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有后人吗？

1. 周恩来有后人吗？

周恩来总理没有后代。周恩来总理兄弟三人，大弟周恩溥，小弟周恩寿。周恩溥有一个儿子叫周荣庆，周恩寿有6个子女。
1945年初，周恩溥在山东被国民党抓起来，严刑拷打后牺牲了。大弟媳王兰芳和小弟周恩寿，都在战争年代落下严重伤病，不能正常上班。于是，周恩来就让他们提前退休了。这样一来生活就成了问题。于是，周总理就将两人的费用担了起来。

“十条家规”下的普通生活
周总理曾给亲属们定下“十条家规”，包括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等。对此，周家一直牢记并遵守着。
在焦作，周家和许多工人、农民一样过着普通的生活，他们并不是有意宣扬什么，也不是刻意掩盖什么，只是过着自己的本真生活。焦作当地的许多百姓包括当地领导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红色家庭。当然，周家的同事、邻居晓得这种关系，但大家都不去渲染，连周家人都那样低调，外人去渲染有什么意义！
以上内容参考：人民网——“隐居”的周总理后人：11人中只1人有正式工作

2. 周恩来因何没后代？

1、周恩来与邓颖超于1925年8月8日在广州结婚。同年10月，周恩来率领东征军出发，邓颖超留在广州，同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邓颖超认为自己刚到广州工作，想全力以赴，并且自己还年轻（当时只有21岁），所以自己买了打胎药服下。同年11月周恩来率东征军政治部进入汕头，同时广东省党部任命邓颖超为潮梅特派员到潮州、惠州、汕头、梅县一带整顿党务，开展妇女运动，两人才小别重逢。
2、第二次怀孕，预产期是1927年4月初，1926年12月周恩来从广东调到上海工作，所以妻子生产，他没能在身边。不幸的是，孩子难产，三天三夜生不下来，当时的医疗技术还不能实施破腹产，只能用产钳。孩子头颅受到严重损伤，不幸夭折。4·12事变随即发生，蒋下令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直接奔你这问题而来，中间不太关乎你这问题的事件就不一一说明）······，邓颖超也是搜捕的重要目标，必须迅速离开广州，路线是坐船从广州到香港，再从香港到上海，一路颠簸，海上风大浪急。额~也就是没坐好月子吧，难产本就身体受损严重，又没得到充裕的休息，导致她的子宫没有收缩，以后就不再会有孩子了。
打完了，希望没有错别字，网有点卡~呵呵！

3. 周恩来有几个小孩

1924年7月奉调回国的周恩来，9月抵达广州。虽已与邓颖超在书信中定情，但归国半年却一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1925年1月，周恩来托北方区委委员高君宇给远在天津任C.P天津地委妇女部长的邓颖超带去一封信，表达思念之情。

1925年8月初，21岁的邓颖超只身从上海来到广州。

5年未见的恋人应自己的呼唤而来，然而广东区委正全力领导省港大罢工，周恩来无法抽出时间去码头迎接自己的恋人，只好委托秘书陈庚拿着邓颖超的照片去码头上接。可拥挤的人群还是没有办法让邓颖超见到陈庚。人生地不熟的她只能照着通讯地址摸索着找到周恩来的住处。

爱情关系是自己决定的，婚姻大事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不准备举行什么仪式，一切从简。但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了这件事，非要见一见新娘子，并且闹着一定要他们请客。于是，8月8日，由周恩来的入party介绍人张申府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太平馆二楼请大家吃了一顿西餐便饭。这顿西餐便饭于是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宴。不过，参加婚宴的人当中倒有不少当时和后来颇为知名的人士，他们当中有国民party人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等，还有Communistparty人恽代英、陈赓、张婉华等。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急急赶来参加。婚宴上，大家纷纷向这对新婚夫妻敬酒，周恩来那天整整喝了三瓶白兰地，以至于喝得酩酊大醉。

相恋六载，分别五年，如今，志同道合的战友终于结为伉俪，此时，该是怎样的心情？也许，只有喝个醉，才更能表达出他内心无法言说的幸福和喜悦。

婚后第二天，周恩来继续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而邓颖超则服从组织的安排，到C.P广东区委上班。革命的道路势必充满险阻。1927年的4月，中国大地风云突变。国共两party因蒋介石背叛革命而突然交恶。

奉命调任C.P上海区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里，成功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而就在他全力组织工人抗击着蒋介石的血腥镇压，经历着革命的险境时，他的妻子邓颖超则在广州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里面临着一场痛苦的难产，经历着另一种人生的险境。这应该算是她和周恩来的第二个孩子。

在这之前，也即他们婚后不久，邓颖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考虑到周恩来工作太忙，而自己刚刚调到广州工作，任务也很重，没有时间生孩子，就私自做主，喝汤药把孩子打掉了。因为堕胎没有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喝下汤药后，又引起大出血，差一点危及生命，邓颖超受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周恩来责备她不应该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没有罪，革命者的孩子也有生存的权利。

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喜欢孩子，她满心想把孩子生下来。但是，谁知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她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将婴儿从产道强行拉出。结果，孩子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还未能在大地上留下脚印，便不幸夭折。

