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苏轼，司马光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

1. 王安石与苏轼，司马光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

著名的专家们读历史，有人就能够考证出李师师送给宋徽宗的香巾尺寸相当于现代的几厘米，野史公也喜欢读历史，却不过是觉得很多故事有趣，就和看一本幻想小说时没什么两样，用来消遣无聊的时光而已，近日又发现了两个有趣的故事，说给大家听听。 

第一个是：萧规曹随 

这是个有些不合时宜的故事，所以虽载之史册，却流传不广，野史公也是头一次看到，说的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跟随刘邦起兵，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封平阳侯，仅次于萧何。萧何死后，因曹参德高望重，继任丞相。 

曹参上任丞相后，顺应民心，仍然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要求丞相府的官员对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法令，全部照章执行，不得随意改动；对萧何时所任用的官员，一个也不加以变动，原有官员依然各司其职。曹参对他们按职权范围该处理的事情，从不加以干预。因此在朝廷丞相变动的关键时刻，没有引起任何波动，朝中君臣和原来一样的相安无事，朝政也和原来似地井然有序。 

时光似流水，日子一天天过去，可是，曹参既没有设计出“胡服骑射”的变法蓝图，也没有提出和匈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外交新思路，这使本来对他寄予厚望的汉惠帝迷惑不解，惠帝心想，就连一般的官员就职后也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搞制度创新，比如什么招商引资末尾淘汰制啦、GDP指标一票否决制啦，再比如对有损大汉繁荣形象的在京乞丐施行许可证管理，对从事娱乐行业的人员进行职业道德鉴定评级，对在马路上抢包的行为实行严打等等，而曹参身为丞相，只考虑工作的连续性，对于大到京城规划、皇宫建设，小到居民拆迁、街道改造，不仅没有推倒重来的魄力和水平，连一点小小的改变也没有，惠帝有点沉不住气了。 

于是这一天，曹参被找来谈话，惠帝说：“你有什么想法，请照直说吧！”曹参想了一下回答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 

读到这里，野史公便暗自揣测，以为郁闷已久的惠帝大概会这样发泄其满腹牢骚曰： 

先帝的功绩在于早年打天下之时，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第一个就是擅自向爱好和平的匈奴开战，导致匈奴关闭了与我们进行自由贸易的大门，失去了对匈奴开放和进行技术交流的有利时机，使得我们现在还常常受到匈奴人的骚扰，坐不上世界老大的位子。 

第二条，先帝在治国和经济建设方面是外行，你看人家匈奴逐水草而居，人民享有迁徙自由，他们放牧牛羊，不仅天天吃肉，还穿真皮大衣，先帝却组织人民耕田织布，致使我国民众多以五谷为主食，就连朕也没有几套真皮衣服，只好穿些绫罗绸缎，先帝不肯学习匈奴游牧的先进生产经验，坚持落后的农耕生产方式，进一步拉大了我们与匈奴的差距，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发展机会，现在匈奴不顾我们曾在3000多年前已经养殖牛羊的事实，把我国排斥在他们搞的“世界游牧组织”之外，使我们不能充分学习先进的游牧生产方式，很难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三条是先帝不懂得依法治国，他废除了那么多秦朝制定的法律，代之以简单得没法再简单的“约法三章”，其实秦朝的灭亡并不是因为苛刑峻法，恰恰相反，正是秦朝制定的法律还不够多，还不够完善，假如当初赵高丞相再多制定一部《反戍卒聚会法》和一部《野生竹子保护条例》的话，那么陈生与吴厂岂敢闹事？就算他们敢闹事，也不敢去砍伐受法律保护的竹子，不砍竹子就没有武器，想闹事也不会成功，秦朝岂会灭亡？先帝如此缺乏法律观念，虽然打了天下，也不过是钻了民众法制意识淡薄的空子。依我的意见，先帝的功过也就是四六开吧。 

