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

1. 晋商文化

2. 晋商主要有那些人物

晋商的代表人物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但是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
 

范永斗 
范永斗，祖籍山西介休。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家口。
早在明朝初年，范氏就在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做生意，历经七代，传至范永斗成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时人称其"贾于边城，以信义著"。当时，居于东北的女真族开始军事扩张，由于和明王朝的敌对关系，他们所需要的军事、生活物质，只能通过张家口的贸易市场获得，也就是以张家口为基地运转过去，范永斗和其他七家商人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生意，"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据道光年间的《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者，皆此八家主之。"由于八家商人为清王朝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所以清朝定鼎后，顺治帝没忘为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商家，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赐给服饰。顺治还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商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从此，范永斗等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借势，广开财路，漫天做起买卖来。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为八大家中之佼佼者。
后来，继承并发展范永斗事业的是他的孙子范毓。在他手里，把范氏家族的商务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清政府急派重兵征讨。当时由于路途遥远，且多经沙漠地带，运送军粮成了一个突出的困难。范毓得知此情后，根据自己从小随父在塞外经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认真核计，与弟范毓联名呈请当朝，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1/3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从此，到乾隆年间，他们多次"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其间或受敌袭，或中途变更运粮计划，几度蒙受重大损失，也都由范氏个人承担下来，节约国费以亿两计，为平定叛乱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和贡献，客观上顺应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这对于一个商人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赐范毓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从此，范氏为皇商兼获高官，名噪一时。这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范毓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去世，他是进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贡献：八大皇商之首
晋商旺族"八大家" 
在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据史料统计，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域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切实称得上"富可敌国"牎在中国近代史上，晋商稳居全国商帮之首，称雄商界500余年。在晋商这个显赫群体中，都有哪些"财神"呢？
白手起家通天下 诚信为本数乔家
祁县乔家，是晋商中靠勤劳诚信，白手起家的典型。
乔家始祖乔贵发，祁县乔家堡人。早年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一位秦姓结拜兄弟一起走西口，先做当铺伙计，后开草料铺，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杂货些生意。乾隆二十年（1755年），当地粮食丰收，他们为给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趁粮低价时购存了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价钱高涨，于是把黄豆售出，获利颇丰。进而扩大经营，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
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经营"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亏得乔氏平日与当地"相与"诚信往来，信誉尚存，得到来往户支持，延缓了欠款归还日期。经多方筹措，又赖广盛公掌柜悉心经营，扭亏为盈，复兴了乔家基业，遂把"广盛公"改为"复盛公"。乔家子弟恪守祖训，严守家规，家业日益兴旺。而秦姓子弟疏于经营，坐享其成，逐渐抽走股份，最终复盛公几乎成为乔家独资。复盛公成为乔姓商号后，买卖兴隆，在包头先后增开复盛全、复盛西等19个门面，有职工四五百人，成为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雄厚的商号，故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光绪十年（1884年）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到清末乔家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字号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多万两，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总资产达千万两以上。
