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

1. 为什么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

你的题目不完整，我将题补充完整吧。

为什么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将一部分国民收入从富者转给贫者将提高总收入水平？

因为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上和小部分财富掌握在大部分人手上是不同的。从凯恩斯的消费倾向就可以看出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率是倾向稳定，由此，将原本富者用于储蓄的收入转给贫者会刺激消费，自然提高总收入。

2. 我为什么不太相信经济学家

　　首先，经济学作为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它的理论还很不成熟，尤其是宏观经济学，到目前为止它的大多数理论还只是经验性的总结，并不能定性为真理。既然还不能确定哪一个学派的理论是绝对真理，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排斥和放弃任何一家之言，只要人家能够自圆其说，讲得有道理就行。在我看来经济学没有正统与非正统之分，只有正确与否之分。正统经济学派无非流传得更广泛一些，持有此观点的经济学家人数多一些，影响稍微大一些，但是我们因此而忽视少数人的观点，真理可能真的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保罗克鲁格曼在1995年提出亚洲经济泡沫论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讥讽他，但是两年后当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当2000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没有人不佩服他的睿智。
　　第二，牛顿说过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经济学家也是如此。所有的正统或者主流经济学派在未成为正统和主流经济学派之前都是非主流的，它们曾经可能都备受批判，但是它们确实引领了经济学的发展潮流，正是这些新的思想促进了经济学不断前进。当纳什用博弈论证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失灵的时候，所有人认为博弈论是另类，但是自从1994 年纳什等人因在博弈论方面的巨大贡献获得诺奖以后，至今已有5个诺奖授予给了博弈论专家，博弈论已变成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在提出政府调控经济时也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巨大挑战，但是你看看世界各国有哪个国家不用凯恩斯主义，那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不学习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自产生以来就变成了经济学的主流。
　　第三，非正统经济学家的观点往往是对正统经济学的巨大补充，有了它们，经济学才更显得完美、科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991诺奖得主科斯、1993年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福格尔以及2001年诺奖得主阿克洛夫、斯宾塞和斯蒂格利茨等人都是提出对古典经济学巨大挑战的理论—信息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这三个新学科极大地补充了古典经济学，解释很多古典经济学解释不了的现象。正统的金融学理论——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和套利定价理论它们在金融危机面前脆弱无力，而且解释不了很多金融市场上的现象，比如羊群效应、买涨不骂跌等，为此行为金融学随之兴起，它提出的很多理论更符合金融市场人们的行为和决策，显然它现在是非正统的金融学理论，但是我相信它代表了未来金融学的发展方向。

3.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经济学家？

人们经常要求经济学家解释一些经济事件的原因。例如，为什么年轻人的失业率高于年龄大一些的人？有时也要求经济学家提出改善经济结果的政策建议。例如，政府应该为改善年轻人的经济福利做些什么？当经济学家努力去解释世界时，他们是科学家。当经济学家试着帮助改善世界时，他们是政策顾问。一般来说，关于世界的表述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实证的。 实证表述是描述性的。它们做出关于世界是什么的表述。第二种类型的表述是规范的。规范表述是命令性的。它们做出关于世界应该是什么的表述。
实证表述和规范表述之间的关键差别是我们如何判断它们的正确性。从原则上说，我们可以通过检验证据而确认或否定实证表述。经济学家可以通过分析某一时期内最低工资变动和失业变动的数据来评价到底是不是最低工资法引起了工人失业。与此相比，评价规范表述涉及价值观和事实，仅仅靠数据并不能判断政府应不应该提高工人最低工资。确定什么是好政策或什么是坏政策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它还涉及到我们对伦理、宗教和政治哲学的看法。经济学家可能对世界如何运行的不同实证理论的正确性看法不一致，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因此对政策应该努力实现的目标会有不同的规范观点。

