的欧洲 
   欧盟主席曾于2019年7月表示要建立一个更加具有野心、策略性及自信的欧洲，来维护并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今年，欧盟主席又表示欧盟应该引领WTO、WHO，并采取具有策略性的行动。然而， PIIE高级研究员让·皮萨尼·费里认为，现在的欧洲还不具备实现这些目标的条件，主要是因为欧洲的政策以内向性为主，且欧洲自身的地缘政治也以规则为主导，并不适应于策略性行动。 对此，费里为欧盟主席列举了七点重要任务。 第一，欧盟应该明确对中国的政策。 费里认为，随着中国带来的威胁与日俱增，欧洲终于决定不再以重商主义的思路来看待中国相关的贸易问题。但是欧洲缺少真正通用的外资监管政策，相关工具包依旧有待扩展。欧洲不像美国，并未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对手，因此，欧洲需要明确自己在国际贸易关系上的目标和方式，才能更好地与中国、美国同时保持良好的合作。 第二，欧盟应该以新的泛欧贸易协定为基础，让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参与全球贸易改革。第三，欧盟应该为欧洲气候政策的国际影响负责。 欧盟在实施2030年气候目标的同时，还应当：（1）继续 探索 限额交易，设计新的交易机制，来防止限额交易对贸易造成阻碍；（2）说服贸易伙伴限额交易制度不是一个以邻为壑的制度；（3）与持相似想法的国家建立气候联盟；（4）探讨欧洲这一战略对邻近化石燃料供应商的不利外溢效应。 第四，欧盟应当和美国及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共同推进跨国公司公平征税。第五，欧盟应当将欧元打造成完善的国际货币。 多极货币制度是一个在中期很可能会实现的趋势。费里认为，欧盟应当打破欧元的货币中立立场，成为多极货币的一份子。这需要欧盟解决欧元的两个问题：一是，欧元缺乏一个共同的安全资产，后疫情环境和未来欧盟计划的启动将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二是，欧央行在流动性紧缩时与其他央行进行互换的能力备受质疑。要消除这一疑虑，欧央行需要通过提供流动性支持手段来承诺促进第三国或主要商品使用欧元。 第六，欧盟应加快完善内部经济改革，尤其是艰难的货币政策调整与统一的财政体制。第七，欧盟成员国在一些国际组织里的投票权远高于其经济实况，新兴经济体的地位日益突出，欧盟应当推进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以维持国际组织多边体系的稳定  [2] 。
   [2] Jean Pisani-Ferry, “Memo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n Concrete Initiatives for a More Outward-Looking, Geopolitical Europe,”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memo-european-commission-concrete-initiatives-more-outward.
    肖特：重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在2017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亚太地区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向前发展，同时加深了与中国的联系，进一步将中国纳入区域供应链。因此，亚洲市场对美国企业的歧视增加，而对中国则更加依赖。对此，PIIE高级研究员杰佛里·肖特认为，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应该尽快恢复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重新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建立新的亚太地区协定，来逆转这一趋势。 首先，美国应该重新加入CPTPP。尽管美国重新加入CPTPP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谈判及国家法律审查，但是重新加入的决定将带来更大的收益。同时，美国的加入也会鼓励韩国等其他国家加入CPTPP。肖特认为，在美国加入后，CPTPP应该要更名。但是除了重新加入CPTPP以外，美国还应该基于美、墨、加三国协议，制定新的亚太地区协定。他指出，制定新协定有四点好处。第一，它可以帮助美国在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的同时，满足美国工人的需求，并保护环境。第二，这一新协定可以有效帮助美国应对中国一直以来在亚太地区扩大的影响，还可以相对温和地深化美国及台湾的贸易关系。第三，修订后的贸易协定将基于美国法律和实践推进新的贸易规则，涵盖诸如国有企业补贴和数字贸易等领域，并为未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地方的谈判提供基础。第四，新协定还会增加美国的贸易及收入。如果最初的TPP承诺得到全面实施，那么截至2030年，美国每年将增加超过1300亿美元的产出，而新协议由于包括了更多的成员，细化了各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可以提供更大的潜在收益 [3] 。
   [3] Jeffery J. Schott, “Rebuild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back Better,”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rebuild-trans-pacific-partnership-back-better.
   BIS
    对未来经济的预测：从不均衡的衰退中复苏 
   BIS工作论文对新冠疫情后各行业恢复不均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首先，报告指出新冠疫情危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各行业的冲击程度存在差异，且各行业的恢复速度也不尽相同。 其中，最不明朗的问题则是这一不均衡的现象会对总体经济恢复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在GDP层面上，主要有三种预测：（1）在许多经济体中，占GDP10%左右的消费服务业持续低迷，这将在经济活动中留下一个持久的漏洞；（2）如果资源能有效被再配置，新冠疫情对GDP的负面影响将较小；（3）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消费服务业的持续疲弱会对GDP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影响小于10%。报告同时指出，要充分理解行业水平复苏不平衡的影响，不应该仅局限于对整体GDP的讨论和预测。对此， 报告提出了一个宏观经济学模型，来模拟疫情的影响。该模型在考虑产业和消费模式转型之间的溢出效应，很好地分析了行业条件的变化对总产出的影响。 为了解释疫情期间消费服务的大幅下降，模型包括两个层面的干扰：（1）供给侧干扰，指企业产出效率降低，例如限制顾客的到店数量；（2）需求侧干扰，指消费者的偏好发生了变化，疫情将导致更多的客户不愿意去酒店消费。尽管这两种干扰都会导致消费服务业的产出降低，但是它们对GDP的影响却十分不同。消费服务业遭受的供给侧干扰会降低整体经济的效率，降低GDP。而在需求侧干扰的情况下，消费服务业降低的利润会被其他行业增长的利润所抵消，因此对GDP影响较小。模型预测消费服务行业仍然将受到持续压力，其中，发达经济大国的消费服务业将维持在比疫情前低10%的水平，直到疫情带来的压力进一步减小。对中国的预测也有类似结果：中国的消费服务业将维持在比疫情前低5%的水平。 总体来说，模型预测到，由于产出水平较低，发达经济大国在最好的情况下，GDP也只能恢复到疫情前的98%。中国GDP将在2021年下半年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最后，报告指出，虽然短期内依旧需要刺激需求，但是完全恢复经济还需要通过公共卫生措施来控制病毒的传播，并将资源重新分配给受疫情制约更小的行业  [4] 。
   [4] Daniel Rees, “What Comes Next? Recovery from an Uneven Recession,” https://www.bis.org/publ/bisbull33.html
             中国 社会 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设立于2005年，原名“中国 社会 科学院金融实验室”。这是中国第一个兼跨 社会 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国家级金融智库。2015年6月，在吸收社科院若干其他新型智库型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更名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15年11月，被中国政府批准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