乔贵发一心经商，含辛茹苦，直到30多岁，才娶了一个寡妇，共育三子。长子全德是寡妇程氏带来的，名德星堂，因非乔贵发亲生，这一门没有什么起色。二门全义，堂名宁守堂，子弟多入仕途。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其次子乔致庸（1818-1907），是乔家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以儒道之尊，"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诚信为本，执着追求，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为乔家的繁荣立下了大功。乔致庸活到89岁，生有六子，但在他心中各有不足，最终把乔家大业交给了他的孙子乔映霞。乔映霞深受家风祖规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严谨。他针对兄弟与子弟特点，分别立书斋名，曰"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明订家规"五不准"：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贝者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在乔映霞努力下，乔家大业蒸蒸日上，达到了鼎盛。乔映霞思想比较开明，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主任，到了事业的顶峰。清朝末年，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生意从此走向衰败。
货通俄蒙领风骚 外贸世家是常家
榆次的常家，在晋商中以外贸称著。据"山西外贸志"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众多的山西商号中，经营最长，历史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晋商中"外贸世家"。常氏家族经商的始祖常威，当年去张家口经商，从家里出发时，身不带分文，一路以为人占卦算命，赚取吃饭住店钱，得以成行。常威有三个儿子，长子常万圯和三子常万达，都以经商见长。万圯一支，即后来所说的"南常"；万达一支是"北常"。常万达少年聪慧，长大后随父到张家口经商，十年如一日，生活俭仆，为人处事诚恳守信，为商界同行所器重。常家从开布铺，经营布匹、白布走俏、获得厚利，又扩大规模，兼营茶叶、杂货，外销蒙古等地，逐步积累商业资本，设立了大德玉商号。
到乾隆年间，恰克图被清政府定为中俄贸易的唯一地点。中俄贸易的庞大交易都被压缩到了恰克图。常万达看出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他将张家口经营的"大德玉"字号改为茶庄，倾其资财来到恰克图，实现了由内贸到外贸的转变。常万达向俄商出口茶叶，兼营绸缎，由俄方引进皮毛、银锭，有出有进，获利甚丰。常万达"满而不盈，视有若无"，不断倍厚资本，为常家外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事业的发展和资本的增加，常氏先后增设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玉字"连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独慎玉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
庚子事变，常氏商业受到一些损失，转而创办近代家庭工业，开办了敦义和蚕桑局、敦睦和织布工厂，获利颇丰。常氏在山西还向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投过资。常氏十四世常旭春还担任了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常氏由商业起家，家境富裕后，便转而让子弟读书子儒。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家族中入贡第一人。此后学业有成者延绵不断。到1921年，常氏有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素称"世兼儒贾为业"是晋商中少有的"书香门第"。
常氏商业清末、民国初年逐渐衰落，主要是俄商拖欠巨款，加之俄政府巨额征税，遭受浩劫。据记载，仅在莫斯科所赔累折银140余万两。辛亥革命后，内外货款不结，玉字号随之倒闭。
太谷巨富"三多堂" 商铺规模数曹家
太谷曹家，是明、清之际声势显赫的晋商巨富。
曹氏家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当年，曹三喜因生计所迫，随人到东北三座塔（今辽宁辽阳县）经商。他先是租地种菜、种豆，后与人合伙磨豆腐，用豆腐渣养猪。待生意兴盛后，因曹三喜是外乡人，合伙者想多占利润，只好各自经营。曹三喜认为，自己的名字有"三"字，自己在"三座塔"干一定能成功。他勤劳踏实，以诚待人，生意越做越好，增添了酿酒业、杂货业、典当业。之后，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逐步成为省外大商。清兵入关后，曹家的商号又向关内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到道光、咸丰时期，曹家的商号已遍及半个中国，国外发展到莫斯科。经营项目有银钱业、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酿酒、粮店等等，雇员达37000余人，总资本达1000余万两。曹家创造出总号辖分号、大小分号连锁管理办法，据说，全国各地究竟有多少曹家的商号，连管家的也说不清楚。有钻营者，未通过曹家同意，擅自打着曹家旗号，借贷资金开设商号，只要在其钱庄、银号管辖之下，外贷不足2万两以下，曹家亦不问所以，可见曹家的财势之大。
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分成七分，给每个儿子各一分。然后，每家出资10万两，组成管理处，合资经营，称为"曹七合"。道光以后，各门逐渐衰落，惟独"三多堂"兴旺发达。"三多堂"为多福多寿多男子之意。在太谷城西北洗村，有三座并排高耸的四层旧式楼，是"三多堂"的标志。这三座楼，墙厚1．5米，高达15米多，三个穿堂大院，布局是"寿"字形，内套15个大院，房屋280间，共计6000多平方米，也是著名的晋商大院。曹氏商业在清末逐渐衰落，辛亥革命后，曹氏在东北各大城市的票号，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发行的"奉票"挤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曹氏在东北的票号归伪满政府所有。
蔚字五联竞潇洒 票号世家是侯家
