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级智库的国外智库经验

1. 中国超级智库的国外智库经验

全球智库约6000家，其中近1800家在美国，而“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的一大特色。所谓“旋转门”，即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有人甚至“旋转”两三次，使政府保持活力，使智库成为给政府培植、储备人才的地方。正因如此，发达国家智库的社会能量相当大，游刃于政界、商界和学界，对政府决策、公共舆论有直接影响力。在美国，每逢重大政策的决断，一般是智库先提建议，然后是媒体讨论、国会听证，最后政府采纳，智库的参与度、公信力都很高。智库在对外交往中也有特殊作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就有多位担任过驻外大使，积累了深厚人脉，在世界舞台往往左右逢源。智库的声音有时更具说服力，而中国多年来缺少政府之外的智库与国际智库沟通，急需建立这一全新的公关渠道，塑造中国软实力，掌握国际话语权。

2. 智库是怎样炼成的

智库是怎样炼成的
2001年，Marshall Bouton担任了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主席。这是一家研究对外政策的智库，但却不在首都华盛顿。Bouton任职的时候，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他们有一个传统项目，每两年一次的关于全球政策的民意调查，但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Bouton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打一场翻身仗。他不想撤退，而是想要出击。他要让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不再成为一个地区性的智库，而是全国性的智库。这就需要大胆而缜密的规划。Bouton的策略是选择那些既和地区利益有关，又有全国影响力的研究题目：比如食品政策，因为芝加哥是美国中部的粮仓；又比如穆斯林移民政策，在芝加哥所处的美国中西部地区，穆斯林移民的比例急剧攀升。重新定位之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很快就如枯木逢春，在五年之内，他们的经费从480万美元提高到了730万美元，会员增加了49%，参加他们的年会的嘉宾人数增长了50%。
智库也需要战略。对于一个智库而言，首要的任务是确定自己的定位。你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领域，要么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发现的角度。正如蓝海战略的提出者金伟灿（W. Chan Kim）和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所说的那样，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开竞争。智库和企业一样，也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Niche）。各种智库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兰德研究所依靠军方的雄厚支持，可以潜心于深入的技术性研究。传统基金会明确地自我标榜是一家“保守主义”的智库，引来了无数铁杆支持者。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简称MPI）坚持“把一壶水烧开”，只专注于和移民有关的政策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不满足于只做美国的智库，他们要在全球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担当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互相沟通的桥梁。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更是特立独行，他们做的是民意调查，只摆事实，不讲道理，他们自称是“事实库”（fact tank）。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鲍尔森卸职之后，自己搞了个研究对外投资的智库，他的志向是建“Do tank”。
智库被称为“思想的掮客”，主要的宗旨是为了影响决策。做研究的人很多，但大部分是在高校里。高校的研究是为了把科学前沿进一步向前推进，智库的研究是跟在后面捡麦穗的。做智库研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但需要多面手。要会做研究，知道怎么用理论和数据得出可信的分析，还要能把复杂的思想用简明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既要讲得领导听得懂，也能讲得普通百姓听得懂。不仅要弄明白是啥，还要弄明白该怎么办，有什么高招。不仅要把“一方面”、“另一方面”都摆出来，还要敢于在不同的情景中做出判断：禽流感会不会大规模爆发？欧洲债务危机会不会传导到中国？油价会涨还是会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有不少学者能做高深的学问，就是写不了政策报告，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知识的诅咒”：他知道得太多了，不知道该突出哪些要点、忽略哪些细节。官员用的语言和学者用的语言不是一个体系，有经验的政策研究者得学会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中跳进跳出。
对于智库来说，想要影响政策决策，大体是在议题的提出、寻找不同的政策方案、推动提案的通过这三个阶段。研究型的智库大多会集中关注第一个阶段。比如在朝鲜战争的时候，兰德智库只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会出兵朝鲜，至于怎么决策，那是政府自己的事情。大多数智库还会服务到第二个阶段，即要拿出不同的政策方案，供决策者选择。有个别和政府关系格外紧密的智库会热衷于在第三个阶段发挥作用。比如在小布什总统期间，当美国成立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简称 DHS）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新部门该干啥。传统基金会马上行动起来，写报告、开研讨会、四处游说，对国土安全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仅仅是亦步亦趋地跟在政府屁股后面的智库是不可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的。很多长期问题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准备，更不可能给智库布置具体的研究任务。一流的智库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前瞻性的问题，事先准备好政策建议，早早地赶到前面，搬个小板凳，在政府要路过的地方等着。布鲁金斯基金会讲到，他们的学者大概会用60%的时间做长期的战略研究， 40%的时间做应急课题。这样做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谁也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一定会有失败的可能。这是一种“对智力的风险投资”。有活力的智库，都会对失败的研究抱有更多的宽容。
智库不仅要面向政府，还要影响公众。智库和高校不一样，并不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为考核标准，它们鼓励自己的研究人员在报纸上当撰稿人、上电视、参加各种公共论坛，发出自己的声音。布鲁金斯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智库都鼓励自己的学者写书，不是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而是能用平实的语言把一项政策的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的通俗读物。在互联网时代，智库们也学会了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推广自己的观点。和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的成本更低、传播面更广，而且能够形成互动。当然，互联网也会极大地降低每个人发表意见的门槛，这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和网民的吐槽区分开的，最终是靠智库的信誉，这种信誉归根到底来自于扎扎实实的研究。
一般来说，智库的规模都不大。当然也有非常大的，比如布鲁金斯基金会每年的预算大约在8000万美元以上。有的智库规模小的令人吃惊。地处布鲁塞尔的Bruegel，这两年异军突出，超过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跃居全球经济政策类智库第一名。Bruegel的研究人员不过10人，其中还有兼职的。大多数规模较小的智库，都得学会灵活地运用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等机制，把自己建成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智库的竞争力不在于单独一个、两个一流的学者，而是一个充满战斗力的团队。小而精干的智库之所以有竞争力，还因为他们像培养科研骨干一样培养行政和后勤人员，有一套标准化、流程化的工作方案，有各种各样的科研管理创新。这些科研人员背后的无名英雄，很多都是藏龙卧虎。Bruegel的媒体联系负责人原来曾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
比做研究更令人头疼的事情是筹资。智库的资金来源，一是靠基金会的支持，二是靠大大小小的捐款，当然也有课题经费和公司、个人的馈赠。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智库更容易收取捐款，比如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主要依靠捐款。他们的捐款人数众多，就跟收党费一样。相对保持政治中立的智库则主要靠基金会和课题的支持。为什么筹资难，不是难在要钱，而是难在说服更多的人，你的事业也是他们的事业，你要做的事情也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募捐不是仅仅筹集资金，而是汇集志同道合的力量。一个优秀的智库，一定是有灵魂、有感召力的。离开了这种灵魂，智库也就没有了生气。
所以说，智库的战略不是学得来的，智库的战略镌刻在它的DNA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体现着它的战略。
【作者注】本文取材于Andrew Selee，What Should Think Tanks Do? A Strategic Guide to Policy Impa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作者是威尔逊中心墨西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他这本书主要采访的是美国的智库，较少涉及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中国的智库建设和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本文的介绍仅供参考和批评。

