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王安石在理财上有哪些争论？

1. 司马光与王安石在理财上有哪些争论？

神宗即位后首先遇到的就是财政上的巨大亏缺。他向司马光、王安石等征询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司马光主张从节约入手。他认为首先应该节省朝廷开支，注意节流，例如减少对于皇亲大臣的大量赐物等。王安石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出节省开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应该从理财上着眼。两人在神宗面前曾经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当时河朔旱灾，国用不足，神宗下诏让司马光与王安石一同进见，商量应对办法。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宜从亲贵近臣开始。”王安石反对说：“唐代常衮请免去政事堂宰相日常办事时饮食供应，时人认为常衮如果自觉不称职，应该辞去宰相的职位，不宜辞免禄食。况且府库空虚、国用不足，不是当世急务，所以造成不足的，是没有得到一位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也不过赋税苛重而已。”王安石说：“并不如此，善于理财者，不加赋税而可以使国用充裕。”
司马光说：“天下哪里会有这个道理？天地生产的财货百物，不在于民间，就在于官府，如夺民所有，充实官府，造成的祸患比增加赋役还要大。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刘彻的话，太史公司马迁将它写在《史记》上，是要证明桑弘羊不明事理。”二人真是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对于市易法与均输法司马光认为是与商人争利，不利于商品流通，对于保甲法，司马光认为实行下去会使农民不安心种地。

2. 如何评价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争

史家多认为王安石和司马光是死对头，其实不然，他们官场上政见不同，但个人间相互礼遇，友善相处，同为文人，并不相轻。同在朝廷做官，有分歧而不相倾！他们有类似的品格和志趣，有相近的秉性和共同的怪癖。
    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改革，推出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雇役法（或称免役法）、保甲法等。变法的重点放在理财政策、强兵方针、教育方案三方面。变法不久，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其中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也包括司马光。司马光曾用激烈的言辞弹劾王安石。因当时神宗为王安石撑腰推行变法，司马光竟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隐居洛阳，用了19年的时间编纂《资治通鉴》，以示不问政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神宗死后哲宗即位，十岁的哲宗不懂事，由他祖母高太后临朝执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汴京担任宰相。此时的司马光虽然又老又病，但他反对王安石新法却丝毫不肯放松。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司马光执政，王安石则离京到江宁府“休养”去了。可见两人政见天壤之别。
    以公心来说，司马光与王安石同是为了国家，但在具体方略上，各有政见。王安石着眼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大刀阔斧地改革。司马光则着眼于伦理纲常的整顿。     政见不同而能友善相处，古今都是少有的，但他们做到了。
    当时文人圈子里相传的“嘉祐四友”就是指王安石、司马光、韩维和吕公著。王安石曾作《明妃曲》二首，司马光和作《和王介甫（即王安石）明妃曲》，盛传于京都。变法初始，王安石向朝廷推荐吕惠卿，司马光忠告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许多年后，司马光的忠告被印证，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王安石先司马光半年过世，身为重臣的司马光也已是年老多病，但他出于对王安石的人品、才学和事业心的敬重，当然也不乏友情因素，抱病作书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王安石死后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几个月后，司马光亦撒手人寰。凡此，可见二人友谊之笃厚。

3.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观点并不相同，为何私下如此融洽？

王安石是朝廷的宰相，司马光是朝廷命官，两人是上下级关系，都是有文化的人，平时撕破脸皮也不好啊，总有哪天是会有求于对方的，而且虽然司马光是站在守旧派的，但王安石变法内容中也不是全不好的，很多都是有利于百姓的，只是司马光等人认为这样的变法不逢时。

王安石向皇上提议变法，主要目的就是想富国强兵，改变积弱积贫的局面，这样的出发点是好的，皇上同意他的变法，因为其中的青苗法，免税法，兴修水利等内容都是能给百姓带来很大利益的，而且还可以减轻百姓负担，减轻积弱，从而达到富国目的，保甲法一定程度上又提高军事力量。

