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中的“降”是指什么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中的“降”是指什么

“降成本”，即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并非改革制度，不属于供给侧改革的范畴，而属于供给管理的范畴。因此，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还要做好供给管理。
“去产能”，即淘汰实体经济的落后过剩产能。
“去库存”，即减少房地产行业的库存。
“去杠杆”，即降低政府的负债水平。
“降成本”，即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
“补短板”，即在一些被忽视或滞后领域增加有效供给。

扩展资料：
改革措施
宏观政策要稳，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协同发力。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宏观政策提出的具体要求，释放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重要信号。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低迷、国际市场动荡对我国影响加深，与国内深层次矛盾凸显形成叠加，实体经济困难加大，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
2015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通过加强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调整，实施稳定市场的有效措施，新的动能加速孕育形成，就业扩大、收入增长和环境改善给群众带来不少实惠。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功不可没。
产业政策要准，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
近年来，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正加快向第三产业主导的形态转变。然而，在产业结构表现出显著改善的同时，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第三产业的提升潜力仍然十分大。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第三产业比重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仍然较低，还不到50%。
另一方面，中国工业体系中传统工业较多，新兴产业的增长难以弥补传统工业的萎靡，内部结构矛盾十分明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为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指明了方向。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明显改善，整体水平提升明显，服务领域不断拓展，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金融业与房地产业成为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传统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比例下降，金融保险、计算机服务、物流配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社会化养老、休闲旅游、社区服务等新型服务业越来越受到关注。
微观政策要活，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力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微观政策要活”。如何做到灵活的微观政策？就是要通过完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者潜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观经济，充分释放生产消费活力和内部增长潜能，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微观经济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发展的“推进器”，放活微观政策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积蓄发展新动能的现实需求。做活微观、提质增效对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微观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不竭源泉。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市场活力没有得到充分激发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对市场主体干预得太多。因此，实现“微观政策要活”政策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加快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要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基本思路，将该放的放下去，将该管的事管好，将该服务的服务到位，真正做到“放水养鱼”，激活微观经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去一降一补”该怎么结合

