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故事有哪些

1. 朱德的故事有哪些

2. 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是谁

第一任：刘亚楼上将

刘亚楼，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1959年9月，刘亚楼将军担任中国空军第一任空军司令员。刘将军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英勇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许多战争中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例如：刘将军从一无所有组建空军，到指挥麾下空中战士在朝鲜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王牌”战斗机，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第二任：吴法宪

1965年5月至1967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其军衔一定也被取消，所以吴法宪从此再也不是位将军；

第三任：马宁少将

马宁上将是位能上天的空军司令，能下海的海军司令。1973年中央宣布马宁任空军司令员之命令；

第四任：张廷发少将

张廷发，开国少将，1977年张将军任空军司令员。张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 军杰出的军事领导人；






第五任：王海上将

王海，1988年9月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1985年7月-1992年11月任空军司令员。

第六任：曹双明上将

曹双明，1993年5月晋升为空军上将军衔，1992年11月－1994年10月任空军司令员、党委副书记。曹将军曾亲自驾驶战机参与金门空战，将台湾战机击落，可谓是文武双全的将军；

第七任：于振武上将

于振武，1996年1月晋升上将军衔，1994年10月－1996年11月任空军司令员、党委副书记。于振武曾经亲自试飞歼教1，飞机安全着陆后，设计室主任徐舜寿和试飞员于振武热情拥抱，人们把于振武抛了起来，由此可见于振武也是为有勇有谋有血性的将军；






第八任： 刘顺尧上将

刘顺尧，2000年晋升为空军上将军衔，1996年11月任空军司令员、党委副书记。刘顺尧认为，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外层空间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当代军事领域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在未来高技术战争中，人民空军将“首当其冲，全程使用”，这是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

第九任：乔清晨上将

乔清晨，2002年6月晋升空军上将军衔，刘顺尧空军上将因患癌症，2002年5月乔清晨接替任空军司令员；

第十任：许其亮上将

许其亮，空军上将军衔，2007－2012年任空军司令员。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第十一任：马晓天上将

马晓天，2009年7月晋升为上将军衔，2012.10—2013.03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第十二任：丁来杭中将

丁来杭，2013年7月晋升为空军中将军衔，2017年8月至今，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空军司令员是空军部队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担负着保卫国家的领空安全,抵御可能发生的外来侵略和挑衅的神圣使命，同时也担负着中国空军不断发展前进的重要领导。除吴法宪外，其余11位将军都是中国空军的中流砥柱和人民的英雄，向您们致敬！

3. 为中国富强的杰出人物及故事有哪些？

哈喽，大家好，我是棉言麻语，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精彩资讯分享给你。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中国的伟大富强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其中杰出人物都有哪些？
下面我们来具体说一下。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

朱光亚早期主要从事核物理、原子能技术方面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负责并组织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工作，参与领导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订与实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组织领导了禁核试条件下中国核武器技术持续发展研究、军备控制研究及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等工作，为中国核科技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钱学森是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航天之父，他最耀眼的成就是“两弹一星”，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两弹一星” 最高功勋荣誉奖章。“两弹”是原子弹和氢弹，“一星”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当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钱学森带领中国人研制出来“两弹一星”，使中国人民从此再也不怕国外敌对势力的战争威胁，为祖国建设创造了安全条件。

当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时，华罗庚马上回国，为此，他放弃了国外豪华的大洋房小轿车，放弃在美国的各种优厚待遇，一心只想回到当时还十分贫瘠的中国。回国后，他创建了数学研究所，取得了很多伟大的数学成就，被称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实现了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

4. 谁有2005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简介？急求.....

