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风民情？季羡林资料？

1. 德国民风民情？季羡林资料？

守纪律 讲整洁* 

德国人非常注重规则和纪律，干什么都十分认真。凡是有明文规定的，德国人都会自觉遵守；凡是明确禁止的，德国人绝不会去碰它。在一些人的眼中，许多情况下，德国人近乎呆板，缺乏灵活性，甚至有点儿不通人情。但细细想来，这种"不灵活"甚为有益。没有纪律，何来秩序？没有规矩，何有认真？ 

德国人很讲究清洁和整齐，不仅注意保持自己生活的小环境的清洁和整齐，而且也十分重视大环境的清洁和整齐。在德国，无论是公园、街道，还是影剧院或者其它公共场合，到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德国人也很重视服装穿戴。工作时就穿工作服，下班回到家里虽可以穿得随便些，但只要有客来访或外出活动，就一定会穿戴得整洁。看戏、听歌剧时，女士要穿长裙，男士要穿礼服，至少要穿深色的服装。参加社会活动或正式宴会更是如此。 

*守时间 喜清静* 

德国人非常守时，约定好的时间，无特殊情况，绝不轻易变动。德国人应邀到别人家做客或者是外出拜访朋友，都会按点到达，不会让主人浪费时间干等或者不得不提前招待客人。否则的话，就是不礼貌，如有特殊原因无法准时赴约时，都会向朋友表示歉意，并请求原谅。 

德国人多喜欢清静的生活，除特殊场合外，不大喜欢喧闹。比方说，许多人虽在城里上班，但却把家安在乡村或者城市附近的小镇，图的就是一个清静。就是那些住在城里的人，也十分注意住宅周围的无噪音。例如，晚上8时至第二天早晨8时不可以演奏乐器、大声喧哗。如果晚上要搞聚会活动，事先要向邻居讲明情况，请求他们谅解，并尽可能安排在周末，尽可能不大声喧闹。否则，受干扰的邻居会十分恼怒，可能会当面提出抗议，个别人甚至会请警察出面干预。 

*待人诚恳 注重礼仪* 

通常来讲，同德国人打交道没有太多的麻烦。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比较干脆。凡是他们能办的，他们都会马上告诉你"可以办"。凡是他们办不到的，他们也会明确告诉你"不行"，很少摆架子，或者给人以模棱两可的答复。当然，人际关系和努力的程度对办事也绝非没有影响。 

和西方许多国家相似，德国人比较注意礼仪。两人相遇时，不管认识不认识，也不管在路上，或者办公室、宾馆、电梯等地方，都相互打招呼，问声"您好"。餐馆吃饭时，也要向已就坐的顾客点头问候，真的是"斯文对斯文，礼多人不怪"。朋友见面以握手为礼，告别时亦如此。十分要好的、长时间未见的朋友相见或长期分开时可以相互拥抱。正式场合，仍有男子对女子行吻手礼，但多做个吻手的样子，不必非要吻到手背上。在交往过程中，大多数人往往用"您"以及姓氏之前冠以"先生"或"女士"（也作"夫人"讲）作为尊称。只有亲朋好友和年轻人之间互相用"你"以及名字称呼。对女性，不管其婚否或长幼，都可以称"某女士"，但对已婚妇女应以其夫姓称之。 

送礼在德国也很受重视。应邀去别人家做客时，一般都带礼物。大部分人带束鲜花，也有一些男性客人带瓶葡萄酒，个别人带一本有意义的书（或者是自己写的书）或者画册之类等。在欢迎客人（如车站、机场等场所）、探望病人时，也多送鲜花。在祝贺他人生日、节日或者婚嫁等时，可寄送贺卡，如送贺礼，则以实用和有意义为原则，而不是以价格高低论轻重。所送之礼物都要事先用礼品纸包好。许多人常在收到礼后会马上打开观看，并向送礼人表示感谢。 

在德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女士在许多场合下都受到优先照顾，如进门、进电梯、上车等，都是女士优先。男士要帮女士开轿车门、挂衣服、让座位等。女士对此只说声"谢谢"，而不必感到不好意思，或者认为对方不怀好意。在同人交谈时，德国人很注意尊重对方。不询问人家的私事（如不问女性的年龄，不问对方的收入等），也不拿在场的人开玩笑。就餐谈话时，不隔着餐桌与坐得较远的人交谈，怕影响别人的情绪。       季羡林（1911.8.6~2009.7.11），男，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北京时间8点50分，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2. 季羡林和德国的资料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1]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1]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季羡林在德国[1]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2]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3. 把季羡林的资料和德国习俗风情写成一篇短文