4. 经济学家对的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简介：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经济学鼻祖。 英国人，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获得学术界极高评价。1776年3月，他所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年) ，李嘉图是英国产业革命高潮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经济理论中的精华，使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最高峰，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1817年他发表了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其比较优势学说构成了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石。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 剑桥学派的创建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供给与需求的概念，以及综合边际效用学派的观点，提出均衡价格理论，构成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1890年发表《经济学原理》，他的理论及其追随者被称为新古典理论和新古典学派。
琼·罗宾逊
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1903～1983）（琼·罗宾逊夫人），英国著名女经济学家， 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与美国的张伯伦一起提出了厂商均衡理论，标志着微观经济学体系的最终确立。琼·罗宾逊著述甚多，除《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外，其他主要著作有：《就业理论引论》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积累论》、《经济增长论文集》、《经济哲学》、《经济学的异端》、《现代经济学导论》等。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人，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1936年，,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发表，被西方学者认为“凯恩斯是在致命危机威胁资本主义世界时挽救和巩固了这个社会”。另外两部重要著作是《论货币改革》和《货币论》。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1915～2009)，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人萨缪尔森和他的导师汉森是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实质上是将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其核心思想是在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萨缪尔森的经典著作是《经济学》，还有《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经济分析基础》。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美籍奥国经济学家，阐释了经济增长的根源——创新。管理大师德鲁克称他具备“永垂不朽的大智慧”。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相继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书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从而闻名于世，影响颇大。也是最先研究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之一，其代表作还有《经济分析史》。
弗里德里希· 冯·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1899～1992), 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极端的经济新自由主义者。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国家学术界有重要影响。1974年他与瑞典经济学家缪达尔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著有 《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物价与生产》、《资本纯理论》、《通向奴役的道路》、《法律、立法与自由》、《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自由秩序原理》。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芝加哥经济学派和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凭借在“消费理论分析、货币史和货币理论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和“对经济稳定政策的错综复杂性的论证”。 重要著作：《实证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函数理范》、《资本主义与自由》、《自由选择》。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37～），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率先将理性预期假说成功地运用于宏观经济分析，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宏观经济模型构造、计量方法、动态经济分析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分析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著作主要包括：《理性预期与经济计量实践》、《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经济周期模式》、《经济动态学中的递归法》。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1923～)，加拿大人，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品牌实验室主席、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奠基人，被誉为“欧元之父”，其著作包括《国际货币制度：冲突和改革》、《人类与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理论：世界经济中的利息、通货膨胀和增长》等。
道格拉斯·诺斯 (Douglass North,1920～)，新经济史学派代表人物，新制度经济学集大成者，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华盛顿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华盛顿大学新制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奠基人。创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代表著作有：《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制度变化与美国的经济增长》、《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1943～)，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经济学理论联系现实的代表人物，信息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世界上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与A.B.阿特金森合写的《公共经济学讲义》，与D.M.G.纽伯里合写的《商品价格稳定理论》。此外，他也同宇泽弘文（H.Uzawa）合编了一部书《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选读》。

5. 请问一些经济学家？

什么是经济学家？

6. 经济学家是什么概念

　以经济现象和经济事实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人士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学家。一般他们都是该领域的成功者。
　　是指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及其应用工作的人。有时针对不同的研究领域或者流派，通过添加定语而有不同的称呼。譬如，主要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被称为“西方经济学家”，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则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各自的领域中也可以按照学科分支来称呼。例如，从事计量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就被称之为计量经济学家。