王安石的变法对巩固宋朝统治，缓解积贫积弱局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但他这么做，百姓的利益是大了，但免税的话一些有钱的地主人家利益就会减少，朝廷其他官员也会收益变少，所以他的变法引来很多人的反对。但是司马光的反对绝不是因为他的收益变少，而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北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变法是好，但需要时间与精力，但敌人是不会给你时间的。

司马光认为这样的变法是不逢时的，也不一定能解决北宋当下的问题，所以他不赞成王安石变法，但他欣赏王安石变法提出的内容，他知道王安石是为国家着想的，所以尊重他，王安石也知道司马光虽反对自己变法，但原因也是从国家角度来想的，所以两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闹翻。

4. 如何评价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争

史家多认为王安石和司马光是死对头，其实不然，他们官场上政见不同，但个人间相互礼遇，友善相处，同为文人，并不相轻。同在朝廷做官，有分歧而不相倾！他们有类似的品格和志趣，有相近的秉性和共同的怪癖。
    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改革，推出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雇役法（或称免役法）、保甲法等。变法的重点放在理财政策、强兵方针、教育方案三方面。变法不久，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其中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也包括司马光。司马光曾用激烈的言辞弹劾王安石。因当时神宗为王安石撑腰推行变法，司马光竟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隐居洛阳，用了19年的时间编纂《资治通鉴》，以示不问政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神宗死后哲宗即位，十岁的哲宗不懂事，由他祖母高太后临朝执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汴京担任宰相。此时的司马光虽然又老又病，但他反对王安石新法却丝毫不肯放松。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司马光执政，王安石则离京到江宁府“休养”去了。可见两人政见天壤之别。
    以公心来说，司马光与王安石同是为了国家，但在具体方略上，各有政见。王安石着眼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大刀阔斧地改革。司马光则着眼于伦理纲常的整顿。     政见不同而能友善相处，古今都是少有的，但他们做到了。
    当时文人圈子里相传的“嘉祐四友”就是指王安石、司马光、韩维和吕公著。王安石曾作《明妃曲》二首，司马光和作《和王介甫（即王安石）明妃曲》，盛传于京都。变法初始，王安石向朝廷推荐吕惠卿，司马光忠告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许多年后，司马光的忠告被印证，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王安石先司马光半年过世，身为重臣的司马光也已是年老多病，但他出于对王安石的人品、才学和事业心的敬重，当然也不乏友情因素，抱病作书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王安石死后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几个月后，司马光亦撒手人寰。凡此，可见二人友谊之笃厚。

5.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治想法相同吗？

面对着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腐败局面，面对着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司马光和王安石都从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出发，都尽力想去“补天”，都想改革，但涉及到改革的内容、改革的方法，两人就势同水火，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分歧了。

6. 王安石，司马光立场与观点有什么相同之处

其实看了这么多有关神宗变法的书以后，对于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个人来说，相似点极多。
    性格上来讲，他们都是聪明过人，自负过人，固执过人的人物。聪明过人，不必说；自负过人，就是说他们都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别人说的是错的。王安石说祖宗之法不足畏，主张激进改革，司马光深信太祖英明，祖宗之法不可变。互相攻击，争论不休。其实祖宗之法有不变处，有变处岂可一概而论？但他们都固执自见，认为自己的智慧高出众人，不懂得妥协调和，这就是变法失败的根源，也是党争又起的原因。
    要说思想上，我认为可以说他们的治国理念都落脚于“理财”二字。不过王安石主张开源，以开源之财力解决大宋的外部威胁（比如收河湟）。司马光主张节流，以休养生息的法子达到国家富强，解决内部矛盾。立场吗，我相信这两位都是忠臣孝子，为国为民的心思是相通的。
【总的来说】
    立场：为国为民，解决宋朝的内忧外患（有学者说这两个人一个代表新兴资产阶级与商人，一个代表当时的河北豪族就是地主阶级，这个似乎也有道理）
    观点：解决国家问题的关键在与理财（只是侧重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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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安石与司马光有什么关系

