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是什么性质的商人？

1. 晋商是什么性质的商人？

［摘要］：历史上的晋商票号，管理运营中有着类似于近代西方企业管理中的“持股分红”模式，也具备类似于近现代“职业经理人”雏形，然而竟不能完成由近代而现代的金融管理进化，终至完全覆灭。本文拟从组织特征、管理特点、制度缺陷等方面予以论述，以期厘清原委。
 
关键词：秘密社团 制度缺陷 

明清两季，山西的经济地位十分特殊。一方面“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1］而财赋有出，且所出皆为千百万两白银之数；一方面是十室九空、惯于“挟轻资牵牛车走四方”［2］的山右行商，眨眼间风云际会，以票号经营独步天下、笑傲江湖，令近现代的海内外研究者，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票商际遇或突增感慨，或仰慕之情有如滔滔江水。
 明清500多年历史中，鲜有一个商帮能够异常幸运地仰仗天时、地利、人和诸要素，迅速爬上神话般的财富巅峰然后又全然衰落。当年富商巨贾云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地，如今只存留了几座令人乍舌的明清高规格民居建筑，所有的辉煌似已化作尘土。山西票号因何而起，又因何而败？本文试图从一个新角度予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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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清）康基田《晋乘嵬略》卷2。转引至《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张正明、薛慧林主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2页。
 2、（明）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0、《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转引同上。
 
一、组织特征：晋商票号的“秘密社团”属性
 原则上讲，“晋商”不能与“票号”划等号，晋商的历史要远早于票号的历史，远可追溯到两汉甚至春秋时期时期。但晋商最辉煌且成就突出者，非票号莫属于。至于其他行业的山西商人，与同期的徽商等国内大商帮相比，似乎并无明显过人之处。因此，讲晋商多涉票号。票号的起源颇具传奇性，近现代曾有过多种说法［3］。其中又以“顾炎武创立票号”最为缺乏根据也最具传奇性［4］。类似的说法还不止一家。［5］而且每有知名学者附议［6］。20世纪60年代，山西大学历史系王守义、郝树侯两位先生也曾关注于此。
 1、票号传说的“秘密社团”内容
 顾、傅创票号说并非本文中心内容，仅以引证票号创制起始的扑朔迷离，及其某种程度的“秘密社团”（secret societies）性质。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很特别的士子类型。他们受前朝教育却身在当朝，在精神上比本朝的贵族还高傲，但并未（或者说不屑于）获得上等职业和显赫地位，他们拒不认同社会的特权显贵，并对现存秩序保持不满和对现行体制总在进行批判。士子所处的社会通常经济上落后政治上较前朝更为专制。正是因为如此，当这些士子群体企图将批判精神化为具体运作，试图引出激烈社会变革的时候，他们会组建秘密社团以求一逞。
 晋商票号既传说是清季著名的反政府士人所创立，自然纲领、宗旨和管理手段总要异于常人。因此“号中规则极严密”且“尊行不废”，而非简单的在商言商［7］。同样地，由于其“秘密社团”的性质，保守机密与保护社团的需要，决定了有关票商的档案文牍是极难获得的。能够相对完整、准确复原票号业务状况的账册、信稿之类，因为有人拿了粘贴房屋的顶棚，才偶然存留了下来而且也已经残存不堪［8］。
 总之，传说虽不同于历史，背后却往往隐藏若干不见诸文字的历史真实。事实上，山西票号缘自管理上的高度自闭、经营过程的固步自封以及对从业人员严密控制的事实本身，已然带有某中“秘密社团”的倾向。有学者认为，票号与其说是个企业，不如说更像“一支秘密部队”或是“一个地下帮派”。山西票商一手造就的这个纪律严明、赏罚分明而又与世隔绝的组织，通过“秘密社团化”的管理，给票号带来了历史上短暂的大繁荣，也注定了其覆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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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刘建生、刘鹏生等著《山西近代经济史》，对票号起源的几种不同观点，如隋末唐初说、明末清初说、康乾嘉庆说、鸦片输入说等，进行了相应的汇总和解释。参见《山西近代经济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85页。
 4、《清稗类钞》记述：“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密，为顾炎武所订，尊行不废，故称雄于商界者二百余年。”近人徐珂编《清稗类钞》，是关于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记载之事，上起顺治、康熙，下迄光绪、宣统。书中涉及内容极其广泛，举凡军国大事、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名臣硕儒、疾病灾害、盗贼流氓、民情风俗、古迹名胜，几乎无所不有。编者态度严肃，遍涉清时各科，刻意于微末，可为清史之补正。
 5、民国十二年（1923年），学者张一在上海申报馆出版《五十年来国事丛谈》，其中的《顾亭林、傅青主与山西票庄》这篇文章中，记述了作者和山西票号某掌柜（民国三年）的一段对话，叙述顾、傅创票号的根由。
 6、参见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近闻山西人言，亭林尝得李自成窖金，因设票号，属傅青主主之，以是铙于财用，清一代票号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创也。”
 
