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思想

1. 王安石的思想

王安石执政敢做敢为，矢志改革，王安石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天变不足畏、祖宗 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推动改革变法。这些进步思想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闪烁着夺目的光彩。

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北宋丞相、新党领袖。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以“富国强兵”为宗旨大规模推行改革变法运动。先后推出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等重大改革举措，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诸多领域，影响之大、之广前所未有。改革变法历时16年，虽然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并且随着宋神宗的病亡戛然而止，但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宋廷财政有了很大的改善，由宋神宗刚即位时的“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到后来的中央积蓄钱粟“数十百巨万”，“可以支二十年之用”，积贫积弱局势有所改观。

2. 为什么说王安石是思想家?

上面都没有说到为什么是思想家。

王安石为相时，推行了新的思想学说，时为“荆公新学”。学说提出“万物一气”的命题，认为“气”生成“五行”，构成万物。认为人具有感觉和思维能力，能认识世界万物，“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为者”（《致一论》）。圣人可学而成，王道当可求而致。追求“德政”理想，相信“以仁义礼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则天下莫不化之也”（《王霸论》）。欲从儒家经书中寻找“变法”理论依据，与子王雱及吕惠卿重注《诗》、《书》和《周礼》，合称《三经新义》，并于熙宁八年（1075）颁布于学校，成为法定教材，以统一国人思想。
可见王荆公真是一思想家也。

3. 为什么说王安石是思想家

上面都没有说到为什么是思想家。

王安石为相时，推行了新的思想学说，时为“荆公新学”。学说提出“万物一气”的命题，认为“气”生成“五行”，构成万物。认为人具有感觉和思维能力，能认识世界万物，“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为者”（《致一论》）。圣人可学而成，王道当可求而致。追求“德政”理想，相信“以仁义礼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则天下莫不化之也”（《王霸论》）。欲从儒家经书中寻找“变法”理论依据，与子王雱及吕惠卿重注《诗》、《书》和《周礼》，合称《三经新义》，并于熙宁八年（1075）颁布于学校，成为法定教材，以统一国人思想。
可见王荆公真是一思想家也。

4. 王安石主张什么？

王安石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请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
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1、王安石变法中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实质上就是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于国家。导致在变法过程中丧失了社会基础，损害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2、王安石变法过于急功近利，没有从实际出发，导致出现了顾此失彼的不利局面。改革变法应该缓而图之，但王安石在变法的过程中，却只认定一个目标，而忽略了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3、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犯了用人不当的错误，没有培养出变法需要的大批人才，也没有注意吏治的清廉和保持内部的团结。