介休侯氏人称"侯百万"，史料记载有资产七八百万两白银。侯氏发迹于清康熙年间，十世侯万瞻，专跑苏、杭州贩卖绸缎、家业发展很快，到他的孙子侯兴域时，已成为赫赫有名的大财主了。
侯兴域是侯家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继承祖业，用心经营，积累百万。他的三儿子侯庆来更是精明练达，颇有才干，一手掌家，野心勃勃，首先把在平遥开设的经营绸缎、茶叶、钱币的蔚盛长、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都改为蔚字号，后来又把蔚字号改为票号。但侯庆来只活了36岁，他的儿子侯荫昌接管了家业，在与平遥日升昌票号的竞争中，又把其它蔚字号也都改为票号，成为山西赫赫有名的"蔚宇五联号"。经过道光、咸丰到同治，大约三十年间，蔚字号声势日增，分号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大有后来居上气势。
蔚字号的财东侯家，历次分红都获得了巨款利润，有钱有势，骄奢淫逸。侯荫昌的姬孙侯奎，是介休有名的挥金如土的阔少年。当时介休有一句谚语，说"介休县有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这三个人整日声色犬马，竞相斗富，极尽挥霍之事。光绪末年，大清银行成立后，侯氏票号由盛而衰，渐渐走上了下坡路。
声名卓著"长裕川" 祁县大户是渠家
祁县商人云集，号称祁帮，是清代商界的一支劲旅。而渠家是祁帮中的大户。渠家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
渠家发迹，始自元末明初渠敬信、渠于信、渠忠信三兄弟，从贩运小本生意做起，起先把潞麻和梨贩到祁县，再把祁县的粗布和枣运到上党，年长日久，不辞辛劳，渐渐积累了资金。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渠家的生意已涉足对俄、蒙的茶叶贸易。从渠氏十七代源字辈开始，进入了生意兴隆的黄金时代，成为当时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源字辈渠源桢先后与他人合资开设了"百川通"票号、"存义公"票号、"长盛川"票号，并独资开设了"三晋源"票号、"汇源通"票号，在开设票号的同时，渠家在各省设有茶庄、盐店、钱店、当铺、绸缎庄、药材庄等，实现了票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相互转化，这是渠家商业经营的特色，并获得了成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红达两万多两白银。
渠源桢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渠源桢希望长子渠本翘从事商业，但渠本翘天资聪颖，小时候就有"神童"之誉，更热心考取功名。渠源桢对其极为不满，据说，渠本翘考取举人归乡省亲，渠源桢竞跪在门外迎接，弄得很难堪。渠本翘中进士后，曾被清政府派驻日本横滨领事。父子两人矛盾的缓和是在山西保矿运动。1898年，清政府从极低廉的价格，将山西的煤矿、铁矿；开采权，出让给英国商人。消息传开，山西全省哗然，商民各界奔走呼号，展开长达数年的争回矿权、路权的斗争，渠本翘刚刚卸任山西大学堂监督，就投入保矿运动。在晋商保矿运动中，渠家父子配合默契，渠源桢主持渠家大票号协力相助。不但出巨资入股保晋公司，还帮助公司发行、募集股票。渠本翘在保晋公司担任了一年多总经理，就再次入京为官。渠本翘入京后，渠源桢将大半资财铸成银锭埋在自家院里，据说总量达三百万两之多。1919年渠本翘病逝于天津，此后渠家的后代再没有涉入商界，大多数成为学者、教师和作家。
明清两代聚千两 山西首富数亢家
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的亢家，在明清时期聚财数千万两，堪称山西首富。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两的曹、乔、渠、常等诸姓人家。
亢氏起家，传说源自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山海关与清军作战失败，退出北京撤往西安途中，曾将携带的金银财宝寄存于亢家。后来，李自成牺牲，农民军寄存的金银财宝遂为亢氏所有。但这只是传说，其实，亢氏致富也是经商之道。亢氏首先是大盐商，清代实行盐专卖制，由政府特许盐商凭盐引到指定地点运销。亢氏正是凭这种贩运特权，获取丰利，成为巨富。亢氏在盐商聚集的扬州修建了著名的亢园，显赫一时。其次，亢氏是大粮商。当时在北京，由于是京畿要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倍繁于他省，而北京资本最大，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在原籍平阳府，亢家"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再次；亢家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典当商。传说当年，亢家为了挤垮当地另一家当铺，连续三个月拿出90尊金罗汉到这家当铺去典当，每尊典银1000两。这家当铺人慌了，问典当人，何以有这么多金罗汉，来人说："我家主人有金罗汉500尊，现在还410尊等着典当呢！"这家当铺只好让亢家将90尊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走他乡去了。此外，当时，亢氏在原籍平阳还拥有大量田宅和储粮，号称"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甲第联辉名当世 "世袭皇商"是范家
介休范氏经商始祖叫范永斗，明末时在张家口经商，经常出入辽东，是当时有名的八大商人之一。
由于当时商人经常出入关内外，为满清提供军需物资和情报，满清入关称帝后，顺治皇帝为答谢八大商人，在紫禁城设宴，亲自召见，尝赐朝服，编入"御用皇商"行列。范永斗被任命为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经济特权。范毓宾是范永斗的孙子，他具有聪颖卓越的经济头脑，继承祖业后不负众望，使范家商务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他主政时，担当了"承办、采运军粮"的大官差。清朝初年，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部，由于运送军粮花费过大，"输米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作为皇商接受这项官差后，认为虽然返贩军粮艰苦，但依仗自己多年经商的经验，认为不仅有利可图，又可报效国家。他请求以每石米低于官价三分二的价格自费办售军粮，康熙闻奏大喜，遂即准请。范毓宾感受皇恩浩大，表现出令人感慨的忠诚。他凑足144万两白银，补运军粮计为百万余石，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清史稿·列传》中说，范毓宾"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邻，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忠诚换来了丰富的回报。范氏家族中有许多人被授予官爵，甲第联辉，显赫一时。朝廷还慷慨地把西北游牧民族的贸易权交给了范家，获得了巨大的商机。范氏由皇商兼获高官，在清朝二百多年历史上实属罕见，范家并不满足于既得利益，继续寻求发展机会。康熙时，国内铜斤（造铜钱用的原料）严重短缺，政府允许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范氏把握时机，奏请内务府，承担了贩运洋铜的大部分业务，获得巨大利益。
