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伦，立志，博学，笃行各是什么意思

1. 明伦，立志，博学，笃行各是什么意思

1、明伦
意思是乡里办的地方学校的名称。
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译文：夏说校，殷代称序，周说学校；学习是三代共同的，都是以明人伦的，人伦明在上，小民们在下面。
2、立志
指立下志愿，树定志向 。
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信以立志，参以定之。” 
译文：相信以立志，根据这确定。
3、博学
即宽广、广博。现代综合性大学，在专业、学科等方面都应具有“博”的特点，在学术思想、学术风格、学术观点上应兼容并包、百花争艳；作为教师，应学识渊博、造诣精深；作为学生，应打下厚实的功底，全面提升综合素质。
出处：《礼记·儒行》：“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
译文：儒者广博地学习而不穷，笃行而不厌倦。
4、笃行
“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就是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履所学，使所学最终有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笃”有忠贞不渝，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坚持不懈之意。只有有明确的目标、坚定的意志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笃行”。
扩展资料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译文：博学的，对不明之处追问到底，认真分析仔细考察，对所学加以区分，取精华去糟粕，坚定地将真理付诸实践。有没有学习，学习的转变，不注意的。有没有问，问他不知道，不注意的。有没有思考，思念却不能得到，不注意的。
有没有区别，分析的不明确，不注意的，有没有运行，行的不严重，不注意的。人家一次就学通的，如果花上百次的功夫，一定能学通；人家十次能掌握的，要是学一千次，也肯定会掌握的。真能这样说了，虽愚必明，虽然柔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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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笠翁对韵》的原文是什么？

