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的表现及原因

1. 逆全球化的表现及原因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来势凶猛的“逆全球化”浪潮，突出表现为英国脱欧和中美之间的贸易和非贸易摩擦。这股浪潮不仅显著拉低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也给全球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因美国拒绝聘任仲裁法官而名存实亡，其他几个国际机构也因美国的退出而受到严重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这股“逆全球化”浪潮尚未出现减弱的势头。其实，所有这些重大事件并非意外，关于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冲突和对立，笔者早在十年前就已经预测到了，并于2009—2011年间提出了应对策略，包括在国际上努力构建并改善与印度的关系，在国内则要大力推进城市化，同时千方百计保持低调、韬光养晦以争取更多年的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笔者还早在2018年3月15日预测到了中美贸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接着在2018年4月6日明确指出这次的贸易摩擦将是全球性的。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国内外仍然有不少人对这股“逆全球化”浪潮或中美冲突抱有期望抑或是幻想，更多的人甚至是主流的观点坚信全球化不可阻挡。比如，笔者于2018年10月在世界经济学会的年会上做主旨演讲时提出，不能排除本轮全球化终结的可能性，但遭到了大多数嘉宾包括权威人士的反对。这种判断上的差异无疑来源于对本轮“逆全球化”根本原因的认识上的不同，并将对国家的外交、政治、经济甚至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产生截然相反而又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后果。

基于上述背景，作为一家之言，本文旨在提出一个大胆预测或猜想，即本轮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区域性或零碎的全球化。这个预测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1）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在中短期无法获得妥善解决，这将从根本上进一步扭转以往的亲全球化政策；（2）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机器人为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正在改变全球分工格局，将不断降低跨国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必要性；（3）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很难调和。

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作为背景，第二部分简要回顾前三轮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并归纳总结全球化的利弊；第三部分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等方面讨论当今的“逆全球化”浪潮，试图说明本轮“逆全球化”早在十多年前就露出了端倪；第四部分探讨当今“逆全球化”的主要原因；第五部分结合第四次技术革命，展望（逆）全球化的未来。最后，第六部分为结论。


二、前三轮全球化
（一）前三轮全球化历程

关于以往全球化阶段的划分，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笔者就认为最早有记录的全球化始于中国的汉朝，以张骞出塞，并最终开辟丝绸之路为起点。但国外主流文献如Williamson把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作为第一轮全球化的开端。新航路的开通促进了世界黄金、香料、农产品贸易和东西方的文化交流。16世纪末，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向全球蔓延，由此开启了新旧世界之间的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开始形成。

发轫于18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或技术革命把全球化推向高潮，并被看作为第二轮全球化的起点。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大工厂生产方式使产量大幅增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迫切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同时，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和铁路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和英镑金本位制度，成就了其世界霸主的地位。19世纪中后期，以电力、电灯和电话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使世界殖民体系得以形成，西方列强从商品输出步入资本输出阶段，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结了第二轮全球化。

由美国主导延续至今的第三轮全球化，萌发于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1946年10月，来自25个国家的64名代表在伦敦开会决定成立国际标准化机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其主要功能是制定和发布国际标准。其中，经过多次修订和完善的集装箱标准极大地降低了物流成本，促进了国际贸易。同时，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后来改名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关贸总协定（GATT）相继成立，各国纷纷减少贸易壁垒。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加速了人口和资本的流动，生产要素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并造就了诸如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全球金融中心。商品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进程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开始快速推进。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将非核心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低附加值产品，全球价值链逐渐形成。更为重要的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浪潮开始涌现。


（二）全球化的利与弊

全球化的益处是多方面的。首先，国际分工的深化、国际贸易的发展、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不但提高了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而且促进了技术创新、扩散和运用。总体来说，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主要生产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数据，2018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量是1970年的10余倍，而FDI流量则增加了96倍；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由1960年的24%增加到2018年的59%。其次，贸易还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使全球福利增加。特别地，全球化通过贸易和投资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有益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国家之间的不均等有所改善。最后，全球化还带来了社会文化的交流甚至融合，促进了妇女解放和世界和平。甚至有人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与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不足有关。

