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家族简介

1. 荣毅仁家族简介

2. 荣毅仁资料

荣毅仁（1916年5月1日－2005年10月26日），江苏无锡人，荣德生之子，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被称为“红色资本家”。
早年
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
1937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
1939年兼任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
1943年兼任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
1945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
 
国共内战后
历任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恒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委、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1957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委。
1959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9年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
1982年—2001年3月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1982年后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校董会董事长。
1983年起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第六届执委会主席。
1985年当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但因荣有所顾忌（他当时还是全国工商联的领导）要求生前不要披露他的党员身份[来源请求]，故直到荣去世后，才由新华社在其讣告里叙述之。[2]
1992年12月至1993年任第一届海协会名誉会长。
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93年3月辞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职务。
1996年9月9日被推举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荣誉会长。
历任全国工商联第一至五届执委会副主席（副主任委员），第六届主席；民建第一至四届中央常委、副主委。
是第一、二、三、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7年曾被陈毅副总理誉为“红色资本家”。1979年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6年底，被美国《财富》半月刊评为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之一，是建国后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曾是华国锋的金主。
1992年12月获美国加州荣誉公民称号。2000年荣毅仁及他的家族获美国《福布斯》选为中国50富豪之一（排名第一）。
2005年10月26日20时31分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3]中国官方评价荣毅仁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
 
家庭方面
荣毅仁父亲是荣德生，伯父荣宗敬，夫人杨鉴清，有四女一子。儿子荣智健是香港上市公司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的前主席。
荣毅仁爱好业余摄影、收藏相机、养玫瑰花，也爱好足球。

3. 荣毅仁之父荣德生

荣德生早年经营钱庄，后在无锡、上海、汉口等地开设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振新、申新纺织公司等企业。至民国11年（1922年）已拥有12家面粉厂和4家纱厂（后申新纱厂增至9家），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称，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
荣德生的立身治家之道，就是孔子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荣德生先生说：“古之圣贤，其言行不外《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正心、修身终至国治而天下平，亦犹是也，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他认为要提高生产率，除增添新设备，改进操作技术外，还要从“人工”出发，加强人事管理，视人为生产力之第一要素。他说：“余在工厂所经营，所请人非专家，以有诚心，管人不严，以德服人，顾其对家对子女，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即算自治有效。自信可以，教范围各厂仿行”。他坚持“以德服人”的思想原则，果然奏效。“是年茂新各厂有利，福新各厂亦有利，申新各厂有利无义者参半”。（《采农自订行年纪事》）这种运用以诚待人、以德服人的管理思想来调动人的积极性，协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以及被管理者内部的关系，形成一个力量集中的生产者群体的做法，与一般以单纯改进操作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做法，是不能比拟的。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江南国土相继沦陷。荣氏企业，有的被日军炸毁，有的被日军占据，只有租界内的工厂维持生产。次年5月，荣德生由汉口来沪，深居简出，唯以搜购古籍、字画自遣，亟盼时局好转。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由汪伪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新一、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当即遭到严词拒绝。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只得亲自来沪，假国际饭店邀请荣德生面谈。由其子尔仁代往，说明其父不变初衷，不出卖工厂和人格。 褚民谊却厚颜无耻地说：“中国的半壁江山都给日本人，何患小小申新两个厂。”并威胁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荣德生闻言，凛然言道：“我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抗战胜利后，荣德生两次遭绑架，被勒索款项达百万美元。发生在高恩路（今高安路）荣德生住宅门前的一次被绑架案，是在1946年4月25日。那天，荣德生准备去总公司，离家门不远即被数名穿制服匪徒架上汽车而去。他们使用的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当时，舆论哗然，认为是军事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