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部署。当前，我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仍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着力矫正供需结构性错配，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实现供需两侧在更高水平上的再平衡。
去产能要注重与加快国企改革相结合。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凸显了我们去产能的决心，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前5个月粗钢产量同比下降1.4%，行业净盈利49.6亿元，实现扭亏为盈。但在实际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有些去产能的相关配套政策落地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特别是一些过剩行业的国有“僵尸企业”仍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取财政补贴，无法有效退出市场。国有企业在去产能过程中资产重组进展普遍比较缓慢，“人往哪里去，债务如何处置，责任如何分担”不清晰、难执行，实践中地方有维稳压力，企业有观望情绪。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要更加注重把去产能与国企改革结合起来，重点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形成突破，加快债务重组，使去产能的效果真正得以体现。
去库存要突出分城施策。当前，房地产行业去库存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6.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7.9%;6月末待售面积7.14亿平方米，比5月末减少753万平方米，连续4个月减少。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房地产行业出现了区域分化，一线和二线热点城市供求偏紧，三四线城市库存仍然较高，这与重点加快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的政策初衷有一定偏差。宽松的信贷政策是这一轮去库存进程加快的主要原因，按照当前85折优惠利率测算，仅此一项政策就使家庭住房支付能力上升20%左右。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去库存的区域错配问题，在下一步去库存工作中，要突出房地产的住宅属性，并针对区域不平衡特点，严格实施城市差别政策，积极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探索政策性住房金融政策，重点支持三四线城市和特殊人群的购房需求。
去杠杆要防范偿债条件快速恶化。
截至2015年底，我国不包括金融部门的总债务与GDP比例大致在230%—255%之间。该比例略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与我国间接融资、特别是债权融资仍然是融资的主渠道有关。事实上，我国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的债务比例并不高，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非金融企业债务上升较快可能带来的风险。由于实体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资本回报率持续走低，投资边际效益下降，企业的偿债能力也在下降。一边是杠杆率上升，一边是收益率下降，偿债稳定性必然会受到影响。在下一步去杠杆工作中，短期不宜追求尽快降低杠杆率水平，而是要以加快债务处置进度为突破，帮助金融部门恢复支持实体经济的意愿和能力，避免因风险因素一刀切地“抽贷”、“断贷”，要支持有竞争力的企业和新兴部门拓展增长空间，使实体经济的整体收益率企稳回升，规避偿债条件快速恶化的风险。
降成本重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近两年来，我国通过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激发了市场活力。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我们又在降低电价、降低物流成本、减税清费、适当降低“五险一金”等方面及时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企业总体反映积极，普遍认为真真切切得到了实惠。但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压力凸显、财政收入总体放缓、公共服务刚性增长的背景下，短期继续减税和降低劳动力成本的空间比较有限。同时，在推进“放管服”改革的过程中，仍然存在部门放权不同步、基层政府接不住、中介机构运作不规范等问题，使得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偏高。下一步推动降成本，要注重与政府职能转变有效结合，短期可重点围绕“减”做文章，把政府不该管的、管不好的还给市场，给企业直接“松绑”。同时，要加快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能力建设，提高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能力，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补短板要拓展到质量和效益短板。
近年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在补齐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两个突出短板上加大投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在重点抓好这两个领域的同时，我们还应着力补齐制约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三个突出“短板”：一是质量短板。目前有一些产品是我们没有能力生产的，属于技术不足，但在更多领域，我们有能力生产合格或高质量的产品，却因为体制机制等问题，客观上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标准、监管等方面补齐短板。二是激励短板。当前传统的激励机制在新形势下出现了诸多不适应，而新的有效激励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特别是必要的容错纠错机制不清晰，导致未能充分调动广大干部、企业家、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必须抓紧补齐激励短板。三是社会基础设施短板。在改革政策落实中，诚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部门信息共享不充分、统计体系不匹配、管理流程落后等问题凸显，导致一些领域政策决策时信息打架，实施时相互推诿，改革推进和政策落实不理想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都对加快社会基础设施补短板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

3. 如何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三去一降一补”