这次难产的代价过于沉重，它不仅给邓颖超的内心造成了极度的痛苦，而且彻底损伤了她的身体。她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周恩来并不脱俗，也不寡情，他也是十分希望家有后人，代代相传的。但是，当他得知自己这一生将不会再有孩子后，他坦然地安慰邓颖超：“没孩子就没孩子吧。”

没有亲生孩子的他将把普天下的孩子都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他这一生，注定要把爱洒向更多的孩子……

此为转帖！

4. 周总理有后代吗？

没有。
故事：周恩来和邓颖超婚后不久，邓颖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考虑到周恩来工作太忙，而自己刚刚调到广州工作，任务也很重，没有时间生孩子，就私自做主，喝汤药把孩子打掉了。喝下汤药后，又引起大出血，差一点危及生命，邓颖超受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周恩来责备她不应该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没有罪，革命者的孩子也有生存的权利。 
   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喜欢孩子，再次怀孕她满心想把孩子生下来。但是，谁知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将婴儿从产道强行拉出。结果，孩子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还未能在大地上留下脚印，便不幸夭折。这次难产的代价过于沉重，它不仅给邓颖超的内心造成了极度的痛苦，而且彻底损伤了她的身体。她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没有亲生孩子的周总理把普天下的孩子都当作是自己的孩子......

5. 周恩来家世则怎样的

周恩来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是师爷，祖父曾由师爷而任代理知县、知州，祖父的兄弟均是师爷。周恩来祖母的父亲是福建有名的师爷，祖母的兄弟中也有人是师爷。师爷文化对周恩来影响至深。 
周恩来的高祖周元棠，曾祖母的兄弟樊文炜、樊燮，祖母的父亲鲁登四，二祖母的兄弟郑仁昌、郑仁寿，祖母的堂兄鲁小和，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周恩来嗣母陈氏的姨父_怀朴，都是师爷中的翘楚。名师出高徒，周恩来的家族从高祖到父辈代代出师爷。所以周恩来曾说：“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 
周恩来的高祖周元棠（1791—1851），中了秀才，未能中举，便到福建、浙江一带做钱谷师爷，并研究经济性理之学，著述多种，因而指导的学生也比较多，如儿子周樵水、周光焘兄弟，两个孙子，以及樊文炜、樊燮兄弟。他因此与樊家结为姻亲。他在福建结交了同乡鲁登四，后来鲁登四将女儿鲁大姑嫁给了周元棠的孙子周起魁，即周恩来的祖父。 
1851年阴历八月，周元棠病逝，同月内他的大儿子周樵水（周恩来的曾祖父）病逝，年仅33岁。周恩来的曾祖母绍兴人氏樊氏及5个儿子，成了孤儿寡母。樊氏的5个儿子，大的只有15岁，小的5岁。樊氏两个弟弟樊文炜、樊燮正在江苏游幕，出手相救，将她的大儿子、二儿子带到江苏，学习幕业。老大学钱谷，老二不仅学习钱谷，还学习刑名。正值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兄弟俩承担起供养家庭的全部责任，并将三个弟弟带到江苏学习幕业。 
1869年秋，周起魁接任二哥周昂骏在淮安府幕的席位。1881年，周昂骏病逝。其小儿子周嵩尧（周恩来的六伯父）时年8岁，由二舅郑仁寿抚养。周嵩尧中举后随二舅在漕运总督府衙门内担任文案，官至邮传部员外郎、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的幕僚。1890年后，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和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回到绍兴，跟随其舅父鲁小和学习钱谷。周贻赓三年出师，开始师爷生涯，而周贻能未能学成。 
从周家人学幕业的历史看，基本上是从父、从兄、从姻亲。100多年来，周氏家族就是这样靠着学做师爷延续下来的。 
周恩来的生母是淮阴万青选的第12个女儿。万青选的第14个女儿是周恩来的五伯母。万青选的祖父1814年任山阳县知县，做外南同知，署理淮安知府。万青选在淮安、清河（今淮阴）、安东（今涟水）和盐城等地先后做官达30余年，并很有政绩。周恩来的嗣母陈氏，出生于清河名门望族，娘家的房子比万氏家还多。1860年捻军火烧清河县城，陈家的房子大都被毁，才迁到宝应。周家败落后，1904年春万氏带着陈氏及周恩来三兄弟和腿有残疾的八弟一家回到娘家万家。这时万青选已去世6年，万家也已开始走向败落，不好长住，一家人就搬到陈氏花园。当时陈氏花园还有14间房子，可想当年陈家的盛况。陈氏的父亲陈沅学问渊博，在父亲的培养下，陈氏14岁就能赋诗填词。陈氏的母亲是山东袁状元的四小姐。袁家的三小姐嫁给了原籍江苏常州、后在山阳县当钱谷师爷的龚怀朴。袁状元的另一个女儿嫁给清河的万立钰，就是万青选第八个儿子，即周恩来的八舅。 

周恩来的一生，表里如一，心口如一，一直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是全党的楷模。他与旧家庭、旧制度彻底决裂，摒弃了旧家庭、旧制度落后和腐朽的东西，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的完全是共产党员的作风和风格。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来源：党史博览 (2020年11期)

