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货币制度

1. 唐朝的货币制度

唐王朝建立后，较有政治眼光的统治阶级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1] 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与此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 就货币制度本身而言，存有明显的缺陷：多元的货币形态不但必然会造成其内部复杂多变的比价问题，容易引起货币流通的混乱，而且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和排他性是相矛盾的。马克思指出：“两个排斥其他一切商品的商品，彼此也是互相排斥的……全部的历史经验总结起来不过是这样：凡是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而其实也只有估价过高的那种金属才起着价值尺度。”[2] 又说：“价值尺度的职能同价值尺度的二重化是不相容的”。[3] 钱帛兼行制乃是多种商品依法充当货币，造成了法币的多样化，其内部的矛盾冲突自然更加剧烈。 不过，货币制度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问题，对发展中的不足应历史地看待，不宜苛求。如所周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一定历史时期的货币制度从根本上说是由该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货币形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经历的由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再到纸币的由低级向高级变化的过程，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一定历史时期的货币制度作为由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货币流通的组织形式，即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又对该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反作用：货币制度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则起促进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这一货币理论同样适合于作为我们研究唐代货币制度的指导思想。从有唐一代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有其适应小商品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时候，也有其不能适应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阻碍作用的时候。 唐王朝建立在亡隋的废墟之上。初期，社会经济以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处于复苏阶段，水平很低。在这种情况下，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既有多种实物货币，又有单位价值较小的铜钱，从而较好地适应了小额商品交易的需要。这是其合理的一面。但随着贞观后期，尤其是高宗、武后及玄宗时期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逐渐暴露出其落后的一面。首先表现在绢帛作为货币因体大物重、不便分割、难于运输储藏等缺点开始不受市场欢迎，绢帛作为货币的职能趋于衰退，商品交易趋向喜欢使用更高一级的铜钱作中介，提出了增加流通中铜钱投放量的要求，然而唐王朝的官营铸币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于是造成了流通中铜钱短缺的日益加剧，又进而引发了严重的铜钱的私铸和滥铸，造成了物价波动、货币流通不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的混乱，对国家财政制度造成威胁，使唐政府大伤脑筋。唐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 绢帛受到市场排挤和铜钱短缺，说明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已不能较好地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水平。商品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实行从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兼行向全部金属货币改进提高的客观要求。从当时铜矿资源有限，官铸铜钱效率不高，甚至赔本，铸币总量不多，无法满足市场对金属货币的需求来看，借鉴汉代以金为上币铜为下币的历史经验，及时起用贵金属金银作为主币，以铜钱作为辅币，改行金银与铜钱相结合的主辅币的货币制度，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最好的办法。但是，由于错误落后的货币思想的影响，唐代统治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主动地调整货币制度，而是采取了极力维护钱帛兼行制度的多种措施，结果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对良好的货币流通的客观要求得不到满足，与落后的货币制度间的冲突日趋激化，成为中唐以后，特别是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

2. 唐朝都有什么钱币

李渊于公元618年建立唐朝，在唐朝建立以后，政府迅速颁布了货币政策，在武德四年秋，政府下令废除五铢钱，铸造发行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的直径是八分，重二铢四参，十文开元通宝钱重一两，一千文开元通宝钱重六斤四两”。

唐朝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定地位。同时，又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并行的货币制度，这里说的钱就是指的铜钱—开元通宝，帛是丝织物的总称，其中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其实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一起流通使用的多元的货币制度。

3. 唐朝实行什么货币制度?

唐王朝建立后，较有政治眼光的统治阶级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与此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 就货币制度本身而言，存有明显的缺陷：多元的货币形态不但必然会造成其内部复杂多变的比价问题，容易引起货币流通的混乱，而且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和排他性是相矛盾的。马克思指出：“两个排斥其他一切商品的商品，彼此也是互相排斥的……全部的历史经验总结起来不过是这样：凡是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而其实也只有估价过高的那种金属才起着价值尺度。”又说：“价值尺度的职能同价值尺度的二重化是不相容的”。钱帛兼行制乃是多种商品依法充当货币，造成了法币的多样化，其内部的矛盾冲突自然更加剧烈。 不过，货币制度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问题，对发展中的不足应历史地看待，不宜苛求。如所周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一定历史时期的货币制度从根本上说是由该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货币形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经历的由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再到纸币的由低级向高级变化的过程，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一定历史时期的货币制度作为由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货币流通的组织形式，即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又对该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反作用：货币制度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则起促进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这一货币理论同样适合于作为我们研究唐代货币制度的指导思想。从有唐一代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有其适应小商品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时候，也有其不能适应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阻碍作用的时候。 唐王朝建立在亡隋的废墟之上。初期，社会经济以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处于复苏阶段，水平很低。在这种情况下，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既有多种实物货币，又有单位价值较小的铜钱，从而较好地适应了小额商品交易的需要。这是其合理的一面。但随着贞观后期，尤其是高宗、武后及玄宗时期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逐渐暴露出其落后的一面。首先表现在绢帛作为货币因体大物重、不便分割、难于运输储藏等缺点开始不受市场欢迎，绢帛作为货币的职能趋于衰退，商品交易趋向喜欢使用更高一级的铜钱作中介，提出了增加流通中铜钱投放量的要求，然而唐王朝的官营铸币不能满足这种要求，于是造成了流通中铜钱短缺的日益加剧，又进而引发了严重的铜钱的私铸和滥铸，造成了物价波动、货币流通不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的混乱，对国家财政制度造成威胁，使唐政府大伤脑筋。唐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 绢帛受到市场排挤和铜钱短缺，说明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已不能较好地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水平。商品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实行从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兼行向全部金属货币改进提高的客观要求。从当时铜矿资源有限，官铸铜钱效率不高，甚至赔本，铸币总量不多，无法满足市场对金属货币的需求来看，借鉴汉代以金为上币铜为下币的历史经验，及时起用贵金属金银作为主币，以铜钱作为辅币，改行金银与铜钱相结合的主辅币的货币制度，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最好的办法。但是，由于错误落后的货币思想的影响，唐代统治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主动地调整货币制度，而是采取了极力维护钱帛兼行制度的多种措施，结果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对良好的货币流通的客观要求得不到满足，与落后的货币制度间的冲突日趋激化，成为中唐以后，特别是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