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全球化使资本（但不是劳动力）可以在全球而不是仅仅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逐利，发达国家由于资本相对丰富成为了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拉大了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其次，跨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将工厂迁往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在带来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的同时，减少了发达国家蓝领工人的工作机会，扩大了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另外，部分跨国公司将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活动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导致了所谓的“污染天堂”。最后，全球化使部分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在境外成立公司而逃税，使富人受益。



三、当今“逆全球化”的表现
“逆全球化”可以定义为全球化的反转，表现为全球贸易、投资和移民流动的减弱，或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和融合程度的不断降低，或对产品和要素的跨境流动设置各种显性或隐性障碍。全球南方焦点（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的创始人Walden Bello在2001年提出了“逆全球化”的概念。他认为，“逆全球化”不是全球经济的倒退，而是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体系的重建；“逆全球化”意味着全球经济从围绕跨国公司的需求整合变为围绕民族、国家和社区的需求整合。本轮“逆全球化”浪潮早在1999年的世贸会议期间就有所表现，近年来愈演愈烈（图1）。显然，“逆全球化”不是特朗普启动的，也不会因为特朗普的退出而改变其趋势。


（一）政治方面

“逆全球化”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民粹主义。1999年11月30日，为了抵制全球化给环境、动物和收入分配带来的负面影响，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人士在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游行示威，他们的口号就是“反对全球化！”。游行活动导致会议开幕式被迫取消。2016年4月，“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将公投结果与政治生涯相捆绑的意大利总理伦齐宣布辞职，极右翼政党联盟党和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核心成员孔特成为新一任意大利总理。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52%的选民支持脱欧，48%的选民选择留欧，从此开始了波折的英国脱欧之路。

2015年6月24日，特朗普发表竞选宣言，承诺把就业机会拉回美国，并且阻止墨西哥移民进入。2016年11月，声称为中下层民众争取利益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2018年11月，为了抗议政府加征燃油税，法国巴黎爆发“黄背心”运动，以表达对贫富差距拉大、生活状况恶化的不满，而贫富差距恶化是“逆全球化”兴起的重要原因。从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来看，英国“脱离欧盟党”、法国“国民联盟”、匈牙利的“青民盟”和意大利的“北方联盟”等极右翼政党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二）经济方面

“逆全球化”在经济上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大萧条，波及全世界，银行资金短缺，市场恐慌。面对经济危机，英国宣布终结英镑金本位制度，并率先发动了以邻为壑的单方面贬值，英国时任首相张伯伦推出“英联邦自由贸易运动”，在英联邦及殖民地内部推行自由贸易，而对外则加征关税，由此拉开全球货币战和贸易战的序幕。1933年美国宣布放弃与英法两国续签双边汇率协定，让美元大幅贬值并提升进口关税，加入货币和贸易战，这使得德国和日本的出口受到重创。

类似地，2017年1月美国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定（TPP）。2018年11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被修订为“美墨加协定”（USMCA）。2019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统纷纷缺席达沃斯年会。

中美贸易摩擦是当下“逆全球化”的重要表现。2017年8月19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中国开展301调查。2018年3月23日，美国USTR发布《基于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关于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宣布拟对中国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同日，中国商务部就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232调查及中方应对措施发布公开征求意见通知，拟中止对美国实施对等的减让和其他义务，即对部分自美进口产品加征关税。

后来，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从经济领域蔓延到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兴、华为进行制裁，并委托加拿大政府将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的中国公民、华为公司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拘押。再后来，美国又多次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由于中美之间关税增加带来的负向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对2019年和2020年全球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了两个百分点和一个百分点。

从经济数据上来看，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显然是个分水岭和导火索。危机前，世界平均关税税率不断下降（图2），非关税技术壁垒（TBT）以及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SPS）总量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图3）。此外，按五年移动平均看，全球贸易增长率年均5%以上（图4）；全球FDI流量波动上升，而且每次上升的幅度都很大（图5）。

金融危机之后，关税税率停止了其下降趋势（图2），并出现微弱的上升，可能是因为关税是放在桌面上的，加征关税往往难以逃脱WTO的惩罚。更为重要的是，非关税技术壁垒（TBT）及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SPS）的总量大幅度上升（图3）。按五年移动平均来看，全球贸易总量每年增长基本都在5%以下，至今尚未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图4）。全球FDI流量尽管仍然有所上升，但上升的幅度开始下降，而且自2015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图5）。就全球商品贸易而言，其占GDP的比重虽然在危机后有所增加，但是近年来又呈下降趋势，由2011年的50%下降为2018年的46%。根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2019年3月25日公布的非年化数据，在截至2019年1月底的三个月期间，全球国际贸易动量移动平均指数跌至125.2，下跌1.8%，是2009年5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从年化角度看，全球贸易动量指数出现九年来的首次下跌。