季羡林先生从1935年到1945年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演习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他在《留德十年》一书中，忆述了那段特殊日子的艰辛学习和生活经历，见证了纳粹从猖獗到覆灭的过程。我初到德国的时候，供应十足充裕，根本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法西斯头子侵略成性，他们早就扬言：“要大炮，不要奶油。”大概从1937年开始，逐渐实行了食品配给制度。最初限量的就是奶油，以后接着是肉类，最后是面包和土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的腰带就一紧再紧了。我们中国人本来吃肉不多，我们所谓“主食”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副食”。所以在德国人开始沉不住气之时，我还处之泰然。但到了我的“主食”限量供应的时候，我才感到不妙了。面包少且不说，实质更可怕，完全不知道里面掺了什么东西。反正是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到了1945年春末，战局急转直下。德国方面已经谈不到什么抵抗，连还手之力也没有了。一天24小时，都是警报期。但从表面上看起来，老百姓是相当沉着的，只是显然有点麻木。1945年4月7日早晨起来，吃过早点，进城去，想买一个面包。走了几家面包店，都没有。后来终于在拥挤之余在一家买到了。天空里盘旋着英美的侦察机。吃过午饭，又来了警报，就出去向那Pilzkeller山洞跑……一直等到5点多，觉得不会再有什么事了才慢慢回家。刚坐下不久，就听到飞机声，赶快向楼下跑，终于跑到那Pilzkeller。仍然是一批批炸弹向城里丢。我们所怕的Grossangriff终于来了。好久以后，外面静下来。我们出来，看到西城车站一带大火，浓烟直入天空。8点前回到家来。吃过晚饭，在黑暗里坐了半天，心里极度不安，像热锅上的蚂蚁，终于还是带了东西，上山到那Pilzkeller去。1945年4月8日Keller里非常冷，围了毯子，坐在那里，只是睡不着。我心里很奇怪，为什么有这样许多人在里面，而且接二连三地往里挤。后来听说，党部已经布告，妇孺都要离开哥廷根。我心里一惊，当然更不会再睡着了。好歹盼到天明，仓促回家吃了点东西，往Keller里搬了一批书，又回去。远处炮声响得厉害。Keller里已经乱成一团。有的说，德国军队要守哥城；有的说，哥城预备投降。蓦地城里响起了五分钟长的警笛，我心里又一惊，自己的命运同哥城的命运，就要在短期内决定了，炮声也觉得挨近了。Keller前面仓皇跑着德国打散的军队。隔了好久，外面忽然静下来。有的人出去看，已经看到美国坦克车。里面更乱了，谁都不敢出来，怕美国兵开枪。结果我同一位德国太太出来，找到一个美国兵，告诉他这情形。回去通知大家，才陆续出来。我心里很高兴，自己不能制止自己了，跑到一个坦克车前面，同美国兵聊起来。我忘记了这还是战争状态，炮口对着我。回到家已经3点了。……不久以纲带了太太同小孩子来。他们的房子被美国兵占据了。同他们谈了谈，心里乱成一团，又快乐，又兴奋，说不出应该怎么样。哥廷根就这样被解放了。前言还能缩写下，但日记实在缩不了

4. 季羡林与德国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1]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1]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季羡林在德国[1]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2]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5. 季羡林德国留学资料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年，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在季羡林留学德国期间，他通过好友田德望认识了街坊迈耶一家。他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论文需要先打成清稿再送给教授看。可是他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适逢迈耶家的伊姆加德小姐能打字，自己又有打字机，而且她很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德国呆了四五年，其间他又写了几篇很长的论文，都是请伊姆加德小姐打的字。所以，直至1945年季羡林离开德国前，还经常去她家打字。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季羡林常到迈耶加做客，迈耶太太在安排座位时，总让季羡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一对异国青年同时坠入了爱河。但是，季羡内心充满矛盾与痛苦：自己是一个有妻子、有儿女的人，尽管那是一次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但是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
与伊姆加德恋爱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然而，放弃这段感情，又会使已经深爱着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会遗憾终生。最终，他做出决定，回到中国，不再与其联络。 
1991年，八十岁的季羡林在写长篇回忆录《留德十年》时，首次披露了他五十年前这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经历。有读者读过《留德十年》被这段爱情故事所感动，专程到哥廷根寻找到伊姆加德小姐，发现她终身未嫁，伴着一台老式打字机，一等就是60年。为了季羡林，她支付了一生的光阴和爱情。

扩展资料：
家庭情况
1、长辈：季羡林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1929年，季羡林在经济濒于破产时获得一个到德国去留学的机会。他离开的十一年当中，季羡林的婶母苦苦挣扎，摆过小摊，卖过破烂，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季羡林他婶母出身中医世家，从小学会了一套治病的手段。因自幼丧母，没人替她操心，耽误了出嫁的黄金时刻，成了“老姑娘”。年近四十才嫁给季羡林的叔父做续弦。