4. 唐朝实行什么货币制度

唐王朝建立后，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唐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 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

5. 唐朝实行什么货币制度?

唐王朝建立后，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唐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 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

6. 唐朝的货币制度

唐王朝建立后，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
唐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 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
唐代大城市中出现了柜枋和飞钱。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这些都说明了商业在唐朝中期的繁荣。唐末，因为黄巢之乱和藩镇战争，户数锐减，社会经济规模再也未能达到开元盛世的水平。

7. 唐朝的货币政策是什么？

唐朝的货币主要有哪些？各自的币值如何换算（比如说一两金值多少两银、一两银是多少吊钱）？ 
从唐高祖李渊到昭宣帝李（左木右兄），终唐一代凡290年，只发行了七八种钱币，而见于正史的仅有三种，即前述“开元通宝”和“乾封泉宝”、“乾元重宝”两种年号宝文钱。这种情形与此前历代王朝让人眼花缭乱的钱制，自是一个鲜明的对照。从这里可以看出，唐朝的货币政策是十分稳定、有效的，而稳定的基础当然还在于钱币本身在市场流通中的积极表现。 
唐朝早期社会开放，经济繁荣，“开元通宝”始终是货币流通中的主角。早期统治者对于控制物价，使通宝保持合理币值及较强购买力十分努力，这也是此时期被称作盛唐的重要特征之一。至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发行了大面值、“以一当旧钱之十”的“乾封泉宝”，此钱制作精美，形制略大或等同于开元钱，但次年就因引起通货膨胀而停铸，又恢复了开元钱的行用。这是唐朝首次推行的大面值钱币。 
进入中期后，由于“安史之乱”引发的社会动荡，唐朝经济开始走下坡路，不仅国家钱制大乱，私铸小钱亦泛滥无度。这期间，朝廷又推出一种新钱“乾元重宝”，这是唐肃宗上台后，于乾元元年（758年），发行的当十年号钱。次年，肃宗又铸当五十的“乾元重宝”，但只比当十钱重约一倍，是名副其实的虚值大钱。此钱背面有宽细两道外郭，故泉家称之为重轮乾元。唐代宗大历年间和唐德宗建中年间，官府还分别铸有“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两种钱，但在近现代的考古发掘中，它们很少在中原地区的唐宋窖藏中露面，倒是屡屡出土于新疆库车一带的古龟兹废墟中。这对于研究唐朝中期中原文化与西域丝绸之路文明的交流和影响，是一个十分珍贵的见证。 
晚唐的经济有所恢复，带动了小平钱制度的复苏，这突出地表现在铸有地名的“开元通宝”小平钱上。因为这种钱是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开始铸行的，故史称“会昌开元”。当时，由于连绵的内战造成经济不振，货币短缺，各州府都就地铸钱，其中淮南节度史李绅在新钱背面添铸一“昌”字，进呈朝廷，以纪年号。这个创意很为唐武宗欣赏，遂下令各地钱炉新铸“开元通宝”时，均增添如京、洛、益、荆、广、福等地名，目前有传世或出土实物的“会昌开元”钱已达23种。 
“会昌开元”虽被后人称为古钱的一大景观，却是以实行废寺毁佛铸钱的极端措施为代价的。唐代佛教十分流行，佛寺、兰若广布天下，而兴建寺庙及造像都需消耗大量铜材，这使得本来铜矿开采规模不足的局面，在国家需要增加货币总量时，更加窘迫。为解决这一矛盾，唐武宗于会昌五年七月令全国“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结果仅一个月后，“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旧唐书·武宗纪》）。这种景况，可以看作唐代货币发展史中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8. 唐朝使用什么货币？盘点唐代的货币种类（组图）

