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面临什么样的双重安全挑战

1.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面临什么样的双重安全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商路的延伸，也是国家利益边疆、安全边疆的延伸;该战略体现了当代中国经济产业升级、产业转型所带来的迫切需求，同时也是对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概括性表述。其实质是中华文明对近代以来西方霸权设计的政治地理的根本性重塑。这种重塑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在西方衰落已成大的趋势的情况下，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将极有可能陷入进一步动荡，“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从长远来说可以塑造一条以中国信念、中国价值为中心的“泛中华经济圈走廊”，而且对于中短期内的相关区域局势将起到稳定器、减震阀的作用。其二，“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将有助于中国突破美国的对华战略遏制，实现南北两个方向的战略突围，而且将有助于中国进一步解决大国崛起过程中的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问题。当然，任何伟大战略的实施都需要艰苦而细致的工作，我们也要正确评估“一带一路”战略在其推进中可能遇到的挑战，以便我们能不断完善应对策略和具体推进措施。

2. 一带一路战略对亚洲安全有什么影响

我认为“一带一路”首先是经济层面的概念，其直接效应也应该是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直接作用。
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同的经济利益，也会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格局产生间接影响。
总的来说，“一带一路”会促进区域内经济的相互融合，带动安全利益的相互依赖，促进区域内的和平。