7、反映晋商文化的《乔家大院》，是一部典型的商业童话。果如剧中乔致庸那样做生意，在现实社会中是很难成功的。乔致庸孤注一掷地去做一些事情，风险相当大，但其宗旨也非常伟大：武夷山贩茶、助军救驾、赈济灾民、保卫矿山等等，绝非一般商人所为和所能为，更像是士子文人及其秘密团体在借此弘扬一种既定的主义或主张。
 8、日升昌票号的残存信稿及部分账册，是在当代修缮房屋时候发现的。由于上述物品当初用来糊做了顶棚，散乱残损极其严重，只能部分揭裱并重新装订成册，现藏于山西平遥中国票号博物馆。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
 
2、票号经营中的秘密手段
 秘密社团通常都有自己固定的圈子，也少不了让外人看得一头雾水的暗号和密码。这些内容手法，除了防伪的作用，还有其他的寓意在内。平遥“日升昌”票号当年的营业大厅中，墙上张贴着票号的规章以及一篇看似普通的诗作。解说员总会主动告诉旅游者，墙上的诗作其实是“日升昌”的密码表：客户的汇款地点、汇款金额、提现地点等，都用汉字编码写在汇票上予以保密。从密码表的操作方式来看，日升昌票号所使用的密码完全具备密码学中有关编码法（code）和加密法（cipher）的核心原理。当然，了解并掌握这一原理，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平遥“西裕成”颜料行改为“日升昌”票号后，由日升昌而分化随诞生了著名的“蔚字五联号”［9］。早期的“蔚泰厚”票号的汇票“暗号”还是比较简陋的，可见日升昌的商业密码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演变［10］。
 所谓“编码法”，就是用字、词语和数字来替代明文。例如，“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个字，是一年当中12个月的代码。“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30个字，是一个月中30天的代码。“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是“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国宝流通”，其实是“万、千、百、十”［11］。这些密码过一段时间就要更换，外人无从破译。这种情况下，从码文（codetext）还原成明文是不需要算法和密钥的，而生成码文或还原明文则需要一本密码本（codebook）。密码本列出了所有数字（或替代文字）和与之相对应的明文字或短语。加密法，则需要算法和密钥来加密信息。
 日升昌的票号凭证上不仅有水印标志，而且各分号写银票的笔迹上也有约定的暗号内容。有时候，某个字的间架结构上或是笔划上，便可能早做了手脚且暗藏玄机。这些载有密码的银票一旦兑付之后，往往立即销毁。仅凭保留下来的几张残损汇票，判定一段时间内兑付过的银票并不销毁的说法，是缺乏解释力度的［12］。总之，票号在运营过程中许多做法上的神秘性，远远超过了同时期西方银行正常开展业务所涉及的内容。给外人的感觉是，金融业务虽涉及钱银马虎不得，却也不至若此。
 大卫•卡恩（David  Kahn）说过：“密码术（cryptology）就是保护。通信对于现代人来说，就好比甲壳对于海龟、墨汁对于乌贼、伪装对于变色龙一样重要。”［13］金融业用以规避金融风险的质押担保等类形式，是票号的重中之重。以稳健经营著称的山西票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结算汇兑票证上做足了“避险”功夫的山西票商，似乎从来不考虑客观存在的道德风险，并通过质押担保等予以防范。票号业务基本空口为凭的做法实在令人乍舌，除了能证明自己是铁杆的密码爱好者之外，似乎在本业中别无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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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参见刘建生、刘鹏生合著《山西近代经济史》、98页。
 10、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太原、2002年10月第一版、山西经济出版社、5页。
 11、不同票号的密码设定各不相同，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十一章、汇票信汇格式、密押及其他、1217页。
 12、黄鉴晖认为，山西平遥的中国票号博物馆收藏有日升昌各分号向京城汇银的几张残损汇票，说明道光年间兑付过后的汇票并不销毁。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
 13、转引至（美）理查德•斯皮尔曼（Richard  Spillman）《经典密码学与现代密码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二、管理特点：票号内部制度的问题所在
 中外历史上，举凡宫廷政变、地方谋反、帮派争斗、宗教结社之类，都是要在不可能存活的地方“置之死地而后生”，并打败更为强悍的对手。
 1、票号对成员的严密控制
 为此，这些团队不仅要纪律严明、号令有度，而且都带有极强的“秘密社团”特征。“大德通”票号规定，“勿论老少人位，每逢下班归里，总得先到祁铺，不准私先回家，然后到铺。如与别伙捎带物件，亦应先送本号留底转寄。”［14］员工派驻外地的时间一般是三年。员工去外地之前，所携带的所有的衣物，都要在总部一一登记。三年之后回总部时逐一核对。这种对成员人身的控制可谓登峰造极，超越现代人的想象。
 在严密控制的组织中，必定有高压的手段。除上述伙计没有得到身股时不许回家，稍有过失即予开除且别的票号亦不录用之外。而且因为职员多是本乡本土人，“若有作弊情事，老板很容易找到他的家族追究。这正是中国人爱用同乡的一种理由”［15］这种用人制度、内部防范制度以及相应的人身的限制，从票号的用人制度来看，几乎可以概括为“生是票号的人，死是票号的——死人”：这一切，是你从进入票号的那一天开始的。晋商的股份经营有两种：银股与身股。出资为银股，出力为身股。合股经营中亦较易产生矛盾和纠纷，有时雇佣的店员携资逃跑，店家可能采取羁留店员家属或财产的办法。倘若是经营方面单纯的亏损过失，则实行无限责任制，一直要对当事人追究到底。
 关于票号伙计的选定，资料显示是这样的：“必俟基础确定，而后从事开拓。且择齿近若冠之年少略知写算者，使习为伙，历数载，察其可造，酌与身股，不给工资。唯岁给置备衣服之资……未得身股之前，不得归，毫厘有差立摈之，他号亦不录用……”［16］陈其田认为“这种办法甚善，与近代西洋工业所推行的分润制度相似。清代票庄如此发达，分红制度是个很重要的因素。”［17］实大谬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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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太原、2002年10月第一版、山西经济出版社、597页。
 15、转引至《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原文载：彭信咸《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661页。
 16、转引至《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原文载：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七册、农商类、70－71页。
 17、转引至《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原文载：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84－85页。
 