5. 王安石为人是怎样的？

既然王安石做的事情如此难下定论，那么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可以说，对王安石的为人，包括其政治生活、思想作风、社会交游、个性特征、生活情趣等方面，人们同样众说纷纭，个人形象相当复杂，褒贬毁誉参半，难以准确评判。
《墨客挥犀》说，王安石“性酷嗜书，虽寝食间，手不释卷”。《宋史·王安石传》说：“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可以说，王安石是一位颇有天赋的读书人，其嗜书之痴，运笔之神，令人慨叹。“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并胸有大志，决心不做俗儒，学以致用，要在政治上干出一番事业来。
二十二岁考中进士，签书淮南判官。数年后任鄞县知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似也颇有政绩，迁知常州，改江南东路提点刑狱，又调三司度支判官。上仁宗皇帝万言《言事书》，直指朝政弊端，提出一些初步的改良方案，表现出一个朝廷官员的责任心。
王安石不迩声色，慷慨钱财。《邵氏闻见录》载有这样一件事：王安石官知制诰，吴夫人为他买了一妾。安石见了，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其妾回答：“夫人要我来服侍大人左右。”安石又问：“你从何处来？”妾说：“我丈夫原是一低级军官，在运输粮草的过程中，船翻粮沉，家资全给没收还不够赔偿，就把我给卖了以作抵偿。”安石听了颇为动容，就问：“夫人用多少钱买了你？”答：“九十万。”安石把夫人叫来，令将此女送回，使其夫妇如初，还送给一些钱财，让其渡过难关。
王安石做宰相后，仍清廉朴实，生活简约。《独醒杂志》记载了一个颇为生动的故事：王安石任宰相的时候，其儿女亲家萧氏至京要来参谒，安石约其来府吃饭。第二天，萧氏整装盛服而往，以为相府必然盛宴招待。入府坐定，“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日过午，萧氏已觉饥饿，但并没有开饭的迹象，又不敢离去。过了好一会，才上了胡饼两枚，猪肉四片，酒一杯。很快供饭，也只加一道菜羹而已。萧氏平时在家吃得不错，面对如此简单菜席，“不复下箸，唯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顾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
王安石淡泊名利，晚年生活更是恬淡安然。《东轩笔录》载：“王荆公再罢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纳节让同平章事，恳请赐允，改左仆射。未几，又求宫观，累表得会灵观使。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墙，辄不答。”
南宋开始，王安石变法遭到彻底否定，其新学也遭到批判。理学家朱熹虽然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但对王安石的为人与志向仍称赞有加：“安石行己立朝之大节，在当世为如何，而其始见神宗也，直以汉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为言，复以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为者自任，此其志识之卓然，又皆秦汉以来诸儒所未闻者，而岂一时诸贤之所及哉。”陆象山对王安石的人品操守也给予高度赞扬：“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
《宋史·王安石传》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这一“公言”评判，在其后的几百年中成为后世所遵奉的圭臬。其中的逻辑：有如此高洁品行之人，却做出了如此害人乱世之事。实在让人无法理谕，难道真会如此矛盾吗？当然，朱熹等人也指出过王安石性格上的一些弱点：“其为人，质虽清介而器本偏侠，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还有就是王安石平素生活不拘小节，衣着不整，不修边幅和性格强拗等方面小事，这些也还是不能自圆其说。
清代至近代以来，许多学者为王安石变法翻案。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史学家根据列宁的定论，对王安石变法作了完全肯定的论述。这样，似乎王安石从道德人品到做事效果，都是比较完美的一个封建官僚的典型。真是如此吗？
首先在变法过程中，有些事就颇令人怀疑王安石之品行。如一天，神宗说起民间颇苦新法之事，王安石不以为然地说：“老百姓连祁寒暑雨都要怨嗟的，不必顾恤！”神宗不满道：“不能让老百姓连祁寒暑雨的怨嗟都没有吗？”安石老大不高兴，居然称病不出视政。熙宁七年，大旱引发饥荒，而各种征敛新法依然逼迫着灾民变卖田产，流离失所的灾民只能扶老携幼地向开封等城市逃荒乞生。监开封安上门的郑侠便把民众饥寒交迫的现状绘成画卷《流民图》，写了论时政得失的上疏，由于正常途径遭到梗阻，于是假称紧急公文，用马递的方式送上朝廷。神宗看了长吁短叹。夜不能寐，交给安石看后，新党以擅发马递的罪名处郑侠以杖刑。作为执政大臣，如此不顾百姓之死活，能说其品行高洁吗？