3. 面临“一带一路”的挑战，中国的应对策略有哪些

　挑战一：安全风险。任何海外战略，首先要保障的就是人身与财产的基本安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面临着一个趋势、两个环境的复杂局面。一个趋势是指随着中国崛起而“走出去”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数量呈井喷式的增长趋势。截至2014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已达9818.7万人次，且连续4年以年均1000多万的数量增长，已经有2万多家中资企业遍布于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而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这种增长的势头还会进一步得到提升。两个环境是指：其一，就世界大环境而言，世界正在变得更不安全，旧的世界秩序正在重构，全球安全机制正在面临更多的挑战。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在过去6年间，全球162个国家中有111个安全形势在下滑。其二，就小环境而言，“一带一路”上的许多国家都存在比较严峻的安全问题，且其中的一些国家的安全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西北方面，中亚地区不仅长期受三股势力的袭扰，而且已经遭到了新近崛起的伊斯兰国(ISIS)的恐怖主义渗透。东南方面，缅甸的内战存在一定扩大化的风险，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也长期存在着反政府武装、地方自治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等不安全因素。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近期，随着北约在阿富汗的撤出，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局势亦存在着恶化的可能性。
　　与这一个趋势、两个环境相对应的是，中国在安全保障上存在某些不足。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相比，其根本特征在于中国更侧重于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不是谋求军事上的霸权。这也意味着“走出去”的企业与公民很多时候缺乏国家直接的强力保护。目前，中国的安全保障措施实际上主要是走外交领域内的领事保护，而“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其中央政权对于全国的控制能力相对有限，外交途径的安全保障往往难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随着民企大量“走出去”，中国目前在安全保障上的局限性将会在近10年内暴露的更为明显，并很可能构成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最为紧迫的挑战。
　　挑战二：政治风险。中国目前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的经济输出基本上是以国有大型企业实施的基础建设、基础工程为主，这意味着我们的海外项目必须考虑到所在地较长时间内的政治风险。中国在缅甸的水电、铜矿项目受阻就是一面镜子。就政治风险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政治风险主要来源于大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挑战。“一带一路”战略的设计与提.出主要体现着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由此而阐发的国家战略，但是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当中，并不只有中国一国拥有国家战略，不同国家基于不同诉求都有其各自的国家战略，这其中甚至还涉及“一带一路”以外的一些国家的战略利益问题。首先，中国的国家战略可能会与“一带一路”上的个别国家甚至是个别大国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兼容、不匹配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紧张与冲突。例如，一直谋求南亚地区霸权的印度就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表现出复杂的情绪，它虽然在经济上渴望与中国加强联系，但是在地区影响力上却始终视中国为重要对手。又如，印度尼西亚、越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也长期谋求在其所处区域内的大国地位。其次，由于“一带一路”上许多国家在地缘安全上处于重要地位，属于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许多大国都将其重要战略意义投射于此，因此可能会与中国在战略上存在竞争。例如，俄罗斯视独联体国家为其势力范围，在中亚推进的欧亚联盟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运作就构成了一定影响，而欧亚联盟中的哈萨克斯坦不仅是“一带一路”上极为重要的节点国家，而且其自身也是在中亚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又如美国长期以来将东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近年来频繁利用菲律宾、越南等国遏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印度也一直在谋求扩大其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另外，随着中韩自贸区的推进，中国和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竞争也会难以避免。最后，“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国家之间在其国家战略层面可能存在彼此竞争与冲突，如长期敌对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又如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近年间爆发过激烈的冲突。
　　第二类政治风险则主要来源于一些国家内部的政局变化。一方面，一些国家曾经有过“仇华”甚至“排华”的历史，在其国内始终存在着“反华”势力，如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这些国家的政治过程越来越受底层民粹意识的裹挟，一些领导人可能会以中国因素来解释其经济失败，以“排华”的方式来谋求其个人政治利益，越南近段时期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另一方面，许多“一带一路”上的国家正处于政治转型的过程当中，其未来政府倾向甚至政权性质都未确定。例如，缅甸和斯里兰卡政府未来对华政策就存在较大的变数。又如，中亚几国未来的走向亦充满悬念，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总统已执政了20多年，都面临着领导人接班和政治转型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政治风险是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忽视经济重要性的结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的力量与经济的因素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动力，但它们必须服务于中国的国家战略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由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属性是政治性的，因此来自政治方面的挑战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挑战三：经济风险。“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是对中国周边若干区域经济的整合与提升，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战略、中巴经济走廊战略、东北亚经济整合战略等多重区域战略。不同经济区域的重点不同：有的经济区域条件较好，已经具备了海外投资的有利环境(如马来西亚和泰国);有的经济区域在经济战略上非常重要，但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投资无法带来经济上的回报，甚至其投资风险在近段时期内还会有所增加(如巴基斯坦和中亚、非洲的部分国家)。这意味着在“一带一路”的整体框架下，各个经济区域的发展现状与中国力图在该区域内实现的经济目标都是不同的。
　　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国家的资本输出基本上是以海外基础工程建设为主要途径，这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经济效益问题。相比于高技术含量、高回报率的经济领域，基础建设面临着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因素较多等问题。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区域，铁路、港口等基础建设实际上很难在短时期内见到效益，甚至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面临亏损运营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工程安全与工程管理问题，即大量人员长期在海外工作所带来的管理问题、安全问题及与当地社会的关系问题。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推进中，普遍存在着大型国有企业与中小型民营企业“走出去”的不同步，因此也造成了制度供给上的不平衡。大批“走出去”的中小型民企既缺乏信贷、保险方面的制度支持，也往往难以得到有关管理部门的政策指引、信息服务，其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信息问题、安全问题都更加严峻，因此，也让民间的海外投资行为呈现出短期化、投机化、泡沫化的不良倾向。
　　二、应对策略及其建议
　　鉴于上述三重挑战，可以考虑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整合外交、安全、商务、金融等多部门的资源，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进行组织机构上的针对性设置。比如在外交上可以考虑围绕“一带一路”的战略设计进行针对性重组。除此之外，外交、情报系统等部门视野相对狭窄、机构重置等问题也要引起重视，在充分考虑保密、忠诚等要素的前提下，培养并挖掘复合型人才。可考虑在研究机构、企业、社会组织与相关政府部门之间建立人才流动机制。
　　第二，高度重视建立、健全安全机制。市场化的安保力量应该在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当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在条件成熟时，可参考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做法，适度放开安保市场，引入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来完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安保机制。一方面是要通过改变现有的审批与监管限制，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另一方面是要实现在敏感地区的安保去官方化，从而可以更为灵活、有效。
　　第三，对“一带一路”上不同国家的政治走向保持密切关注，对于一些存在不确定风险的国家应该加大信息收集与分析的力度。在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大原则下，中国应该考虑建设性地接触所在国的各方代表，而不是过分局限于政府，应该考虑扶持亲华的进步力量。
　　第四，可适当借鉴日本的企业外交模式，以国企作为战略外交的桥头堡。大型海外工程应配套以企业外交的系统性工作，并承包给专门的专业组织来完成。此外，应构建智库、研究机构、企业、管理部门、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海外利益保护平台，实现信息、人员的充分流动。
　　第五，要重视发挥民间商会的作用。要鼓励民企尤其是中小型民企以组团的方式来保障自身的权益。在部分安全形势较差的国家，可以考虑建立强制入会的制度，积极鼓励国有大型企业加入商会，并在国有大型企业、华人社区与民企商会之间建立常态的沟通机制与紧急状态下的互助机制。
　　第六，完善信贷、保险、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机制。不仅要对国企保驾护航，而且要为民企“走出去”提供制度保障与市场资源。应该切实研究民企“走出去”的信贷、保险机制和信息服务体系，为民企提供当地的经济、文化、法律、税收、治安等多方面全方位的信息。除此之外，可考虑适度开放面向华人华侨的融资渠道。
　　第七，应充分发挥华人社区、侨界的作用。目前一些地区的华人社团流于形式，缺乏组织能力并不能起到沟通华人华侨的作用。应考虑与华人华侨开展深入的互动，打破陆、港、澳、台以及地方华裔的界限，整合并建立信息分享机制。
　　第八，要避免重经济轻人心的做法，注重与所在国民间社会互动。在西方的外交、情报工作中，教会与基金会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应该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考虑扶持中国的爱国宗教团体借鉴西方教会的经验进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成立教育、卫生等多方面的基金会争取当地的民心。除此以外，现有的外国留学生规模应以扩大，并向“一带一路”的国家进行倾斜，最好能够以直接与当地社区互动的方式选拔留学生，而不是主要依赖于当地政府部门的推荐。建议以非官方化的形式接地气，要用民间互动的方式来争取民心。
　　“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多个国家，其具体情况往往差异极大，因此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既要有长远战略的眼光，又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权衡针对性的策略。从目前来看，在西北方向应以安全机制的建设为主要工作内容，而在东南方向则可以更多地开展经济与社会整合的工作。