3. 明清时将强君主专制统治的表现是什么

明废除宰相实行内阁制，皇帝稍一懒惰，大权就转移到内阁大臣手中。而满清建立了军机处，军机大臣完全成了整天揣摩皇帝心思的奴才。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 著 
第四讲 明代 
乙、明代内阁制度 
然无论如何，在明代，一切事，总之是皇帝最后总其成。但皇帝一人当然管不尽这许多事，因此我们就得讲一讲皇帝的秘书处。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因为皇帝在宫里办公，他需要几个秘书帮他忙，这些人的办公地点在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阁。这些处都在内廷，所以这些人就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原本的官阶只五品，而六部尚书是二品，可见内阁学士在朝廷上地位并不高。上朝排班，大学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书的下面。今且说这些大学士做些什么事情呢？在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听他们意见，做皇帝之参考。奏章批答，从前是宰相的事，现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所谓“传旨当笔”。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样办，那事怎样批，他们只照皇帝意见写下。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 
据当时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当预闻的事当然多。远从秦始皇帝时，早已把天平秤着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况到明代？那时，西方还没有现代像样的英、法诸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小国家，不论疆土那么小，政治规模也简单得可怜。这当然不能与中国比。试问当时偌大一个国家，件件事要经皇帝批核，这当然很困难。我们试看北平故宫，前面三大殿，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既相当远，北平之气候九月就结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冻，早上天气尤其冷。而中国政府传统习惯，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早上跑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一律须先到朝房，静候皇帝上朝。皇帝出来，天还没大亮，遇到天气寒冷，那时也没有近代的防寒设备。火炉很简陋，生些炭火，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现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实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与被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烦。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裁的皇帝。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 
缩，便不能这样做。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不过阁权虽重，而他们的官阶还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这样一来，内阁学士地位虽不高，尚书地位是高的。同时也和宋代般，他们都有经筵讲官。经筵讲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读书的，那是皇室的老师。由曾任这些官职的人来兼内阁大学士，自然和皇帝关系是既尊且亲了。所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尊严了。然而明朝大学士的官衔，却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譬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类，他的本官还是尚书，大学士还是一兼职。直到明代亡国，大学士还是一个五品官。不过上朝时，他以尚书身份而兼大学士，已经是站在其他尚书的前面了。然照制度正轨论，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自然只如一秘书。后来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谘询大学士意见。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学士们时常见面，内外一应章奏，现由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宫里，在由皇帝细阅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过，拿这条自撕了，亲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却并无办法，算只有给事中有时可以封驳。给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过皇帝。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独裁了。不过碰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来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只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阁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们应知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有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最有名的就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当时人传说他抽大烟，真假不知，不过这也很可能。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大臣。但我们也不能尽怪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们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宫，而要处决一应国家大事，这何等的不容易。无怪他们要怕事偷懒，避不上朝。我们只该怪明太祖订下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一制度确实在要不得。 
现在再说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地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私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当初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太祖心里尽明白，废了宰相，由皇帝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权。正如汉武帝把相权揽在宫里，也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这些可有之流害，他们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这种情形下，外面弄得没办法，内阁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因为内阁见不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明代有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是近人所推中国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个，但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揽实权。在神宗万历还没有做皇帝时，张居正就是神宗的师傅。神宗做了皇帝，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而且又是内阁大学士。然而先生见不到学生面，大学士照政制论，是无法主持政令的。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勾结，他才能舒展抱负，来策动当时的政事。但当时朝臣大家都反对张居正，说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不该弄权专政。这批评实在也不错。当时尚书六部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须听命于皇帝，并不须听命于内阁。若内阁和六部发生意见，六部可以说：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非大臣。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把。他不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并非宰相，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然而明代的制度，则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六部尚书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当时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心里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长官，分理国事，只受皇帝节制，你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你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责任，你不该借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你越权。因为张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这又是他不对。给事中虽官阶低，但在当时政制法理上，一切文件，该他过目，这是不错的。内阁则并无必须预闻之职权，只皇帝私 
下要他预闻才预闻。所以当时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市没有理由答辩的。他于是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丝毫也不错。然试问当时何尝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张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国政治传统，皇帝不该干预宰相的事，此在讲汉、唐、宋三代政制时，已详细述及了。现在是内阁不得干预皇帝的权，就明论明，是不错的，张居正也无法自辩。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这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张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已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家的大本大法呀。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不法之至吗？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的。张居正要以相体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就因为认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这不是专就他功业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义言。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当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汉、唐、宋传统有了很大的变化。张居正并未能先把当时制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在政治影响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们以上的说法，只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至少在当时那些反对派的意见是如此。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层，正为阐明制度如何牵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 
第五讲 清代 
子、清代的军机处 
到雍正时，又在内阁之外另添一军机处。清宫里的文华殿、武英殿，这是内阁学士办事的地方。雍正又在三大殿背后，另设一个军机处，这就是所谓的南书房，这只是一所很小的屋子。最初皇帝为要保持军事机密，有许多事不经内阁，径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后来变成习惯，政府实际重要政令，都在军机处，不再在内阁。顾名思义，内阁还像是文治，而军机处则明明是一种军事统治的名称。既然最高法令均属于军机，当然只能说它是军事统治了。不过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也是由内阁大臣里挑选出来的，在内阁大臣里挑几个出来到南书房协同皇帝办事，如是，皇帝可以不再到文华殿武英殿商量政事，而只在军机处秘议。所以实际上清代的军机处，也就等于如明朝般，皇帝不出宫来办事，只在里面找几个私人商量。不过清代皇帝比较地聪明，他们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招亡国之祸的覆辙，所以不在里面找太监，而向外面调大臣。但从制度讲，二者间还是一样。太监也罢，军机大臣也罢，反正都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算不得朝廷的大臣。我们上次讲，张居正第一不应有权径下政府最高的命令；第二不应要人报皇帝的公事也报他一份。一个首长和其秘书，只算是同一个机关。张居正要人家把公事一份送皇帝，一份送内阁，这便是不合理。倘使张居正正名定义是宰相，那些公文又只要送宰相，不须再送到皇帝。所以从制度论，张居正的办法终是讲不通。清代军机处向六部尚书大臣及各省督抚直接下命令，这些发出的命令还是皇帝的。因为政府最高出命权属于皇帝，军机处不过是皇帝御用的秘书，实实在在只是皇帝的一个“南书房”。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他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譬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经筵，救荒，以及中央政府尚书，侍郎，地方政府总兵知府以上的升降，以及晓谕中外诸事，都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这是中国向来的惯例。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直接寄给巡抚，旁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要交给吏部尚书的，也是直接寄信给吏部尚书，此外无人得知的。开始时，或因军事机密，才用这办法，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这种上谕，由军机处拟给皇帝看，皇帝看过以后，封来盖起一个印，这个印叫“办理军机处”，这是说办理军机的地方。什么人在那里办理呢？这当然是皇帝了。这个印一盖，谁也不能看。譬如是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送给江苏巡抚，连户部大臣也不能看。若是有关军事的，送给两广总督，兵部尚书也不能看。在办理军机处的人，就叫军机大臣，名义上是大臣，照制度法理讲，并不是大臣，因为他是皇帝御用的，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最高行政首长啊。这种上谕封好，办理军机处的印盖了，就交给兵部尚书，并部尚书并不能拆看，只要他加一个封袋，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向皇帝发生关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直到现在，还有传刻的雍正朱批上谕，这在清代政治上是一种了不得的圣旨。雍正是有名能专制的。他的上一代是康熙。在中国历史上，康熙也算是一个好皇帝，至于雍正便太专制了。我们现在看他的朱批上谕，就可以看出清代皇帝是如何般统治中国的。在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大概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务人员的。因此许多人的私生活，连家人父子亲戚的琐碎事，都瞒不过他。一切奏章，他都详细批。他虽精明，同时又独裁，但他有他的精力，他有他的聪明，中外事，无论大小，旁人还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呀。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不能说皇帝私下决定了，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为什么？因为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 
有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除此一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体相似的。清代就更超越了这限度。我们曾讲过，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章，就不成为诏书。为什么皇帝下诏书一定要宰相盖章呢？这就是一种制度了。为什么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这就是一种法术了。这里的分别很简单，换句话说：一个是公的，有理由的，一个是私的，没有理由的。清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的集团。我们此刻说皇帝独裁，我们也要看是哪个力量在帮助他独裁，拥护他独裁。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贵族吧，军人吧，资产阶级把，都没有。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读书人不就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并不如元清两代，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丑、清代的六部尚书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书的权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全国用人调兵，都归这两部管。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全国事情上去，也要经六部，兵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清代的六部，权就小得多。六部尚书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行政之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照理讲，兵部尚书对于全国一切军事，他该负责计划，军队他可以下令调动，侍郎只是他副手，事权该由首长负责。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上一个条陈而止，而且尚书可以单独上奏，侍郎也可以单独上奏，这样一来，尚书就管不着侍郎。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本来是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有一个中国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于是一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腿。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知道。请问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也无异议。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 
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说，明代亡国救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后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为吉林头，不免要吃亏。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胜利。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要不公开也不可能。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郎都可单独上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其本职了。就政治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责，兵部侍郎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不能说兵部尚书这样讲，兵部侍郎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财政部次长对于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这道理很简单。所以说清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上面已说过。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员，照理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比起明代来，布衣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明朝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尊重的。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了。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还归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法规，清代皇帝也没有废得了。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这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受理。照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皇帝的全。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而不是制度。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术。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4. 随州以前的地理位置是什么l历史国家？