2005年中国十大感动 


刘成章:65年来义务守护抗日烈士墓 

河北省涞源县漕碾村，众多平凡的中国小乡村中的一个，村民刘成章一家65年来义务维修、守护着一座1940年牺牲在这里的72名八路军烈士墓。 

这里不是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不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没有任何机构组织委派刘成章守护烈士墓，甚至这座烈士墓本身就是刘成章自己建的。只因为65年前与八路军的情谊和目睹了72名战士的遇难，刘成章就自然而然地肩负起了这个责任。每天拣来石块垒砌墓地，到后来在烈士墓旁盖房居住日夜守护，刘成章做着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事。 

我们有为袁崇焕守墓三百多年的佘家，也有为八路军守墓65年的刘成章，中华民族的义气华章就在这些默默无闻、含辛茹苦的百姓中间。 

赵华琼:全国第一家民工医院院长 

一座天天在赔钱的民营医院，一个自喻是最穷的“优秀民营企业家”，只因为赵华琼开了一家民工医院。 

在赵华琼的医院里看病会比其他医院便宜50%以上，患者指名要贵的药，赵华琼会叫他买便宜的药，“一样的化学成分，一样会好，几块钱就解决掉了。”赵华琼的药价单上除了列出国家批准的零售价，还有每样药品的进价。她说：“克拉霉素8块钱进来的，外面一直卖33块，这是治胃病的药，所有的医院不可能把进价写在上面。” 

卫生部部长高强曾就中国的卫生形势作专题报告说，中国有些医疗机构盲目追求高收入，甚至为了追求收入而损害群众利益。医疗问题始终是压在中国肩上的一块大石，而这块大石却让赵华琼这样的普通小民在帮忙负载。 

关于她的医院和理想，赵华琼只有一句话：让民工都能看得起病。 

白芳礼:现代武训 

9月23日，曾用蹬三轮车所得资助贫困学生的白芳礼老人在天津去世，享年93岁。 

白芳礼老人住在六楼，因为楼层太高曾摔伤了胳膊，“我也想换换房，可现在房价太高了”，但他却用十几年蹬三轮车积攒的近35万元资助了近300名贫困学生。 

白芳礼老人得到“先进十佳”、“支教楷模”等一大堆荣誉称号，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景仰，而这些并不能让我们的心情更轻松一些。教育不应该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拿来感动的伤痛，难道我们要依靠武训式的方式来办教育？ 

谢嘉城:辅导功课换一元钱的早餐 

广东省从化市神岗二中初三学生谢嘉城，11月12日把一张手写的公告贴在教室里，希望通过帮同学辅导功课，换取每日1块钱的早餐。此前，他的生活是这样的：在学校食堂打扫半个月卫生，换来半个月每天的中餐和晚餐；剩下的半个月，食堂每天只提供一顿免费伙食，谢嘉城只能和另外一个贫困生合吃一份饭。 

可敬的是，这个15岁的孩子并没有像一些贫困生那样沉默下去，陷入性格疏离的境地，他反而鼓起了斗争的勇气——他需要比我们更多的勇气才能站起来。记者问：假如很多人帮你，学费生活费完全不用发愁，你还会继续辅导同学功课吗？谢嘉城说：这是两个问题，别人的帮助是减轻父母的负担，但我辅导同学是我自立的问题，我会坚持下去。 

李绍为:千里背尸行 

同伴无钱医治病死异乡，李绍为怀揣95块钱千里背尸返乡。“人是我带出来的，出了事我要把他带回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在外面死了，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回湖南去”，就这两句话，李绍为义无反顾地扛着130多斤重的尸体，从福建转辗到广州，只为让同乡尸骨还乡。 

网友评论：出来混，能摊上这么一个老大，值！李绍为质朴的责任感让他做出了看来是惊世骇俗的举动，但其他人的责任和道德又在哪里？是什么让李绍为打工一个月只领到95块钱，是什么让施工方不付医疗款而坐视民工病死？礼失求诸野，基本的道德都隐藏在卑微的底层。 

李学生:河南民工在温州舍命救人 

在温州打工的河南籍民工李学生，面对呼啸而来的列车，飞身救出一个穿越铁道的男童，而当他去救另一个遭遇危险的女童时，被飞驰的火车迎面撞飞，献出自己36岁的生命。当地媒体在报道李学生救人一事时，用得最多的一个字眼是：他感动了温州。 

河南民工用生命感动温州、感动全国，我们的情感已经到了必须要付出生命才会被一个民工感动的程度？而在此之前，民工们一直都是被驱赶、被管制、被歧视和辱骂的卑微群体。我们永远不缺乏事后的嗟叹和热情援助，但何以不在平时哪怕多给民工一个笑脸呢？ 