6. 周恩来是世家子弟吗？

《周恩来家世》，李海文主编，秦九凤、周秉宜、张能耿副主编，九州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68.00元

　　周恩来是中国现代史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研究、回忆、记录他事迹的文章著述数不胜数。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主编，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研究室原主任秦九风、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周秉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能耿副主编经过多年合作，研究挖掘和整理编辑而成的《周恩来家世》是独具一格的著作。

　　这部著作初版于1997年4月，经作者进一步整理，补充许多新史料后于日前再版，期间历经约20年，反映出编辑者对周恩来家世研究的深入和执着。

　　作为读者，我认为《周恩来家世》有两个特点：

　　第一，《周恩来家世》拓宽了周恩来研究领域的时间跨度，从中国近现代史延展到千年以来的周氏家族史。

　　第二，《周恩来家世》拓宽了周恩来研究领域的内容和方式，从革命、战争、建设、外交等政治领域转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长幼、同胞、亲属关系及其迁居和谋生的考证，从崭新的角度揭示了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周恩来的家世影响因素。

　　因此，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吴丽娱评论此书说：“这样的写作内容及方式，在有关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中尚属第一次。”（《周恩来家世》再版前言，第5页）

　　在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际，愿与作者和广大读者分享自己阅读的粗浅体会。

　　一、周敦颐是周恩来的祖先

　　周恩来有两个故乡，即祖籍绍兴和出生地淮安。这是周恩来家族传承迁居的两个重要节点。而周氏家族的始祖，是宋代绍兴宝祐桥的周敦颐（1017—1073）。他是周恩来的祖先。

　　周敦颐为周恩来的祖先，根据是周敦颐曾孙周靖的墓志铭，刊于《诸暨县志·山水志》。而周氏后裔迁徙成族者五十余处，各族均有宗谱，其源都上溯至周敦颐。（《周恩来家世》第1页。后除特别注明外都出自《周恩来家世》）

　　提起周敦颐，并不是每个人都知晓，但说起“出淤泥而不染”的千古名篇《爱莲说》，知道的人就多了。周敦颐就是《爱莲说》的作者。

　　但周敦颐的历史地位主要并不源自《爱莲说》，而在于他是中国理学的创立者之一。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是他的弟子，朱熹则是周敦颐的徒孙辈。

　　《周恩来家世》指出：

　　周敦颐立学的宗旨是教人如何做个圣人，注重道德修养，讲正心诚意的性命之学。在哲学上，把孔孟的修心养性的理论和佛老的虚静、无为思想结合起来，终于推出唯心主义的体系，是宋明理学（道学）的创始人。（第4页）

　　十年浩劫之中，位于江西九江濂溪之前的周敦颐墓被炸开捣毁。这座宋代六品官员的墓中，未见陪葬品，证实了墓志铭上对他清正廉洁的称颂是可信的。1988年，当地乡民自发集资义务重建周敦颐墓。至今宋代建造的观莲亭和刻有周敦颐墨迹的《爱莲说》石碑仍立在当地。（第5页）

　　《周恩来家世》编者作了多年艰苦细致的努力，为读者辑录了尽可能完整的周氏族谱。从周敦颐算起，周恩来是其第二十一代后人。周恩来的祖父是周起魁（1844—1900？），字云门，父亲是周贻能（又名劭纲）（1874—1942）。（第61页）

　　关于家世传承的考证，其中的繁复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太远的不提，周恩来祖父的名字，就是经《周恩来家世》的编者们多方考证，才得出正确结论。截止1997年，所有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周恩来祖父的名字都是周殿魁。这其中包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周恩来传》。而这个名字也是周恩来本人在几次谈话中提到的，并说祖父当过县知事。（第335页）

　　但是，有关人员始终没有找到周殿魁当过知县的历史记录，他只做过巡检。于是认为应当是职务有误，姓名没问题。直到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宜1996年参与《周恩来家世》的编辑工作后，得到了一册1897年的《周嵩尧中举资料》，经反复研究考证，终于发现周嵩尧父辈中排行老四的周起魁（周嵩尧的亲叔，即“胞伯叔”）就是周恩来祖父。而周殿魁名列“嫡堂叔”中，是周恩来祖父的堂兄弟。

　　后又经李海文、秦九风等人进一步研究有关地方志和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保存的宗谱，找到了周起魁于光绪二十一年任桃源（后改名为泗阳）县令，以及其原名骏龙，字云门，更名起魁的文字记录。这才使长达20年的疑难问题得到了解决。（第335—337页）

　　二、周氏家族的大排行

　　绍兴周氏家族，延承千年，是中国传统社会氏族关系的缩影。读《周恩来家世》，我深切体会到的是传统大家族血浓于水、抱团互助的内部关系。可以说，没有这种内部关系，就没有周恩来青少年时期的顺利成长。

　　周敦颐第十七世孙周元棠（1791—1851）是周恩来高祖。周元棠字笑岩，形成周氏一个小房族。这个氏族的一大特点是以大排行计算族内相互关系，形成了跨越小家庭的更为亲密的内部关系。（第64、68页）