想到这里，野史公收回翩然思绪，继续往下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惠帝竟然是这样说的：“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接下去，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相国相比，谁强呢？”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萧相国。” 

曹参接过惠帝的话说：“陛下说得非常正确。既然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超过他们的法令规章来吗？”接着他又诚恳地对惠帝说：“现在陛下和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应该遵照先帝遗愿，谨慎从事，恪守职责。对已经制定并执行过的法令规章，就更不应该乱加改动，而只能是遵照执行。我现在这样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你不必再说了！”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变法运动被消弭于几句简单的问答之中，汉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兴旺、人民生活日渐提高。曹参逝世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史称“萧规曹随”，传为历史佳话。 

随后经过与“萧规曹随”一脉相承的“文景之治”，就到了汉武大帝当政，凭借雄厚的国力与民心，南抚百粤北击匈奴，扬我中华之天威，成就了千古伟业，从此边夷之地在我华夏文明照耀下脱离蒙昧走向繁荣，匈奴人被击退后向西攻入欧洲，为西方文明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人类文明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是故事是王安石变法 

变法是个非常时髦的话题，王安石变法更是几乎人人皆知其大概，这里就不多重复，简单的说几个可能不大被人们所注意的小问题。 

其一，当时王安石的变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是哪些人呢？ 

按理说，王安石要变法，变法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谁反对谁就是保守派，就是思想僵化，他的脑袋就是榆木疙瘩做的，那么，先说反对派领袖司马光，然而，一提到司马光，野史公就不由得想起他小时候砸缸救伙伴的故事，难道榆木疙瘩做的脑袋能产生出砸缸救人的机智来？也许是他小时候思想开放，长大了就糊涂了，但他又是怎么写出那一大摞著作来的呢？就算司马光是个别现象吧，再看看还有谁反对变法，这并不困难，查一下宋徽宗用瘦金体写的《元佑党籍碑》，文彦博、苏轼、苏辙、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秦观等共309人赫然在反对变法的奸党之列，哎，看到文彦博的名字，野史公又不由得想起他树洞取球的故事，难道以他的聪敏也理解不了变法的伟大历史意义吗？何况文彦博不是也曾和司马光等朝中重臣一样，把王安石作为贤能之士极力向皇上举荐吗？下一个名字是苏轼，听说他是个只会高唱“大江东去”的粗人，这倒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不懂得变法的必要性了，除了这些人以外，最让野史公不解的是就连王安石自己的亲弟弟都坚决站在反对变法的那些人一边，哎，真是的，变法咋就这么难呢？ 

上面说的这些都是一些官僚精英之类，那么当时百姓的观点如何呢？史载当时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方，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野史公不禁又长叹一声，老百姓咋就这么不懂事呢？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来的容易吗？ 
其二，拥护王安石变法的是些什么人？ 

这个问题挺麻烦，据说变法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理应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谁拥护变法谁就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可是当野史公找到大力推动变法者的名单时，却感到疑惑了，他们的名字多见于《宋史》的奸臣传和佞臣传里，如吕惠卿、章敦、蔡京等等。 

尤其是那个蔡京，名列导致北宋亡国的高俅、童贯等“六大奸贼”之首位，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中，王安石被任为宰相实行变法，次年，蔡京方应试得中进士，然而由于他属于变法派，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短短数年，即由地方官升迁至朝中大臣。1086年，王安石去世，蔡京继续宣传和王安石新法，宋徽宗即位后，起用蔡京，任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这一时期，成了王安石及其新法最受尊崇的时代，而蔡京则以王安石的继承者自命，“有说熙丰不好者，尽罪之。”在蔡京的倡议下，王安石绘像于显谟阁，追封舒王，他本人及其儿子均配享孔子庙，至于其后代则男性赐官职、女性封孺人。徽宗、蔡京重用新党、打击旧党，在政治上将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309人斥为“元佑奸党”，对新法稍有微辞的范柔中等542 人被定为“元符上书邪等人”。这两种人的姓名均被列入所谓《元佑党籍碑》，碑文由徽宗亲笔书写并刻石文德殿门，先在都城开封、后颁令郡县皆刻石，大肆迫害不同政见者，凡名列此碑者，尚在世者贬谪南荒，并致使其中多人死于非命，已死者追贬官职，他们不得在同一州郡居住，皇族不得同他们的子孙和近亲通婚，这些事实都说明蔡京对王安石新法的拥护程度是非同一般的。 