中国现在整个企业数量、市场主体数量,是7000万个以上,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中谁是落后产能代表,政府不可能一一甄别,必须在依靠政府维持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让整个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过程中,以竞争中的优胜劣汰解决去除落后产能的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去产能的主导机制。
他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领,首先是以“三去一降一补”为切入点。但为正确理解和掌握它,必须把“三去一降一补”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体逻辑关联之内。
如果从中央这一战略方针直接字义上来看,有三个词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认为首先要注意到,它是落在“改革”上,这表明什么呢?可知决策层所强调的这个概念,就是在邓小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就设定为大政方针的“改革”之路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要求。但是这里又突出了一个新意,即新在直接标明了“供给侧”,即改革就是要解决供给侧的有效制度供给问题,并表明了决策层通过相关分析认定,我们现阶段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在于供给侧,必须面对与需求侧总量问题迥然不同的供给侧的“结构”问题,首先是制度结构优化、利益格局调整、“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的问题,攻坚克难推进改革而解决好有效制度供给,进而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这三个词语联结而成的鲜明表达,是得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支撑的。
如果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以上三个概念联结在一起理解,结合现实经济生活,对于“三去一降一补”这样供给侧改革的具体要求其实施要领,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分析。
“去杠杆”须区分宏观与微观
贾康认为，说到“去杠杆”,可以直截了当地讲,这在宏观上是间接调控体系里货币政策当局主导的控制广义货币供应量(M2)方面要把握的要领,与“适度扩大总需求”而同时宏观审慎地防范风险的权衡有关,也与如何更好掌握总量型的需求管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它的操作和我们各个地方、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并没有直接关系。其他宏观管理部门,则需要对我们的货币当局提供协调和配套:比如近年的财政政策,强调要提高赤字率,而提高赤字率意味着举借债务的规模要扩大,财政部门的领导已指出,这是以财政的加杠杆服务于全局的去杠杆,这就体现了全局观与国家层面的部门协调——这是从宏观角度来说必须把握的“去杠杆”概念对于相关管理主体的要求。
另外,从地方政府视角来说,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全局的去杠杆并不排除局部的加杠杆,而且局部的加杠杆一定是要求“理性供给管理”的结构性加杠杆。
比如,在全局去杠杆的同时,地方政府在本地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发力支持优化结构的一些关键点上,却是需要加杠杆的；大量三、四线城市去楼市库存,也是需要配合必要的政策措施而加杠杆的。这些都迫切需要以一种理性的供给侧的管理方案来设计,以求达到优化结构,从而也服务于降低总体杠杆风险程度的意愿。
总之,管理当局要协调好的事情,是地方、行业在这方面应理性处理好怎么样以必要的结构性加杠杆来顺应全局去杠杆,从而贯彻好发展战略的问题。这是典型的供给管理的任务。
至于微观企业主体降低自身负债率的“去杠杆”,则是必须“因企制宜”讨论的问题,并没有一个“一刀切”的合理解决方案,政府一般也不应按某个量值作硬性要求,关键是企业在竞争中要结合自己的生产经营战略策略,力求于定制化处理中达到对负债经营较高水准的风险防控。微观的“去杠杆”,实质是一个个企业特定的“资金供给管理方案”问题。
“去产能”应正确把握实质和机制
谈到“去产能”，贾康认为要注意四点。其一,不宜笼统地讲去所有的“过剩产能”。我国现在必须聚焦的其实是要去落后产能。各个行业里产能的“过剩还是不过剩”处在不断变化中,准确的说法应是,在行业里高高低低可比的产能中,靠下的落后产能,是相对而言较好界定的概念和较好把握的去除对象。去产能工作重心放在“去落后产能”这个实质问题上,才能更直接、更聚焦地对应我们所追求的结构优化和打造升级版。
其二,所谓过剩产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创新机制比如PPP来改变其属性的。PPP是英文“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缩写,过去直译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即是现在官方文件所表述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机制,这一创新显然会把一部分过剩产能瞬间转为有效产能。原来政府在要做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以及产业园区连片开发这些建设项目上,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可以吸引、拉动出已雄厚起来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包括外资一起来做。