　　到了周恩来的“恩”字辈，共有十四人，现在能找到姓氏生辰资料的有十二位。周贻能长子周恩来在同辈弟兄中按出生顺序排位第七（生于1898年），同辈人称“七哥”或“七弟”。周贻能的次子恩溥（生于1899年）和三子恩寿（生于1904年）分别排位老八和老十三。（第70页）

　　这种跨越小家庭的大排行，体现了一个家族紧密的亲缘关系。而这种关系不仅仅体现在兄弟排行上。周恩来出生后的第二年，父辈大排名中的老十一周贻淦因病去世，年仅20岁，没有留下子女。周恩来的父母遵从长辈旨意，将长子周恩来过继给周贻淦的遗孀陈氏。周恩来称已故周贻淦为父亲，称陈氏为母亲，改称自己的生父生母为干爹干娘。（第156—157页）

　　这是现代人很难理解的一种过继安排。而在传统的中国大家族中，这却是一种义务。严格的旧宗族观念，将保持世系分支完整看作很重要的事情。旧传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出嫁“从一而终”的习俗，决定了这种过继形式的存在。大家族要照顾到家族中每一房的后继有人，即使户主已故，也要过继养子给遗孀，以延续香火，保存财产，同时可以使独居寡妇有所寄托和依靠。

　　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和嗣母陈氏先后于1907年和1908年病故，周恩来的生父周贻能能力有限，生活贫困，在外地辗转谋生糊口，留在家乡刚刚十岁的周恩来形同孤儿。（第160页）

　　但是，周氏大家族慷慨地主动地接过了抚养周恩来的担子。1909年，远在东北奉天任政府职员的四伯父周贻赓请在铁岭税捐局当主任的三哥周济渠利用前往南方的机会，把在武汉教书的七弟周贻能（劭纲）和在老家的侄子周恩来带到东北，以便接应他们的生活。（第190页）

　　两兄弟安排周贻能在铁岭县衙做师爷，安排周恩来在铁岭和奉天上学。后来两位伯父先后前往天津谋职，周恩来1913年随四伯父迁到天津，又考上南开学校，受了四年正规的现代教育，还在天津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为其一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周恩来先后留学日本和欧洲，也靠了叔伯长辈们的资助。（第168、190页）

　　由于周氏家族有人在天津落脚，江浙老家的周氏子弟有多人到南开上学。其中，在同族长辈们的帮助下，周恩来二弟恩溥（博宇）和三弟恩寿（同宇）也先后到天津进入南开学校学习。（第252、254页）就周恩来小家庭的家境来说，没有外力的帮助，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将自己的东北之行看作一生的转折点。他后来说：

　　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转变思想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惨的下场。（第166页）

　　这种资助，周恩来的长辈很主动，他们只是依照祖训和传统观念尽自己长辈的义务而已。大家族观念在这里起了关键作用。

　　正如《周恩来家世》总结道：在封建社会里，血缘关系是维系社会的纽带，大家都很重亲戚关系……在一个大家庭内，共一个曾祖父每一代人都是大排行，即使分了家也要互相帮助，相互提携，忠孝友悌。

7. 周恩来出生于什么家庭?

周恩来是我们家乡的骄傲，出生于江苏淮安，周恩来的家族一直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和谐且书香气浓郁的家庭里。
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是个读书人，年轻时考中秀才，他是“国学生”（清政府规定的最高学位）、“主事衔”（官阶,正六品）。后因其父亲去世，家道衰落，出于生计他多年漂泊在外，做过文书，当过收发。他秉性耿直，为人忠厚，虽然生活清苦，话语不多，但十分有主见。作为父亲的慈祥、宽厚、诚实等性格和人品，对周恩来有着较大的影响。
对童年的周恩来的教育和影响较大的当数其三位母亲，即生母、嗣母和乳母。三位母亲，给了童年周恩来三种不同的养分。相同的是，她们都以纯厚的母爱对周恩来倾注了全部心血，不同的是，她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以不同的方式和性格正面影响着他，而这些影响，对周恩来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刻骨铭心的。
周恩来生母万氏，生性豁达开朗，办事精明干练，能识大体、顾大局，善于调解矛盾纠纷。她主持周府家务，处事灵活，考虑问题细密周到。万氏从小跟着父亲万青选出入官宦门第，经历过比较大的场面，见多识广，在败落的周府中充当“管家”。在处理家务过程中，万氏常常带着周恩来，使其经常置身其中，耳濡目染，看到并学到了许多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方式方法。万氏处理复杂家务、排解纠纷的才干，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后来那超人的谈判、应变能力和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及繁重的党和国家重大事务等本领，就有母亲给他的最早影响。周恩来成为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成为全国人民爱戴的“大管家”，这中间不无生母万氏的熏陶。
嗣母即小叔母陈氏，性情温和，待人诚挚，在诗文书画上都有较好的造诣。陈氏因年轻守寡，深居简出，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对过继并一起生活的周恩来的抚养和教育上，教他认方块字，背唐诗宋词，给他讲故事，使周恩来从梁红玉、文天祥、关天培、岳飞等故事中受到爱国主义、品行操节等方面的教益和启迪。秦侩等反面人物的故事，则教育了周恩来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朴素感情。嗣母陈氏经常教周恩来背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句，也使周恩来产生了对劳动人民的巨大同情心。嗣母的教育以及她身上体现出的中国妇女贤淑文静的美德对幼年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其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周恩来的好学、仁慈、谦让，可以说其源头就是嗣母的言传身教。周恩来文采飞扬，才华横溢，这中间不无嗣母陈氏的教诲。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甘为人民的公仆，一直保持着精忠报国、廉洁奉公和高风亮节，也源于当年嗣母的教诲。陈氏还带他到离镇淮楼不远的胯下桥去游览，从韩信甘于受辱，告诉他做人要忍辱负重，能屈能伸，方可成为大丈夫，在周恩来的人品中注入了一个“忍”字。这个“忍”字，使周恩来一生受用不尽。后来，周恩来又在陈氏辅导下读了《西游记》，孙猴子的造反精神，爱憎分明和机智灵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乳母蒋江氏家境贫寒但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她一边用乳汁哺育周恩来的成长，一边经常教周恩来种瓜种菜，用自己的言行向他传输了劳动人民勤劳善良、诚实朴素的优秀品质，教会了他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农家知识，增加了春种秋收、春华秋实的感性认识。周恩来在生母万氏和养母陈氏相继去世后，乳母蒋江氏尽管没有了工钱，但仍留在周家无私的照料尚未成年的恩来。周恩来曾说过：“我从她（指乳母蒋江氏）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会我大公无私”。因此可以说，周恩来大公无私的精神，最早是受到乳母的真传，他不搞特殊，紧紧和劳动人民同呼吸，这中间不无乳母蒋江氏的影响。乳母曾带着周恩来在“逼租牌”前申诉讲述农民的苦难，使周恩来初步了解到中国农民的艰辛生活，从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同情受苦农民并想解救他们跳出苦海的种子。生母和嗣母相继去世后，周恩来的实际抚养人和监护人是八婶母杨氏，她一生恪守“积善积德”的理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少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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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家世对周恩来一生的影响