史 前 时 期


据考古发掘表明，在距今5000年至6000年前，已有一支远古人类在随州生息劳作。1957年6月，湖北省文管会文物调查组在距随州市区约5公里的山地采集到一件石英岩打制的石器。经专家鉴定，确认这件石器是旧石器。这是湖北乃至长江流域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

随州境内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文物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50余处，新石器时代文物近几年来3000件。其中，较著名的有淅河西花园遗址和三里岗冷皮垭遗址。

淅河西花园遗址距随州城约20公里，遗址分上下二层。下层因潜入水面以下，未能大规模发掘，从出土少部分遗物来看，已证实其文化内涵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类似。上层为屈家岭文化层。在这一层中发掘房基5座，皆由红烧土块堆积而成，木骨泥墙，茅草盖顶。还发现大量稻谷壳、窖穴、成人墓葬、儿童瓮棺葬及当时人们使用的石刀、石铲、石斧、石锛等生产工具和彩陶壶、杯、钵、豆、碗、罐、鼎、盆、锅、甑、空心陶器、玉珠等大量生活用具和工艺品。

三里岗冷皮垭遗址距随州城西南约40公里。遗址中不仅出土了磨制石斧、石刀、石镰、石箭镞等石器，而且出土了夹砂陶、泥质灰陶及泥质磨光黑陶等陶器，尢其以彩绘蛋壳黑陶最为典型，还发现了大量含稻谷壳的红绕土块。经专家分析鉴定，其文化内涵包括屈家岭文化和中原地区龙山文化这两种文化遗存。

大约5000年至6000年前，炎帝神农部落在随州一带繁衍生息。关于炎帝神农其人，据大量文献记载和当今学者考证，有“一人说”，即炎帝就是神农，神农就是炎帝；有“合二而一说”，即春秋早期时，炎帝、神农分见文献，春秋中期后，周人与楚蛮融合，南北方共尊的炎帝、神农合成炎帝神农氏。两种称号合二而一过程大致完成于秦汉之际。也有“代表说”，“文化英雄说“，即炎神农是新石器中晚期南方部落首领的优秀代表，是中华民族创世的”文化英雄“。关于炎帝神农的生地，据大量史籍记载，有“厉山说”，即炎帝神农“起列山，谓列山氏，今随厉乡是也”。厉乡位于今随州北，此说代代相因，足证不谬。也有“宝鸡说”、“华阳说”、“迁徙说”。但随枣走廊西花园、冷皮垭、雕龙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表明：炎帝神农具有深刻的南方属性，汉水中游的随州厉山一带是炎帝神农兴起之地及活动的中心地带。炎帝神农部落在这里发明了“烈山泽而焚之”的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法，首创耒耜等农业生产工具，首创种植业，制作陶器，首创纺织业，发明医药、煮盐，首作琴瑟，始作集市，开创中华民族的农业文明之先河，对中华民族的孕育和演进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夏、商、周时期


夏朝建立前后，即尧舜禹时期，随州一带乃至整个长江中游都是三苗的居地，而随州地区处于三苗的北疆，因而在夏人同三苗的斗争中，随州成为双方的争夺的要地，尧舜禹也由此同随州地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尧放丹朱”。据《世本》、《尚书 · 尧典》、《汉书 · 律历志 · 世经》等记载，丹朱即尧的儿子。尧为了征服三苗，封其子丹朱于丹水为诸候。丹水即今河南淅川县西南，在随枣走廊西端，其中包括今随枣走廊。

“舜耕厉山”。舜继位后，对三苗采取“先教化、后分流”的策略，初步改善了夏人与三苗的关系，部分夏人移居随枣走廊，于是，出现了“舜耕厉山”的传说。厉山，即今随州厉山。古往今来，随州留下许多纪念舜的遗迹。如：厉山山上有帝舜庙，山腰有舜田，山脚有舜井。据清同治《随州志》记载，随州城南一里有东汉灵帝光和三年之舜子巷义井碑。《方舆胜览》称，“舜井碑在随州······相传秦时碑”。后来秦碑遭毁，宋时续立新碑。此碑抗战时不知去向，1996年在随州市涢水河旁徐家湾重新发现。

