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热衷于推广“普世价值”

1. 美国为什么热衷于推广“普世价值”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所体现的深层政治意蕴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松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它的本质目的是促使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趋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一些人鼓吹的西方“普世价值”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企图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入西方“民主化”陷阱。这种错误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统领作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必须坚决抵制。

    一、关于“普世价值”的相关研究

    在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普世价值”的争论中，有部分学者提出价值绝对论，认为存在时空上绝对永恒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人权和民主等理念就属于这个范畴。大多数学者则认可“价值相对论”，认为不存在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等理念都有阶级性、历史性、区域性，“不同种群、国家的利益需求千差万别，根本不可能产生对谁都适用的‘普遍价值’”。还有一种折衷观点，既反对简单地把西方价值当作“普世价值”，又反对把中国特色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格格不入。

    实际上，“普世价值”概念遮蔽了价值问题的复杂性,具有把人们对价值的认识导入误区的作用。价值与真理的根本不同在于真理总是一元的，而价值常是多元的。主体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价值的各异性、特殊性和多元化。人有普遍的、共同性的一面，但人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不可能有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人的“普世价值”。把西方文明等同于“普世价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是特殊价值，这是把西方文明的特殊价值“普世化”了。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永恒的价值，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本质上只是西方的价值观。

    在“普世价值”问题上，西方学者中以下几种观点很有影响。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鼓吹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已取得最后胜利，美国模式是“人类普世价值和最终统治形式”。另一位美国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在新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冷战后的主要国际冲突都来自不同文明或文化交接的断层地带。这一观点强调冲突多样化以及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而且，他把中国所代表的儒教文明视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威胁。德国学者孔汉思则倡导“全球伦理”，即在各种文化之间“通约”，求得“普世价值”。孔汉思1990年提出的通过对话建立世界普遍伦理的设想，试图在世界的多元冲突中寻求某种普遍的、可供冲突各方共同遵循的东西。

    美国政府把“普世价值”作为其一直以来的对外战略之一，奥巴马执政后，认为比军事实力甚至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实力，提出用“巧实力”实行美国的对外战略，用美国的模式改造世界，包括人权、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美国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首度阐明现政府对美国安全利益的界定，即“安全、繁荣、普世价值、合作性的国际秩序”，其不可或缺的理念就是让美国的文化、政策或价值观念具有吸引力，使别的国家模仿、理解、认同美国在国际社会的主张，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观”作为一项重要的“美国的持久利益”。美国推行的“新帝国主义论”主张利用实力优势，凭借军事强力，用美国价值观来改造世界，向其他国家输出所谓的民主和自由，企图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伊拉克战争和“拉美陷阱”就是美国推广所谓“普世”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所造成的恶劣后果。

    二、“普世价值”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

    美国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实际上是为其推行霸权主义寻找借口，最终目的是确立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通过对美国“普世价值”历史渊源的梳理，尤其是其当前对外战略中所实行的双重标准，可以发现，美国所要实现的是“全球美国化”，而不是美国一直宣称的所谓“全球民主化”。

    1.美国确立“普世价值”战略的历史渊源。二战以后，美国在国家博弈中，为了取得优势，从自由贸易走向保护主义。随着美国的逐步强大，为了寻求世界霸权，美国又由保护主义走向自由贸易。20世纪80年代，为了扩大已经取得的霸权，美国把“普世价值”作为思想武器，用来争夺全球文化领导权，力图把全球纳入以其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以完成推行全球化的战略部署。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战略框架，即维护安全、拓展经济和推进民主同时推进。为适应这一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需要，人权进一步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民主战略的重要工具之一。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可以推广到全球，强调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作用，试图通过“民主化”进程来创建一个“自由世界”。在小布什第一任期里，美国政府把推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优先置于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性和优越性之上，开始强调不仅要通过美国的榜样，而且关键是要通过美国的力量，来重新塑造国际秩序。“9·11”事件的发生令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威胁感，宣告主要依靠“硬实力”战略的失败，使得小布什在第二任期回归到对“普世价值”等“软实力”的重视，即通过在全球推广美国民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推进民主改革，以减少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2008年奥巴马执政后，采取的是通过建设更广泛联盟的方式，希望“通过榜样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样”来推进“普世价值”。

    2.美国“普世价值”对外战略的双重标准。美国一方面把包装起来的“普世价值”当作外交工具，无视当今世界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现实，笃信自己的价值观可以凌驾于其他价值观之上，不择手段地向全球输出其价值观，以达到谋取本国私利和成为全球霸主的目的。更加恶劣的是，美国经常采用双重标准，用“普世价值”打压战略竞争对手来维护本国的私利。比如，在面对中东和北非国家的政治动荡时，美国对利比亚、叙利亚和对巴林、也门采取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当利比亚、叙利亚爆发国内冲突时，美国不仅帮助反对派提供各种武器装备，还鼓动其他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叙利亚发动直接打击，这种亲自上阵的模式已经不止一次在世界上演，其背后的动因无非是美国的全球战略，显然不是用“普世价值”的理念能解释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巴林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后，美国虽然暂时停止了对其军售，但时隔一年就重新恢复了对巴林的武器出售。虽然美国一再表示，所售武器是帮助巴林政府提高对外防御能力，而不是用于控制民众，但事实上，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基地所在地，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这才是美国恢复军售的根本原因。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也门，当统治也门长达三十多年的总统萨利赫四面楚歌之时，美国并没有打出“普世价值”这张牌，反而表现得格外谨慎，甚至有些犹豫不决。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也门作为美国的反恐前线，多年来美国政府对萨利赫一直持支持态度，这才是决定美国行为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出，美国在中东的各种行为，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维护自己在中东的利益。