2、票号股份管理的问题
 秘密社团，通常比常规的社会团体更加等级森严和赏罚分明。一份协成乾票号光绪32年的工资单显示，该票号从最底层的没工资的学徒到最顶层的分号掌柜，订立了36个等级的工薪，俨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金融科层体系。在这样的科层体系中，刚入行的成员需要从头做起，处处谨小慎微，严格遵守票号规矩，以免由于自己的原因株连家人。这种管理方式与近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却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形同神似。
 “顶身股”是山西票号最为人所称道的创举。光绪32年，协成乾有工资的职工中，约三分之一的职工拥有顶身股，看似可操作性很强激励因素很高。实际上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小觑：票号开始总是“银股”（货币资本）比“身股”（人力资本）多，身股大约只相当于银股的二分之一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票号成员身股的数量已远超银股。1906年，协成乾票号身股的数量，达到银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号身股的数量是银股的120%。员工所占股份已超越东家。这种股份比例在当代有限责任公司中并不是严重的问题，但在晋商票号“股东一股独大”的环境下却是个非常现实的管理问题问题。
 3、票号掌柜与东家的畸形关系
 票号的“东（家）－掌（柜）”关系，是晋商另一个为人所普遍称道的地方。这种关系却是畸形发展的：由于从不过问和干涉票号的经营，票号的资金支配者也就是东家，在面对执掌票号经营大权的大掌柜时，形同面对“专家”的“行外人士”。此外，因为约定了东家“不理朝政”，每个票号内的职业成员都会借着保密其知识与意图的手法，进一步扩大其原有的优势地位。
 限于其运作方式，票号东家只能依赖其大掌柜提供资讯。如果这些大掌柜控制了东家与伙计的经济资源，并将它们结合于自己的麾下进而造成“行业垄断”，以对抗东家甚至更高级别人等如地方官吏的话，无疑将形成一种严重的威胁。因此，虽然东家高高在上，可以决定是否裁撤或留任某个掌柜，历史上却出现过票号东家给大掌柜下跪求饶的怪现状［18］。
 可见类同于“秘密社团”的管理方法，往往能立竿见影，卓见成效。这样的成效实质上却是有效果没效率；有速度而方向不明。晋商票号高效、集权、统一的领导模式，导致大掌柜一句话就可以否决部属的正确提议，乃至于使东家胆寒惧怕。可见，票号东家不过问业务而全权委派大掌柜管理，非但不是票号管理中时所公认的优点和长处，反倒是掌柜专权以营私利的问题所在。一个不尊重股东权益惟经理人是重的机构，是不具备长久生命力的。这是企业管理的“天条”，违反这个“天条”肯定要付出惨重代价。
 三、制度缺陷：晋商票号衰败的致命原因
 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过类似西方近代工业化的“功利性组织”（现代企业），而以“维持生存性组织”（传统商号）为特征。考察晋商票号在微观层面上所形成的功利逻辑，基本可以断定它的“技术理性”从未上升到商业金融管理的“制度层面”。这固然受制于彼所处环境的影响，但也说明票号貌似先进管理的背后，实质上依靠“长治久安”、“丰衣足食’等信念支撑［19］。资本积累和利润去向方面，也多以捐输助饷、购置田宅、修路筑桥、祠庙义学等类内容为主［20］。
 1、传统文化对晋商行为的影响
 传统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涉及技术理性、功能理性之类的内容是不可能有生存发展空间的。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的倾向非常严重，因此无论是技术理性还是功能理性，都只能在制度层面所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存在或变相存在。晋商与其说成功于自身所具备的商业经营智慧，不如说成功于对中华管理传统的领悟与熟练运用。最终，也失败于这种传统的既定法则。
 稳健经营始终是晋商的特色，既然稳定压倒一切，其他的追求和目标就只能在固定的框架内起作用。组织的稳定更多地与成员的利益、态度、观念和组织内部的人际网络结构有关，也就是与非正式的管理结构有关。组织管理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技术理性和功利逻辑，无论其作用还是发挥的空间，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是农业生产的周而复始，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以及乡土社会的循环往复所决定的。
 上述过程中所衍生出的传统理想追求、道德理念和精神气质，在近现代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律令。而晋商票号一旦被道德教化占据了主体精神的位置，自身便无法形成规范、清晰的管理制度和相应框架。教化本身所营造出的现实生存环境，必定要扼杀个性和创造性，造成管理方面极为不利的后果。某种意义上，带有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晋商票号、缺乏流动性的长期经营实践，使它更强调成员的“修身”，而将技能、规范、功利等退居次要地位。“德行”是对票号成员最重要的评价标准。这些特征与政治化管理所强调的忠心、服从，以及中国传统管理的求善、求治目标是相一致的。
 因此，晋商票号虽然层级分明、秩序井然，其管理控制过程却并未实现现代化和制度化，而更多是借重亲子、朋友、同乡等类情感化的因素去融通、感化或者威慑。历代晋商票号虽然培训出了大量合格的近代金融业职业人选，却绝对禁止人力资本的流动。而人力资本作为在生产要素之一，流动是其客观现实所需。也是一个必要条件。此外，票号重经验而轻思辨的管理逻辑，也是这一群体虽显赫一时却没能产生职业技术规范的客观原因［21］。
 2、晋商规避商业金融风险的错误选择
 明清商人防范商业风险的若干举措，一是对政治力量的崇拜和依附。诚如《皇朝经世文编•盐法考》（卷50）所言：“官以商之富也而朘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而豢之。”交通王侯是商人利润的一个重要流向，晋商在“行媚权贵”上的做法可以说是比较突出的［22］。二是商人通过组成商帮、建立会馆形成合力，增强抗御风险能力。明清时期遍布全国的晋商会馆，多为晋商形成商帮并落籍客地后逐步建立的同乡、同业组织。晋商据此进行自组织形式的管理，通过“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等活动，建立起社区化的基层社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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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刘建生、刘鹏生合著《山西近代经济史》载：日升昌掌柜雷履泰因与副手之间矛盾激化，以撤销日升昌各分号相要挟，迫使票号东家李大全裁撤对手，并给雷履泰下跪平息此事。99页。
 19、参见刘建生、刘鹏生合著《山西近代经济史》：第三章、山西商人的长足发展及衰落、333页。作者认为山西商人因其垄断地位的保持及其与政权力量的结合，决定了他们的保守性。因此其思想意识与封建制度是相适应的，并以获得盈利为满足，不思进取。
 20、参见《明清晋商资料选编》、294－309页。
 21、以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为例证的社会对晋商文化的总结，无非“智”、“信”、“义”三大说法，整体上还停留在传统儒学的核心价值范围，而与经济金融的专业运营和管理思想无涉。这一观点也是造成今日晋商研究无法摆脱就事论事的困惑所在。
 22、刘可为在其“从山西票号的衰亡探析企业的经营与制度创新”一文中断定，与封建政府联系过紧，脱离了商品经济的土壤，使山西票号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参见穆雯瑛主编•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学会《晋商史料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268页。
 23、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132页。
 