李迎新:农村代课教师境遇的发言人 

李迎新一年前到甘肃省渭源县挂职锻炼任县委副书记，此前是西北师大宣传部部长，曾长期从教，因著有《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而被关注。 

与其说李迎新感动我们，不如说李迎新被代课老师们感动，不如说代课老师们感动了我们。这类不被社会所关注的弱势群体，生活在农村的最底层，20年来拿着每月40元的工资维持自己生活尚且困难却还在传承着我们民族的精神薪火。在他们那里，师道尊严是那么脆弱而同时又如此坚强。 

一个月给多少工资就会觉得满足？代课老师们说：三四百元。 

张颖:192个艾滋孤儿的妈妈 

改变生活轨迹的往往是一些小事。曾经在安徽阜阳是赫赫有名的商人的张颖，因为一次和艾滋孤儿的接触，而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 

如今，张颖收养了192个艾滋孤儿，创建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为此张颖大部分生意都停掉了。“突然有一天父母都不在了，自己也得了这种病，别人不理她了，学校也不让她上学了。这个时候孩子的感受是很可怕的。”张颖就是这样以一个初为人母的身份来关心这些孩子。这些艾滋病家庭的孩子，有些自己还患病，不仅要面对疾病的折磨，还有着社会歧视所造成的心理阴影，这些孩子需要更多的张颖来帮助他们。 

丛飞:无限制的爱心奉献 

深圳一位歌手，10年间几乎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捐给了贫困地区的学生、孤儿和残疾人，各种钱物总计近300万元人民币，妻子因为他无限制的捐助而离婚，而2005年5月丛飞被确诊为晚期胃癌，他却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 

丛飞在深圳没有工作单位，唯一的“职务”是深圳义工联艺术团团长，他每次演出都是这样开场：“我叫丛飞，来自深圳，义工编码是2478。” 

王茜与麦兴志:绝症夫妻八年相濡以沫 

1997年7月，王茜确诊身患皮肌炎，俗称红斑狼疮姊妹病，患病几率为百万分之一，治愈率几乎为零。1997年国庆，麦兴志与王茜结婚。从此，这两位成都市的普通警察开始了八年的相濡以沫。 

生活往往比戏剧更有力。八年的相濡以沫，意味着20次住院、10次病危通知单，意味着日日夜夜照料一个全身多处溃烂的瘫痪病人的起居、医疗，意味着从一楼到他们住的七楼，麦兴志背着妻子走了八年，甚至意味着麦兴志把王茜背上海拔3000多米的峨眉山金顶，意味着麦兴志背着王茜去长城、故宫、天安门。 

记者问：你能不能感觉到有时候你妻子在你面前表现出来的快乐是装出来的？麦兴志说：很多时候强颜欢笑给我们看，避免我们伤心。那你也有装出来给她看吗？麦兴志说：有。 

就在这彼此的强作笑颜中，生命和爱情的力量蓬勃生长

5. 贝聿铭简介

贝聿铭（Ieoh Ming Pei，1917年4月26日-2019年5月16日），男，出生于中国广州，祖籍苏州，是苏州望族之后，美籍华人建筑师。
贝聿铭于20世纪30年代赴美，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学。曾获得1979年美国建筑学会金奖、1981年法国建筑学金奖、1989年日本帝赏奖、1983年第五届普利兹克奖及1986年里根总统颁予的自由奖章等，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
贝聿铭作品以公共建筑、文教建筑为主，被归类为现代主义建筑，善用钢材、混凝土、玻璃与石材，代表作品有巴黎卢浮宫扩建工程、香港中国银行大厦、苏州博物馆新馆等。
2019年5月16日，贝聿铭在纽约曼哈顿一家医院逝世，享年102岁。