3. 中国超级智库的成立背景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或进入海啸，不明朗的形势和前景使国家宏观决策面临严峻挑战。而国内现有的高层决策咨询体系，则似乎难以有效地帮助决策层应对眼下的复杂局面。与国外主流智库通过民间层面提升国家影响力的特殊作用相比，中国缺少权威智库这一全新渠道来扩大国际话语权。而成立中国超级智库（China's super think tank；Chinese Super Think tank ），简称中国智库，新智库，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经中心”，意在通过民间资金创办智库，加强与国外高级智库的对等交流，向国际主流社会传达中国声音，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4. 国外顶级智库是怎样炼成的

国外顶级智库是怎样炼成的
编者按：
2016年12月8日，察哈尔圆桌（第46期）暨《智库是怎样炼成的：国外智库国际化案例研究》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圆桌主题为“外国智库国际化经验及启示”。
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国际化逐步成为当代智库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方向。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智库发展已呈现明显的国际化特征，国际影响力十分巨大。要研究中国智库的发展之道，离不开国外智库的国际化案例分析。
《智库是怎样炼成的：国外智库国际化案例研究》的发表，迎来了业界关注。该作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柯银斌、研究员吕晓莉主编，内容起底了全球十大智库的发展之道，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搬来一座“他山之石”。
作为中国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建成一个国际化的新型智库。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席、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博士曾指出，察哈尔学会的国际化需要借鉴研究国外智库的国际化经验，于是身为学会研究团队成员的本书的两位作者便专门针对国外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十大智库进行了全面研究，最终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察哈尔学会从该书中摘取精彩章节以飨读者，今天呈现给大家的是其中有关阿斯彭学会的发展特点及其对中国智库的启示的片段。
编者注：阿斯彭学会（The Aspen Institute）原名“阿斯彭人文学会”（Aspen Institute of 
Humanistic Studies），创始人是芝加哥的美籍德裔商人沃尔特·佩普克（Walter 
Paepcke），其前身是佩普克于1949年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镇举办的一个纪念德国大文豪歌德200周年诞辰的活动。翌年，佩普克创办了阿斯彭人文学会。学会并不局限于传播和研究德国文化，同时更致力于研究人类的价值观以及基于人类的爱和创造力所进行的一些争论，扩展到更为广泛的人文研究领域。按照学会创始人的说法，学会“对现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共性问题，希望各界领导人广泛地提供一个能在安静的环境中，进行思索和互相讨论的场所，以交流意见，探索未来文明为目的”。如今，阿斯彭学会已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学术思想机构之一。
关于美国智库，我们关注最多的是布鲁金斯学会，并将其作为美国智库的代表性机构。实际上，美国智库也是多元性的，例如本案例所介绍的阿斯彭学会，其发展就颇有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中国社会智库而言，阿斯彭学会的学习借鉴意义也许大于布鲁金斯学会。
核心人物：企业家占主导地位
1950年成立的阿斯彭学会至今已有近65年的历史，其三位核心人物均是企业家或大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创始人、第一任理事长沃尔特·佩普克是工业企业家，创办了美国集装箱运输协会；1969年任理事长的约瑟夫·斯莱托曾在司汤达特石油公司从事经济学研究，在福特集团任国际部长；现任理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是沃尔特·艾萨克森曾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编者注：Cable 
News Network，简写为CNN）主席。