7. 众说纷纭的经济学家是谁？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是英国近代经济学家，庸俗人口理论的先驱。他的《人口原理》（又译《人口论》）成为近200年来社会科学领域中最有争议的一部著作，他因此而闻名于世。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格兰萨里郡多肯镇附近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祖上有的担任过皇家医生，有的是牧师，有的是军官，在上流社会享有一定名望。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就读于牛津大学，在思想上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影响，颇为激进。他同情法国革命，赞成社会改革，并力图以这样的思想教育他的儿子，但最终却事与愿违。
马尔萨斯年幼时在家里受教育，1784年进剑桥大学耶稣学院读书。1788年毕业后，曾在家闲居，后又进剑桥大学深造，1791年获文科硕士学位。1793年，他当选为耶稣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1797年接受圣职，任牧师。
1798年，他匿名发表《人口原理》一书，提出他自己的人口理论。几年以后，他对该书作了补充修改，以真名发表了第二版。两版的主要区别是，第一版认为只有增加死亡率才能抑制人口增长，第二版缓和了这一结论。主张通过降低出生率来控制人口增长。他在世时，该书又出了四版，其主体思想基本一致。
1804年，马尔萨斯与哈里特·埃克索尔结婚。次年，受聘为赫特福德郡黑利伯里的东印度公司学院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在那里一直居住到逝世。1811年，他结识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从此两人成为密友。
任教期间，马尔萨斯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写作和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其中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原理》、《价值的尺度》、《政治经济学定义》等。
1819年，马尔萨斯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821年成为政治经济学俱乐部成员，1824年当选为皇家文学会的10名皇家会员之一。1834年，参与发起成立伦敦统计学会，1833年被选为法国伦理和政治科学院院士和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1834年12月23日去世，葬于巴思的修道院教堂。
尽管马尔萨斯的著述不少，但使他声名远播的主要还是《人口原理》一书。此前，他并未对人口问题作过专门研究。他的父亲想把 英国社会改革家葛德文和法国改良论者孔多塞的著作介绍给儿子，而马尔萨斯当时在政治上已变得相当保守，他反对葛德文和孔多塞的改良主张。父子在如何评价葛德文和孔多塞的著作问题上发生分歧，争论不休。马尔萨斯想到人口过剩问题，企图以此作为反对社会改革和法国革命的论据。
马尔萨斯写作《人口原理》时，正值英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时期。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推动城市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大批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背井离乡，流入城市，使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工厂大工业的兴起使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但因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无产阶级仍处于贫困状态，购买力低下，遂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每当危机到来时，便有大量工人被抛向街头，成为“过剩人口”，失业人口的增加，使社会阶级矛盾加剧，群众运动日趋激烈，于是，人口和贫困问题引起社会愈来愈大的关注。
马尔萨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改革思潮，用臆造的人口规律来为现存的经济制度辩护。他在《人口原理》一书中，以英国著名的社会思想家葛德文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的社会改良主张作为辩论对象。他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人口对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测”，这就清楚地表明，他是为抨击当时流行的社会改革思潮而写此书的。
马尔萨斯从“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这两条所谓“公理”出发，推断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即人口按1、2、4、8、16、32……这样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按1、2、3、4、5、6……这样的比率增加，300年以后，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将为4096比13。他把这说成是永恒的人口规律，而且还把这一人口规律的作用说成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马尔萨斯同时指出，人口当然不会超过其幸存者所需要的最少食物供应量而无限制地增长，人口增殖是受到抑制的。他把这种抑制分为“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抑制”。预防性抑制是指因人本身的行为而减少出生人数的因素，如晚婚或不结婚；积极抑制是指有助于缩短人的寿命的因素，如战争、瘟疫、饥荒、艰苦的劳动和不卫生的住宿条件等。他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反对避孕节育，而主张实行所谓“道德抑制”，即无力养育子女者不要结婚并严格遵守道德。
马尔萨斯撇开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谈人口增殖问题，把人等同于原始状态下的动物群落。实际情况却是，婚姻、家庭、人口的增殖都是受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的，不同的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规律，并没有什么永恒的人口规律。近200年的历史证明，除了个别例外，生活资料的增长都快于人口增长。
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状况本来是因为存在不合理的财产占有和分配制度、广大劳动群众处于受剥削状态的结果。可是马尔萨斯却把一切贫困和罪恶都归因于人口增长速度高于生活资料的增长这一“永恒的自然规律”。他说，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和食物自然增长不成比例，周期性的贫困“从有人类史以来一直存在，现在依然存在，而且除非人类的本性发生明显的变化，否则还将永远存在”。
马尔萨斯在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批评英国的济贫法制度。他说，济贫法使人口趋于增加，“穷人明知无法养家糊口，也要结婚”；济贫法使粮价上涨和劳动力价格跌落，使劳动阶级更加贫困；它还助长了穷人漫不经心和大手大脚的习气。他主张“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劳动者，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他建议废除教区法，给予农民行动自由，形成自由劳动市场；开发新地，发展农业，降低工资，为极端贫困的人设立济贫院，凡进济贫院的人，能工作的都要强制工作，生活条件应该比领取最低工资的人差。1834年，英国议会实际上接受了马尔萨斯的建议，通过新济贫法，取消济贫院外的救济。凡进济贫院的人，为防止生孩子，夫妻须分室而住，吃的比监狱犯人还差，每天还要干繁重的体力活，所以那时劳动人民把这种济贫院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穷人们对济贫院望而生畏，被迫接受地主、资本家规定的雇佣条件。可见，马尔萨斯的主张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大工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要。
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以后，引起强烈反响，赞成者有之，但更多的人持批判态度。对该书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在争论中，人口学理论不断发展。
尽管批评马尔萨斯的人很多，但一直都有他的信徒。达尔文和凯恩斯也受到他的影响，达尔文把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引入进化论，认为种内斗争是生物进化的决定因素。凯恩斯则赞成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结论，把大量存在的失业人口归因于人口增长过快。
在马尔萨斯之后，产生了以F．普莱斯、R．卡莱尔等为代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他们的基本观点和马尔萨斯一样，把劳动群众的失业和贫困归因于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不同之处仅在于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反对禁欲和晚婚的主张，而是提倡通过避孕节制生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马尔萨斯主义更是泛滥，其支持者宣称，“人口过剩是当前世界最大的危机”，“战争是人口压力的结果”。有的人甚至鼓吹提高死亡率和通过战争来消灭“过剩人口”。他们的这些谬论主要是针对亚、非、拉国家的，说这些国家的“人口爆炸”不仅妨碍了本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失业和贫困，而且给世界带来威胁，他们企图用这些谬论来掩盖帝国主义大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掠夺和压迫。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反动的，但因他的著作而引发的长期争论，促使人们重视人口问题，注意人口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有它积极的意义。