（三）社会政策方面

社会政策上，反移民、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盛行。自从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由于战乱、贫困等因素，每年都有大量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进入欧盟国家，欧洲遭遇难民危机。难民涌入还伴随着宗教文化冲突，引起欧洲政局动荡。欧洲部分政客和民众对难民采取排斥的态度，德国总理默克尔积极接纳欧洲难民的政策受到下层民众的强烈反对，反移民的右翼选择党在2017年9月的德联邦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三大党。

美国在金融危机后虽然GDP增长恢复较快，但是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直到2016年5月才下降到4.7%，与2006—2007年的4.6%相近。非法移民给美国下层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对于奥巴马的移民改革方案，民众态度迥异。特朗普上台后，于2017年1月推出了“禁穆令”，又于2017年9月废除了有关移民特赦的“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


四、本轮“逆全球化”的原因
理论上讲，全球化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增长，带来全球化红利。“逆全球化”问题显然不是出在效率层面，而是出在红利的分配层面。而后者涉及到利益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分配。不难推测，如果每个人、每个国家和地区都能公平地享受全球化红利，怎么会出现“逆全球化”浪潮？显然，全球化只带来了卡尔多—希克斯（Kaldor-Hicks）改善，没有带来帕累托（Pareto）改善。

特朗普所声称的中国从中美贸易上获益、美国却蒙受损失，尽管不一定准确，其实就是指全球化红利在国家之间分配不公的问题。同样地，英国脱欧在根本上也是因为众多的英国公民认为没有从欧洲整合（区域全球化）中获益，是全球化红利在地区和国家内部分配出了问题，与支持特朗普的美国铁锈地带的部分选民的思路相同。

作为本轮“逆全球化”的根本诱因，全球化红利的分配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越发严重的。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接踵而至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仅仅是起了导火索的作用，所以“逆全球化”成为令人关注的现象始于2008年前后（见图2—5）。

（一）全球化与不均等：相关关系

那么全球化是否与收入分配相关呢?对照图6的三张图可以看出，商品国际贸易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加速，90年代金融全球化开始加速，而全世界、亚洲、中国和印度的不均等也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攀升的。


在西方发达国家，用基尼系数表示的美国的收入不均等也从1980年代开始增加，1990年代进一步攀升（见图7），与全球化指标高度正相关。另一方面，在25个发达国家中，有65%—70%家庭的实际收入在2005—2014年间没有增加，甚至下降了（见图8），而他们大多是中低技能的家庭，这些都显示了收入不均等与全球化的相关性。

从本质上讲，能够从全球化获益的主要是两种人：拥有资本者和精英阶层，只有他们才能利用国际贸易和FDI的机会盈利，而后者往往也拥有相对较多的储蓄或资本。所以，我们可以考察GDP中，有多少是分配给劳动要素，有多少是分配给资本要素的。图9表明，在全球化时代，劳动阶层获得的分配比例越来越低，资本获得的比例越来越高。这进一步佐证了全球化与贫富差距之间的相关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学界会追究全球化和收入差距的相关性是否意味着因果关系，但政界、社会和媒体常常不会这样做。当特朗普把美国铁锈地带的衰败归咎于全球化时，那些丢失工作、收入停滞不前的选民不会关心因果关系。为了迎合选民，欧美部分政党的领导人也是利用了全球化与贫富差距的相关性，推行右翼民粹主义思想，激发反全球化情绪。这是特朗普赢得大选、英国公民投票脱欧的根本原因。


（二）全球化与不均等：理论关系

全球化和收入分配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呢?根据经典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在资本充足的国家如美国，劳动力受损，资本受益；而在劳动力资源充足的国家如中国，情况正好相反（当然，劳动所得还受其他因素影响）。事实上，如果没有全球化，资本家只能在境内逐利，全球化则让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逐利，同时还可能逃税或避税。显然，全球化会增加资本的回报。同样，根据斯帕托—萨缪尔森定理，贸易是基于相对比较优势的，它会提高一国丰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