4. 面临“一带一路”的挑战，中国的应对策略有哪些？

　挑战一：安全风险。任何海外战略，首先要保障的就是人身与财产的基本安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面临着一个趋势、两个环境的复杂局面。一个趋势是指随着中国崛起而“走出去”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数量呈井喷式的增长趋势。截至2014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已达9818.7万人次，且连续4年以年均1000多万的数量增长，已经有2万多家中资企业遍布于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而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这种增长的势头还会进一步得到提升。两个环境是指：其一，就世界大环境而言，世界正在变得更不安全，旧的世界秩序正在重构，全球安全机制正在面临更多的挑战。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在过去6年间，全球162个国家中有111个安全形势在下滑。其二，就小环境而言，“一带一路”上的许多国家都存在比较严峻的安全问题，且其中的一些国家的安全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西北方面，中亚地区不仅长期受三股势力的袭扰，而且已经遭到了新近崛起的伊斯兰国(ISIS)的恐怖主义渗透。东南方面，缅甸的内战存在一定扩大化的风险，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也长期存在着反政府武装、地方自治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等不安全因素。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近期，随着北约在阿富汗的撤出，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局势亦存在着恶化的可能性。
　　与这一个趋势、两个环境相对应的是，中国在安全保障上存在某些不足。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相比，其根本特征在于中国更侧重于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不是谋求军事上的霸权。这也意味着“走出去”的企业与公民很多时候缺乏国家直接的强力保护。目前，中国的安全保障措施实际上主要是走外交领域内的领事保护，而“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其中央政权对于全国的控制能力相对有限，外交途径的安全保障往往难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随着民企大量“走出去”，中国目前在安全保障上的局限性将会在近10年内暴露的更为明显，并很可能构成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最为紧迫的挑战。
　　挑战二：政治风险。中国目前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的经济输出基本上是以国有大型企业实施的基础建设、基础工程为主，这意味着我们的海外项目必须考虑到所在地较长时间内的政治风险。中国在缅甸的水电、铜矿项目受阻就是一面镜子。就政治风险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政治风险主要来源于大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挑战。“一带一路”战略的设计与提.出主要体现着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由此而阐发的国家战略，但是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当中，并不只有中国一国拥有国家战略，不同国家基于不同诉求都有其各自的国家战略，这其中甚至还涉及“一带一路”以外的一些国家的战略利益问题。首先，中国的国家战略可能会与“一带一路”上的个别国家甚至是个别大国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兼容、不匹配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紧张与冲突。例如，一直谋求南亚地区霸权的印度就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表现出复杂的情绪，它虽然在经济上渴望与中国加强联系，但是在地区影响力上却始终视中国为重要对手。又如，印度尼西亚、越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也长期谋求在其所处区域内的大国地位。其次，由于“一带一路”上许多国家在地缘安全上处于重要地位，属于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许多大国都将其重要战略意义投射于此，因此可能会与中国在战略上存在竞争。例如，俄罗斯视独联体国家为其势力范围，在中亚推进的欧亚联盟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运作就构成了一定影响，而欧亚联盟中的哈萨克斯坦不仅是“一带一路”上极为重要的节点国家，而且其自身也是在中亚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又如美国长期以来将东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近年来频繁利用菲律宾、越南等国遏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印度也一直在谋求扩大其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另外，随着中韩自贸区的推进，中国和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竞争也会难以避免。最后，“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国家之间在其国家战略层面可能存在彼此竞争与冲突，如长期敌对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又如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近年间爆发过激烈的冲突。