只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便会产生一系列正面效应,包括缓解政府未来很长时间段上城镇化和老龄化压力下的财政支出压力;使民生改善,老百姓得实惠而且实惠可持续,因为它是政府、企业和专业机构“1+1+1>3”的绩效提升机制,也正是落实共享发展的机制创新;它还会给一批与政府合作的企业打开取得“非暴利但可接受”的长期投资回报这样的生存发展空间;它又对接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对接非常重要、中国必须推进的法治化、民主化制度建设,是一种对全面法治化的倒逼机制和催化剂。
同时,它又是在引领新常态过程中可以把一部分所谓过剩产能成功转为有效产能、进行有效投资(“聪明投资”)的创新机制。比如在北京,在原来有地铁4号线PPP项目的基础上,现在继续运用这种成功经验引进外资建设地铁16号线,正是缓解首都公共交通体系有效供给不足的一个重要的建设项目。如无PPP,16号线何时可动工建设还可能遥遥无期,有了PPP,便可以把这一建设项目立即启动,而且是“好事做实、实事做好”。加快项目建设所需要的钢材、建材、施工设备等的一大批订单。对应的是什么产能呢?正是一部分原来所谓的“过剩产能”——PPP这个机制创新会把一部分所谓的过剩产能很快转为有效产能。
其三,我们需要意识到,在行业、企业升级换代中,并不应把所有在竞争力上有一定劣势的企业,马上认定为所谓的“僵尸企业”,“僵尸企业”这个概念是可以用的,但应仅限于少数确实无可救药而迟迟未出局的企业。某些在竞争中已经感到有压力、有困难的企业,如果能成功地实现升级换代的创新,就可能改变面貌,原来被人们认为是过剩产能的代表,可能转为有效产能的组成部分,这是可变的,是要有“事在人为”的努力加入进去的。所以,在去产能方面,一定要真正聚焦到在整个行业或某一个领域里那种应被市场竞争淘汰的落后产能能不能去除这个关键问题和“真问题”上。
其四——这一点非常重要:去产能的主体与机制何在?去产能中,对于为数不多的某些成规模的企业,政府如认定它是落后产能代表,在没有挽救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可以由政府为主体实施关停并转的操作,这是最便捷的操作,但是对不起,这种方式的适应性非常有限。中国现在整个企业数量、市场主体数量,是7000万个以上,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中谁是落后产能代表,政府不可能一一甄别,必须在依靠政府维持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让整个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以竞争中的优胜劣汰解决去除落后产能的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去产能的主导机制。
及时总结“去产能”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贾康认为，有必要及时总结“去产能”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他说，在深化供给侧改革的2017年,亟须总结2016年“去产能”方面的运行情况,掌握好“去产能”的实质内容及其合理机制。不应过于注重有关部门算出一个总规模以后、表面上看砍掉了多少产量,关键是那些真正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怎么能被挤出去。
贾康直言，我国钢铁行业、煤炭行业从整个产能规模看来是过剩的,所以成为2016年去产能的重点,但实际生活中如以行政手段为主把钢铁和煤炭产能总量的压减目标作为指令性任务“切块”下达,由各地管理部门或“拣软柿子捏”挑选去除对象,或者“排头砍去”一刀切操作,能够如愿达到去落后产能的结果吗?这种方式下,应有的面对着千千万万分散的市场主体,政府管理部门其实没有能力去全面地一一甄别企业中的每一个是什么样产能的代表。对于为数不多的成规模的企业,可以作为重点对象来排查,能够认定真正无可救药的落后产能代表,可以“关停并转”,但这种操作的适应性是有限的。全国约7000万个市场主体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其中的那些落后产能,应该在划清某些必要的准入标准(如污染物排放的技术标准)之后,主要通过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来去除,如果依靠行政官员去覆盖总计几千万个市场主体一一作甄别,不可能真正掌握好准确度。
贾康说，实际生活中,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矛盾面前,管理部门的手段往往是倾向于靠行政指令来给出指标往下压任务,比如,整个钢铁行业和整个煤炭行业要求要去多少多少万吨的产能,作为任务,然后层层切块,下达到各个区域,各地区再在本地相关的企业里靠行政手段挑选“去产能”对象,而实际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很容易发生的扭曲与不公正,还有干脆“一刀切”地压产量的做法。
以煤炭行业为例,2016年不少地方就是落入了不甄别的“一刀切”。煤炭行业经历了几年的困难、产品价位一路走低之后,2016年二季度以后煤品市场开始回暖,到三季度迅速回暖已成定局,而四季度听到的消息,是市场上的动力煤价格从原来的280元/吨左右直冲600元/吨,而焦炭已从原来的600元/吨左右直冲2000元/吨。这样迅猛的回暖升温,逼得管理部门召开多次紧急会议,在全国重新考虑怎么样调配煤炭的供给能力。
这个从“过剩”到“供应吃紧”急剧转变的背景是什么呢?是在前面的一段时间里,有关部门要求各个煤矿要按照一年内矿井开工运行不能超过276天来封顶。这就完全改变了过去煤炭行业里早已形成全套经验的全年如无大修365天连轴转的工作状态(贾康在上世纪70年代初曾在北京矿务局当过工人,下过井,知道这种连轴转的情况)。