结 论
 近代的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巨变，因此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极不发达，专业化、职业化始终处于浑沌、未开发状态。加之历史形成的一体化社会制度和观念，容易把不同领域的管理过程看作是同一的过程。这种一体化管理表现为以对人的教化、训练为起点，既没有技术规范和职业规范也没有理性的职能化分工体系。而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中，事物的善恶总是比是非对错更重要，同样地，稳定与协调、生存与延续，也总是比效率和效用乃至“事功”更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晋商票号的历史宿命。
 传统管理的得失功过可以归结为五个基本方面：1、长于精神而失之于物质；2、长于协调而失之于功利；3、长于稳定而失之于变革；4、长于统合而失之于具体；5、长于人事而失之于理性。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晋商票号管理现代化的历史包袱，它严重地障碍了票号管理思想的进步、组织的革新以及内部的体制改革。反对变革、摒弃竞争、畏惧冒险的强大心理惯性，不仅影响了票号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阻碍了中国早期金融业的技术职业化和工具理性发展，这是近现代金融管理工具和管理手段在晋商票号中没有生长土壤的原因，也是票号管理者学习现代西方管理的一种思维障碍使然。
 以环境制度层面的观念、文化、意识形态为最高价值理念，以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为工具，必然形成传统的严格的政治化管理。由于技术理性和形式化功能理性的价值没有确立起来，组织中起作用的力量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政治作用过程。这一过程的惯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发现“效率”、“效用”一类有违或妨碍传统经营原则和基本商业信念的时候，晋商这样接受传统教化的机构组织是宁可弃之不用。新制度经济学所承认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一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在这里选择究竟是否明智、是否有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具有趋利避害本能的人，总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换句话说，辉煌一时的晋商票号，鉴于所处时代制度缺陷的实际状况，有某种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性。