所以在当时，就有人认为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欺世盗名。熙宁二年六月，御史中丞吕诲上章弹劾参知政事王安石，指斥其有十方面的奸邪：倨傲不恭，慢上无礼；见利忘义，好名欲进；自取师氏之尊，不识上下之仪；自居政府，用情罔公；常怀忿隙，徇私报怨；卖弄威福，怙势招权；妄言圣衷，专威害政；任性专权，凌轹同列；离间宗族，勾结朋奸；商榷财利，动摇天下。《宋史·吕诲传》说：“诲性纯厚，家居力学，不妄与人交。”“诲三居言责，皆以弹奏大臣而去，一时推其鲠直。”去世时，“海内闻者痛惜之”。这样的“鲠直”大臣首先向王安石的人品操守发难，或能反映一些问题。
《邵氏闻见录》引申发挥了上述事件的一些背景故事：一天早朝，翰林学士司马光与吕诲相遇而同行，司马光问：“今日上殿将奏言何事？”吕诲举起奏章说：“我将弹劾参知政事。”司马光愕然道：“王安石素有学行，朝廷正喜于得人，奈何弹劾之？”吕诲回答：“你也这么说啊，其实王安石虽有时名，好执偏见，不通人情，轻信奸邪，喜人佞己。听他说话好像很有道理，而施于用就会出乱子。他若在一般的侍从官位置，或也可以忍容；若作为宰辅大臣，天下必受其祸！”司马光说：“未见王安石有什么不善之行迹，这样论奏恐怕不妥。”吕诲答：“皇上新即位，年富力强，朝夕与之谋议国家大事者，二三执政耳。执政苟非其人，则败政亡国啊！此乃腹心之疾，惟恐治不及时，难道可以缓后吗？”不久，官员中有传阅吕诲之奏章者，多以为说得太过。王安石变法开始，新法专务聚敛，天下骚然，台谏官奏议不能有所改变，于是有人遂叹服吕诲可谓知人。司马光最后也被迫退出朝廷，闲居洛阳。每想起此事，慨然叹曰：“吕诲有先见之明，我不及也。”
《邵氏闻见录》又载：“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宫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可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术类如此，故吕诲中丞弹章曰：‘外示朴野，中怀狡诈。’”其中，王安石劝神宗理财的这句话“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完全把“天下”作为皇上的私产，皇上处理自己的私产，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了。
还有苏洵的《辨奸论》，更是将王安石比作历史上欺世盗名的奸臣王衍、卢杞。认为王安石“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实是个“阴贼险狠”之人，性情乖张，不近人情，大奸似忠，其人品之恶劣，可集历史上众奸臣之大成，断言一旦王安石当政，天下“将被其祸”。似乎苏洵比吕诲更早看清王安石之真面目，清朝有人考证，断言此文乃邵伯温伪作，近人又有论其非伪者。此谜，本书另章有叙。
此外，《宋史·王安石传》载，安石“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寻召试馆职，不就。(欧阳)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閤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其中的一些表演，已非一般人和常理所能解释，似乎有故意做秀的痕迹。苏轼在当时的奏议中，已一针见血地说：“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矫诈百端，妄窃大名，或以为可用”(《论周穜擅议配享札子》)。鲜于优更直指其“沽激要君”，即与皇帝讨价还价(《宋史·鲜于优传》)。数为当时口碑颇佳的贤能之臣。“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缜，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宋史·王安石传》)。还有曾公亮、范纯仁、吕诲、杨绘、刘琦、刘敛、刘恕、刘挚和苏轼、苏辙兄弟等。总之，御史、谏官论列变法非是而被罢官贬黜者，不计其数，其中也有许多正直敢言者。
而王安石信任重用者，许多都是奸臣小人。如邓绾为人鲜廉寡耻，趋附新党就为升官发财，其乡人笑骂他，他却声称：“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官员王岩叟曾列举其变法派集团中的小人：曾布“强悍而险刻”，邓绾“善柔而阴谗”，薛向“剥下附上”，韩绛“苛佞”，李定“藏奸包慝”，蔡确“狂诞轻狡”，章悖“阿谀辩巧”，程昉(宦官)“暴横凶忍，荼毒一方”，吕惠卿“奸邪之才，又冠其党”。还有练亨甫、吕嘉问等，不一而足。安石引荐这些人担任要职，支持其有关活动，乃至主持变法的重要方面。以致许多人都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主要就是“排斥君子，任用小人，败坏政纲”的结果。以后大奸臣蔡京(其弟弟蔡卞还是王安石的女婿)一伙，从总的政治倾向上看，仍属于变法派，其继承着王安石变法的敛财路线，直到北宋亡国。
如何解释上述现象呢？如果说王安石是“君子”，那为什么要与这么多“小人”为伍？如果说其变法是一件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好事，那为什么主要是依靠一些“奸臣小人”在操作呢？总之，王安石是“君子”还是“小人”，你能分辨吗？