　　第二类政治风险则主要来源于一些国家内部的政局变化。一方面，一些国家曾经有过“仇华”甚至“排华”的历史，在其国内始终存在着“反华”势力，如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这些国家的政治过程越来越受底层民粹意识的裹挟，一些领导人可能会以中国因素来解释其经济失败，以“排华”的方式来谋求其个人政治利益，越南近段时期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另一方面，许多“一带一路”上的国家正处于政治转型的过程当中，其未来政府倾向甚至政权性质都未确定。例如，缅甸和斯里兰卡政府未来对华政策就存在较大的变数。又如，中亚几国未来的走向亦充满悬念，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总统已执政了20多年，都面临着领导人接班和政治转型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政治风险是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忽视经济重要性的结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的力量与经济的因素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动力，但它们必须服务于中国的国家战略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由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属性是政治性的，因此来自政治方面的挑战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挑战三：经济风险。“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是对中国周边若干区域经济的整合与提升，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印缅孟经济走廊战略、中巴经济走廊战略、东北亚经济整合战略等多重区域战略。不同经济区域的重点不同：有的经济区域条件较好，已经具备了海外投资的有利环境(如马来西亚和泰国);有的经济区域在经济战略上非常重要，但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投资无法带来经济上的回报，甚至其投资风险在近段时期内还会有所增加(如巴基斯坦和中亚、非洲的部分国家)。这意味着在“一带一路”的整体框架下，各个经济区域的发展现状与中国力图在该区域内实现的经济目标都是不同的。
　　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国家的资本输出基本上是以海外基础工程建设为主要途径，这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经济效益问题。相比于高技术含量、高回报率的经济领域，基础建设面临着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因素较多等问题。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区域，铁路、港口等基础建设实际上很难在短时期内见到效益，甚至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面临亏损运营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工程安全与工程管理问题，即大量人员长期在海外工作所带来的管理问题、安全问题及与当地社会的关系问题。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推进中，普遍存在着大型国有企业与中小型民营企业“走出去”的不同步，因此也造成了制度供给上的不平衡。大批“走出去”的中小型民企既缺乏信贷、保险方面的制度支持，也往往难以得到有关管理部门的政策指引、信息服务，其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信息问题、安全问题都更加严峻，因此，也让民间的海外投资行为呈现出短期化、投机化、泡沫化的不良倾向。
　　二、应对策略及其建议
　　鉴于上述三重挑战，可以考虑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整合外交、安全、商务、金融等多部门的资源，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进行组织机构上的针对性设置。比如在外交上可以考虑围绕“一带一路”的战略设计进行针对性重组。除此之外，外交、情报系统等部门视野相对狭窄、机构重置等问题也要引起重视，在充分考虑保密、忠诚等要素的前提下，培养并挖掘复合型人才。可考虑在研究机构、企业、社会组织与相关政府部门之间建立人才流动机制。
　　第二，高度重视建立、健全安全机制。市场化的安保力量应该在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当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在条件成熟时，可参考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做法，适度放开安保市场，引入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来完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安保机制。一方面是要通过改变现有的审批与监管限制，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另一方面是要实现在敏感地区的安保去官方化，从而可以更为灵活、有效。
　　第三，对“一带一路”上不同国家的政治走向保持密切关注，对于一些存在不确定风险的国家应该加大信息收集与分析的力度。在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大原则下，中国应该考虑建设性地接触所在国的各方代表，而不是过分局限于政府，应该考虑扶持亲华的进步力量。
　　第四，可适当借鉴日本的企业外交模式，以国企作为战略外交的桥头堡。大型海外工程应配套以企业外交的系统性工作，并承包给专门的专业组织来完成。此外，应构建智库、研究机构、企业、管理部门、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海外利益保护平台，实现信息、人员的充分流动。
　　第五，要重视发挥民间商会的作用。要鼓励民企尤其是中小型民企以组团的方式来保障自身的权益。在部分安全形势较差的国家，可以考虑建立强制入会的制度，积极鼓励国有大型企业加入商会，并在国有大型企业、华人社区与民企商会之间建立常态的沟通机制与紧急状态下的互助机制。
　　第六，完善信贷、保险、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机制。不仅要对国企保驾护航，而且要为民企“走出去”提供制度保障与市场资源。应该切实研究民企“走出去”的信贷、保险机制和信息服务体系，为民企提供当地的经济、文化、法律、税收、治安等多方面全方位的信息。除此之外，可考虑适度开放面向华人华侨的融资渠道。
　　第七，应充分发挥华人社区、侨界的作用。目前一些地区的华人社团流于形式，缺乏组织能力并不能起到沟通华人华侨的作用。应考虑与华人华侨开展深入的互动，打破陆、港、澳、台以及地方华裔的界限，整合并建立信息分享机制。
　　第八，要避免重经济轻人心的做法，注重与所在国民间社会互动。在西方的外交、情报工作中，教会与基金会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应该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考虑扶持中国的爱国宗教团体借鉴西方教会的经验进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成立教育、卫生等多方面的基金会争取当地的民心。除此以外，现有的外国留学生规模应以扩大，并向“一带一路”的国家进行倾斜，最好能够以直接与当地社区互动的方式选拔留学生，而不是主要依赖于当地政府部门的推荐。建议以非官方化的形式接地气，要用民间互动的方式来争取民心。
　　“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多个国家，其具体情况往往差异极大，因此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既要有长远战略的眼光，又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权衡针对性的策略。从目前来看，在西北方向应以安全机制的建设为主要工作内容，而在东南方向则可以更多地开展经济与社会整合的工作。