“舜葬九嶷”。原学者大都认为舜所葬之九嶷山位于湖南零陵，然据张良皋先生多年潜心研究，认为舜葬之九嶷山即今随州大洪山。

“禹败三苗”。禹接替舜的地位后，对三苗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讨伐。《墨子 · 非攻》详细记载了这场战争。经过这场毁灭性打击之后，作为三苗北疆的随枣走廊首当其冲地纳入了夏王朝的直接控制之下。从随州西花园遗址中发掘的早于商、晚于龙山文化的大量陶器，即是禹占三苗在考古上的反映。

殷商时期，随州乃至整个江汉地区被称作“南土”。商王盘庚迁殷后，“殷道复兴，诸候来朝”。商王武丁时，为了征服不朝者，发起了对荆楚的征战。殷人这次南征不仅取道随枣走廊，而且借助了汉东地区诸方国包括曾国的军事援助。古曾国的地望在今枣阳、随州、京山一带。随州淅河梁家畈发掘的一座商代墓葬，印证了早在武丁伐荆楚之前，殷人已基本控制了随枣走廊。

周王朝建立后，为了掠夺当时最重要的物资---铜，频繁地对居于江汉地区的诸侯国用兵征战，随州走廊成为周人“俘金”的通衢，即必经之地。

商周之际汉东姜姓古国---厉国。”厉国又称“赖国”相传系厉山氏（即烈山氏）后裔所建，姜姓。其地望在今随州市东北20公里之厉山镇一带。据西周初年的铜器《太保玉戈》铭文考证，厉国至迟在商代末年已经立国，西周初年已成为周的诸侯国，并与周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早期，厉国成为楚之与国。鲁昭公四年（前538年），楚国为了加强对汉东地区的控制，灭掉了这个长期处于楚人卵翼之下的厉国。

周代汉东同姓封国--唐国。据西周早期铜器《中斛》铭文考证，唐国至迟在西周早期就已立国，文献最早出现在西周晚期。唐国地望在今枣阳东南、随州西北的唐县镇。还有一说认为唐国系由北方迁徙而来。其族姓一说系周的宗支，属姬姓；一说为祁，系尧之后。据《左传 · 哀公十七年》载，春秋早期，楚国就凭武力威服了唐国。春秋中期，唐国沦为楚的附庸。鲁定公元年（前509年），唐成公朝见楚昭王，贪婪的楚令尹子常看中了他的两匹肃霜马而得不到，把他扣留了三年，后来唐人灌醉了唐成公的随从，窃马献给子常，唐成公才得以归国，唐从此与楚结恨。定公四年（前506年），唐参入吴蔡联盟攻陷楚国郢都。次年秦人出兵帮助楚人击退盟军，收复失地。这年7月，秦楚联军灭唐。

周代汉东姬姓大国---随国。在周王朝所封的汉东诸侯国中，随国最为强盛。据众多史书记载，“周初建国千八百，见于春秋经传 者，六十有五而随称为大”。随国的疆域，包括今汉水经东，桐柏以南，广水以西，钟祥、京山以北地区。随国立国灭国时间，文献无明载。但据《车语 · 郑语》、《春秋 · 哀公六年》等文献分析，随国至迟春秋晚期已立国，或许更早些，其国祚延至战国，随国之灭年代约在公元前328年前后。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文献中大量记载有随国。如“随侯珠”与“和氏璧”齐名，南珠北璧，珠联璧合，童叟皆知。但在随州境内却出土了大量曾国文物，且曾随姓氏相同、疆域相同、年代相当，从多专家学者提出“曾随合一”说。也有少部分异说，认为或是曾灭随，后楚又在随地分封了一个曾国。曾随之谜的彻底破解，仍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

1978年夏，考古工作者在随国故都的今随州市郊发掘了一座战国早期的随国国君墓葬----曾候乙墓。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礼器、漆木器、金银器、珠玉器及各类乐器、车马兵器和纺织服饰等，不仅展现了鼎盛时期随文化的辉煌成就，而且在诸多方面还代表着当时乃至世界文化的最高水平。

曾候乙墓出土的青铜器，具有量多、型大、体重、工精等特点，其采用的复合范铸、分铸、铸接、焊接、失蜡法等工艺，反映出随国金属铸造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我国铸造史上的创举。

曾候乙墓首次出土了16股粗弦线、丝麻交织物、单层锦织物和锁绣，反映了随国纺织技术的高超技艺，是我国纺织史上的突破。

曾侯乙墓出土的众多文物，造型优美，纹饰瑰丽，无论铜塑、雕刻还是绘画都 造 型生动，令人叫绝，其高超的美术水平，成为我国美术史上的奇葩。

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种类之全、数量之多、性能之优，为迄今所仅见。其中，首次发现了早已失传的十弦琴、五弦琴、排箫等出土的笙，发现有竹质簧片。近代欧州音乐家和物理学家正是通过对我国笙簧的研究，才发明手风琴和口琴。此墓出土的全套编钟可演奏七声音阶，从而使外国学者对我国先秦时期乐器是否具有七声音阶的疑虑涣然冰释。曾侯乙钟磬上的铭文记载了先秦的乐理知识，尢其是十二个半音阶齐备，是世界上最早的具有十二个半音阶的定调乐器。曾侯乙乐器的面世，在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堪称空前“绝响”。

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衣箱盖上，两端分别画有苍龙、白虎图和二十八宿天文图，是迄今所见我国二十八宿全部名称的最早的记载，成为我国天文史上的界碑。