扩展资料：
代表作品介绍：
1、卢浮宫金字塔
卢浮宫金字塔(Pyramide du Louvre) 位于巴黎卢浮宫的主庭院拿破仑庭院，是一个用玻璃和金属建造的巨大金字塔，周围环绕着三个较小的金字塔。
大金字塔作为卢浮宫博物馆的主入口，由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设计，于1989年建成，已成为巴黎的城市地标。
2、苏州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成立于1960年，馆址太平天国忠王府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内保存完整的一组太平天国历史建筑物。
1999年苏州市委、市政府邀请世界华人建筑师贝聿铭设计苏州博物馆新馆。2006年10月6日，苏州博物馆新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
新馆占地面积约10700平方米，建筑面积19000余平方米，加上修葺的太平天国忠王府，总建筑面积达26500平方米，投资达3.39亿元，是一座集现代化馆舍建筑、古建筑与创新山水园林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6. 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成功都经历了哪些波折？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地建设自己的家园，但极其严峻的形势也摆到了年轻的共和国面前：一方面，人民政府接收的是一个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科技与经济十分落后，百废待兴；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不甘心其侵略政策在中国的彻底失败，除了在经济技术上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外，还在军事上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且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6月27日，美国又悍然宣布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美国依仗手中的核武器，横行霸道。有的好战分子甚至叫嚣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进行核恐吓。
在手持核武器的帝国主义面前，中国人民深深懂得，要反对核战争，粉碎核讹诈，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就一定要有强大的国防，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但是，旧中国在原子能方面只有为数不多的科学家在专门研究机构中从事研究工作。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的起步异常艰难。
1946年，由于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的推荐，在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在上海中法大学镭学研究所工作的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进入了著名的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师从约里奥·居里夫人深造放射化学。解放初期，周恩来号召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杨承宗正好完成学业，两次拍电报给先期回国的物理学家钱三强，要求回国，报效生他养他的祖国，实现自己崇高的理想。临行前，约里奥·居里先生对他说：“你回去告诉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也并不是那么可怕，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约里奥·居里的话语不多，但充满了鼓舞的力量。他相信自己的学生，也相信中国可以而且一定会制造出原子弹。约里奥·居里夫人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在核研究方面给予中国具体的帮助。
1955年初，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工作开始了。周恩来约见钱三强、李四光和刘杰等人，详细询问了中国核科学的研究人员和设备、资源等情况，还向他们了解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等。
政治局经过讨论，通过了原子能发展计划，代号为“02”。
1949年11月1日，南京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中国政府邀请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帮助创建现代化的科研机构。科学院以外的一些学术团体，如中国物理学会，也积极参加研究工作。该学会约有570名成员，其中包括10名积极从事核科技研究的科学家，他们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赵忠尧、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在以后的几年里，一些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科学家，如张文裕、汪德昭、王承书、李整武、谢家麟等也陆续回到祖国；还有原来分散在各高校工作的朱光亚、胡济民、虞福春、卢鹤绂、吴征铠、周光召等都被组织起来了。
1950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重新组建其下属的各研究所，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其中之一，吴有训、钱三强分别担任该研究所的所长和副所长。6月，这些学术带头人决定重点开展原子核研究。中国政府也要求外交部有选择地邀请一些外国专家访问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建设，其中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在以后的几年里，核物理研究继续被列为国家的研究重点，并支持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时，加速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逐步形成一支比较强大的骨干队伍。
同年，经周恩来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多次谈判，苏联政府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一座7000千瓦的重水型实验反应堆和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科学技术人员去苏联实习。