贾康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现在这种新的行政规定,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看起来可以把整个煤炭行业的产量往下压,但实际上违背了生产规律,使一个个运行中的煤矿的固定成本分摊极不充分,原来摊到360天左右的,现在按行政要求只能对应至多276天的生产运行,实际上是以行政手段不加区分地压低所有煤炭生产企业的运行效率,其中不仅实际上保护了落后产能,而且还可能增加了矿难的隐患——可想而知:煤田的煤层气是需要不断抽取的,瓦斯等带来的不安全因素要靠这样的方式来控制,停工的这些天数里,抽气还是不抽气?从经济利益考虑,很多一线的具体工作管理者自然会把抽气系统停下来,那么什么时候开工再恢复?有没有经验要提前多少天恢复通风、先把气抽得比较到位才可以施工?处理不好,抽得不充分,是不是就进一步增加了瓦斯爆炸之类的矿难隐患呢?不客气地说,这样的结果,是煤炭行业的落后产能并没有被排除,反而由一刀切的产量控制把这些落后产能一起保护下来了。煤炭行业如此去产能,形式主义地好像有了一个交代,但落后产能实际上没有排除,这是我们供给侧改革要追求的合理结果吗?是真正体现了全要素生产率这方面的提高吗?
贾康强调，这样的情况带来了现在值得重视的问题——在应充分肯定“去产能”已有成果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现在煤炭行业的回暖是不是猛了一点?这个特征所带来的在下一个阶段可能的不良影响是什么?一个大起之后很容易出现的是过了一个临界点,便跟着是大落。我们不希望经济的运行是这样大起大落式地打摆子,行政手段为主最容易造成这样的“打摆子”。经济手段为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制度框架迟迟不能建立,那么政府调控就是从一端摆到另外一端,这样的一些经验教训,非常值得认真总结。
房地产“去库存”亟须对于“分化”的情况分别施策
贾康说，人们普遍意识到,去库存主要针对的首先是房地产,而房地产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一定要有结构分析。从大面上说,房地产现在叫做“冰火两重天”,而所说的房地产的去库存,绝对不能施加于“火”那一面。“北上广深”早已火得一塌糊涂,它还去什么库存?需要赶快组织有效的供给,缓解这种供需矛盾。大量的二线城市,原来曾经更多的感觉是“冰”的压力,现在开始转成“火”的压力了,也要赶快借鉴现在一线城市的一些做法以及一些教训,要有提前量地提供有效供给。相匹配的基础性制度的供给问题,一定要提到日程上。比如,中央所要求的“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这个方针怎么跟现实对接已经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所以,房地产去库存,现在真正要抓住的主要是大量三四线城市即“冰”的这方面怎么去库存的问题。在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又必须注意不是简单依靠现在已有的商业性消费信贷支持,就可以如愿达到去库存目标的,因为三四线城市最值得争取的住房主体是所谓“农民工”,未来几十年,我国还要有约4亿人从农村到城镇来定居,一开始他们被称为农民工,是因为户籍还在农村,但是需要在城镇中“住有所居”地形成与他们的需求所对应的供给,最主要的部分不是一般商品住宅——他们的支付能力大多还对不上而是低价的共有产权房或者公租房,要把这样的供给在现在的存量基础上提供出来,就一定要使用政策杠杆。
所以,这又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房地产去库存方面,在全局的去杠杆、控制杠杆的同时,还必须或不得不处理好“政策性加杠杆”怎样合理解决的问题,这才能如愿地在三四线城市真正使一大批农民工住有所居,得到有效供给的共有产权房,而且在他们支付能力更低下的时候,对应的则只能是公租房。这样如做得好,确实可以把一些我们的房地产库存,从原来的“存”的状态转为“用”的状态。
降成本方面政府的职责是深化改革降低制度成本
关于“降成本”,贾康坦言，很显然,对于企业自己可以降低的成本来说,不用政府太操心,政府只要维护了公平竞争环境,企业会千方百计把事情做到极致,在“细节决定成败”的所有节点上去控制成本、降低成本。
从政府角度来说,真正需其发力的降成本,一定要针对制度性成本。在制度性成本里,税收上需要继续做好一系列可能的减税改革,但税收之外的非税收入这方面的成本,比如各种各样的行政性收费,以及我们社保体系的“五险一金”,还有降低的空间和必要。特别是隐性的成本,比如一个企业开办要盖几十个章,每个章后面跟着的都要有“打点”,这种隐性综合成本能不能降下来,绝对不是减税概念能覆盖的事情,一定是综合配套改革概念才能覆盖和解决的问题,要抓住这个实质。
补短板需要因地、因企、因行业制宜
关于“补短板”,贾康强调，需要清晰地注意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高,在补短板方面的哲理和原则是非常鲜明的:一定是要解决结构问题,而这个结构问题在具体分析基础上的对策,必须在各地、各行业、各企业专门“对症下药”地形成,什么是其短板,怎么补?绝对没有一个笼统的拿来就可以套用的补短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这就是供给管理明显区别于需求管理的特点之所在:需求管理是非常清晰的指标单一、政府以调控做反周期操作的模式,而到了供给管理、供给侧的补短板,特别强调的是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因行业制宜,一定要有高水平的特定解决方案的设计,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挑战。
贾康最后说，总之,按照中央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性要求,关键是要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是维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掌握负面清单的“市场准入”,力求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地去做“三去一降一补”,这样我们才真正走上了一条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正路。在2017年中央所要求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年,我们十分需要进一步总结相关经验与要领,把中央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本质精神贯彻好。