范家因官商而兴，因官商而衰。随着清末满清政府的衰败，范氏商务日趋衰落。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廷以范氏铜业"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清济兄弟，并查封家产，昔日堂堂皇皇的"世袭皇商"变成了阶下之囚。
大名鼎鼎"财神爷" "最后风光"是孔家
在晋商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财神爷"，就是太谷的孔祥熙，他是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之一。
孔祥熙的父祖孔繁慈，年轻时，抽过大烟，把家产抽光了，这也是幼年的孔祥熙曾拣过煤渣的原因。后来孔繁慈在太谷城乡许多地方当过私塾教师，供孔祥熙在基督教会所办的新式学塾学习。1901年秋，孔祥熙赴美，考入耶鲁大学，主修理化，后来又修社会学。1905年进入本院研究院，获理化硕士学位，他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家业"。1907年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但他婉辞了邮政部、北洋大学等的聘请，决心回太谷办学，在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的基础上，增扩课程，创办了太谷第一所中学铭贤学堂。孔祥熙一方面提倡培养新式人才，但对"振兴家业"发财致富并未忘怀。1912年，他从生活中看到煤油已成为民间点灯照明的必需品的商机，便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的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了一部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经销火油（煤油）的总代理权，独家经营、获利丰厚。孔祥熙也因此成为山西第一位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孔祥熙东渡日本，在横滨结识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霭龄。宋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对孔"在在服佩"。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与宋霭龄结为伉俪。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宋庆龄接替。1915年孔祥熙回国，利用欧战国外需要军工原料的商机，把阳泉的铁砂运往天津出口，在天津创办了"祥记"和"裕华"公司。1926年，国内政界发生剧烈变动，孔祥熙认为"做大官"的"时会机遇"来临，他从美国回到广州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后方财政事务。由于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上，孔祥熙和宋霭龄说服了父母，孔氏家族则通过蒋介石政权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为家族财富增殖取得了可靠保证。1927年，孔祥熙做了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为"国府委员"，从此，官运、财运十分亨通。1933年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孔家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中国豪门首富。孔家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究竟聚敛了多少钱财，据说抗战初期宋霭龄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就"捞了800万英镑"。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茜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一时间在山城重庆舆论沸扬，孔祥熙被迫下台。

3. 晋商文化主要有哪些内容

晋商文化主要可分为三种精神。
1、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2、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
3、进取精神
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
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扩展资料：
独具特色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筑，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如襄汾县的丁村民居、祁县的乔家堡和渠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大院。
晋商家族由于历史与社会种种原因，其家族呈现出不同的风姿。从兴盛时间来看，尽管明清晋商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但从家族个例来看，兴盛时间一般不超过二三百年。从地区来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关晋商家族个例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名门。