8. 众说纷纭的经济学家是谁？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是英国近代经济学家，庸俗人口理论的先驱。他的《人口原理》（又译《人口论》）成为近200年来社会科学领域中最有争议的一部著作，他因此而闻名于世。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格兰萨里郡多肯镇附近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祖上有的担任过皇家医生，有的是牧师，有的是军官，在上流社会享有一定名望。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就读于牛津大学，在思想上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影响，颇为激进。他同情法国革命，赞成社会改革，并力图以这样的思想教育他的儿子，但最终却事与愿违。
马尔萨斯年幼时在家里受教育，1784年进剑桥大学耶稣学院读书。1788年毕业后，曾在家闲居，后又进剑桥大学深造，1791年获文科硕士学位。1793年，他当选为耶稣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1797年接受圣职，任牧师。
1798年，他匿名发表《人口原理》一书，提出他自己的人口理论。几年以后，他对该书作了补充修改，以真名发表了第二版。两版的主要区别是，第一版认为只有增加死亡率才能抑制人口增长，第二版缓和了这一结论。主张通过降低出生率来控制人口增长。他在世时，该书又出了四版，其主体思想基本一致。
1804年，马尔萨斯与哈里特·埃克索尔结婚。次年，受聘为赫特福德郡黑利伯里的东印度公司学院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在那里一直居住到逝世。1811年，他结识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从此两人成为密友。
任教期间，马尔萨斯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写作和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其中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原理》、《价值的尺度》、《政治经济学定义》等。
1819年，马尔萨斯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821年成为政治经济学俱乐部成员，1824年当选为皇家文学会的10名皇家会员之一。1834年，参与发起成立伦敦统计学会，1833年被选为法国伦理和政治科学院院士和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1834年12月23日去世，葬于巴思的修道院教堂。
尽管马尔萨斯的著述不少，但使他声名远播的主要还是《人口原理》一书。此前，他并未对人口问题作过专门研究。他的父亲想把 英国社会改革家葛德文和法国改良论者孔多塞的著作介绍给儿子，而马尔萨斯当时在政治上已变得相当保守，他反对葛德文和孔多塞的改良主张。父子在如何评价葛德文和孔多塞的著作问题上发生分歧，争论不休。马尔萨斯想到人口过剩问题，企图以此作为反对社会改革和法国革命的论据。
马尔萨斯写作《人口原理》时，正值英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时期。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推动城市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大批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背井离乡，流入城市，使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工厂大工业的兴起使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但因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无产阶级仍处于贫困状态，购买力低下，遂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每当危机到来时，便有大量工人被抛向街头，成为“过剩人口”，失业人口的增加，使社会阶级矛盾加剧，群众运动日趋激烈，于是，人口和贫困问题引起社会愈来愈大的关注。
马尔萨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改革思潮，用臆造的人口规律来为现存的经济制度辩护。他在《人口原理》一书中，以英国著名的社会思想家葛德文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的社会改良主张作为辩论对象。他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人口对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测”，这就清楚地表明，他是为抨击当时流行的社会改革思潮而写此书的。