季梁，随国都人，出生于春秋初年。约公元前来世纪中叶，开始登上随国的政治舞台。他在辅助随国君治理随国期间，励精图治，内修国政，外结睦邻，政绩显赫，被后人誉为“神农之后，随之大贤”。死后葬于今随州市东郊义岗，建有墓祠，为后世所敬重。

季梁杰出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至今仍射出穿越时空的光彩。其中，“民为神主”是季梁哲学思想的精髓；“修政而新兄弟之国”是季梁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透过假相分析事物的实质，“弗许而后战”、“怒我而怠寇”的避实就虚战略思想和政治决定军事的“小道大淫”的政治策略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的军事思想和学说，奠定了季梁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他不仅成为开我国儒家学说和古代民“主”思想之先河的思想家之一，而且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无神论者的先驱和杰出的军事家。

战国时期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许行假托神农之名撰写《神农》一书。该书阐述了君民并耕与重农思想，兼及农业生产经验与技术。《吕氏春秋》比较完整系统地保存了《神农》一书的内容，成为后人了解神农时代的珍贵文献。

秦 汉 时 期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秦灭楚国，随县隶属南阳郡。

东汉班固撰《汉书》，作《食货志》强调食、货“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充分肯定炎帝神农对农业和商品流通的创始之功。汉代学者和著作言及炎帝神龙者多，对炎帝神龙与随县厉乡关系的认识渐趋一致。

东汉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在县城东郊筑台读书。

新朝天凤四年（17年），荆州大饥。王匡、王凤在随州境内的大洪山发动绿林军大起义。起义军以绿林山为根据地，坚持斗争5年之久，最后发展成为推翻王莽政权的主力武装。

地皇三年（22年）秋七月，平林（今随州市柳林镇古城畈）人陈牧、廖湛在平林起兵响应绿林军，号称“平林军”。

随州境内出土大量汉代墓葬，随葬品有陶仓、陶制庄园模型，陶制的鸡、鸭、猪、狗和陶罐、陶马、陶车、陶俑及铁农具、五铢钱，显示了当时随州手工业的高超水平。其中，1994年初在随州城东北古遗址中出土西汉至王莽时期的五铢钱1.75吨，数量之大，令人惊叹。

魏晋南北朝时期


太康九年（288年），将随、平林二县从义阳郡中分出，置随郡。晋武帝司马炎封宗室司马迈为随郡王，称随国。

太安二年（303年），义阳（今随州市境北）人张昌聚饥民起义，于随西大败晋骑督靳满，攻克江夏，立刘泥（丘沈）为帝恢复汉朝，建元“神凤”，自为相国。嗣后，分兵破武昌，攻宛地，取襄阳，克江州，长沙、湘东、零陵等郡，设官镇守。晋惠帝诏令宁朔将军领南蛮校尉刘弘率陶侃等统兵镇压，义军失利。次年张昌被擒遇害。

西魏大统元年（535年），随升为州，辖郡、县。

北周武成元年（559年），周明帝封杨忠为随国公。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静帝宇文阐晋封左大丞相、随国公杨坚随王，建随国，领20郡。

隋 唐 时 期


开皇元年（581年），杨坚废黜静帝宇文阐，代周称帝。他以自已曾受封于随，以随为国号，但忌恶“随字”带“走”旁，又有随从之义，便命去“走”为“隋”。把历史上早已有过的郡国名称，去其偏旁，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统一王朝的国号，这是唯一的一次。

开皇元年（581年），随州改为“隋州”，隶属汉东郡。

开皇三年（583年），撤销汉东郡，随州领随县、厥西县。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复置汉东郡，领随、土山、安贵、顺义、光化、平林、上明、唐城等八县。

武德三年（620年），秦王李世民平定西北后，挥戈 东征。十一月，唐军攻克襄阳樊城，随州总管徐毅风大势已去遂举州降唐。唐朝以皇帝高祖李渊之妹同安公主夫婿王裕出任随州刺吏。

贞元元年（785年），淮西节度使、南平郡王李希烈占开封称帝，国号“楚”，其部将李惠登据随州。次年，唐朝安州刺史伊慎攻随州，李惠登举州归顺并任随州刺史在其后20年间，“政清静，田畴辟，户口日增，人歌舞之”。

贞元十五年（799年）唐朝将随州由下州升为上州，这是唐后期随州经济政治地位上升的标志。

乾符四年（877年）八月，王仙芝（亦说黄巢）义军克随州，俘唐随州刺史崔休徵，唐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之子率部救随毙命。嗣后义军撤离随州城。

宋 元 时 期


乾德五年（967年），按军的建制改随州为崇义军，后赵光义即位是为太宗，避讳改为崇信军。随州为宋的军事要地。

太平兴国元年（976年），随由崇信军改为随州，并划为上州。其贡品有绢、绫、葛、覆盆子等，随州丝织业发达程度在京西南路中可谓首屈一指。


元佑元年（1086年），重修唐代灵峰寺（俗称洪山寺）。绍圣元年（1094年）诏以少林寺僧报恩和尚为洪山寺住持，洪山寺规模日渐宏大。金兵南下，寺院受损，部分僧侣迁至武昌东山寺，改东山寺为洪山寺（今称宝通禅寺），易名为小洪山。