2. 美国为什么热衷于推广“普世价值”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所体现的深层政治意蕴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松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它的本质目的是促使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趋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一些人鼓吹的西方“普世价值”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企图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入西方“民主化”陷阱。这种错误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统领作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必须坚决抵制。

    一、关于“普世价值”的相关研究

    在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普世价值”的争论中，有部分学者提出价值绝对论，认为存在时空上绝对永恒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人权和民主等理念就属于这个范畴。大多数学者则认可“价值相对论”，认为不存在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等理念都有阶级性、历史性、区域性，“不同种群、国家的利益需求千差万别，根本不可能产生对谁都适用的‘普遍价值’”。还有一种折衷观点，既反对简单地把西方价值当作“普世价值”，又反对把中国特色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格格不入。

    实际上，“普世价值”概念遮蔽了价值问题的复杂性,具有把人们对价值的认识导入误区的作用。价值与真理的根本不同在于真理总是一元的，而价值常是多元的。主体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价值的各异性、特殊性和多元化。人有普遍的、共同性的一面，但人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不可能有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人的“普世价值”。把西方文明等同于“普世价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是特殊价值，这是把西方文明的特殊价值“普世化”了。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永恒的价值，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本质上只是西方的价值观。

    在“普世价值”问题上，西方学者中以下几种观点很有影响。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鼓吹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已取得最后胜利，美国模式是“人类普世价值和最终统治形式”。另一位美国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在新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冷战后的主要国际冲突都来自不同文明或文化交接的断层地带。这一观点强调冲突多样化以及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而且，他把中国所代表的儒教文明视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威胁。德国学者孔汉思则倡导“全球伦理”，即在各种文化之间“通约”，求得“普世价值”。孔汉思1990年提出的通过对话建立世界普遍伦理的设想，试图在世界的多元冲突中寻求某种普遍的、可供冲突各方共同遵循的东西。

    美国政府把“普世价值”作为其一直以来的对外战略之一，奥巴马执政后，认为比军事实力甚至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实力，提出用“巧实力”实行美国的对外战略，用美国的模式改造世界，包括人权、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美国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首度阐明现政府对美国安全利益的界定，即“安全、繁荣、普世价值、合作性的国际秩序”，其不可或缺的理念就是让美国的文化、政策或价值观念具有吸引力，使别的国家模仿、理解、认同美国在国际社会的主张，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观”作为一项重要的“美国的持久利益”。美国推行的“新帝国主义论”主张利用实力优势，凭借军事强力，用美国价值观来改造世界，向其他国家输出所谓的民主和自由，企图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伊拉克战争和“拉美陷阱”就是美国推广所谓“普世”的“现代社会价值和制度”所造成的恶劣后果。

    二、“普世价值”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

    美国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实际上是为其推行霸权主义寻找借口，最终目的是确立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通过对美国“普世价值”历史渊源的梳理，尤其是其当前对外战略中所实行的双重标准，可以发现，美国所要实现的是“全球美国化”，而不是美国一直宣称的所谓“全球民主化”。

    1.美国确立“普世价值”战略的历史渊源。二战以后，美国在国家博弈中，为了取得优势，从自由贸易走向保护主义。随着美国的逐步强大，为了寻求世界霸权，美国又由保护主义走向自由贸易。20世纪80年代，为了扩大已经取得的霸权，美国把“普世价值”作为思想武器，用来争夺全球文化领导权，力图把全球纳入以其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以完成推行全球化的战略部署。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战略框架，即维护安全、拓展经济和推进民主同时推进。为适应这一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需要，人权进一步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民主战略的重要工具之一。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可以推广到全球，强调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作用，试图通过“民主化”进程来创建一个“自由世界”。在小布什第一任期里，美国政府把推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优先置于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性和优越性之上，开始强调不仅要通过美国的榜样，而且关键是要通过美国的力量，来重新塑造国际秩序。“9·11”事件的发生令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威胁感，宣告主要依靠“硬实力”战略的失败，使得小布什在第二任期回归到对“普世价值”等“软实力”的重视，即通过在全球推广美国民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推进民主改革，以减少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2008年奥巴马执政后，采取的是通过建设更广泛联盟的方式，希望“通过榜样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样”来推进“普世价值”。

    2.美国“普世价值”对外战略的双重标准。美国一方面把包装起来的“普世价值”当作外交工具，无视当今世界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现实，笃信自己的价值观可以凌驾于其他价值观之上，不择手段地向全球输出其价值观，以达到谋取本国私利和成为全球霸主的目的。更加恶劣的是，美国经常采用双重标准，用“普世价值”打压战略竞争对手来维护本国的私利。比如，在面对中东和北非国家的政治动荡时，美国对利比亚、叙利亚和对巴林、也门采取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当利比亚、叙利亚爆发国内冲突时，美国不仅帮助反对派提供各种武器装备，还鼓动其他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叙利亚发动直接打击，这种亲自上阵的模式已经不止一次在世界上演，其背后的动因无非是美国的全球战略，显然不是用“普世价值”的理念能解释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巴林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后，美国虽然暂时停止了对其军售，但时隔一年就重新恢复了对巴林的武器出售。虽然美国一再表示，所售武器是帮助巴林政府提高对外防御能力，而不是用于控制民众，但事实上，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基地所在地，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这才是美国恢复军售的根本原因。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也门，当统治也门长达三十多年的总统萨利赫四面楚歌之时，美国并没有打出“普世价值”这张牌，反而表现得格外谨慎，甚至有些犹豫不决。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也门作为美国的反恐前线，多年来美国政府对萨利赫一直持支持态度，这才是决定美国行为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出，美国在中东的各种行为，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维护自己在中东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