2. 逆全球化的利弊

如何看待今天出现的逆全球化局面，首先是人类社会遭遇了百年少见的新冠疫情，这是逆全球化的罪魁祸首，真可以说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至于什么时间结束，至今仍然还是未知数，这一点勿容置疑。

虽说是天灾，但在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完全有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万万让人想不到的是，像美国那样发达的国家，居然对疫一情置之不理，把国际上的警示当成耳旁风，甚至自己主动退出全球最高机构的卫生组织，任其病毒肆意横行，不但给美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还把全世界带进了疫情传播的深渊。更为严重的是，将全球经济拖上了逆行相向的道路。

因为，美国长期以来都占据着全世界经济第一的位置，再加上全球至今仍以美元为主要流通货币，因此，美国的这次疫情，不但给国内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把全世界带上了残苦的经济逆势的路上。正如古人所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3. 如何看待逆全球化

受欧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影响，“逆全球化”潮流不断涌现。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通过释放市场的力量，推动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促进了全球贸易与生产的蓬勃发展。经济全球化在带来繁荣和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困、冲突、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特别是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经过八年多的调整，全球经济并没有迎来理想的复苏，相反却陷入持续的结构性低迷，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全球多边机制不振、各类区域性的贸易投资协定碎片化，美欧的移民政策、投资政策、监管政策等朝着去全球化方向发展。席卷欧美的民粹主义认为，现在需要封锁边境、强调民族主义，本国第一、管好自己。他们的观点得到很多民众的认同，这实际上是一种“逆全球化”现象。 
“逆全球化”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全球部分地区经济不平等现象加剧，资源分配不公，社会上的被遗弃感和不安全感增强，从而让民心转向打“民粹牌”的政治人物，将他们视为救命稻草。
首先，公共政策失灵，导致经济低迷态势无法缓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打击是巨大的，正是在其影响下，世界生产总值、贸易、投资均出现大幅度下滑。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开放程度更高，经济的波动也更为剧烈。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带来就业相对减少；资本和劳动间收益差距不断扩大；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运作带来巨大风险。虽然公众舆论普遍认为各国应该在经济全球化危机爆发后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增强保护社会的措施，但许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上升期形成的思维惯性，使他们关于政策的讨论仍沿着原有轨迹展开。
受政策惯性影响，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仅无法缓解经济衰退，还让社会中下阶层群体在种种无效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利益再度受损。这引起公众极大的不满，最终在发达国家中刺激了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思潮的迅速发展。
其次，资源分配不公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态度较为消极。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中具有主导地位。虽然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照顾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但根本上仍然体现着发达国家的利益。同时，发达国家依靠先发优势，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发展中国家为获得相应的先进产品，则需要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这从客观上造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红利分配不均。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内部各阶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分配难以均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分配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红利时占据了更多优势，而人数占绝大部分的中产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出现收入下降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达国家制造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一些工人阶层失业或从事更低收入的工作。同时，面对生产过程中不断增加的资本密集度，资本与劳动之间更高的替代弹性提高了国民收入中资本所有者的份额。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马太效应显现使贫富差距拉大，是发达国家中下阶层抵制经济全球化，并成为“逆全球化”推动力量的主因。
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对“逆全球化”趋势的全方位研究，注意从反经济全球化的抗议浪潮中倾听合理的呼声和有益建议，注意引导人们科学冷静地看待“逆全球化”现象，防止当代西方错误思潮趁机对我们进行的强烈冲击。同时，要认清形势，增强定力，坚定不移地发展外向型经济。笔者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包容性全球治理理念，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在理念上推进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和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理。各国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往来、产业分工等经济互动相互促进发展，大国有责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带动其他国家发展。共同发展并不排斥全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反而更加强调市场机制的效用，不提倡市场分割和排他性的俱乐部性质的经济机制，不赞成经济合作中附加的政治条件和价值观的约束，主张更加开放的全球市场和与其相适应的全球多边治理机制，以开放型经济谋求共同发展。
第二，继续扩大开放，积极参与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现行的国际运行机制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相关规则的制定，希望在利益分配格局中争得更大的发言权和实际利益。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以及与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全球治理及其规则的走向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切身利益，各国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既有期待，也想制约。对此，我国一方面要敢于承担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大国责任，另一方面应看到，规则制定与我国市场开放的重点和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具有一致性的。因此，需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既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更要努力推进国内改革，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必要条件。
第三，打造以G20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治理长效机制。G20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化解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方面发挥了“救火队”的作用。危机过后，G20峰会动力不足、议题泛化，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成果有限，亟须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协调各方利益，力促G20摆脱“清谈馆”的僵局。强化G20职能，建立全球经济治理长效机制，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转型的关键，中国应在贸易投资协定、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第四，以共建“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国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主要成员，中国有能力和意愿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合作等方面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金砖国家保持密切经济联系。“一带一路”沿线集中了60多个国家，以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重点的建设内容，将为沿线国家的经济深度互动创造条件，这无疑为经济全球化发展增加了新的动力，也是世界多极化时期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基础。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治理转型的主导性力量。在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没有反映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没有体现新兴市场国家的实力结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是服务合作和规范合作的机制创新，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标志性成果。