4. 晋商文化的文化特点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社会的最基本经济单位。家族是指血缘关系明确，存在经济联系并通常同一居地的父系组织。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有各级职衔。据清档记载，太谷志成信票号财东，议叙员外郎、监生，着实赏给举人，仍留员外郎衔，并赏戴花翎；另一人议叙守备职衔，着注守备衔，作为贡生，以道员分发陕西分缺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太谷锦生润票号财东曹培滋，着以郎中不论单双月选用，并赏戴花翎。平遥日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翙、从其父亲到玄孙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为“夫人”、“恭人”。三晋源、百川通、长盛川票号财东祁县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所“千总”；其子渠应璜，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其孙渠长嬴，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妻孟、罗、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祁县乔家：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监受花翎员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顶戴。天成事票号经理张河锦捐银450两，准为监生共赏给守御所千总衔。 清人纪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阅微草堂笔记》）。走口外，赴蒙经商是晋商的重要活动地。清政府规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贸易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得与蒙古妇女结婚同居。各晋商商号也规定：从业人员包括经理伙计，都不得在商号所在地携带妻子家眷和结婚纳妾。商号还规定，探亲分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个月。因此，从十一二岁入号，到六十岁退休，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亲。由于商人重利轻别离，以致在山西有“旅蒙商的儿女少，妻子守活寡的多”的说法。清代后期，清政府对旅蒙商限制较松弛，有些旅蒙商从业人员在经营商号所在地纳妾、同居与嫖娼者日渐增多。光绪年间归化城大盛魁商号有一掌柜，年已60多岁，却娶了一个16岁姑娘为妾。在他结婚时，有一对联戏道：“二八佳人七九郎，梨花压在牡丹上”。在张家口、归化城、库伦、多伦诺尔等城镇，旅蒙晋商上至掌柜，下至伙计，嫖娼、包妓与蒙古妇女同居者已屡见不鲜。看来，晋商为了谋利常年外出，给婚姻带来不少问题。特别是经商致富后，婚姻由于财富的关系，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满。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筑，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如襄汾县的丁村民居、祁县的乔家堡和渠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大院。晋商家族由于历史与社会种种原因，其家族呈现出不同的风姿。从兴盛时间来看，尽管明清晋商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但从家族个例来看，兴盛时间一般不超过二三百年。从地区来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关晋商家族个例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名门。

5. 晋商文化的文化特点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社会的最基本经济单位。家族是指血缘关系明确，存在经济联系并通常同一居地的父系组织。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有各级职衔。据清档记载，太谷志成信票号财东，议叙员外郎、监生，着实赏给举人，仍留员外郎衔，并赏戴花翎；另一人议叙守备职衔，着注守备衔，作为贡生，以道员分发陕西分缺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太谷锦生润票号财东曹培滋，着以郎中不论单双月选用，并赏戴花翎。平遥日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翙、从其父亲到玄孙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为“夫人”、“恭人”。三晋源、百川通、长盛川票号财东祁县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所“千总”；其子渠应璜，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其孙渠长嬴，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妻孟、罗、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祁县乔家：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监受花翎员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顶戴。天成事票号经理张河锦捐银450两，准为监生共赏给守御所千总衔。 清人纪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阅微草堂笔记》）。走口外，赴蒙经商是晋商的重要活动地。清政府规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贸易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得与蒙古妇女结婚同居。各晋商商号也规定：从业人员包括经理伙计，都不得在商号所在地携带妻子家眷和结婚纳妾。商号还规定，探亲分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个月。因此，从十一二岁入号，到六十岁退休，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亲。由于商人重利轻别离，以致在山西有“旅蒙商的儿女少，妻子守活寡的多”的说法。清代后期，清政府对旅蒙商限制较松弛，有些旅蒙商从业人员在经营商号所在地纳妾、同居与嫖娼者日渐增多。光绪年间归化城大盛魁商号有一掌柜，年已60多岁，却娶了一个16岁姑娘为妾。在他结婚时，有一对联戏道：“二八佳人七九郎，梨花压在牡丹上”。在张家口、归化城、库伦、多伦诺尔等城镇，旅蒙晋商上至掌柜，下至伙计，嫖娼、包妓与蒙古妇女同居者已屡见不鲜。看来，晋商为了谋利常年外出，给婚姻带来不少问题。特别是经商致富后，婚姻由于财富的关系，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满。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筑，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如襄汾县的丁村民居、祁县的乔家堡和渠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大院。晋商家族由于历史与社会种种原因，其家族呈现出不同的风姿。从兴盛时间来看，尽管明清晋商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但从家族个例来看，兴盛时间一般不超过二三百年。从地区来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关晋商家族个例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名门。