6. 王安石被称为什么？

王安石被称为王荆公。 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逝于江宁（今江苏南京）钟山，谥号“文”，故世称王文公。

文学成就：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

7. 王安石是做什么的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王安石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

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8. 王安石的学术思想是什么？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晚年号半山老人，宋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是中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
宋真宗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二日(1021年12月20日)，王安石出生于临江军之新淦县(今江西新十县)。宝元二年(1039年)任江宁府通判的父亲王益卒于江宁。王安石在江宁守丧。庆历元年(1041年)王安石入京应礼部的考试，第二年三月终于以第四名进士及第。中进士之后，王安石被任命为签书淮南判官，八月至扬州赴任。其间，他至南丰与久欲结识的曾巩相见，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王安石个性倔强，大至处理国事，小至与宾朋交往，都不屈服于威势。王安石个人品格正派，他不爱财，不好女色，生活不太讲排场，与地位低的人交往也不喜欢摆架子，是个封建社会中能坚持儒家传统的操守，行为检点的人。
扬州任满后，赴京听候调选。王安石不愿求京官职，而愿意继续在地方任官，以进一步了解民情和增长从政才干。于是他被调任为浙江鄞县县令。
作为一县百姓的“父母官”，王安石在鄞县督促乡民兴修水利，构筑堤堰，疏浚渠川，开挖塘陂，以解除干旱的威胁。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王安石把政府存粮借贷给他们，秋收后让农民加少许利息归还。他这种措施在鄞县收到实效，使他更加自信，对他执政以后在全国推行青苗法大有影响。
皇枯三年(1051年)，王安石以殿中丞升任舒州通判，更丰富了他从政的经验。舒州通判任满后，王安石赴京听候调选，并乞外任。后被改任为群牧判官，群牧司是主管国家养马事务的机关。在群牧判官任上并不能施展王安石的政治抱负，他仍然请求外任。于嘉枯二年(1057年)知常州。
不久，他被调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提点刑狱是掌管一路(宋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司法、刑狱，审问罪囚，复查案件，并监察地方官吏大员的官职。在任满回京后，他对国事必须实施改革的思考与建议，写进了著名的《上皇帝万言书》中。
提点江东刑狱任上，王安石仍以兴利除弊为己任。江东路是北宋茶叶的主要产区之一，当时政府实行茶叶专卖制度，称为榷茶制。嘉枯三年(1058年)九月，废除了榷茶制，改为由政府收税而允许百姓贩卖茶叶。但一些官员要求恢复旧茶法，王安石著《茶商十二说》，坚决反对复旧，终于在江东路坚持了新茶法。
王安石在地方任职十余年的作为，使他声誉日隆。朝廷于嘉枯五年(1060年)五月，任他为三司度支判官。同年十一月，朝廷又任命他兼任同修起居注，这是记录皇帝每天言行的工作，官居清要，但王安石对此不感兴趣。曾到厕所里去躲任命的敕书，但朝廷强行敕令，他只好就职。嘉枯六年，王安石改任为知制诰，并纠察在京刑狱。第二年冬天，王安石又被加上了同勾当三班的职务。英宗继位后不久，王安石母亲去世，他辞掉一切职务，回江宁守丧。
王安石在地方和中央任职达20余年，长久的从政历练，使他对宋王朝的国势民情有具体的了解。他给仁宗上“万言书”，第二年又写了《上时政书》，集中地发表了他的政见。
神宗即位后，常与左右大臣商议变法图强。他对王安石的才干早有所闻，即位后即委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没几个月，又召为翰林学士。神宗向王安石询问治天下的办法，王安石指出“变风俗，立法度”是当务之急。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当时宰相是曾公亮与富弼，参知政事有唐介、王安石等。这五位宰执大臣乃“生、老、病、死、苦”。王安石49岁，生气勃勃，精神焕发。但苦于初上任便碰上这样的局面，他逐渐意识到不设置新机构恐怕无法实行改革，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总机关。神宗让枢密院陈升之与王安石共同主持三司条例司的工作。又选吕惠卿、苏辙等人为属官。三司条例司为变法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并具体制定一些新法的条例，熙宁二年，这个机构并入中书。
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在王安石主持下，自熙宁二年七月至七年九月，陆续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等变法的主措施，并改革学校和科举。