其三，说了反对和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两类人，那么不能不说说王安石本人。 

首先，王安石本人品质极高，生活俭朴，刚直不阿，尽管他提拔的多为不端小人，比如，史载王安石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而著称，“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而同属变法派的蔡京则以“享用侈靡”而闻名，他“喜食鹑”，“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喜食蟹黄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满室如雾”，“衣冠芬馥”，宅第之中，姬妾成群，其“名园甲第亚于宫禁”。 

其次，王安石变法的动机是好的，“其本心欲救民”，绝不是为了让北宋亡国，尽管最终北宋确是亡在了变法派手中。 

再次，世人只知其变法之初的轰轰烈烈，又有多少人关心那善后的团团乱麻？当王安石位居宰辅之时，为了变法，极力排斥当初举荐他的司马光、文彦博等重臣，并依靠吕、章、蔡等一班幸进小人，将神宗团团包围使他再也听不到其他人的劝谏，当朝中出现一片反对之声时，王安石提出“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号，拒绝一切不同意见，急功近利，冒冒失失的干起来再说，章、蔡借此加官晋级，以成其私，以变法为锲机爬上权力之巅，最后终于酿成难以收拾的残局。 

王安石晚年隐居金陵之际也曾自我反思，据说曾为自己昔年之事悔恨不已，假如当年他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认真听一下别人的不同意见，也许事情就不会弄得这样糟。 

还有，王安石有一个基本上为大家所公认的不足之处，就是对子女的过分溺爱，处处维护，简直可说是包庇——由此也可略见宋朝“衙内”为害之广。 

下面再谈谈新法的内容，王安石变法之精髓就是将国家财政商业化，而蔡京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思想上确有继承关系，如“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是蔡京的主要治国思想之一，他“当国，费侈无度”这一治国思想“原自荆公”(即王安石)，由于这样一个价值导向，造成了“上下交征利”的局面，详读王安石五花八门的变法条例，其目的和愿望都出于强国富民，但不知为何到了下面的基层，执行实施起来就时时劳民伤财，说明施行方法以及内容是存在缺陷的，元丰之后，很多宋人笔记都涉及到王安石变法，但非议者多而赞同者少，且王安石有用人不当之过，一群见风使舵之徒趁机投机，而王安石悉数使用，使得他们把持重权，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只计眼前得失，无人虑及长远，朝廷之祸近矣。 

当时还发生过一个有名的《流民图》事件，据宋人笔记记载，变法至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遭遇大旱，一个被王安石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吏郑侠，在熙宁七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据说他观图后一夜不眠，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声泪俱下，皇帝终于动心，毕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诏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种说法也未免太有戏剧性，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民间的声音因为《流民图》事件而上达天听也是事实，传说词人晏几道还因曾赠诗与郑而受到连累，这还是王安石在位时，由他亲自领导实施的变法尚且如此，到了昏庸无能的徽宗任用蔡京推行新法就更加不堪了。 

尽管蔡京向以正人君子自居，还曾题诗讥刺唐太宗时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是窝囊废，他广结党羽，贪赃枉法，大量卖官鬻爵，冗赘官员日益泛滥，至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时官员数量“较之元佑已多十倍”，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蔡京对原有制度肆意大改特改，如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不少旧规，改出了北宋历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韩忠彦、郑居中乃至蔡京系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与蔡卞（蔡京的弟弟，王安石的女婿）系第一对兄弟宰执，蔡京与蔡攸系第一对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这些“第一”，都意味着朝政极度腐败。 