4. 逆全球化

逆全球化指的是与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重新赋权于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思潮。

当前的“逆全球化”思潮主要表现在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以及由此引发的美英等国政策的变化，但这股逆潮的涌动并不意味着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进程发生逆转。一是全球化的未来不再只由西方国家决定；二是，全球化在西方也只是暂时遇到了挫折。


思潮产生原因
全球化进程导致西方出现了全球化赢家与输家之间的结构性对立。如果把全球化视为一种现代化进程，那么“现代化输家”理论总体上可以解释“逆全球化”思潮出现和涌动的原因。
所谓“现代化输家”，是指在西方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持续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不能适应现代化进程，地位与声誉受到影响并遭受社会排斥的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这个群体表现出反全球化和反精英的态度。

5. 如何看待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

全球化是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贸易获得帕内托累计最优。
反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本质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非暴力殖民。消灭了地方，迷失在全球均等化中。
全球化趋势下，分工越来越细，国与国之间优势可以互补，双方可以利益最大化。这样的模式会带来机遇，发展中国家抓住全球化的机会积极融入到全球化中，中国正是不断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绩。但全球化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角色定位容易固化尤其是发达国家。于是
整个竞争环境加剧失业率也随之攀升紧跟着这类群体就开始反对全球化。经济受到打击于是，有人就觉得全球化风险高逆全球化的言论更是甚嚣尘上，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的，全球化是必然趋势。👀👀👀

6. 逆全球化

“逆全球化”，即与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重新赋权于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思潮。
从根本上说，全球化的发生、发展和终结是由技术进步、政府政策、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决定的。目前我们正面临的“逆全球化”，其端倪很早就已经出现，正被国家间和国家内部利益的分配问题推向高潮。
同时，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机器人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将使收入分配问题进一步恶化，并最终导致本轮全球化走向终结。
为此，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社会团体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而极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必须重视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以抗衡“逆全球化”浪潮，或为下一轮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1）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在中短期无法获得妥善解决，这将从根本上进一步扭转以往的亲全球化政策。
（2）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机器人为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正在改变全球分工格局，将不断降低跨国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必要性。
（3）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很难调和。

7. 经济逆全球化的表现

逆全球化，即与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重新赋权于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思潮。逆全球化的具体表现：新贸易保护主义、欧洲难民潮、英国脱欧公投。
 
 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兴起的，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
 
 欧洲难民危机，或者称欧洲移民危机，指自从2010年底爆发阿拉伯之春后，数量激增的难民或是经济移民，从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地经地中海及巴尔干半岛进入欧盟国家寻求居留而产生的移民潮，其中多数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厄立特里亚。
 
 脱欧公投，指就英国是否脱离欧盟进行的公投。

8. 逆全球化现象与中国的对策

应对全球化的措施我们应采取的政策和建议: 经济全球化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已经被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明.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社会生产单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已不行了,须靠世界力量,建立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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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快建立“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以应对“海外兵团”的涌入,实行“走出去”的战略 2、争取对半式双赢,以求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利益均沾. 3、尽快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以为本国企业争取好的竞争环境. 4、加大科教投入,创造知识资源,以确立应对全球化的根本之策. 例子就是刚刚取消了外企超国民待遇的条例出台,实现国企外企同等待遇,公平竞争.

经济全球化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已经被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明.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社会生产单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已不行了,

机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积极利用国际分工深化和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采取符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战略和政策,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本国的产业结构和产品质量,尽快地提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