6. 晋商文化的内涵是什么？

晋商文化的内涵   
00晋商始于宋代，称雄于明清，衰落于20世纪初。考察其数百年的发展图景，晋商之所以成功乃是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商业经营，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商业文化和经营理念。诚实守信、义利并举就是其中最为本质的两个内容，它们支撑着山西商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00诚实守信：为商做人之本00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诚”这一哲学范畴是儒家经典《中庸》提出来的：“诚者，天之道也”，“不诚无物”。“诚”的意思就是真心实意、真实不欺。战国末年，孟子和荀子都讲“诚”，孟子说：“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诚的理论至宋代周敦颐而有大的总结，周敦颐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通书》）。这就是说，诚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的基础，不诚则一切德行皆属虚而无其实。00“信”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它的含义主要是指诚实可靠，守信用。作为人所应有的优秀品质和做人的伦理规范原则，“信”在儒学精神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孟子开始信成为人伦之一，即：“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汉代董仲舒称“仁义礼智信”为“五常”，宋代朱熹认为：“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假”（《朱子语类》）。信是以诚为基础的，是对道德原则信念的坚持以及执行时的不做假。00晋商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他是将做人的道理应用于买卖生意上，特别是将“诚实守信”的观念融入商业活动中，以诚实为本，坚持质量第一，维护自己的信誉，不弄虚作假。是先做人，后经商。以信用为上，取信于人，宁愿赔钱也不做玷污招牌的买卖。祁县乔氏在包头的复盛油房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职工为图私利，在油中掺假，被掌柜察觉，立即另行换装，虽然经济受损，但是从此信誉昭著，近悦远来。00晋商在进行商业活动时，诚实（守信）的表现还有重信守约、有诺必践。经商过程中，商号之间资金经常相互“拆借”，叫做“相与”，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借贷款项。他们对待“相与”极其慎重，经过了解，认为对方重信守约，才与之银钱来往。既经来往，就是对方中途发生变故，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账，也就听之任之，当作教训，其指导思想是：利是商家之血，信为商家之命。00晋商以诚实守信为商业精神，以雄厚资本为物质基础，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商业辉煌。票号是山西商业中极为独特也最具代表性的行业，一纸汇票千里传，万两银子立刻取。在当时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没有一种内在的商业精神的支撑，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和高度。可以说晋商是以诚实守信为根本的思想原则，并将其贯穿整个商业活动的始终。00义利并重：经商致富之道00“义利”之辨是讨论伦理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之间关系的问题，是儒家思想重要争论之一。义主要是指思想、行为所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利是指功利，物质利益。00晋商兴起于明清之际，当时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封建的生产关系体系已有了裂痕，出现了许多反映商人阶级要求的思想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颜元。他吸收先秦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义利统一的思想，又汲取荀子“义利兼有，以义制利”的思想，提出“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命题，他认为义与利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谋利计功是正义明道的目的，也是正义明道的动力，正义明道是谋利计功的手段。这就是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思想。00受当时先进的商业思想的影响，晋商挟信义而经商，不畏艰难，辗转千里，输万货以为人，赢百利而利己，逐渐形成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商业价值观。00商业经营活动中的义，在担负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应该还包含了三层含义：先进的经营机制、优良的企业素质、灵活的经营方针。一、晋商建立了具有强大动力、很强的平衡约束力的商业经营机制，把权、责、利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财东一般不直接参与商号的经营管理，而是选用自己信赖，又熟悉业务、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放手让其经营。