王安石的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巩固封建国家的统治。虽然由于变法本身的局限及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产生许多弊端，实际执行情况与王安石原意也有不小的差距，效果自然是要大打折扣的，但某些新法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首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兼并之家。其次，新法的实施增加了国家收入。再次，新法对于社会生产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
但王安石的变法，以失败而告终。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由于新法的全部内容都是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而制定的，因而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此外，还有其他原因，如反对派的强大，用人不当，变法派内部的矛盾，变法进程过急等。
王安石变革“祖宗田制”，在统治集团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一些元老重臣反对最为激烈，反对变法的首要人物是司马光。同时，韩琦、程颢、苏轼等人均一再上疏言新法不便。神宗为之动摇。十二月，王安石被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变法在王安石主持下加快了进程。熙宁七年四月，天灾频频，反对派人物借此中伤王安石，于是他被第一次罢相，吕惠卿、韩绛当政，新法又恢复施行。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恢复相位，但变法停滞不前。第二年六月，其子逝去，王安石极为伤痛，十月，第二次罢相，再也没有回到京师。
任人不当也是新法失败的重要原因，王安石仍用旧有的各级官僚执行新法，于是新法都走了样。变法派内部的纷争使王安石逐渐灰心。
王安石于熙宁九年(1070年)十月第二次罢相后，直到元枯元年(1086年)四月逝世，都居住在江宁。起先，他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头衔判江宁府，后来，他干脆辞掉了这个职务，只以使相的资格任集禧观使，这是一个清贵的闲职。元丰元年(1078年)，他被封为舒国公，三年，又改封荆国公。这些都是爵位，并无实职。在江宁的十年时间，他始终不再过问国家政事。
王安石在江宁修筑了一个简单的居所，取名“半山园”，他自号“半山老人”。他经常携书卷往来于钟山各胜迹之间。王安石常骑驴外出，但似乎并无一定目的地，如果仆人牵驴在前走，则听凭仆人的意向，如果仆人走在驴后，则听凭驴自己奔走。王安石隐退期间，苏轼路过江宁，曾去拜访王安石。他们同游钟山，论诗谈禅，生活过得很惬意。
王安石闲居10年，除读书赋诗外，仍用功著述。他将过去完成的三经(《周礼》、《诗经》、《书经》)“新义”加以修订，纠正其中错误。他还花费许多功夫写成《字说》二十四卷。对文字的含义加以探究，以成一家之言。
王安石的学术思想被概括为“荆公新学”。他的学术思想为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变法的实践又促使王安石进一步完善他的学术思想。新学的标志是《三经新义》的修定颁行。《三经新义》是根据王安石的经说立论的，最后又经过王安石修定。
王安石主撰《三经新义》，是要统一思想，其现实意义是反驳守旧派对新法的攻击，为变法服务。王安石的新学著作除《三经新义》外，还有《字说》二十四卷、《易义》二十卷；《洪范传》一卷、《论语解》十卷、《备子解》十四卷、《老子注》二卷、《淮南杂说》十卷。以上著作，除《洪范传》今存于他的文集中之外，其余均已佚。
北宋中叶的诗文革新运动中，王安石无论在诗歌或散文方面，都以自己超卓的见识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为诗文革新作了巨大的贡献。
王安石强调文必须“有补于世”，即以实用为主。同时，他还强调文章要“言志”、“贯道”，不离开圣人之径。他反对西昆体的浮艳，也批评韩柳偏于辞。
王安石的散文创作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特别他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也居于突出地位。他的政论文联系北宋的政治形势，为变法论战。在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中，他用三百字就把司马光引经据典，冗长不堪，最长一封有三千三百宇的三封信驳得支离破碎，显得劲悍凌厉。他的随笔、杂感式小品论证方法各异，最后都能持论公平、深中肯綮、精辟透彻地说明问题。他的游记散文往往夹叙夹议，多议论的成分。王安石形成自己独特的豪悍峻迈、流转畅达的风格，成为蜚声文坛的散文能手，是继韩愈之后，以笔力雄健见长的散文名家。
王安石的诗歌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古体近体无所不工。他的诗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有较强的思想性的政治诗；另一部分诗是写景抒情的闲适诗。多用律体、绝句，玲珑工致，十分注意艺术上的锤炼，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陈师道说：“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工、新、奇这三个字正道出了这三位诗人的特色。王安石的小诗的确以工取胜。其绝句最受人推崇，最富有理趣。
王安石在宋代诗坛上，是诗歌成就仅次于苏轼的诗人。是承前启后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