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内容有哪些

1.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内容有哪些

一． 以人为本   以"人道"代替"天道"，相信人的智慧和力量，重视人的价值和地位，考虑人际和谐，善于运用人的智慧和计谋等。  二． 以德为先  优秀的品格因素会给领导者带来较大的影响力和树立良好的威信，使下属产生敬重感，作为学习的榜样。  三． 中庸之道  中庸在《礼记.中庸》中解释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程颐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则解释道："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中庸之道运用于管理中包括以下几方面观念：  1. 凡事要适度：中庸之道反对处事走极端，主张任何事情要遵循一个适当的"度"。  2. 统一把握好矛盾的双方：从事物对立的两方面找出解决的问题的答案。即所谓"执两用中"，这样就能统一考虑到矛盾中对立的两极，不至出现偏颇，在对立面的互补中取得一种整合效应。  3. 掌握灵活多变的原则：要能衡量事物的情势相应的变通。  4. 保持矛盾双方的协调：《礼记.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的目的是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但和并不是无原则的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的东西和谐地配合叫做和，和的各方面有所不同；相同的东西相加叫做同，同的各方面之间完全相同。由此看出孔子反对在管理中人云亦云，盲目附和，而是追求一种有原则的协调与和谐。  四． 无为而治  "无为"是道或天道的一项重要属性，并非无所作为。《老子》中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人道要效法天道，就管理者来说，"无为"是指人适应自然，自觉服从客观规律的管理行为过程。道家的管理宗旨就是通过"无为"，最后达到"无不治"的管理效果。具体说，"无为而治"在管理实践中的作用有：  1."无为"可以减少管理的心理阻力，避免引起反感。道家认为，以智取天下，别人还之以智；以力为出发点，别人还之以力。《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治天下者机智巧诈，被管理者反而因之作奸作伪。因此，在管理中不人为破坏自然规则，顺应自然，就能够防止下属出现心理抵触，使下属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管理要求，实施有效管理。  2."无为"可以减少冲突。道家认为，过分的利益引诱，回导致相互争斗。管理者既要满足下属的合理需求，又要防止贪欲带来损害。"圣人为腹不为目"，主张生活简单，反对追求官能享受。管理者"无为"，"清心寡欲"，即不过分注重利益，就会有利于管理。  3."无为"可以充分发挥组织机构的作用。老子有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夫烹小鱼者不可扰，扰之则鱼碎；治大国者当无为，为之则民伤。"在组织中一旦建立起稳定的组织机构，明确各自的分工职责，就应充分发挥其作用。管理者应适当超脱，避免主，随意决策，不干扰日常的管理工作。这样就能达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境界。  道家"无为论"其实是最优管理原则。从正面看：无为而治主张实行开明，自由，各司其职；从方面看：无为而治是反对蛮干妄为，粗暴干涉。  五. 以和为贵  "和"既是"和谐"，"协调"的意思，也有"合作"的含义。和谐是管理成功的标志，是管理追求的理想境界。  兵法讲得更明确："上下同欲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前两者是讲内部关系和谐，后者是指审时度势，把握战机，不是绝对不打，而是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日本企业经营战略专家上野明概括成功企业的特征时说："不单纯重视‘和为贵'的想法，而且重视‘和而不同'的想法。下级对上级能坦率提出反对意见，上级能谦虚地倾听部下的反对意见的厂风，是优秀企业的共同点。

2.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是什么？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
　　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
　　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
　　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

3. 1、举例说明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 2、结合实际，谈谈如何成为领导阶段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
　　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
　　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
　　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

4.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简答题)

1."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物品千差万别，这是客观情形。商品有优劣，那么价值一定不能等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
2."小国寡民"理想社会实质就是封邦建国，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对内实现自给自足，对外实行互通有无，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3.荀子裕民思想体现的是儒家“以政裕民”“裕民富国”的理念。即用行政和法律保障人民的生产，人民富裕了国家才会强大。
4.韩非耕战论认为国家的大事在于“耕”“战”。“耕”泛指国家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国家军事实力是以经济实力做依托的。
5.管子的话体现的是如果人民的贫富差异过大会导致政治的腐败，司法的混乱，是导致国家不稳定的最大原因。
6.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内容体商品经济中最基本的平等与互利原则。

5. 举例说明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

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6. 1.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大致可分为（）、（）、（）2.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呈现的鲜明特点有（）（）（）