1956年4月，周恩来对当时担任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说，要从军队里调一个中央委员出来加强地质战线。宋任穷思考了两天，毛遂自荐，对周恩来说：“就把我调出来吧。”周恩来在1956年7月向中央作的《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成立“原子能事业部”的建议。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1956年11月，国务院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任命宋任穷为部长，副部长是刘杰、刘伟、雷荣天、钱三强，后来又增加了袁成隆。
从此之后，中国的原子能发展事业正式踏上了征途。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大跃进”政策失误和国内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尖端武器的研制该“下马”还是“上马”的议论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开化。有人认为，国家处于特别困难的时期，肚子都填不饱，就不要花那么多钱去搞一时看不见摸不着的尖端武器了，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应该停止。有人认为，原子弹、导弹应该搞，但是国家现在太困准，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应该放慢速度。
陈毅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中央专委在周恩来主持下，3年内召开9次会议，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原子弹、导弹研制工作中的协作攻关等问题。
为了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起一个代号，物理学家朱光亚提议并经核武器研究所所长李觉同意，把苏联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即“596”。
中国研制核武器胜利在望，少数大国为了保持核垄断的地位，不愿看到中国拥有核武器，想方设法进行阻挠和破坏。
在美、英、苏三国联合遏制中国进行核试验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科技专家们努力工作，发愤图强，在核武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到1964年夏天，我国终于全面突破了原子弹技术难关，取得了原子弹研制方面的巨大成就。
可疑的设施是一个能够在两个月内投入使用的核试验基地。”根据这一情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发表了一个特别声明：“中国将在最近进行一次核爆炸试验。”美国的情报虽然准确，但它是无法阻挡住中国进行核试验的步伐的。
1964年8月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开始总装。
9月1日，核试验预演结束。当时传来消息，国外可能有人正在策划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破坏，以阻止中国掌握核武器。这样，何时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便更加紧迫地提到中共中央和中央专委会的议事日程上来。为此，周恩来于16、17日两天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九次会议，听取张爱萍、刘西尧关于原子弹预演情况的汇报，综合分析国际形势，慎重研究正式试验的时机。周恩来综合大家意见，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早试，将在本月下旬下决心；一是晚试，先抓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选择机会再试。他说：“我们要设想一下原子弹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试验的时间，国庆前下决心。”周恩来本人倾向于早试。无论早试还是晚试，准备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至于核试验的具体时间，待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做最后决定。
9月2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请示爆炸的时间。当晚，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已阅，拟即办。”
9月22日，周恩来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中央专委会的试验方案。会议做出了早试的明确决定。
9月23日，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开会，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他兴奋地向大家说：我向毛主席和少奇等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同意第一方案。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是，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这样，任务更重了，不是更轻了。试验的时间看来需在20天以后了。10月有4次好天气，中旬可能赶上也可能赶不上，还有下旬一次；11月上旬还有一次，到11月下旬就不好了。要把风向、放射性微尘飞散距离详细计算，搞出资料。原子弹响了，影响就大了。万一不响；后果如何，还要找参加核试验的专家进行专门研究。
周恩来还指出，为了防备敌人万一进行破坏，由总参谋部和空军研究，做出严密的防空部署；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由陈毅组织外交部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刘西尧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除我和贺龙、罗瑞卿亲自抓以外，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要规定一些暗语、密码。他还郑重地叮嘱：“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专家，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
尽管进行了这样周到细致的准备，但仍有相当的风险。万一试验失败，消息泄露，将造成不利影响。为了绝对保守原子弹试验的秘密，周恩来对与会人员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他说：“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邓颖超同志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他还对后到会的陈毅说：“你可不能讲啊!”陈毅知道周恩来是提醒他在以外长身份接待外宾时不能说了出去。他操着四川口音爽快地回答：“我不讲哇!”