2. 晋商是什么？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扩展资料：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王家大院等等。明清晋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捐输助饷、购置土地、高利贷资本等方面。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3. 晋商是怎么定义的?

什么是晋商，晋商通常意义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不得不佩服

4. 晋商是怎么定义的?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
  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
  明清晋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捐输助饷、购置土地、高利贷资本等方面。
  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多[1] 年间(公元1368年到公元1912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
  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李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
   
  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 *** 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
  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2] 
  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3] 。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
  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
  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
  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
  当然这是后话。
   

5. 对晋商的理解？

白手起家通天下 诚信为本数乔家

祁县乔家，是晋商中靠勤劳诚信，白手起家的典型。

乔家始祖乔贵发，祁县乔家堡人。早年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一位秦姓结拜兄弟一起走西口，先做当铺伙计，后开草料铺，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杂货些生意。乾隆二十年（1755年），当地粮食丰收，他们为给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趁粮低价时购存了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价钱高涨，于是把黄豆售出，获利颇丰。进而扩大经营，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

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经营“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亏得乔氏平日与当地“相与”诚信往来，信誉尚存，得到来往户支持，延缓了欠款归还日期。经多方筹措，又赖广盛公掌柜悉心经营，扭亏为盈，复兴了乔家基业，遂把“广盛公”改为“复盛公”。乔家子弟恪守祖训，严守家规，家业日益兴旺。而秦姓子弟疏于经营，坐享其成，逐渐抽走股份，最终复盛公几乎成为乔家独资。复盛公成为乔姓商号后，买卖兴隆，在包头先后增开复盛全、复盛西等19个门面，有职工四五百人，成为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雄厚的商号，故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光绪十年（1884年）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到清末乔家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字号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多万两，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总资产达千万两以上。

乔贵发一心经商，含辛茹苦，直到30多岁，才娶了一个寡妇，共育三子。长子全德是寡妇程氏带来的，名德星堂，因非乔贵发亲生，这一门没有什么起色。二门全义，堂名宁守堂，子弟多入仕途。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其次子乔致庸（1818—1907），是乔家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以儒道之尊，“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诚信为本，执着追求，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为乔家的繁荣立下了大功。乔致庸活到89岁，生有六子，但在他心中各有不足，最终把乔家大业交给了他的孙子乔映霞。乔映霞深受家风祖规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严谨。他针对兄弟与子弟特点，分别立书斋名，曰“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明订家规“五不准”：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在乔映霞努力下，乔家大业蒸蒸日上，达到了鼎盛。乔映霞思想比较开明，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主任，到了事业的顶峰。清朝末年，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生意从此走向衰败。