4. 如何理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

供给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指的是：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提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5. 如何理解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

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部署。当前，我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仍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着力矫正供需结构性错配，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实现供需两侧在更高水平上的再平衡。
去产能要注重与加快国企改革相结合。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凸显了我们去产能的决心，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前5个月粗钢产量同比下降1.4%，行业净盈利49.6亿元，实现扭亏为盈。但在实际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有些去产能的相关配套政策落地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特别是一些过剩行业的国有“僵尸企业”仍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取财政补贴，无法有效退出市场。国有企业在去产能过程中资产重组进展普遍比较缓慢，“人往哪里去，债务如何处置，责任如何分担”不清晰、难执行，实践中地方有维稳压力，企业有观望情绪。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要更加注重把去产能与国企改革结合起来，重点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形成突破，加快债务重组，使去产能的效果真正得以体现。
去库存要突出分城施策。当前，房地产行业去库存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6.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7.9%;6月末待售面积7.14亿平方米，比5月末减少753万平方米，连续4个月减少。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房地产行业出现了区域分化，一线和二线热点城市供求偏紧，三四线城市库存仍然较高，这与重点加快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的政策初衷有一定偏差。宽松的信贷政策是这一轮去库存进程加快的主要原因，按照当前85折优惠利率测算，仅此一项政策就使家庭住房支付能力上升20%左右。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去库存的区域错配问题，在下一步去库存工作中，要突出房地产的住宅属性，并针对区域不平衡特点，严格实施城市差别政策，积极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探索政策性住房金融政策，重点支持三四线城市和特殊人群的购房需求。
去杠杆要防范偿债条件快速恶化。
截至2015年底，我国不包括金融部门的总债务与GDP比例大致在230%—255%之间。该比例略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与我国间接融资、特别是债权融资仍然是融资的主渠道有关。事实上，我国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的债务比例并不高，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非金融企业债务上升较快可能带来的风险。由于实体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资本回报率持续走低，投资边际效益下降，企业的偿债能力也在下降。一边是杠杆率上升，一边是收益率下降，偿债稳定性必然会受到影响。在下一步去杠杆工作中，短期不宜追求尽快降低杠杆率水平，而是要以加快债务处置进度为突破，帮助金融部门恢复支持实体经济的意愿和能力，避免因风险因素一刀切地“抽贷”、“断贷”，要支持有竞争力的企业和新兴部门拓展增长空间，使实体经济的整体收益率企稳回升，规避偿债条件快速恶化的风险。
降成本重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近两年来，我国通过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激发了市场活力。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我们又在降低电价、降低物流成本、减税清费、适当降低“五险一金”等方面及时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企业总体反映积极，普遍认为真真切切得到了实惠。但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压力凸显、财政收入总体放缓、公共服务刚性增长的背景下，短期继续减税和降低劳动力成本的空间比较有限。同时，在推进“放管服”改革的过程中，仍然存在部门放权不同步、基层政府接不住、中介机构运作不规范等问题，使得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依然偏高。下一步推动降成本，要注重与政府职能转变有效结合，短期可重点围绕“减”做文章，把政府不该管的、管不好的还给市场，给企业直接“松绑”。同时，要加快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能力建设，提高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能力，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补短板要拓展到质量和效益短板。
近年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在补齐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两个突出短板上加大投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在重点抓好这两个领域的同时，我们还应着力补齐制约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三个突出“短板”：一是质量短板。目前有一些产品是我们没有能力生产的，属于技术不足，但在更多领域，我们有能力生产合格或高质量的产品，却因为体制机制等问题，客观上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标准、监管等方面补齐短板。二是激励短板。当前传统的激励机制在新形势下出现了诸多不适应，而新的有效激励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特别是必要的容错纠错机制不清晰，导致未能充分调动广大干部、企业家、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必须抓紧补齐激励短板。三是社会基础设施短板。在改革政策落实中，诚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部门信息共享不充分、统计体系不匹配、管理流程落后等问题凸显，导致一些领域政策决策时信息打架，实施时相互推诿，改革推进和政策落实不理想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都对加快社会基础设施补短板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