正如朱熹所说：“蔡氏以‘绍述’（王安石）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改钱制及茶、盐等法，以变法之名，行盘剥之实，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以满足其穷侈极欲的豪华消费，蔡京为了粉饰太平，也曾实施过一些似乎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他们推行新法的重点在于理财，至于其效果，当时人评论：“祖宗法惠民”，“崇观法惠奸”，所谓“惠奸”，就是当时“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甚至“近岁所增税钱，悉归应奉司。”这批钱物除供徽宗挥霍外，又被“六贼”大量侵吞，所谓六贼，即是六名特大贪官。他们“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官贪吏虐，劣绅横行，蔡京们所推行的“新”法只不过是盘剥民众的幌子而已。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向逆来顺受的北宋民众，终于忍无可忍，在地方的上奏报告中提到揭干而起的方月昔起义军“陵暴州县”，“唯搜求官吏”，可见百姓对贪官之痛恨，徽宗在罪己诏里也对此供认不讳：“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乃转而为盗。” 

然而，这一切随着“靖康之变”，俱成过眼云烟，金国8万铁骑攻陷了汴梁，上千万民众死于战乱，上千万民众流离失所，而北宋也灭亡了。

2. 王安石与苏轼，司马光之间有什么恩怨？

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抱负，就互相排挤。具体事件如下：
曹参上任丞相后，顺应民心，仍然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要求丞相府的官员对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法令，全部照章执行，不得随意改动；对萧何时所任用的官员，一个也不加以变动，原有官员依然各司其职。曹参对他们按职权范围该处理的事情，从不加以干预。因此在朝廷丞相变动的关键时刻，没有引起任何波动，朝中君臣和原来一样的相安无事，朝政也和原来似地井然有序。 
时光似流水，日子一天天过去，可是，曹参既没有设计出“胡服骑射”的变法蓝图，也没有提出和匈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外交新思路，这使本来对他寄予厚望的汉惠帝迷惑不解，惠帝心想，就连一般的官员就职后也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搞制度创新，比如什么招商引资末尾淘汰制啦、GDP指标一票否决制啦。
再比如对有损大汉繁荣形象的在京乞丐施行许可证管理，对从事娱乐行业的人员进行职业道德鉴定评级，对在马路上抢包的行为实行严打等等，而曹参身为丞相，只考虑工作的连续性，对于大到京城规划、皇宫建设，小到居民拆迁、街道改造，不仅没有推倒重来的魄力和水平，连一点小小的改变也没有，惠帝有点沉不住气了。 
于是这一天，曹参被找来谈话，惠帝说：“你有什么想法，请照直说吧！”曹参想了一下回答说：“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 
读到这里，野史公便暗自揣测，以为郁闷已久的惠帝大概会这样发泄其满腹牢骚曰： 
先帝的功绩在于早年打天下之时，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第一个就是擅自向爱好和平的匈奴开战，导致匈奴关闭了与我们进行自由贸易的大门，失去了对匈奴开放和进行技术交流的有利时机，使得我们现在还常常受到匈奴人的骚扰，坐不上世界老大的位子。 
第二条，先帝在治国和经济建设方面是外行，你看人家匈奴逐水草而居，人民享有迁徙自由，他们放牧牛羊，不仅天天吃肉，还穿真皮大衣，先帝却组织人民耕田织布，致使我国民众多以五谷为主食，就连朕也没有几套真皮衣服，只好穿些绫罗绸缎，先帝不肯学习匈奴游牧的先进生产经验，坚持落后的农耕生产方式。
进一步拉大了我们与匈奴的差距，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发展机会，现在匈奴不顾我们曾在3000多年前已经养殖牛羊的事实，把我国排斥在他们搞的“世界游牧组织”之外，使我们不能充分学习先进的游牧生产方式，很难与国际惯例接轨。 
第三条是先帝不懂得依法治国，他废除了那么多秦朝制定的法律，代之以简单得没法再简单的“约法三章”，其实秦朝的灭亡并不是因为苛刑峻法，恰恰相反，正是秦朝制定的法律还不够多，还不够完善，假如当初赵高丞相再多制定一部《反戍卒聚会法》和一部《野生竹子保护条例》的话，那么陈生与吴厂岂敢闹事。
就算他们敢闹事，也不敢去砍伐受法律保护的竹子，不砍竹子就没有武器，想闹事也不会成功，秦朝岂会灭亡？先帝如此缺乏法律观念，虽然打了天下，也不过是钻了民众法制意识淡薄的空子。依我的意见，先帝的功过也就是四六开吧。 
想到这里，野史公收回翩然思绪，继续往下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惠帝竟然是这样说的：“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呢？”，接下去，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相国相比，谁强呢？”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萧相国。” 
曹参接过惠帝的话说：“陛下说得非常正确。既然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超过他们的法令规章来吗？”
接着他又诚恳地对惠帝说：“现在陛下和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应该遵照先帝遗愿，谨慎从事，恪守职责。对已经制定并执行过的法令规章，就更不应该乱加改动，而只能是遵照执行。我现在这样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你不必再说了！”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变法运动被消弭于几句简单的问答之中，汉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兴旺、人民生活日渐提高。曹参逝世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心欢喜。”史称“萧规曹随”，传为历史佳话。 
随后经过与“萧规曹随”一脉相承的“文景之治”，就到了汉武大帝当政，凭借雄厚的国力与民心，南抚百粤北击匈奴，扬我中华之天威，成就了千古伟业，从此边夷之地在我华夏文明照耀下脱离蒙昧走向繁荣，匈奴人被击退后向西攻入欧洲，为西方文明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人类文明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3. 苏轼差在哪里？为何司马光和王安石都讨厌他？