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 讲述的是一部商界英雄的故事。而该剧的主人公则是山西祁县乔家堡著名商户“乔家”的第三代乔致庸。乔致庸的一生穿越了大清王朝的晚期，他以乔家这一中的家族事业为舞台，怀抱以商救民、以商富国的梦想，为实现自己青年时代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宏愿，在与其他商家、与家族内部、与达官显贵、与朝廷，乃至与土匪之间一场长达一生又无所畏惧、错综复杂的斗争。乔致庸凭借自己的勇气才智和骨子里透出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终于使他战胜了一生中数不尽的劫难，晚年时代终于让乔家成为对中国经济有重大影响力的巨商，为民族商业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6. 晋商，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晋商之空洞——
首先表现在一：对晋商的财富空洞。
世间多俗人，所以，世间俗人对财富的膜拜也就很正常了，无论是山西人还是非山西人，一听说晋商如何如何，先有个概念就是晋商如何如何地有钱。可是，晋商到底如何有钱，世间的俗人还真没什么概念。2006年初，国人对晋商的财富理解就从中央电视台一套播放的《乔家大院》中的场景、故事和画面感受到了晋商的财富，于是干脆5-1黄金周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跑到了山西的乔家大院。看什么去了？看晋商的财富去了。
其次表现在二：对晋商的形象空洞。
晋商形象何其辉煌。但，硬是因为老西的低调和山西文字写作者的不努力，这晋商的形象居然硬是辉煌不起来，于是，徽商有胡雪岩，晋商是谁呢？也就因为放了个电视剧，才有了乔致庸。其实，晋商的商人形象果真那么单薄吗？不是的，有多少山西人，就有多少晋商的独特形象。这一块，要我们的当代和后代文艺乃至文字工作者好好努力，其实，这也是祖宗给后代留下的一碗饭呢？写山西商人、演山西商人，谁能比得过山西人呢？找工作、要创业，这就是机会。
第三表现在三：对当代晋商的空洞。
确实，当代的晋商在整个目前的中国商业社会的商人团体中表现一般，但是，其中并非无杰出者，相反，杰出者众。可是，世人偏偏不了解也不熟悉，因为当代的山西人不宣传自己、也不显山露水，就形成了世人对当代晋商的空洞。因为煤炭的需求，甚至干脆把煤炭老板等同于新时代的晋商。我的观点，煤炭老板是晋商，但绝对不是今天晋商的全部，而事实是，我们的煤炭老板正在获得巨大财富后进行凤凰再生，这才是晋商后续发展的可怕和值得关注、值得自豪之处。
世人在艳羡晋商无比财富的同时，突然意识到了“啊，原来山西人这么有钱啊，咱得想办法去算计啊”。于是，全中国对于晋商的概念，在“空洞”之外，现在，居然完全是“算计”了。首先的表现一是：潘石屹算计了晋商。
在今天的中国，地产行业无疑是充满了精明商人的行业，而潘石屹则是地产行业中的精明商人。他的精明最佳表现，就是，他算计了晋商。这个算计，在我看来，完全没有贬义的意思，只是一种生意上的概念。潘石屹盖了房子，卖给了山西人，他甚至经营组队到山西专门做营销。而做生意精明的潘先生，更是精明到大谈特谈甚至撰文说“是山西人救了他”。大概如此的概念吧。其次的表现是二：更多人在算计晋商。
说这个的时候，我就得接续上前面说的感慨了，所谓昨天触动我的一件事情。北京有个晋商博物馆，大概关心晋商的朋友多知道，他们编辑了一本书，书名就叫《风雨沧桑话晋商》。这书印刷了1500本，每本定价7800块。据说，已经销售了一部分。现在，这个概念被北京的新京报拿到了，新京报为此经常做广告卖这书，不过目前来看效果一般。这个项目，大概从新京报来说，是个算计晋商的概念，不过，让新京报苦恼的是，还没想好怎么去算计晋商。这一点，就比潘老板差远了。毕竟，这报纸还没赢利了，而潘老板则早已经是赚得盆满钵满的大老板了。
第三的表现则是：山西人算计晋商。
各位看官会说了，什么话啊，怎么叫山西人算计晋商。可我说的是大实话。先是，山西本地有了新晋商联合会，然后是或早或晚全国几地都有了当地的晋商商会，例如天津、例如武汉，更例如加拿大晋商商会。还有北京的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或个人或组织，其实，都是在算计着晋商。当然，算计归算计，但是，出发点和目的地那就各自不知了。
例如我呢，只有一点想法，真正把咱晋商的传统精华挖掘出来，传承下去，我这辈子就值得了，当然，如果还能够做更多的有益于山西的事情，我会觉得活得更有滋味。
或者空洞，或者算计，其实，现在大家基本上是在空洞地算计，或者说算计着空洞。
一，或者山西人或者非山西人，如果你不了解晋商的话，那你根本谈不上算计，那就只能是空洞，那空洞还有甚意思呢。所以，若想算计晋商，先得把老晋商的事情搞明白了，把新晋商的心思摸清楚了。
二，或者山西人或者非山西人，如果你只盯着晋商或山西荷包里那点或者说那许多钱，那你最后也只能是空洞。山西人是全中国最聪明的商人，所以，跟山西人打交道，得实在点。要先讲清楚给山西人的利益，然后再琢磨着可以从山西人口袋里掏出一点钱来。这个道理，于山西人也同样适用。有老乡说得好，你还不知道，山西人抠着呢。要我说，山西人根本不抠，什么时候抠，就是你把我当傻帽的时候，我就装抠，懒得理你，让你得不着。山西人要是觉得有用啊，那大方了去了。所以，算计晋商，得从眼光离开他们的钱包开始。
是我有感而发的。
一方面代表了我的困惑，一方面讲述的也是事实。
而我则反过来想了，既然这么多人不了解晋商，那就是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
这半年多来，专门的研究让我对晋商略有所得，各位个人或公司，有兴趣的，我大可以讲述给大家听，愿意看的，则到我的博客上来看。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我愿意为此付出我的终生。 ■