 周恩来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是师爷。祖父曾由师爷而任代理知县、知州，祖父的兄弟均是师爷。周恩来祖母的父亲是福建有名的师爷，祖母的兄弟中也有人是师爷。师爷文化对周恩来影响至深，值得深入研究。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 
   周恩来的始祖是宋代学者周敦颐，后代由中原迁到浙江，后在绍兴落户，繁衍生息，到周恩来高祖父这一代已是第十六代。这一房是五十房。五十房始祖活到96岁，在家里大厅挂上“百岁堂”的匾额。周家都说自己的老家是绍兴城内保佑桥百岁堂。中国人一般是共一个爷爷为一家，五服之内为本家，出了五服形同路人。而周恩来家族，却是共一个曾祖父，每一代人都是大排行。即使挑门单过也要相互帮助、相互提携。这是为什么？因为周恩来的高祖周元棠不仅学问和为人好，而且有远见，推动了家族的发展，深受后人的尊敬。
   周元棠（1791—1851），28岁中秀才，但未能进入举人、进士的行列，只能到福建、浙江一带做钱谷师爷。晚年，周元棠因年轻时家贫，看到儿子周樵水有病，虽然孙子周昂骏13岁（虚岁）已考中秀才，却决定不让他再考科举，而是学习钱谷师爷。周元棠为孙子选定的职业，决定了周家几代人的发展和命运。
   1851年阴历八月，周元棠病逝。同月内，他的大儿子周樵水（周恩来的曾祖父）病逝，年仅33岁。周恩来的曾祖母绍兴人氏樊氏及5个儿子，成了孤儿寡母。樊氏的5个儿子，大的只有15岁，小的5岁。樊氏两个弟弟樊文炜、樊燮正在江苏游幕，出手相救，将她的大儿子、二儿子带到江苏，学习幕业。老大学钱谷，老二不仅学习钱谷，还学习刑名。正值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兄弟俩承担起供养家庭的全部责任，并将三个弟弟带到江苏学习幕业。
   1869年秋，周起魁接任二哥周昂骏在淮安府幕的席位。1881年，周昂骏病逝。其小儿子周嵩尧（周恩来的六伯父）时年8岁，由二舅郑仁寿抚养。周嵩尧中举后随二舅在漕运总督府衙门内担任文案，官至邮传部员外郎、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的幕僚。1890年后，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和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回到绍兴，跟随其舅父鲁小和学习钱谷。周贻赓三年出师，开始师爷生涯，而周贻能未能学成。
   从周家人学幕业的 历史 看，基本上是从父、从兄、从姻亲。100多年来，周氏家族就是这样靠着学做师爷延续下来的。1964年8月，周恩来在与亲属谈话时曾说：“我的曾祖下有五个兄弟，都搬到了苏北，大、二、三、四都做过县知事，老五没做过，我祖父（四）从绍兴师爷升为县知事。”
   周恩来的生母是淮阴万青选的第12个女儿。万青选的第14个女儿是周恩来的五伯母。万青选的祖父1814年任山阳县知县，做外南同知，署理淮安知府。万青选在淮安、清河（今淮阴）、安东（今涟水）和盐城等地先后做官达30余年，并很有政绩。周恩来的嗣母陈氏，出生于清河名门望族。1860年捻军火烧清河县城，陈家的房子大都被毁，才迁到宝应。周家败落后，1904年春万氏带着陈氏及周恩来三兄弟和腿有残疾的八弟一家回到娘家万家。
   这时万青选已去世6年，万家也已开始走向败落，不好长住，一家人就搬到陈氏花园。当时陈氏花园还有14间房子，可想当年陈家的盛况。陈氏的父亲陈沅学问渊博，在父亲的培养下，陈氏14岁就能赋诗填词。陈氏的母亲是山东袁状元的四小姐。袁家的三小姐嫁给了原籍江苏常州、后在山阳县当钱谷师爷的龚怀朴。袁状元的另一个女儿嫁给清河的万立钰，就是万青选第8个儿子，即周恩来的八舅。
   周恩来祖父辈即从绍兴迁至江苏，但是周恩来的几个伯父都曾回绍兴参加过科举，其中二伯父周龢鼐、六伯父周嵩尧和从伯父周嘉琛三位中举。周家到了江苏仍然和绍兴人结亲。周恩来的大祖父和同在淮阴任师爷的绍兴同乡王庸吾为儿女定了娃娃亲。1887年王庸吾去世，王家迁回绍兴。1894年，周桂珍长大后回到绍兴与王庸吾之子王子余完婚。
   周恩来说：“祖坟在绍兴，绍兴的家谱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认是绍兴人。但我生长在淮安，满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认是淮安人。所以我说我是‘原籍浙江，淮安生人，江浙人也’。说是绍兴人，不仅那有祖坟和家谱，更主要的是封建家庭的根子在绍兴。”
       周家有良好的家风，注重教育 
   周恩来出身于书香门第，家传久远，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素养高。从小养成学习的习惯和自学能力，勤学好问，善善从长，知识广博。但是，他与一般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人不一样，他有生母、嗣母两位母亲，得到两位母亲的厚爱。两位母亲的性格迥然不同，他深受两位母亲的影响。两位母亲的爱护、仁慈和礼让，影响了周恩来的性格，使他少了男性的野蛮，多了女性的柔韧。得到爱的人爱心多，才知道如何爱别人。由近及远，爱家人，爱同学，爱朋友，爱祖国，爱民族。
   每到年节前后，周家热闹非凡，农历腊月二十三在堂屋挂容像（祖宗像），十几幅容像都是请高手精心绘制，男的身穿官服，威严肃穆；女的身穿官眷服装，眉慈目秀，仪态端庄；个个容像，光彩照人，满堂生辉。周恩来的母亲指着容像向周恩来兄弟们一一讲述老祖宗们的官阶、业绩，教 育儿 子们不能辱没家门，将来立功、立业，光宗耀祖。她知道丈夫老实忠厚，能力弱，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过完年，到农历三月十八日才落容像。这个仪式给幼年的周恩来留下深刻的印象。事隔50年，淮安县委的同志将十几幅容像带到北京，周恩来还能一一认出，并向县委的同志介绍。