张爱萍和刘西尧返回西北核试验现场，将周恩来的指示传达给现场上万人员。周恩来以身作则的表率行为，使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有效地保证了第一次核试验没有发生一起泄密事件。
根据气象情况，周恩来将核爆炸的零时选定为1964年10月16日巧时，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当基地的人们知道这个确切的时间后，他们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基地有一个姓杨的技术员，在1964年10月1日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当他醒来后，冲出帐篷；大喊道：“党中央已经审定通过爆炸时间了!”当别人问他是怎么回事时，他激动地喊着：“我梦见党中央已经确定了爆炸时间，它包括3个‘十五’。”
当时无人能说得清楚，这3个“十五”究竟代表什么意思。现在这个梦有了比较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第一个“十五”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第二个“十五”表示从10月1日起往后数15天即10月16日；第三个“十五”表示原子弹将在那天的15时爆炸。
也许是纯属巧合，也许是后人的编排。不管这个梦是真是假，它已经成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一段趣话了。
10月14日13时，原子弹静卧在铁塔上那个纯金属构造的银灰色小屋里。这个铁塔由8467个构件组成，高102米，重70吨，在耀眼的金色阳光辉映下，傲然挺立。
10月15日15时，有关技术人员完成了原子弹核心部件的装配和几道关键的工序。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带领技术人员作最后一次检查。离开铁塔时，他有点恋恋不舍，便取下相机，想拍张照片留念，但又考虑到现场不准个人拍照，自己不能违例，他就没有拍照，没有留下自己在那伟大的历史时刻的身影。当将军后来回顾当时的情景时，仍然感到有点遗憾。
围着铁塔，在约60公里的范围内，呈放射状地摆列着近百项效应工程和实物：飞机、军舰、大炮、坦克、装甲车、桥梁、铁路、战时工事和民用楼房，还有马、狗、猴于、老鼠、种子以及各种测试仪器设备等。真像一个大干世界，应有尽有。
罗布泊戎装待命，静候震撼世界的庄严时刻。
10月16日凌晨6时30分，一切不必要留下来的人员撤离现场。现场指挥所设在离爆心23公里外的孔雀河畔的山坡——“721”高地，指挥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核试验。
下午，李觉、张蕴钰和两位工程师最后一次来到塔上，安装了电引线，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当他们在离爆炸零时前50分钟回到地面时，周围的人们关心地询问他们为什么比预定的时间晚下来4、5分钟，李觉回答：“我一定要亲自确认没有任何的差错。”
接着，他们撤离到现场指挥所，李觉把塔的也控装置的钥匙交给了控制室的领导。采取这一安全措施，是为了保证原子弹不能被爆炸塔附近的任何人引爆。这也是爆炸前最后时刻的一个检查环节。
总指挥部的电话全天24小时与北京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接通，张爱萍最后一次报告说：“总理，安装工作已经结束，一切顺利，请指示。”
周恩来平静地说：“预祝你们成功!”
张爱萍发出最后指令。
在主操纵员读秒到达零时，“起爆”命令发出的一瞬间，只见罗布泊大漠深处出现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紧接着，腾空而起一个巨大的火球，犹如出现第二个太阳，天空和大地被照得一片通红；爆炸形成的蘑菇云不断上升扩张；稍后，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耳欲聋，好像要把苍穹撕裂似的。
这时，试验现场欢声雷动，全体参试人员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互致祝贺。
15时4分，张爱萍眼望高耸蓝天的蘑菇云，问王淦昌：“这是一次核爆炸吗?”
王淦昌肯定地回答：“是的!”
然后，张爱萍给北京的二机部打电话：“请找刘杰同志。”
在二机部原子弹试验办公室里，刘杰正和几名干部焦急地等待着。电话铃突然响了，接电话的同志太紧张了，以至把话筒掉到了桌子上。刘杰一把捡起来，听到张爱萍激动的声音：“请报告周总理和毛主席，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
“再说一遍。”
“原子弹爆炸了，已经看到了蘑菇云!”
“我马上报告!”接着，刘杰抓起了专用电话：“我是刘杰，请周总理讲话!”
“我是周恩来!”
“总理，张爱萍同志从试验基地打来了电话，原子弹已经爆炸了，看到了蘑菇云!”
“好，我马上报告毛主席。”
几分钟后，周恩来给刘杰回电话：“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是不是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
刘杰立刻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张爱萍。张爱萍回答说，这确实是一次核爆炸，这一点已经被充分证明了。
这时，刘杰不由自主地开始抖动，他又给周恩来打了电话：“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这是一次成功的核试验!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放心。”
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后，随即赶赴爆区，检查爆后的各种效应情况。两个多小时后，张爱萍、刘西尧等签发一份经多方专家认定的关于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报告，将它电告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罗瑞卿：确实实现了核爆炸，威力估计在2万吨TNT当量以上。
张爱萍这位儒将诗兴大发，怀着喜悦的心情，欣然吟出《清平乐·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一词：东风起舞，壮士千军鼓。
苦斗百年今复主，矢志英雄伏虎。
霞光喷射云空，腾起万丈长龙。
春雷震惊寰宇，人间天上欢隆。
是啊，这一欢隆的历史时刻终于来到了！
1964年10月16日傍晚5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多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他满面春风地向大家宣布：“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内，中国人民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对国防力量的增强欢欣鼓舞；在国外，友好国家和团体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显示了自力更生的威力，是亚洲历史上的一个辉煌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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