苏轼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作品有《赋》，《超然台记》，《答谢师明书》等文章都被广为流传，所以也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不仅能作诗，而且苏轼还涉猎于画作，在花花还是那个面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发展奠定文人画，也出做了一番贡献。苏轼这么有才，按常理来说，苏轼这样的才子，应该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才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苏轼这个人，却得不到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好评。

一、苏轼和王安石司马光的政见不同。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因为政见不同才逐渐开始了当与纷争，但是并没有什么好的结局，王安石到了老年之后，发狂而死了。而司马光呢，也好不到哪里去，政治手段比较不给力，所以走向了极端。宋神宗在位时期，王安石主张变法，而司马光和苏轼却反对，因此，因为政见上的不同，才会有矛盾出现。

二、司马光是一言为大。司马光虽然和苏轼的政见差别不大，都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但是他在权利的宝座上，确实一言为大，听不进别人的劝谏。苏轼也曾经吐槽过司马光的知行不一，但是苏轼毕竟是比较耿直，现在又站出来反对司马光，所以苏轼自然也就得不到司马光的好评，最终导致苏轼被贬出京。

三、苏轼是一个乐天派。苏轼虽然被贬出京，虽然得不到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信任，但是他却坚守自己的耿直，虽然不精于政治手段，但是却能在被贬之后广泛涉猎文学，也做出了一番贡献。作为一个词人，作为一个文学家，苏轼的成就是不可比拟的。此外苏轼是一个比较热爱生活的人，在吃的艺术上也是独具一格，东坡肉至今都是受人们青睐的美食。

4. 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什么反目？

　　因为变法，司马光是保守派，王安石是变法派。
　　司马光废除新法，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同时，上表请求辞位。但皇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5.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的恩怨为什么那么多呢？