   周恩来的祖父活到近60岁，这在当时已算是高寿了。他一辈子当师爷，并由此当了知县。周恩来出生后不久，因祖父去世，家庭开始衰败。周恩来有一个伯伯，两个叔叔。伯伯没有子息，周恩来是长孙。两个叔叔，一个有肺病生命垂危，一个腿瘸不能做事。周恩来出生半年，十一叔贻淦病故，父母将他过继给十一叔贻淦夫妇。他由嗣母陈氏抚养。他称嗣母为娘，称自己的生父母为干爹干娘。
   周恩来的嗣母陈氏从小文静尚学，年轻时守寡，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周恩来的身上。她恪守家规，夫婿少丧后，从不轻易出门，遇到矛盾、纠纷从不相争，处处隐忍，只一心一意教养周恩来。陈氏这种隐忍的作风，周恩来从小耳闻目睹，影响了他的一生。周恩来从4岁起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听嗣母讲故事，像“岳少保朱仙镇大捷”“忠节公虎门殉国”“梁红玉击鼓抗金”“孙悟空大闹天宫”“沈状元招勇抗倭”等等，这些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保家卫国的故事给周恩来童年留下难忘的记忆。这种文化启蒙，使他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从幼儿时起就得到了很好的培养、锻炼。几十年后周恩来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在家中的地位、作风与陈氏完全不同。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在淮阴一带为官30年，在淮阴有99间房子，占了整整一条街。在周恩来出生的第二天外祖父去世了。外祖父有18个儿子、14个女儿，但长大成家的只有17个。周恩来的母亲是第12个女儿。万氏从小得到父亲的疼爱，不肯缠足，进家塾馆读书，常常随父亲出门，是万家的“当家姑娘”。出嫁时，嫁妆是用两条木船由运河装运到淮安的。她从小受万老太爷的影响，学会了处理复杂纠纷的能力，处事干练，考虑问题细密周到。据说当时无论是周、万两府还是亲友发生纠纷时，请万氏来便可迎刃而解。她先耐心地听各方将情况说清楚，然后才发表意见，所以想得周到，断得入情，说得在理，双方都能心服口服。处理完了，人家少不得酬谢，至少招待一顿饭，在桌上大家边吃边议论刚才的纠纷或其他家事。处理这些事情，她常常带着周恩来。发生纠纷不是因“利”即是因“名”，复杂关系的症结、利害之所在，有不少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私密。懂事的周恩来自然了解了人世间的复杂，增长了不少见识。周恩来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其实，周恩来不仅继承母亲爽朗的性格，同时学会了母亲处理矛盾的本事。所以周恩来比同龄人早熟，见过世面，遇事沉稳，明白事理，有主见。
   1907年春，周恩来母亲万氏因操劳过度病故于清江浦，时年29岁。父亲周劭纲（原名周贻能）在湖北谋差，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周恩来外祖母不顾周家的经济情况，守着封建门第观念，严厉要求按旧例大办丧事。如棺材不仅要楠木的，还要“十二朵正花”；棺材要裹五层麻，添七层漆，请和尚做道场；等等。楠木棺木都是借钱买的，哪有钱再办这些事。万老太太毫不退让，不达目的即不许安葬。周劭纲唯唯诺诺，最后只好将万氏的棺木暂厝于庵中。周恩来对此十分反感。第二年的7月28日，嗣母在贫病忧愁中病逝，也是29岁。周恩来不怕闲言碎语，决定丧事简办，买了薄木棺材运回淮安和嗣父合葬。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行为。他只有10岁，就是个敢作敢为的人。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提倡移风易俗，丧事简办，带头火化，留下遗言不保留骨灰。要寻其根源，这就是源头。他从小对大讲排场、虚情假意的官场作风深恶痛绝。
   两位母亲病故后，1908年11月，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同八伯一家生活。父亲在母亲死后，外出谋差做事，收入少，养活不起留在家中的3个孩子。周恩来的四伯周贻赓经常从东北寄钱给家里。五伯周贻鼎在淮安做师爷，五伯母是周恩来的十四姨，常常帮助几个侄子。周恩来主持家务，时不时去当铺典当家中的衣物，勉强度日。
       从小深受封建思想之害，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周恩来的爷爷周起魁去世后，周家开始衰败。但是，家里人旧习不改，还要守着官宦人家的旧规矩、旧礼数生活。周恩来深受其害，对此深恶痛绝。
   家庭失去主要收入来源，体面还得要，迎来送往的排场，送礼的规格还不降低。为了支撑门面，万氏不得不举债应酬，后来又靠典当衣物应付。万氏典当衣物常常带着年幼的周恩来。破落的官宦人家靠典当与借债来支撑门面的虚荣心态与陈规陋习，是留给童年周恩来第一个深刻的印象。