6. 供给侧三去一降一补是指

法律分析：1、必须明确，供给管理所讲的供给是企业的供给。企业的供给以“真”企业为前提，“真”的企业是产权明确，约束硬化，唯市场马头是瞻的企业。真正的企业的供给遵循效益原则，遵循投入产出的原则。如果供给对它是有利的，它会选择供给；如果供给对它是不利的，它会选择不供给。如果供给某项产品和服务对它是有利的，它可以选择供给，如果对它不利它可以选择不供给。一旦发现产能过剩，它会立即止步。资本再便宜，也不会盲目上项目。即使上了项目发现无利可图，也会及时终止，因为所有的亏空都要由企业的所有者承担。企业的供给既有创新，又有退出。但这一切都以企业是真正的企业为前提的。先天有缺陷的企业会扭曲自己的行为，或响应号召，或追求某种不当的非经济利益。如果我们在以后的改革中，不能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那就很难有供给管理意义上的供给。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采购需求管理，是指采购人组织确定采购需求和编制采购实施计划，并实施相关风险控制管理的活动。第四条 采购需求管理应当遵循科学合理、厉行节约、规范高效、权责清晰的原则。第五条 采购人对采购需求管理负有主体责任，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开展采购需求管理各项工作，对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划的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负责。主管预算单位负责指导本部门采购需求管理工作。

7.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是?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是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领，首先是以三去一降一补为切入点。但为正确理解和掌握它，必须把三去一降一补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体逻辑关联之内。深化是一项技术服务，通常由具体施工单位自身或委托进行，属于工程的实施阶段。

8. 三去一降一补指什么内容及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改革

 央广网北京5月17日消息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中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昨天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分别研究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
  　　
    