7. 晋商的晋商特征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为巩固其政权所进行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财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山西商人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之明证。入清后，借着前期对后金叛乱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的关系，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优势更加强大，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也与清政府达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号来说，他们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据说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官位。为了订通关节，张曾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日升昌因数目大未能爽快答复。张又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经理早已派人打听到张去日升昌之用意，对张的要求满口允承，并声称：十万银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个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张闻言大喜。而经理的打算是，既拉拢住张，又看张究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银也可随机应变。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张便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解交，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银两。山西票号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如安徽芜湖道童谣圃，在卸任还乡时，将搜刮来的十万两赃银，交蔚丰厚票号汇回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交完，而不计利息。重瑶圃放弃利息，表面看来有些损失，实际上他是因为从数千里外运回重庆银十万两，不仅运费浩大，而且有风险，赃银一旦被人发觉或被御史弹劾，不但银子保不住，本人也会身陷囹圄，甚至遭杀身之祸，但与票号勾结起来，采取汇兑办法，则可保无虞。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山西票号却不同，他们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关系甚广，交款毫无阻挡。所以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山西票号解款，自库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节也必赠款，年关时节，自旧历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票号交结王公大人也有讲究，多请王公大人到名为“相公”的地方会面，这里酒席讲究，招待殷勤，屋内布置精致、雅静。他们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因为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见，山西商人极尽其交结封建官吏之能事，与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由此，晋商成为商人中最保守落后的一群代表，他们的全部商业行为也基本是靠着官商勾结、搞垄断和特权交易，所取得的利益也不是用于投资或再生产，而是运回老家修宅买地。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产业利润低、商业利润高之故。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去向，因资料短缺，无具体数量统计。不过，明人宋应星《野议·盐政议》略有记载，《野议·盐政议》称：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妄费，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楼宇，当余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宋应星讲得是明朝万历时，秦、晋及徽盐商在广陵（扬州）获利情况，即盐商资本3000万两，每年可获利 900万两，这些利润用在输帑（纳国家税银）一百万两，无妄费（僧、道、丐、佣、桥梁、楼宇等）三百万两，各商肥家润身五百万两。这就是说，明代山西、陕西和安徽盐商，其利润有40%以上用以课税、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强封建势力的各项事业中。入清以后，这种状况又远远超过明代。 具体来说，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捐输助饷。前已有述，这里不再赘述。这些捐输银两，主要为清政府的军饷军需所用，起到了支持政府财政，维护封建政权的作用。二、购置土地。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在西欧一般都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资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购置土地。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经商西北，“义而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8）入清后，山西商人购置土地更是普遍。乾隆时，浑源、榆次二州县富商大贾“且多置买田地”。（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荒歉，有恒产之家将地亩贱价售卖，“山西富户闻风赴豫，乘机放价，准折地亩取利”。（《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道光时，长治宋良弼经商洛阳，值岁饥，当地人多鬻田他徙，宋良弼“以贱值得膏腴田数百亩”。（光绪《长治县志》卷六《列传》）曲沃县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阳经商获利几十万银两，购田置地，数年内土地猛增到六百多顷。（《罪恶之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三、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是为榨取高额利息而放贷放给他人使用的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连年歉收，“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利放债。”（《清高宗实录》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近人卫聚贤说：“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康熙时，全国有当铺22357家，山西一省就有当铺4695家，占全国当铺家数的21%。高利贷资本对小生产者敲骨吸髓的剥削，使众多的手工业者资金积累不足，无法扩大再生产。所以说，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是走上了畸形发展道路。四、窖藏。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坚，故不崩。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资或银两。明人谢肇制说：“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谢肇制《五杂俎》）入清后，山西“民家多有储蓄”。山西平阳府亢氏，“家巨富，仓廪多至数千”。清后期，山西富商窖藏多为银两。如山西祁县富商渠源祯，人称“旺财主”，资产三四百万两，他认为获取高额利润后，再投资不如窖藏保险，竟从其办的票号中抽出大量股金窖藏起来，估计藏银达百万两以上。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银”30万两。五、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开支。如定襄县邢大绪，服贾漠北，致富后即志在行善，“族中旧无祠堂，公偕众建立；村西旧无文昌阁、财神阁，公偕众修之”。（定襄《邢氏族谱》卷二）盂县张芝，贩帽致富，尝出金建“崔府君祠……县治西关帝庙”。盂县张炽昌，贸易关东，“一时侪辈推为巨擘”，“平生性气慷慨，迎辉门外关帝庙张氏所创也”。（盂阳《续修张氏族谱》）祁县人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乾隆十二年（1747），于井陉县捐己资，命子督工四年，修大石桥14孔，车马通行，临终又命其孙补修，并建河神庙等等。（乾隆《祁县志》卷九《人物》）六、奢侈消费。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经济实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亚于大官僚、地主。据载：他们“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纵博博，蓄优伶，宾从杂沓，一言之悦，乾没万金不问。”（王锡纶《怡青堂诗文集》卷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盐商亢氏在其家乡平阳府（今临汾）建亢园，“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通，间有婢媵出窥，皆吴中妆束也。……康熙中，长生殿传奇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亢氏在扬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园，其“长里许，……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汾阳何以恭，父以商起家，“父殁，事继母孝，两弟皆继母出，性豪侈，母复纵之，恣其挥霍，后家日落”。（光绪《山西通志》卷 140）太谷曹氏家族，传至曹克让时，生活糜烂，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每逢婚丧嫁娶喜庆之日，大摆宴席。男女老少又皆食鸦片，家中平日存储鸦片达万两以上。家中佣人有三百多人，每年家用开支在十万元以上。曹氏入不敷出，最后终因挥霍浪费而破产。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他们用货币——商品—一货币的活动方式，以交换为手段，将其触角所及的人和物，统统装到商品经济的车子上来，推动他们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不断前进。山西商人集团及其资本，本来就是应地主制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链条运转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这个链条的运动中起着推动和润滑的作用”，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这个集团及其资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经济的属性，或者说其封建性，就越明显。”  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嘉庆、道光（1796——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洲，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晋商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请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准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争回矿权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改为金钱讹诈。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最后以讹诈赎矿银 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 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 800万两，实际集股 193万两。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资本银挪还票号。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缺，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第三、墨守成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票号总经理多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最有权威。毛氏墨守成规，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终于无法振作。