企业家作为智库的核心人物至少有两项独有的作用：一是利用本人在企业界的地位和人脉资源为智库发展筹集资金，二是把企业战略与管理的思维和方法运用到智库运作过程中。前者为智库成长提供“血液”，后者为智库发展提供组织管理理念和方法。这两个方面都是智库发展所必需的成功关键因素。
中国目前的社会智库中，由企业家或大型企业高管者创办的智库极少。中国民营企业家已开始履行社会责任，已有不少的民营企业家（如新华都集团陈发树、福耀集团曹德旺）成立了基金会，专门开展慈善救助工作。但目前还未出现民营企业家专门成立基金会捐助社会智库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中国社会智库发展时间短，没有太大的社会影响力，未引起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关注；二是少数民营企业家关注并了解社会智库，但认为资助社会智库就是参与政治活动。
中国社会智库的未来发展，需要民营企业家的支持。社会智库自身应更加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影响力，向企业界展示自己的功能和作用，引起民营企业家的关注和理解。政府一方面要向企业界介绍与说明社会智库的功能和价值，另一方面应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民营企业捐助社会智库。
机构性质：从思想学术研究机构到全球著名综合性智库
阿斯彭学会成立之初，名称为阿斯彭研究所，研究领域为人文主义，包括几个基本议题，如人类自由和平等，真善美以及建筑、音乐、法律、宗教中的人文因素等。1969年，约瑟夫·斯莱托上任后，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从单一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学术研究转向为多样化的政策研究，把阿斯彭学会转变为多样化的政策研究和交流机构。今天，阿斯彭学会从思想学术研究机构成功转型为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颇具特色的综合性智库。
近两年来，中国出现了智库热潮，同时也产生了对智库的不同理解甚至曲解。依笔者看来，我们可以从智力服务业这个大概念出发，一层一层地分析，揭示出智库的本质特征。
智力服务机构是指以提供思想、智力等知识产品为主要任务的组织，依其盈利性质可分为：（1）盈利性智力服务，如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等；（2）非盈利性智力服务，即不以盈利为目的、盈余不能进行分配的智力服务机构。
非盈利智力服务可分为“内脑”和“外脑”，“内脑”是指某个组织内部设立的、专门为该组织服务的研究机构，一般不向其他组织提供智力服务；“外脑”是法律上独立的研究机构，向社会提供智力服务。
外脑又可分为学术研究机构和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前者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学理知识积累与创新为目的，研究成果主要在学术界传播；后者主要从事政策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提供可选择的公共政策方案为主要目的，研究成果不仅向政策制定者提供，而且还要向学术界、社会各界传播。
所以，智库就是非盈利性质的、具有“外脑”功能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它要与学术研究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1）学术研究成果是智库可选用的“食财”；（2）部分人员既是学术研究者，又是智库专家。它还要与“内脑”保持交流与沟通，智库提供的政策方案往往要经过“内脑”的筛选才能进入决策者视野，“内脑”往往会委托自己信得过的智库从事特定政策方案研究。
由此观之，党政军人大政协及其各部门的研究室只是“内脑”，大多数高校研究院所（中心）是学术研究机构，其中少数研究院所具有智库功能，只有为数不多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库。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需要“内脑”的支持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合作。
内容发展：以人文主义为基础，向社会和国家层面拓展
阿斯彭学会成立初衷是开展“公共外交”（部分原因在于创始人的德裔身份），即向美国和美国人民介绍德国的哲学和文明在欧洲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怎样占据了这样的位置，同时更致力于研究人类的价值观以及基于人类的爱和创造力所产生的一些争论，从而扩展到更为广泛的人文研究领域。
1969年之后，学会的研究领域仍然以人文主义为根基，逐渐延伸到社会公平与正义、人类和平等理念领域，以及人口和粮食、能源和环境、经济、文化与宗教等实践政策议题上。