 　　在李渊初入长安时，民间使用的是隋代的轻钱。而唐代在历时二百八十九年，正史所记载只有三种钱，即：开元通宝、乾封泉宝、乾元重宝。最重要的当然是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的钱文由当时著名的书法大家欧阳询所书，有八分及篆隶三体，这也是钱文有书人姓名在史书上的第一次纪录。这说明唐初铸开元通宝是一件大事。“开元通宝”四字笔力苍劲，意态精密，端庄俊雅，凝重雄浑。
  　　一、唐代的年号钱
  　　开元通宝钱并非年号钱，唐代的第一种年号钱是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所铸的乾封泉宝，当时每文乾封泉宝当10枚开元通宝，属于一种虚值货币。字体楷书，铸造精整，钱径25~28mm，重3.7~4.9g，民不乐用，一年后即废，存世较少。
  
  　　乾封泉宝四字中，“乾泉”二字偏向楷书的写法，而“封宝”二字仍偏向隶书。这也是一种钱文书体变化的趋势。唐代书法注重“法度”钱文四字力道极佳，底蕴深厚，是今人所不容易仿效的。赝品中，往往钱文弥漫，笔画无力。如果用铸造精良的母钱或行用钱重新翻砂铸造，也会衰减文字的精神。这一点上，初入泉界的同好，可以仔细观察钱文的感觉，摸索经验。
  　　接下来的钱币几乎就都是年号钱了，即当时的年号再配以“通宝、元宝、重宝”等文字，这种钱文格式则一直沿用至清代最后的年号“宣统”，甚至在有些机制币上仍能看到。
  　　“通宝”意为通行宝货，“重宝”增出现在贾谊的《过秦论》中“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东晋孝武帝的诏书中也有“钱，国之重宝”的话。唐代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铸造了乾元重宝当十钱;乾元二年(公元760年)又铸造了当五十的乾元重宝钱，这种当五十的乾元重宝钱背为重轮，要求每千文重二十斤，比当十钱加倍。但实际上乾元重宝当五十钱铸造不太平均，也有小平钱，甚至小到1g以下。可见在当时私铸情况还是存在，而且也比较严重。
  
  　　乾元重宝当十母钱>
  　　乾元重宝重轮背祥云>
  　　乾元重宝当十鎏金 
  　　二、它们可能是私铸
  　　上述几种，无论钱币铸造，钱文功底均端庄大气，应为官铸无疑。但唐代有些存世较少的钱币，例如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文风格上则有明显的区别。虽然存世量上较开元通宝少，但市场价值也受钱币精美度影响。
  
  　　大历元宝>
  　　建中通宝>
  　　建中通宝、大历元宝各一枚
  　　安史之乱后，使唐代国力明显衰退，同时各地区割据已成形式。大历年间曾铸过大历元宝，钱体制作不精，看钱体状态很像私铸钱。唐代古钱大多为直读，但大历元宝与建中通宝均又改为旋读，有些不合规矩。大历年间，钱价很低，铜价高，按说不应该再铸造钱币。但因当时需要征收青苗地头钱(青苗钱：每亩课15钱，地头钱：每亩20文)，而当时百姓手中没有过多的现钱，所以私铸一些，这样就比较合乎情理。但是如果大历元宝是私铸，但私铸往往都是仿铸旧钱，这种新铸钱币的私铸情况极少见。这一点，还需要再研究。
  　　建中元年也曾铸造过建中钱，此种钱币较大历元宝更为轻小，数量也更少。这也被疑似为当时百姓的私铸钱，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全部租税货币化。在这种情况下，百姓不得不再私铸一些钱币，但因当时铜价较高，数量也不会太多。而这些私铸钱币中，更多的应该还是“开元通宝”。 
  　　三、唐代大珍钱币
  　　唐代末期，唐懿宗李漼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桂阳监曾铸造咸通玄宝。唐懿宗在朝14年，亲小人远贤臣，使唐朝更为没落。桂阳监铸官王彤请铸咸通玄宝，但后因有勅，停罢不行。唐代咸通玄宝存世极少，属唐代大珍钱币。其中钱文“玄宝”在钱币史中也属特例。
  
  　　咸通玄宝
  　　四、唐代西域铸币
  　　唐代文化高度发达，这使唐代的货币文化也传播到国外去。如日本、朝鲜等国。同时也影响了一些西域民族，如回纥与突骑施。安史之乱时，回纥曾以军队协助唐室平定叛乱，唐王朝封赏了当时回纥可汗，并将公主许配可汗。可汗之子牟羽可汗曾铸造一种方孔钱，正背均为回纥文，一面为“美誉贤明回纥牟羽天可汗”的意思，另一面为“保国勅令”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