5. 一带一路面临着哪些风险与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前无古人，其推进实施必然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和挑战，具体包括：
1.沿线国家的制度体制差异大，政局动荡不稳；
2.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市场开放难度大；
3.民族宗教矛盾复杂，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突出；
4.文化繁杂多样，存在因认知偏差误判中国战略意图的可能；五是战略规划设计有待完善和细化，中国主导实施国际宏大战略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积累。“一带一路”战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践行区域合作共赢与全球协商共治的宏伟战略，其愿景蓝图非常美好，已经赢得了沿线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也必将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进沿线国家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但是，“一带一路”战略也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前无古人，其推进实施必然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和挑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沿线国家的制度体制差异大，政局动荡不稳。“一带一路”所涉国家大多是处于政治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度体制上存在巨大差异，既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实行西方式政党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实行君主政体的阿拉伯国家等，特别是在东南亚、南亚、中亚和中东地区，许多国家国内政治形势复杂，政局变化频繁，政策变动性大，甚至内战冲突不断。
而“一带一路”实施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有关合作国家的政策政治稳定和对华关系状况。两者的矛盾增加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治风险。一些国家的政治势力还可能出于自身政治目的误解或歪曲“一带一路”战略，借机煽动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蓄意阻挠“一带一路”建设。近年来，中国在利比亚、伊拉克、乌克兰、叙利亚等国家遭遇的投资困境和风险损失值得高度重视。2.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市场开放难度大。“一带一路”联通亚欧非三大陆，连结太平洋和印度洋，包含了老牌欧洲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极为不同。有些国家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经济环境相对稳定，为企业投资创造了便利条件；也有一些国家市场封闭，进入难度大，增加了企业投资评估的复杂性，制约了建设成果的合作共享。
“一带一路”从满足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出发，降低了经济合作的门槛，一方面有利于沿线国家和企业的广泛参与，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参与国和企业主体在合作规则认知与收益分配方面的矛盾。此外，尽管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并利用自身在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的优势，以优惠政策大力支持沿线有关项目建设，但中国单方面毕竟实力资源有限，也面临着摊子大、后劲不足等风险。3.民族宗教矛盾复杂，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突出。“一带一路”涵盖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大多数国家民族众多，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多元宗教信仰并存，一些宗教内部还存在不同教派，各民族宗教之间的历史纷争复杂，增加了沿线各国合作的难度。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猖獗，地区局势长期动荡不安。
这些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的凸显，既恶化了当地投资环境，威胁企业人员和设备安全，也可能借“一带一路”建设开放之机扩散和渗透到中国国内，甚至与国内不法分子内外勾连、相互借重，破坏中国安定的国内社会环境，对“一带一路”战略及沿线工程建设构成严峻挑战。4.文化繁杂多样，存在因认知偏差误判中国战略意图的可能。由于地理、历史、宗教、民族的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文明丰富多元，既有中国、印度等东方传统国家，也有西方传统国家，既有俄罗斯、土耳其等“欧亚国家”，还有新加坡等东西文化交融的国家。国家不同的身份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塑造国家对利益的认知，从而影响着国家行为和内外政策选择。
“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领域广，沿线国家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上因自身对利益的不同判定而呈现出差异性。沿线国家特别是大国从精英到民众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知、理解不尽相同，对中国战略意图的不信任与猜忌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长期推进面临的重要风险。目前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等沿线地区部分国家围绕有关领土、领海主权争端的不稳定因素短期内无法消除，倘若再遭遇美、日等战略实施区域外因素的干扰，不仅可能激化既有矛盾，引发沿线国家更多的安全疑虑，甚至还会引爆局部的地缘冲突。5.战略规划设计有待完善和细化，中国主导实施国际宏大战略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积累。虽然中国政府颁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但“一带一路”战略的长远规划还有待完善和细化，特别是有关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的谈判协商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与相关国家的实质性对接与具体合作还没有全面展开。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中国政府在有效供给与推行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上和经验上还需要更多实践；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和跨国经营管理、大范围国际拓展的经验也不足，在配合战略实施的国际化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相关核心技术的输出上还存在较大缺口，适应“一带一路”战略长期推进和对外大开放所需要的国民的文明法制素养、市场诚信意识等均有待提升。