进入新世纪，阿斯彭学会的人文研究更加蓬勃，不仅深入到社区及家庭繁荣、人类健康与发展、教育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还在国家层面不断突破，致力于实现世界和平，缓解国家冲突等。
由此可见，阿斯彭学会的内容发展遵循以下的逻辑：以人文主义研究为根基；在人文研究基础上，同时向社会和国家两个层面拓展，进而成为一个具有人文主义价值观和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涉及社会和国家公共政策的智库。这是阿斯彭学会不同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智库的最大特色。
中国智库发展历史不长，在内容方面，官方智库主要依官方计划进行，社会智库往往跟踪时事热点课题。这种状况在初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未来是必须要加以改变的。
以某种价值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发展智库的思想内容产品，是智库发展的最高层次。尽管阿斯彭学会仅是一个特例，但中国智库尤其是社会智库，应以此为努力的方向。寻找和形成适合自己的价值观，创新方法论，是智库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传播策略：精英人际网络与各类奖项为特色
出版物（尤其是专业期刊和研究报告）和主题活动（尤其是国际性的品牌活动）是智库传播的通用策略，这些策略和手段有助于形成和提升智库的影响力（尤其是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阿斯彭学会也是这样。
不仅如此，阿斯彭学会的传播策略中，还有两项特色，值得关注和研究：（1）精英人际网络，包括学会理事和终事理事，如苏丹前驻美国大使班达尔·本·苏丹王子、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独立能源公司总经理詹姆斯·卡拉维、艾美电视广播奖获得者基思·贝里克、纽约证券交易所前主席兼CEO威廉·唐纳森、国际法庭庭长小和田恒等；全球精英网络，来自世界46个国家的16000余名成员都加入了这个网络，如博思艾伦咨询公司高级顾问保罗·安德森、花旗公司总裁布拉多克、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全球副总裁贝丝·布鲁克、华特迪士尼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艾斯纳、高盛投资公司资深顾问布鲁克斯、富士施乐株式会社首席顾问小林洋太郎等。（2）各类奖项，阿斯彭学会从初期设立阿斯彭人文奖，到1970年设立人道主义政治家奖、1984年设立公共服务奖，分别对应着学会的人文研究以及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的政策研究。阿斯彭学会还设立了各种奖学金和计划，包括非洲领导计划、Pahara-Aspen教育奖学金、英国奖学金计划、中美洲领导力计划、中国奖学金计划、亨利皇冠奖学金计划、印度领导倡议、自由奖学金计划、中东领导倡议、尼日利亚领导力计划—高级伙伴计划等。
中国为数不多的智库正在尝试建立精英网络，这类网络存在以下特征：一是名誉性大于实质性；二是以中国退休高级官员为主，很少包括商界精英；三是以国内精英为主，很少建立全球精英网络。
中国智库目前很少设立各类奖项，或者有设立但影响力不大。
依笔者之见，这两项传播策略是中国智库应该高度重视的，有条件和能力的智库应尝试建立全球性精英网络，汇集全球精英的智慧，为智库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源。还可与影响力大的媒体合作，设立针对性强、范围较窄的奖项，通过奖励社会精英人士来引导舆论议程和走向。
国际化路径：在外国设立分支机构为主
1974年，也就是阿斯彭学会成立23年后，阿斯彭学会在德国柏林设立了第一家分支机构。至今，阿斯彭学会在美国之外建立了8家分支机构：法国（1983年）、意大利（1984年）、日本（1998年）、印度（2004年）、罗马尼亚（2006年）、西班牙（2010年）和捷克（2012年）。这在全球智库中是领先的。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化是智库发展的战略必选项，尤其是从事国际和全球问题研究的智库。借鉴企业国际化的经验，智库国际化通常遵循以下路径：向外国传播智库思想产品——与外国智库共同主办主题活动——与外国智库合作开展项目研究，最后才是在外国设立智库分支机构。
阿斯彭学会在成立23年之后才设立第一家外国分支机构，而且是在创始人的第一祖国设立。虽然案例资料并未表明，这期间，阿斯彭学会已经在德国开展交流与合作，但是，估计这类合作是存在的。
中国智库应把国际化列入战略日程，尤其是从事国际和全球问题研究的智库。中国智库在全球范围内是后来者，后来者居上的基本逻辑是学习、合作和创新。从学习开始，学习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发挥后来者的优势；通过与外国智库合作，共同设置议程，开展交流与研究，共同对外发布研究成果；在学习与合作基础上，中国智库必须在战略、组织和管理方面有所创新，才有可能后来者居上。
原载：《智库是怎样炼成的：国外智库国际化案例研究》
作者：柯银斌