2、妻子：1929年，季羡林与彭德华结为夫妻。彭德华她自幼丧母，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一生没有跟任何人发过脾气。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
3、儿子：1994年，季羡林的妻子彭德华因病去世，在4万元丧葬费用中，季羡林要求作为儿子的季承出2万，一个要求出，一个不愿出，结果父子交恶。季羡林此时便扬言要与之断绝关系。季承自小却很少得到季羡林的教诲，父子关系一向冷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季羡林

6. 季羡林留学德国的资料

季羡林先生简介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人。他上高中时即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其间发表散文和译文多篇。1935年，风华正茂的季羡林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他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奠定了自己在国际印度学界的地位。1946年季先生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开拓我国东方学学术园地。1956年他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除了学术研究，季先生还是国内外公认的散文大家，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他还付出大量精力担任行政职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主持多个重要的学术团体。季先生曾任北大东语系系主任长达40年，为我国亚非非通用语种的教学和科研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的东方学、敦煌学、比较文学、佛教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贡献卓越。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全民族人文精神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

7. 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期间的资料

季羡林先生从1935年到1945年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演习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他在《留德十年》一书中，忆述了那段特殊日子的艰辛学习和生活经历，见证了纳粹从猖獗到覆灭的过程。
我初到德国的时候，供应十足充裕，根本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法西斯头子侵略成性，他们早就扬言：“要大炮，不要奶油。”大概从1937年开始，逐渐实行了食品配给制度。最初限量的就是奶油，以后接着是肉类，最后是面包和土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的腰带就一紧再紧了。我们中国人本来吃肉不多，我们所谓“主食”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副食”。所以在德国人开始沉不住气之时，我还处之泰然。但到了我的“主食”限量供应的时候，我才感到不妙了。面包少且不说，实质更可怕，完全不知道里面掺了什么东西。反正是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到了1945年春末，战局急转直下。德国方面已经谈不到什么抵抗，连还手之力也没有了。一天24小时，都是警报期。但从表面上看起来，老百姓是相当沉着的，只是显然有点麻木。
1945年4月7日
早晨起来，吃过早点，进城去，想买一个面包。走了几家面包店，都没有。后来终于在拥挤之余在一家买到了。天空里盘旋着英美的侦察机。吃过午饭，又来了警报，就出去向那Pilzkeller山洞跑……一直等到5点多，觉得不会再有什么事了才慢慢回家。刚坐下不久，就听到飞机声，赶快向楼下跑，终于跑到那Pilzkeller。仍然是一批批炸弹向城里丢。我们所怕的Grossangriff终于来了。好久以后，外面静下来。我们出来，看到西城车站一带大火，浓烟直入天空。8点前回到家来。吃过晚饭，在黑暗里坐了半天，心里极度不安，像热锅上的蚂蚁，终于还是带了东西，上山到那Pilzkeller去。
1945年4月8日
Keller里非常冷，围了毯子，坐在那里，只是睡不着。我心里很奇怪，为什么有这样许多人在里面，而且接二连三地往里挤。后来听说，党部已经布告，妇孺都要离开哥廷根。我心里一惊，当然更不会再睡着了。好歹盼到天明，仓促回家吃了点东西，往Keller里搬了一批书，又回去。远处炮声响得厉害。Keller里已经乱成一团。有的说，德国军队要守哥城；有的说，哥城预备投降。蓦地城里响起了五分钟长的警笛，我心里又一惊，自己的命运同哥城的命运，就要在短期内决定了，炮声也觉得挨近了。Keller前面仓皇跑着德国打散的军队。隔了好久，外面忽然静下来。有的人出去看，已经看到美国坦克车。里面更乱了，谁都不敢出来，怕美国兵开枪。结果我同一位德国太太出来，找到一个美国兵，告诉他这情形。回去通知大家，才陆续出来。我心里很高兴，自己不能制止自己了，跑到一个坦克车前面，同美国兵聊起来。我忘记了这还是战争状态，炮口对着我。回到家已经3点了。……不久以纲带了太太同小孩子来。他们的房子被美国兵占据了。同他们谈了谈，心里乱成一团，又快乐，又兴奋，说不出应该怎么样。哥廷根就这样被解放了。
前言还能缩写下，但日记实在缩不了......

8. 季羡林从德国留学资料。

　　1930年，季羡林高中毕业，赴北平赶考。他只报了两个学校：北大与清华。结果，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他。
　　经过反复思考，季羡林放弃北大选择了清华。原因是，当时清华和德国有交换生，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出国留学。
　　1935年，季羡林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修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1937年，开始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获博士学位。从西克（Emil Sieg）学吐火罗语、《十王子传》、《大疏》、《梨俱吠陀》。
　　1946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