绍兴四年（1134年），南宋朝廷授民族英雄岳飞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蕲黄州招讨使，旋提升为太尉，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认为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之基本，提出“今当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郢州一战获胜后，岳飞派张宪、徐庆马不停蹄收复随州。此后，随州成为岳飞“营田”、支援北伐的根据地之一。

开禧二年（1206年）十一月，金兵破随州，旋被收复。次年十二月，金兵再破随州。随州一带呈现拉锯战状态。

嘉定十年（1217年）四月，宋将刘世英在随州大败金兵。次年，金军围枣阳。防守枣阳的随州籍将领孟宗政，在随州守军配合下，迫使金军溃退 。

端平二年（1235年）七月，蒙古兵侵犯唐州，宋随州知州全子才弃城逃跑。次年蒙古兵占随州。

嘉熙元年（1237年）一月，宋京西兵马都监、随州驻扎程再暹在大洪山抗蒙古兵有功，晋为合门宣赞舍人、京西钤辖兼知随州。

淳佑十二年（1252年）二月，数万蒙古兵攻随州。

德佑元年（1275年）五月，随州知府傅安国投降蒙古兵。宋帝钦命朱端履为随州知府，州治由城迁大洪山黄仙洞。十二月，蒙古兵攻破大洪山，朱端履投降，蒙古委朱为随州知州，仍以黄仙洞为州治，领随县、应山县。 

至正十一年（1351年），随州梅丘里玉沙村（今柳林镇古城畈）人明玉珍，聚千名饥民于现光山、青林山筑寨起义，捕杀随州、钟祥、应山县官吏乡绅。后加入徐寿辉红巾军，率部入川。1362年在重庆称帝，建立大夏王朝，年号“天统”。

明 清 时 期


洪武元年（1368年）随州降为县，属黄州府。

洪武二年（1369年），守御抚李富等始建随州砖城，随州古城为土城（外城），砖城（内城）。土城为元代建造，周长5里45丈，高2.5丈，设聚奎门、汉东门、玉波门等八个门。砖城周长625丈，高2.5丈，设东、北、西门和大小南门，均建有门楼。南门城楼设有钟楼。建造敌台23座，女墙950座。成化年间修挖城濠，弘治年间又筑护城堤。经历代修筑，随州古城的整体形态从高处窥视颇似古编钟形状，成为我国古代城 市建筑史上一绝。

洪武十三年（1380年），编里甲、定田赋，升随县为州，以应山县属随州，属德安府，隶湖广布政司。

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宋元遗址上重建学宫，始重视教育。万历年间迁和主城内，立明伦堂。顺治九年于明伦堂左边立礼部教条。康熙四十一年钦颁训饬士子文。乾隆十年又立钦颁饬士子文。

崇祯八年（1635年）八月，张献忠、罗汝才等11支农民起义军与明援总兵官曹文诏部在随州城激战，失利后转移。

崇祯九年（1636年）冬，张献忠、罗汝才部回师随州，围攻厉山等集镇。明巡抚王扬基率兵追至孤山冲，其先锋副将杨世恩领兵3万于三道 河陷于义军埋伏，除杨偕数百骑突围，其余被歼。崇祯十年（1637年）二月一日，张献忠、罗汝才部破随州城外南关厢，十一月占随州城。十二月，明监纪张大金、副总兵杨世恩领兵攻城，起义军突围。

崇祯十四年（1641年），义军张献忠、罗汝才部克随州，旋撤走。七月二十三日，义军李自成部再破随州城。次年春，明巡抚宋一鹤领兵攻随州，义军撤退。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李自成取随州，任汪鹭为随州牧。明10万京营兵追击义军，于随之小坝山遇大雨，衣甲火药尽湿，义军乘机四面冲杀，明军死亡无数。后义军走厉山，其右队克安居、破长庆堡，驻扎运粮。明军追至，义军牺牲千余人，余部会合主力，撤离随州。

嘉庆元年（1796年）襄阳白莲教首领王聪儿（女）率众起义，二月，义军进入随西进行游击活动。次年二月转战随北，三月二十八日与清军激战失利后撤离。

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太平军陈玉成部包围随州城，并斩杀清西安将军扎拉芬。

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太平军范川部攻克随州，筑城据守。十月一日，清军施计，授意太平军叛将刘维桢，借英王陈玉成之命骗义军出城，州城失陷。

民 国 时 期


1912年，德裕恒商号在随县试销洋靛，并逐渐发展成为县内专营洋货的最大商号。外国商业资本开始渗入本地市场。

1917年冬，在武汉读书的张绍书、丁觉群等人加入恽代英组织的进步青年社团，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张绍书等人受武汉学联派遣回随县，创办《觉剑》进步周刊。同年6月24日组织和发动县城保校300余名师生走上街头抗议北洋军阀卖国行径，宣传抵制“日货”。1920年2月张绍书、陈忠农、周耀先等进步青年，在烈山书院成立“随县新文化协进会”，宣传科学和民主。

1926年10月4日，中国共产党随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在厉山镇成立，李彩奇任书记。