政治对立关系，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好朋友，政治上却不太一致。早年东坡先生反对变法，被王安石排斥，晚年东坡先生反对全盘否定变法，又遭到司马光不满。王安石对变法坚决推行；司马光则极力反对。
拓展资料：王安石是典型的激进改革派，提出“三不法”——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苏轼和司马光是中国古代典型的保守主义：不相信可以通过变法激进而一下就成就一个美好的未来，只接受在目前的基础上做改进和提升，完成对社会的改造的民生的改观。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王安石说：“善理财的人，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

8. 王安石与司马光

北宋时期，有两位著名的政治人物，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在政治舞台上可谓相爱相杀。
  
 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王安石21岁考中进士，司马光19岁考中进士，年纪轻轻即是“天之骄子”。
     
  王安石自幼聪明，既有才华，又能实干，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政治家。从小就爱学习，过目不忘，跟随父亲游走各地，深刻体会基层实际生活，为王安石日后大展身手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也造就了王安石嫉恶如仇、固执己见、恃才傲物等品性。 
     
  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七岁时，他便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 历史 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 历史 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宋朝这个时期可谓积贫积弱，内忧外患。
  
  一方面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 
     
  另一方面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但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这时期政治家也尝试进行过改革。如范仲淹在1043年(庆历三年)就向宋仁宗提出十项建议，主张要实行新政，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但是由于变法内容太广，没有落到实处，加之宋夏战争和政治斗争而被迫退出权利中心，因此“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神宗即位后，破格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之后便在神宗的力挺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变法。新法通过“理财”和“整军”两个方面进行，先后颁布了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等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推行保甲法等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王安石变法中有秦商鞅和汉桑弘羊的影子，得益于王安石之前在地方上的历练，分别在内政和财政上有实践和思考。
  
 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提拔了一批像 吕惠卿、李定、邓绾等人，不幸的是在识人用人方面出了问题，以吕惠卿等为首的政客为了争夺政治权利，使变法由利民转变成扰民。如青苗法初衷是农户自愿，地方政府官推行中，强制贷款和粮，还要征收三分息，贫农苦不堪言；富农则不贷款只交税，扶民的条款演变成为财产税，地方政府也正好敛财。其他法令推行中也遇到很大阻力，特别是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因此遭到上下的激烈反对。 
     
 司马光也不是完全反对新法，只是政治理念相对“保守”。在司马光看来，国家犹如一座大厦，万不得已修葺即可，大动干戈会动摇国本。因此韩琦、司马光、富弼、欧阳修等为首的这些人极力反对变法。
  
 初期神宗全力支持亦师亦友的王安石，直至郑侠献《流民图》，所画老幼相携、饥民遍地的场景令神宗大为震惊，《宋史·王安石传》：“ 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 神宗立场开始动摇，之后连太皇太后曹氏和太后高氏反对变法，神宗又极为孝顺，于是陷入两难。王安石见状只好上书请求外调，暂时离开权利中心，恐怕也是和神宗的心照不宣吧。
     
 司马光在反对变法的初期，看弹劾无效，只好退居洛阳。主持编纂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直到六十七岁那年，司马光重掌相印，以雷霆之势逐条废除新法，遗憾的是司马光并未提出修改变法的有效方案，由于担心小人弄权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全部废除新法。元祐元年，因变法失败积郁成疾的王安石，背部毒疮发作，离开人世。同一年司马光也相继离世。
  
 司马光起初对于变法的态度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后来发现问题严重可能事与愿违时才站到反对派那一方。作为大臣，他上书激烈弹劾王安石；作为故友，他又三次投书，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以尽益友之忠”，提醒王安石莫为“谄谀之士”所出卖。
     
  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面对此情此景，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说道：王安石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以直言敢谏、弹劾王安石而闻名的吕诲去世后,司马光在为其写的墓志铭里,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关于变法之争,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争。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两人都为官清廉，而且 两人的私生活都十分检点。当时，士大夫们因为生活都很优裕，纳妾和蓄妓之风颇盛。而司马光和王安石，则是极为罕见的既不纳妾也不蓄妓。 
  
 王安石和司马光一生的荣辱遭遇诸多变化，但他们生前的磊落襟怀和凛然风范却大节略同。两人的关系正应了那句话“君子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