6.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有机遇也充满了挑战，需要我们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并未雨绸缪。
首先，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最初的投资大多集中于一些全球贫穷国家的资源开采项目上。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了外资流入，对外投资也被引导到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的更为引人瞩目的项目上。
五六年前，中国“走出去”模式基本上围绕着大宗商品，现在开始在一些实行竞标机制的国家承建基础设施项目。
我们知道沿“带”沿“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投资，但由于其中一些国家政局并不是十分稳定，不同党派之间的理念差别很大，一旦一个党派下台，就会改变过去的对外政策，这必将给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带来巨大风险。
因此，我们在具体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必须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法律环境等进行仔细研究，在投资之前做好风险应对的预案，将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任何创新其实都会有潜在的风险，尤其以金融为主的虚拟经济创新蕴含的乘数式风险，需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
最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得与国内经济状况相适应。我们要看到，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实际上，国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大有可为。
如果我们不顾及国内的这些实际需求而一味向国外投资和转移产业，有可能会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产业的“空洞化”。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

扩展资料：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新机遇
“一带一路”是一个宏伟的战略构想，它的建设过程不仅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涉及众多产业和巨量的要素调动，这其间产生的各种机遇不可估量。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产业创新带来的机遇。产业创新涉及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等带来的红利。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的一些优质过剩产业将会转移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在国内，因为市场供求变化，一些过剩的产业，也许在其他国家能恰好被合理估值；在国内，因为要素成本的上升而使一些产业、产品失去了价格竞争力，也许在其他国家，较低的要素成本会使这些产业重现生机。
在国内，因为产品出口一些发达国家受限而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也许在其他国家就能绕开这些壁垒，等等。此外，由于产业转移引致的产业转型升级更是机遇无限，比如技术改造、研发投入、品牌树造等等都会给投资者带来无限机遇。
第二，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流，巨量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
我们已经发起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但这也只能解决部分资金问题，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一定会进行各种金融创新，包括发行各种类型的证券、设立各种类型的基金和创新金融机制等等，这其间的红利和机遇之多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区域创新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性区域经济的范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将引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创新，这包括区域发展模式、区域产业战略选择、区域经济的技术路径、区域间的合作方式等等，这其间的每个创新都蕴涵着无限的机遇。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机遇与挑战

7. 如何理解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周边安全关系

1、“一带一路”打开筑梦空间。
2、
“一带一路”有利于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
3、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东出海”还是“西挺进”，将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五通”。
4、“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中，经贸合作是基石。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迎来共创共享的新时代。
5、“一带一路”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
6、“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倡议，不限国别范围，不是一个实体，不搞封闭机制，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参与进来，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