1926年至1937年间，随县棉花种植面积和皮棉输出额均居全省第一位，最高年分植棉面积达万亩，超过江西全省的棉田面积。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先后派遣张学武、李富春、王一飞及陆沉、阮芳臬来随县领导秋收暴动，并成立中共随县委员会，隶属中共鄂北特别委员会。

1927年秋至1928年2 月，中国共产党发动随北武装暴动成功，建立了祝林、青苔、吴山三个工农武装割据区。

1931年月4月至于932年6月，桐柏山苏区、大洪山苏区建立了个乡苏维埃政府。

1936年9月，湖北省银行在县城玉石街成立办事处。1937年1月改 为支行。随县金融业一直不发达，民国初年县内虽有王洪璋创办的“随裕银行”，但因资金不足，开业仅次3个月即倒闭。玉石街支行的成立，标志着现代金融业开始在随县萌芽。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县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作出了宝贵的贡献。1938年初月建立中共随县委员会，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及进步组织，输送青年参加抗战。同年11月，中共鄂中区委员会在随县长岗店成立。11月17日，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在随县均川成立，陶铸任特别顾问，石毓灵任主任，李范一任副主任。

1938年11月8日，日军对随县公路沿线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将淅河费家屯全村男女老少集中村头稻场后，四处放火，全村一片火海，20余人当场杀死。

1939年2月，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大队及随行干部160余人，从河南前往随县长岗店，与鄂中党组织负责人陶铸、杨学诚等会唔。10月4日，李先念率部开进随南洛阳店、柳林店、古城畈一带，司 令部进驻九口堰（孙家大湾）。中共鄂豫边党委成立，由朱理治（书记），陈少敏（副书记）、李先念、陶铸、刘子厚等11人组成。李先念任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司令员。

1939年四月，27架日本飞机突然飞到随县城关上空疯狂轰炸，县城内一片火海。此次日军共投下炸蛋150余枚，炸死炸伤800余名平民，县城闹区内房屋无一完整。同年5月，日军突然包围万店梁家湾，一次屠杀逃难百姓300余人。

1939年6月4日，日军为报复一名索要“花姑娘”的日本兵被当地村民打死，出动三个据点兵力，前往金屯一带进行清乡报复。日军在范农湾抓住17名“可疑犯”，带到敖农岗全部用机枪射杀，又到王家窝子抓走农民24人，绑至王家口集体枪杀；抓走马观花3名抗日士，割去鼻子、耳朵，其中5人被军犬活活咬死，7人被钉在板凳上折磨至死。

1940年6月，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发动白兆山战役，歼灭了盘踞在随南洛阳店一带的顽军杨弼卿部。随南白兆山抗日根据地宣告成立，并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鄂豫边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鄂豫挺进纵队司令部及所属机关，相继迁入九口堰一带。

1941年2月18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任命李先念为师长兼政委。4月5日，李先念率全军将士在九口堰通电就职，并举行了隆重的建军典礼。

1941年9月，中共鄂豫边区负责人陈少敏在随南县开展兴修“千塘百坝”的水利运动。

1944年至1945年，随南和信应随地方武装，成功地进行了“反扫荡”斗争。1945年二月，日军驻淅河部队副司令鹿田台太郎，被肖店农民自卫队击毙。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一直在鄂豫边区坚持抗战的新四军第五师，与八路军三五九旅用南下支队、嵩岳部队在随县合编为中原解放军，随即在随北桐柏山发动自卫反击战役，收复大片土地，随县境内建立了8县级委员会。

1948年1月7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汉独立团第一次解放随县城；6月4日，汉江独立旅第二次解放随县城；12月17日，解放军民在成功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五次“扫荡”后，第三次解放随县城。随即投入了巩固解放区和全民性的支前工作。仅据随北、随南两县不完全统计，两县在支前工作中先后出动民工68.5万人次，担架3万余副，运转军粮640万斤，做军鞋1.5万双，送慰问品1.35万件，组织木船87只，牲畜3.9万匹，运送伤员2421人，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的渡江作战，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1949年5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决定随北、随南合并为随县，归孝感地委（专署）领导；撤销洪山地委（专署）。洪山县归襄阳地委（专署）领导。5月16日，随县人民政府成立，李必烈任县长。同时成立中共随县委员会，韩国治任书记。