   1904年，周恩来的父亲和十八舅合买了一张彩票，中了头彩，1万元。从小习惯讲排场的母亲，高兴得昏了头。彩票在武汉，母亲坐船到武汉去兑，一路走一路玩。兑到了，就买皮大衣、留声机，给这个买礼物，给那个买东西，还没有到家，就花掉了一部分。刚一到家，债主们来讨债，亲友们来祝贺，住下了要吃要喝，还要拿。母亲无力承担，就和丈夫带着6岁的周恩来和周恩来的两个弟弟及陈氏一起回娘家暂住。这时万青选已去世6年，万家也已开始走向败落，家里人多、事多。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一家人只好搬到有14间房子的陈氏花园去住。很快钱花完了，丈夫又到湖北做事。中彩的事，真是昙花一现。这是留给童年周恩来心中第二个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对亲属说：我当总理后第一件事就是取消彩票。他取消彩票，就是要消除不劳而获的思想，反对靠侥幸的心理生活。
   1907年，周恩来的生母去世，外婆不体恤周家的情况，坚持大办丧事，纠缠不休。这是留给童年周恩来第三个深刻的印象。
   两年之内失去了两位母亲，对周恩来打击很大。周恩来在淮阴无法生活，只好带着两个弟弟又回到淮安驸马巷同八伯、八妈一起生活。这年他10岁。八伯腿瘸，不能做事，不能出门，也不管事。八妈带着自己7岁的儿子和周恩来兄弟三人，一家六口过日子。八妈是个女流，不能出门，周恩来成了家中紧要的男子。或者把房子押出去，或者向亲戚借钱过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有时在外面工作的四伯寄回一笔钱马上还债。一身债，常常有人到家里来要债、要利息。周恩来经常出面典当、到处向亲友借钱。1918年，周恩来在日本听到八伯去世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想起家中一个紧要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钱是没有，一家几口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有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是老死的，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呢？简直说是穷死了。”这段话一字一泪，由此可知周恩来当年在淮安过的是什么日子。
   周恩来最反感、最头疼的事情是家庭生活那么困难，还要讲礼数。墙上贴一张纸，上面写着亲戚们的生日、祭日，到日子都要去，而且要带着礼品。就是借钱也要去送礼，不但送礼还要磕头。因为周恩来的辈分小，而且是家里唯一紧要的男子，这些事都得他来办。到外婆家要走30里路，还要坐船过河。夏日顶着太阳，冬日冒着严寒，没有车可坐，没有牲口可骑，只能用两条腿走。连吃饭都困难，还要讲这些虚排场。他痛恨虚荣，痛恨讲排场。可是在他困难时，借钱也只能向亲戚们借。为了生存，周恩来不得不在封建大家庭内周旋。沉重的负担使少年周恩来常常叹息：“这个家真难当啊！”
   短短几年之内家庭发生如此巨大的变故，可想而知这对年少体弱的周恩来是多么大的刺激。他想离开这个家庭，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他不断地给在东北工作的四伯周贻赓写信求助。机会来了。1910年春，三伯父周贻谦从东北回到淮安办事，便带他到自己工作的辽宁铁岭入银岗书院读书。半年后，周恩来到沈阳随四伯父一起生活、读书。从此，周恩来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沈阳，周恩来进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上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只有13岁的周恩来率先剪掉了拖在脑后的辫子，响应和拥护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
   周恩来的这个革命举动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基于对家庭、对 社会 的认识。家庭是 社会 的细胞，从一滴水可以认识大海，从一个家庭可以认识 社会 。他由痛恨这个封建的家庭，进而痛恨这个 社会 制度。虽然当时他的认识还并不清晰，但是他企盼改变现状。所以当他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后，马上由此看到希望，立刻起而响应，剪掉头上的辫子。
   周恩来对封建制度有切肤之痛，对孔孟之道的危害有深刻的体会。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经历，他在学校学习时就以改造 社会 为己任。他说学生应“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当五四运动爆发，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时，他积极参加并成为领导者。随着他确定了信仰共产主义，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对旧的家庭、封建思想、封建制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深知封建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不是一日可以消灭的；他深知封建主义在中国有广泛的影响，不是一代人可以清除的，所以他对封建的东西有高度的警惕。周恩来深知改造 社会 的艰难，时时警惕旧的习惯势力的侵蚀，终身保持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共产党人的本色，保持着革命者的本色。