  　　******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党中央作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后，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许多地区研究制定了综合性方案和专项方案，成效逐步显现。
  　　同时，有些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有的地方还没有有力行动起来，有的工作抓得还不精准。要深刻理解时代背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当前重点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
  　　要把工作做细做实，有针对性制定政策、解疑释惑;具体工作要从实际出发，盯住看，有人管，马上干。
  　　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强调，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
  　　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去，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化解困惑，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对国有资产所有权、经营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保护，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
  　　******党校教授辛鸣、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刘胜军分别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内容要点做出解读评论。
  　　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打破利益障碍、本领恐慌、思想障碍
  　　经济之声：说到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时，******强调，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这句话我们如何理解?
  　　辛鸣：这是在讲中国社会对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有的正确态度。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三去一降一补”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客观存在，这是比较大的包袱。如果我们真正要去库存、去杠杆，可能很多地方会面临经济风险，甚至面临一些既有利益的丧失。在这种状况下，有的地方采取躲避措施，怕风险，怕困难。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告诉我们，应该有正确的立场和态度，正确的观念，即要勇于打破利益障碍、本领恐慌、思想障碍。
  　　
    
  　　所谓利益障碍是指，尽管现在有一些库存、一些杠杆可能对于局部地区还能带来一些蝇头小利，但从长远来看，追求这些蝇头小利是饮鸩止渴，所以必须要下决心甩掉包袱，克服困难克，服从于国家整体经济健康平稳快速发展的大局。
  　　同时还要克服本领恐慌。现在之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不尽如人意，就是因为很多地方习惯了过去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对于现在的改革有心无力，不会做。对此，我们要下决心，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本领和素质要求，要尽快转变到这个方面来。
  　　此外，还要克服观念上的障碍。现在有些同志会想，就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重要，但是现在这样做还能对付得下去，没必要这么快，而且担心快的时候会不会出现问题等，要打破这种思想观念的障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事关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一项重大改革，不能等、不能拖，更不能因为有风险、有障碍，就将它放缓。这是我们正确对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有的立场和态度。
  　　经济之声：******指出，党中央作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后，有些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有的地方还没有有力行动起来，有的工作抓得还不精准。针对这样的情况，“有的地方”下一步该做什么?
  　　辛鸣：要明确按照中央的要求，找准地方本身在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方面所存在的短板和问题，然后下定决心往前推，哪怕有针痛、有风险、有障碍，也要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地往前走。
  　　在推进过程中，既要有坚定的决心，也要仔细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些深层次规律，从而按照改革的规律往前走，而非盲目乱撞。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制度仍待改革
  　　经济之声：昨天会议的另一项内容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早在2013年国务院转批发改委等部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中，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为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键在哪一步?
  　　
    
  　　刘胜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主要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根本上来讲取决于我们的增长方式能不能从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也即要提高劳动者对价格的贡献率，走向创新的增长模式。
  　　其次，现在的高房价确已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很大痛点，怎样有效地降低房价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再者，个人所得税制度需要改革。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际上最大的纳税群体就是所谓的“白领”，或者叫中产阶级，这其实和调节收入分配两极化的初衷不一致。所以财政部现在也在考虑怎样按照家庭或者个人为基础来对个人所得税制度进行改革。如果这三点如果能做到，中等收入群体则会得到有效扩大。
  　　经济之声：对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看病贵、教育贵、高房价、养老难等问题，怎么解决?
  　　刘胜军：的确这些都是非常突出的现实问题。要从四方面进行解决：
  　　第一，政府要加大公共产品投资，也即中央供给侧改革所说的补短板，通过公共产品投资，一方面可以缓解上述问题，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有效拉动增长。
  　　第二，学校、医院等必须要加快去行政化的步伐，理顺激励机制，这样才能够有效地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第三，要增加有效供给，扩大对内开放。比如大家都知道读小学有多么难，但如果鼓励民营资本去投资小学，大家的积极性会非常高。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审批、限制太多，如果能够扩大开放，有效供给会得以大大增加。
  　　第四是观念上的改变。比如面对看病难，需要推动分级医疗以及私人家庭医生。这样，整个社会的看病需求就不至于过度集中在三甲医院，这方面就需要社会观念的转变来加以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