5. 全球顶尖的著名智库有哪些？

《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的研究成果，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是其在中国唯一授权单位，这也是报告中文版在我国首次正式发布。
　　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智库数量为6826家，比2012年的6603家有所增加。其中，北美洲最多，共有1984家，欧洲有1818家，而亚洲排第三，有1201家；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有1828家，是第二名中国425家的4倍多，第三名英国智库287家。
　　2013年度全球智库第一名仍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目前，美国仍居国际智库首位，影响力居前列。布鲁金斯、卡内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国外交委员会、美国兰德公司等连续多年居国际排行前列。印度等金砖国家智库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6. 中国超级智库的智库机制

新智库要用新机制。资金来源：我国研究机构多设在党政机关内部或由国家财政供养，国外则是由民间资金赞助。国外同类机构的运作经验值得借鉴，在美国，单是洛克菲勒一家每年就支持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7000多万美元。国经中心创立时，财政拨了500万元开办费，以后就不管了。所以我们成立了基金董事会，负责筹资，已吸纳20多家央企，国内企业现在有热情也有能力扶持民间智库。将来还要吸收民营企业、跨国公司加盟，确保基金来源多元化，使研究成果不受任何赞助方的影响，也不会为哪家企业说话，而且我们的成员跨部门、跨区域。总的目标是筹资规模达到5亿元，全部市场化运作，不用国家一分钱，这有利于保持中心研究的独立性。人员分类管理，库内人员一般有三类：一、在编坐班，是核心层，通过网上招聘，门槛很高，但报名很踊跃，这也说明国经中心的吸引力；二、坐班不在编，包括已退的省部长、司局长，以及高级研究员；三、不坐班不在编，主要是社会研究力量，中心请他们完成相关课题，付一定报酬。研究交流机制：近3个月来，国经中心在经济研究、咨询交流、国际合作、信息服务方面开了个好头，运行顺畅，看不出哪里“松散”，大家干劲很足。每周就某个当前经济热点开一次学术讨论会。除了直递中央的《要情》，我们还编印《研究报告》、《信息反映》、《智库言论》等专刊。现已送上去十几份研究报告，如绿色复苏、扩大出口渠道等课题成果都引起中央重视。全球智库峰会是国经中心成立后首次大型对外活动，议题由理事会一致商讨拍板。目的是汇集全球知名智库，群策群力，深入探究金融危机发展趋势及恢复世界增长之道。这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新智库的一次机会。

7. 智库是什么

究竟什么是智库？得知主要工作后，网友：惹不起

8. 什么是智库

究竟什么是智库？得知主要工作后，网友：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