为了避免各商号造成脱节，晋商通常运用大号管小号，总号统支号的方法，层层节制使整个管理系统有条不紊。各个商号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支援，相互制约，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纵向管理，横向联系”的制衡式的经营管理模式。00二、提高商号素质，增强内在活力。晋商号的机构精干，在人员设置上的原则是：“因事设人”。一般从业人员在10人左右，精干的机构设置提高了商号的办事效率，减少了人员重叠造成的拖泥带水。晋商对于人员的素质要求非常严格，狠抓业务，让自己的职员练到嘴稳手勤。在职业道德方面，要求人员重信誉，贵忠诚，鄙利己，喜辛苦，戒奢华。制定出许多规定，如果违反开除出号，永不续用。晋商也因此建立起了良好的商业形象，赢得了广泛的赞誉。00三、把握信息，预测行情，审时度势，经营方式非常灵活，多变。晋商从商业竞争中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要求掌柜必须及时捕捉商机，制定经营决策，做到出奇制胜。晋商在竞争中知于前，行于先，在诚实守信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商业价值观，服务民生，富足家业，在商界纵横500余年。

7. 晋商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晋商文化的精髓是诚信进取，晋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坚持“诚信至上、以义制利”的经商原则。精髓，一指精气真髓，比喻事物的精华；二比喻事物的精要部分。
晋商认为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但需以道德信义为根基，提倡生财有道、见利思义，反对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可见，晋商是将诚信作为商家的最高信仰和经商的指导思想的，成就了晋商文化的精髓。

8. 晋商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晋商文化，是以整个山西为背景，以商贸为中心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以晋商在中国市场上发迹、称雄为起点，从明、清两代延续到民国时期，以商业为纽带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华夏的晋商令国人瞩目，以平遥、太谷、祁县为代表的商贸金融前驱，举商贸大业，夺金融之声，票号汇天下，称雄数百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晋商家族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晋商文化立足全省，影响全国，其力度和涉及层次广阔，文化形式的方方面面渗透在晋中传统文化中，对国人认识和反思中国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山西商人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是他们的自我写照。他们的成功，令人注目。他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为其灵魂，这种内在的灵魂是实践活动中最活跃的能动力量，而从事这一活动的人就是这一特殊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特殊精神，它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我们可以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绝于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勤奋：这是大多数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贫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载，其大父即辞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无资，不得已弃学就商，甫弱冠远服贾于京东之赤峰县，……勤劳四十余载，而家道卒致丰。”榆次人李智春，“生贫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殇，于是学商于直隶顺德府布店，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三子皆成立，长商于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后家渐起。”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数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太谷县商人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他们经商“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乾隆《祁县志》卷9载，祁县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辛苦备尝”。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映霞喻义让众兄弟团结互助。山西商人在发扬群体精神中，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伦，“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贾，业盐于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遗孤二人，家无应门之仆，王冕妻张氏奉姑抚孤，誓志不二。二子长大后，命长子服贾。曰：孤而无助，将门户是赖；授次子以儒业，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负荷在是也。后长于克拓前产，次子以明经为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随着山西商人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于是山西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从王氏那里得到资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三家的联姻，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