8. 晋商的定义是什么?

分类:  商业/理财 
   问题描述: 
  
 中国还有哪些商业流派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
 
 谢谢!
 
   解析: 
  
 中国古代有徽、晋、陕、鲁、闽、粤、宁波、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
 
 其中尤以晋商为最
 
  
 
 记录片《晋商》中又“诚信为本，纵横欧亚九千里”，“以义制利，称霸商场五百年”来形容晋商。
 
 晋商繁荣期是在明太祖时期，当是明朝刚刚建立，为了防止蒙古人的入侵，明朝在长城一线建立了许多类似于今天的集团军的常备军，为了解决军队的日常生活，明太祖发布命令，允许商人想驻守长城的军队运送粮草，运到粮草后，将得到朝廷发布的引子。引子的作用就是证明运送粮草的价钱，并能用该引子向朝廷领取等价的盐的专卖权（当时的盐与铁都是朝廷专卖的）。
 
 而晋人多地少，这样迫使许多人出去经商。山西人从河南、山东买到粮草，贩运到驻军处，得到引子。然后拿着引子到两淮换取等价的盐。
 
 后又有明与蒙古签定协议，相互通过杀虎口通商。
 
 清入关后，康熙到乾隆时期的西征都是由晋商以类似于明初提供粮草的方式提供清军的西征军！
 
 清雍正年间，清 *** 与俄国两国在恰克图签订《恰克图条约》。
 
 清光绪年间，晋商票号承担起 *** 税收的运营，汇兑。此时晋商达到最盛，后随着外国侵略者的进入，民族商业逐渐衰败，直至晋商，徽商退出历史舞台。
 
 徽商与马帮又是不同于晋商的商业流派。
 
 由于小可知识有显，只能提供以上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