        防止师爷文化浸染，提倡过“五关” 
   周恩来从不隐讳自己的出身，他在教育干部时将自己摆进去，说：“还是以我为例。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为什么这样啰唆呢？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我生在淮安，祖父当过淮安县知事，外祖父是淮阴县知事，现在还有家属在淮安。如果我不说生在淮安，和他们的 历史 关系也无法交代清楚。一个人的 历史 关系要交代清楚，这样没有坏处。不管现在情况如何，不能抹掉过去的 历史 。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了，但写 历史 不能把过去那一段抹掉。”
   周恩来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一直这样教育干部、教育后人。他提倡要过好“五关”。这“五关”是思想关、政治关、 社会 关、亲属关、生活关。1963年，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他在讲到过 社会 关时说：“一般总是讲思想、政治关，我特别提到后三关，是因为中国这个 社会 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 社会 的任务。在这个 社会 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 社会 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担子更重。”
   周恩来讲：“第四过亲属关。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自己没有儿女。由于他出身大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当了总理，有100多个亲戚来找他或要求解决困难，或来看望他。周恩来历来认为家事是 社会 问题的一部分，从不把家庭应承担的责任推向 社会 。他为了做要他解决更好工作的亲戚的工作，专门召开家庭会议。他在会上对这些亲属说：“我们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要承认家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能依赖它。但是，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风。想靠我给你找个好事，这点我做不到。你只能依靠自己，要自食其力。”1950年前后，周恩来的许多亲戚失业，无以为生，写信向他求救。周恩来一律建议他们到当地政府登记报名，由当地政府量才录用，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期为人民服务。“自食其力，为人民服务”是他改造旧家庭的目标。
   周恩来对自己的亲属严格要求，制定了十条家规：1.晚辈不能丢下自己的工作专程去看望我。2.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3.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付，没有工作的代付伙食费。4.看电影、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5.不准请客送礼。6.不准动用公家的车子。7.个人生活中凡能自己做的事，不要找人办。8.生活要艰苦朴素。9.任何场合不要讲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10.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当大家都争相考大学时，周恩来却支持侄女周秉德初中毕业考师范学校，鼓励侄子周秉华去当兵。“文革”爆发后，大批的学生下乡插队，这时当兵成为好事，他勉励侄子周秉和、侄女周秉建上山下乡，当知青。他的侄子、侄女在农村已按正常手续被部队招上兵，他知道后却动员他们回到农村。他说：把好事让给群众。他动员弟弟周恩寿带头退休。弟弟有6个子女，生活困难，他每个月从自己有限的工资中拿出200元支援弟弟，不让弟弟向单位伸手，不增加国家的负担。
   周恩来在谈到过生活关时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 社会 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
   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身体力行，带头移风易俗，坚决反对重修祖坟，一向主张平坟深葬。1964年，周恩来分别派人将父亲和岳母在重庆的坟以及淮安的祖坟平掉，将棺木深埋，将原墓地给当地农民耕种。他去世后，邓颖超按照他的遗愿，派亲戚到绍兴将祖先的坟平掉，将棺木深埋。周恩来没有保留骨灰，其骨灰撒向祖国大地。邓颖超病逝后骨灰撒向大海。
   周恩来的一生，表里如一，心口如一，一直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是全党的楷模。他与旧家庭、旧制度彻底决裂，摒弃了旧家庭、旧制度落后和腐朽的东西，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的完全是共产党员的作风和风格。 
    文／李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