马尔萨斯从“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这两条所谓“公理”出发，推断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即人口按1、2、4、8、16、32……这样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按1、2、3、4、5、6……这样的比率增加，300年以后，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将为4096比13。他把这说成是永恒的人口规律，而且还把这一人口规律的作用说成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马尔萨斯同时指出，人口当然不会超过其幸存者所需要的最少食物供应量而无限制地增长，人口增殖是受到抑制的。他把这种抑制分为“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抑制”。预防性抑制是指因人本身的行为而减少出生人数的因素，如晚婚或不结婚；积极抑制是指有助于缩短人的寿命的因素，如战争、瘟疫、饥荒、艰苦的劳动和不卫生的住宿条件等。他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反对避孕节育，而主张实行所谓“道德抑制”，即无力养育子女者不要结婚并严格遵守道德。
马尔萨斯撇开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谈人口增殖问题，把人等同于原始状态下的动物群落。实际情况却是，婚姻、家庭、人口的增殖都是受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的，不同的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规律，并没有什么永恒的人口规律。近200年的历史证明，除了个别例外，生活资料的增长都快于人口增长。
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状况本来是因为存在不合理的财产占有和分配制度、广大劳动群众处于受剥削状态的结果。可是马尔萨斯却把一切贫困和罪恶都归因于人口增长速度高于生活资料的增长这一“永恒的自然规律”。他说，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和食物自然增长不成比例，周期性的贫困“从有人类史以来一直存在，现在依然存在，而且除非人类的本性发生明显的变化，否则还将永远存在”。
马尔萨斯在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批评英国的济贫法制度。他说，济贫法使人口趋于增加，“穷人明知无法养家糊口，也要结婚”；济贫法使粮价上涨和劳动力价格跌落，使劳动阶级更加贫困；它还助长了穷人漫不经心和大手大脚的习气。他主张“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劳动者，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他建议废除教区法，给予农民行动自由，形成自由劳动市场；开发新地，发展农业，降低工资，为极端贫困的人设立济贫院，凡进济贫院的人，能工作的都要强制工作，生活条件应该比领取最低工资的人差。1834年，英国议会实际上接受了马尔萨斯的建议，通过新济贫法，取消济贫院外的救济。凡进济贫院的人，为防止生孩子，夫妻须分室而住，吃的比监狱犯人还差，每天还要干繁重的体力活，所以那时劳动人民把这种济贫院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穷人们对济贫院望而生畏，被迫接受地主、资本家规定的雇佣条件。可见，马尔萨斯的主张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大工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要。
马尔萨斯人口论提出以后，引起强烈反响，赞成者有之，但更多的人持批判态度。对该书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在争论中，人口学理论不断发展。
尽管批评马尔萨斯的人很多，但一直都有他的信徒。达尔文和凯恩斯也受到他的影响，达尔文把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引入进化论，认为种内斗争是生物进化的决定因素。凯恩斯则赞成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结论，把大量存在的失业人口归因于人口增长过快。
在马尔萨斯之后，产生了以F．普莱斯、R．卡莱尔等为代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他们的基本观点和马尔萨斯一样，把劳动群众的失业和贫困归因于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不同之处仅在于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反对禁欲和晚婚的主张，而是提倡通过避孕节制生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马尔萨斯主义更是泛滥，其支持者宣称，“人口过剩是当前世界最大的危机”，“战争是人口压力的结果”。有的人甚至鼓吹提高死亡率和通过战争来消灭“过剩人口”。他们的这些谬论主要是针对亚、非、拉国家的，说这些国家的“人口爆炸”不仅妨碍了本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失业和贫困，而且给世界带来威胁，他们企图用这些谬论来掩盖帝国主义大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掠夺和压迫。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反动的，但因他的著作而引发的长期争论，促使人们重视人口问题，注意人口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有它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