南北朝时，诗人谢灵云被降级为林川(今天江西抚州)，称赞这里的仁杰志玲，并照亮了林川山水的秀美赞、每秒钟谢杰的王宝道《滕王阁记》至：’叶修洙画、

林川的笔。出乎意料的是，临川出了王安石和曾公两位大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临川排在第二位。以王安石为例，提到他的文学作品《伤仲永》、《登飞来峰》等，我们再也不能习惯了，但他的变法也为后人苦苦思索，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他和老“对手”司马光之间的恩怨。这两个北宋丞相为什么打得那么凶？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恩怨是所谓的“与君子不同”
北宋天熙年三年(1019)冬天在水乡生了一个男孩，这个人就是司马光。司马光小时候智力，诗句一切都不通，可以说是天才，因为机智，为了救小伙伴，砸了水缸，

名字震动了京城洛阳。他出生的第二年也是冬天，临川下着瑞雪，王家第三个儿子王安石出生，王安石从小也很聪明，喜欢读书，不忘写了文章。可以说，宋朝，特别是宋仁宗前后，是古代文化的顶峰，各种著名文学家如雨后春笋般富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古代入官是所有有志之士的必经之路，文人也是入官出师时寻找自己的野心。直到地平四年(1067年)宋真宗(1067年)继位，西夏和辽国才得以严袭宋朝，宋真宗想改变现状

与此同时，被重用的是司马光，儒家思想强的司马光。以积极利用世界的态度接连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治国主张。大体上，将人才、礼治、认可、信义作为安置国的根本措施，但与当时王安石主张的变法不同，可以说是南北不同。所以他们的争吵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大卫亚设，北方执行部队)。

6. 苏轼那么聪明为什么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他与司马光同流吗？

这个问题牵涉到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熙宁变法等多个问题，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一、王安石与熙宁变法公元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发动了旨在改变北宋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危机为目的，史称熙宁变法。

变法主要有三项内容：一、富国之法（包括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内容）；二、强兵之法（包括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械监法等内容）；三、取士之法（包括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等内容）
变法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但是，由于部分举措不合时宜，在实际执行中也存在一些不良运作，造成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同时，变法也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遭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对。
因改革阻力重重，宋神宗的立场也摇摆不定，王安石两度辞官，并于1076年辞去宰相后隐居江宁，至病逝。
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继位，启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全部废止。

二、苏轼与熙宁变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推进改革，而不是像王安石那样急功近利。

严格意义上说，苏轼不是反对变法，而是不赞成新法中的部分不合时宜的改革举措，以及新法执行过程中的不良操作。

请看苏轼反对之变法内容：第一，农业改革之青苗法。新法把天下民众分为五等，每年由政府分春秋两次按等级贷款给他们，帮助他们渡过“青黄不接”的时期。每次贷款要收20%的利息，所以其年利率为40% 。
规定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如果贫者借钱后无力偿还，“吏督之急”则逃离四方，保户要分摊赔偿其贷款，富者还要承担“联保”责任，“独偿数家所负”。这样就造成了“贫者既尽，富者亦贫”的局面。
如果遇到灾荒，百姓的欠款可以顺延到下次收成时再还。但是，连年的灾荒造成百姓旧债未还，新债又增，本息叠加，越欠越多，以至百姓被“积欠”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逃往他乡，家破人亡。

更甚者，各级官吏以多贷为有功，假借新法之名，不问民之贫富，强行“抑配”（摊派），徇私舞弊，更进一步逼得百姓无法生存。
第二，商业改革之市易法。国家成立“市易务”，低价收购滞销货物，让商贾、行户以田宅、金银等财产为抵押赊贷钱款或物货，半年付息一分，一年付息二分，另纳相当于利息10％的“市例钱”，用于市易务官吏们的俸禄开支。
市易务为了实现多赢利，先动用市易务本钱，从各地客商处“贱买”物货，再“贵卖”给零售商人，同时强迫商户“必买于市易”，使“市易务”成了官家的市场垄断机构。市易本钱始终处于全额出贷状态，虽有流失，却仍挂在账上。同时为了提高政绩，多得奖励，那些无法追回的呆帐、死帐在账面上都不显示。这样，上坑害国家，下坑害商户，却肥了市易务的官吏牙人。
市易务以收息多少来衡量官吏工作的优劣，所以市易务官吏就以多收息钱为能事，有压力就有动力，强买强卖的现象时常发生，引诱民户赊贷的事件也普遍存在。