5. 琐记的注释

1文章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二期。2沈四太太：周家的房客。3中西学堂：全称“绍郡中西学堂”，绍兴徐树兰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成立。一八九九年秋改为绍兴府学堂。4“四书”：即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5八股：是明、清在科举考试时所用的一种文体，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6求是书院：当时浙江的一所新式高等学校，创办于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是现浙大的原身。7第一个进去的学校：指江南水师学堂，一九一三年改为海军军官学校，一九一五年又改为海军雷电学校。8光复：指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9《封神榜》：即《封神演义》，明代许仲琳（一说陆西星）编写的一部神魔小说。10仪凤门：当时南京城北的一个城门。11这是初级英语读本上的课文，意思是：“这是一只猫。”“这是只老鼠吗？”12这段话出自《左传》隐公元年，原文是：“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13“泼赖妈”：英语Primer的音译，意即初级读本。14《左传》：即《春秋左氏传》，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撰，是一部用史实补充、解释《春秋》的书。15“支那通”：支那，古代梵语对中国的译称。16讨替代：即找替死鬼。旧时迷信认为横死的人所变的“鬼”，必须设法使别人也以同样方式死亡，这样他才得投生，叫做“讨替代”。17放焰口：旧俗于夏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晚上请和尚结盂兰盆会，诵经施食，称为放焰口。盂兰盆，梵语音译。18毗卢帽：放焰口时，主座大和尚所戴的一种绣有毗卢佛像的帽子。19这些是《瑜伽焰口施食要集》中咒文的梵语音译。20发“名士”脾气：这是顾颉刚挖苦作者的话。21矿路学堂：全称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22这是初级德语读本上的课文，意思是：“男人，女人，孩子”。23《小学集注》：六卷，宋代朱熹辑，明代陈选注，旧时学塾中所常用的一种初级读物。内容系辑录古书中的片段，分类编成四内篇：《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二外篇：《嘉言》《善行》。24格致：“格物致知”的简称。25舆地：即地，这里指地理学。26钟鼎碑版：指古代铜器、石刻；研究这些文物的形制、文字或图画的，叫金石学。27新党：指清末戊戌变法前后主张或倾向维新的人；这里指当时矿务铁路学堂总办俞明震。28《时务报》：旬刊，梁启超等主编，当时宣传变法维新的主要期刊之一。29华盛顿（G.Washington，1732—1799）：即乔治·华盛顿，美国政治家。曾领导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美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胜利后，任美国第一任总统。30《天演论》：英国赫胥黎（T.Huxley，1825—1895）著《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中的前两篇，严复译述。31恺彻（G.J.Ceasar，公元前100—前44）：通译恺撒，古罗马统帅，曾两次渡海侵入不列颠（英国）。32苏格拉底（Sokrates，公元前469—前399）：通译苏格拉底，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33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34斯多噶（Stoikoi）：指斯多噶派，约公元前4世纪产生于古希腊，中经传播演变，存在到公元2世纪的一个哲学派别。35《译学汇编》：当为《译书汇编》，月刊，一九○○年在日本创刊。它是我国留日学生最早出版的一种杂志，后改名《政治学报》。36张廉卿（1823—1894）：名裕钊，湖北武昌人。清代古文家、书法家。37许应骙：广东番禺人。清光绪年间曾任礼部尚书，当时反对维新运动的顽固分子之一。38康有为（1858—1927）：字广夏，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变法维新，改君主专制制为民主立宪制。39两江总督：总督，清代地方最高军政长官。40刘坤一（1830—1901）：湖南新宁人。一八七九年至一九○一年间数任两江总督，是当时官僚中倾向维新的人物之一。41青龙山的煤矿：在今南京官塘煤矿象山矿区。作者等当年所下的故洞即今象山矿区的古井。42“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两句诗出自唐代白居易《长恨歌》。

6. 古代所说的大学小学指的是什么？

小学：小学，又称中国传统语文学，读书必先识字，掌握字形、字音、字义，学会使用，周朝儿童入学，首先学六甲六书（六甲指儿童练字用的笔画较简单的六组以甲起头的干支。
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西汉时称“文字学”为“小学”，唐宋以后又称“小学”为字学，“小学”之名即由此而得。
大学：《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大学》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大学》至今已流传两千多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

扩展资料到了夏代，则有了正式以教为主的学校，称为"校"。《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到了商朝，称为"序"，到周成为"庠"。
"序"又分"东序"、"西序"，前者为大学，在国都王宫之东，是贵族及其子弟入学之地;后者为小学，在国都西郊，是平民学习之所。商代生产力日益发展，文化日趋进步，科学日渐发达，因之学校又有增加，称为"学"与"瞽宗"。
"学"又有"左学"、"右学"之别，前者专为"国老"而创，后者专为"庶老"而设。国庶之界在于贵族与平民。"学"以明人伦为主，"瞽宗"以习乐为宗。
西周时就有小学，在此前称为下庠、西序、左序。此后名称也不一。官学比如有四门小学、内小学，私学有书馆、乡塾等。
现代人先读小学，而后是中学，然后是大学。古代人也是先读小学，然后就进入大（太）学，那时还没有中学这一概念，也没有这一级学校。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小学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大学

7. 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的区别是什么？

1、起源时间不一样：
中国的园林艺术 ，如果从殷、周时代囿的出现算起，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园林艺术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
西方园林，世界上最早的园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世纪的埃及，从古代墓画中可以看到祭司大臣的宅园采取方直的规划，规则的水槽和整齐的栽植。西亚的亚述确猎苑，后演变成游乐的林园。
2、艺术风格不一样：
中国园林以人与自然“和谐”之美为基调。
西方园林的艺术风格重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对抗之美，以宗教建筑的空旷、封闭的内部空间使人产生宗教般的激情与迷狂。

3、造园使用的建筑材料不一样：
中国传统建筑以土木为主，西方古典建筑以石质为主。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中国园林
百度百科--西方园林

8. 聊斋志异这本书主要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聊斋志异》顾名思义是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故事；二是人与人或非人之间的友情故事；三是不满黑暗社会现实的反抗故事；四是讽刺不良品行的道德训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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