市易务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商业垄断集团，需要大批牙人、仓库管理、催欠等大小的管理人员。北宋殿中侍御史韩川在《上哲宗乞罢市易》中揭露：“仓务占官六员，仓场专副、书吏、库级等不减百人，月给俸食几千缗。”
苏辙在《乞放市易欠钱状》中揭露：“市易催索钱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书，凡用三十余人，每人各置贴写不下五人，共约一千余人。以此一千余人，日夜骚扰欠户二万七千余家。都城之中，养此蟊贼，恬而不怪。此事之当行者四也。市易之法，欠户拖延日久，或未见归著，及无家业之人，皆差人监逐，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则一例公行寄禁，然吏卒顽狡，得钱即放，无钱即禁，榜笞捽缚，何所不至。”
公元1086年（元祐元年）《市易法》废罢时，东京城内欠市易务钱的行户共计27155户，共欠237万余贯，已致大批商户倒闭。

7. 司马光为什么恨王安石？

8. 苏轼那么聪明为什么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他与司马光同流吗？

苏轼那么聪明，也会反对王安石变法，其中原因和当时的局势，以及苏轼本人的性格都有些很大的关系。
宋神宗时期，国家积贫积弱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于是宋神宗召王安石商量解决策略。王安石主张施行变法，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开始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新法让百姓苦不堪言
王安石主张祖宗之法可以变，他制定了一套新法，但是新法却潜藏着许多的发展弊端。他以富国强兵为宗旨，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当然是从人民身上压榨的，这就让社会更加不稳定。
许多反对变法的朝廷重臣都退出朝廷，要么辞官归隐，要么到外地任职，以表示他们的不满。
苏轼一直关心民生疾苦，希望革新以改善当前的状况，因此他一开始是支持革新思潮的。但是王安石所实施的新法却更加让老百姓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赋税增加，农民生活苦不堪言。而且当时一批有才能的人逐渐退隐，宋神宗求贤若渴，于是大肆招揽人才。一些人就趁机而入，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无条件地支持王安石，官场混乱不已。

性格直率，挺身而出
在这种繁杂的情况下，苏轼如果发出对变法的反抗声音，很容易就会遭到敌对和招来厄运。但是苏轼并没有因此退缩，他性格直率，有不入眼的事情必须要吐露。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绪在苏轼的心中燃烧，他不能退缩，而是要挺身而出，与变法派进行倔强的抗争。
苏轼写了一篇千言的《上神宗皇帝书》，奉劝神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并对新法进行了全面攻击。书中字字恳切，饱含了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怀和忧虑。但是新法刚刚起步，怎能就这么快止步呢？所以这篇上书沉入了大海。

责任与担当的指引
苏轼当年就是因为言辞恳切正直，得到赏识，考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因此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进言进策。当苏轼任编排官时，发现有考试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之人，最后却被宋神宗列为了第一，苏轼十分气恼，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新法，可是却让宋神宗越来越不高兴，还被王安石说是不知轻重。苏轼一腔为国为民的热情，在现实中被慢慢消磨，于是他只能渐渐不再提政事了。
另外，苏轼和司马光是同流。
司马光也反对王安石变法，他认为推行新法弊大于利。司马光主张节俭用度，不应增加百姓的赋税；他主张应该惩治时弊，安定民心。但是最后司马光无法阻止变法，因此只能选择离开朝廷，不谈国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