1.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大致可分为...
   1."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物品千差万别，这是客观情形。商品有优劣，那么价值一定不能等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
2."小国寡民"理想社会实质就是封邦建国，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对内实现自给自足，对外实行互通有无，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3.荀子裕民思想体现的是儒家“以政裕民”“裕民富国”的理念。即用行政和法律保障人民的生产，人民富裕了国家才会强大。
4.韩非耕战论认为国家的大事在于“耕”“战”。“耕”泛指国家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国家军事实力是以经济实力做依托的。
5.管子的话体现的是如果人民的贫富差异过大会导致政治的腐败，司法的混乱，是导致国家不稳定的最大原因。
6.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内容体商品经济中最基本的平等与互利原则。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呈现的鲜明特点 
一、农业
1．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1）农业的起源：原始社会即形成南稻北粟的农作物种植格局。
（2）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刀耕火种→石器锄耕→铁犁牛耕。其中：
①早期/原始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刀耕火种——石器锄耕，基本模式：奴隶集体耕作，大规模简单协作。
②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铁犁牛耕，自耕农经济，开始形成于春秋战国，基本模式：精耕细作，小农经济。
（3）耕作方式变化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表现：①生产工具的改进：原始社会：石器、骨器——商周：出现青铜农具，但极少，仍以石器、骨器为主——春秋：铁器牛耕出现——战国：铁器牛耕推广——西汉：犁壁、耧车——三国：翻车（人力灌溉工具）——唐代：曲辕犁（传统步犁基本定型）、筒车（水力灌溉工具）。
②水利设施的完善：春秋：芍陂——战国：都江堰、郑国渠——汉代：漕渠、白渠、西域特色工程坎儿井、治理黄河。
③耕作技术的成熟：春秋至秦汉：两年三熟，代田法，区田法——魏晋：《齐民要术》现存最早的农书，绿肥和轮作早欧洲1000多年——宋元：精耕细作全面成熟，稻麦复种制，南宋江浙为经济重心——明清：多熟制，培育农作物新品种，引进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经济作物面积扩大。
（4）经济重心南移：①过程：魏晋时开发江南；安史之乱后开始南移；南宋，江浙成为经济重心（“苏湖熟，天下足”），完成南移。②南移的原因：北人南迁，带来劳动力与技术，南方稳定，自然条件优越，统治者重视。
2．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
（1）原始社会：土地公有制。
（2）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代表：商周时期的井田制：①演变：商代出现，西周盛行，春秋后瓦解。②实质：名义上国有，实为贵族所有。③瓦解的原因：生产力的发展，私田增多（根本原因）；战争使劳动力减少；各国税制改革，立法确立土地私有制。④瓦解的影响：封建剥削方式产生。
（3）封建社会：①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主：有君主私有、地主私有、自耕农私有三种；地主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土地兼并（将公田转为私田、赏赐、买卖等）是地主扩大地产的主要途径；土地兼并严重影响国家的赋税收入，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常采取“均田”、“限田”的措施，限制土地高度集中，保护自耕农经济。
②封建土地国有制：
A．三国：屯田制，军屯、民屯；保证军粮，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北方经济发展。
B．北魏至中唐：均田制。a．内容：按性别、年龄把国家控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其主要部分只准使用，不准买卖；受田农民必须向国家缴纳租税，并服徭役和兵役。b．实施前提：国家控制足够多的土地。c．实施效果：保证国家赋税和徭役，稳定社会恢复经济；但不能真正阻止土地兼并。
（4）土地经营方式：
①自耕农经济（小农经济）：至明清一直占主导。
▲出现条件：a．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b．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的进步：牛耕、铁农具逐渐普及。
▲特点：个体农耕、男耕女织、耕织结合、铁犁牛耕、自给自足。
▲地位及影响：a．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b．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c．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d．局限：分散性，封闭性，落后性，抵抗灾害能力弱；是封建社会发展缓慢、阻碍近代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②田庄式经营：以东汉、唐为典型。
③租佃制经营：战国产生，宋代仅次于自耕农，明清时期普及全国，占主导。▲租佃式经营普及的意义：佃农对地主人身依附减弱，农民有选择雇主和支配产品的自主权，甚至与市场发生联系，积极性提高，有利于农业和商品经济的稳步发展。
3．中国古代农业的特点
（1）生产规模：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
（2）所有制结构：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体。
（3）产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
（4）生产模式：铁犁牛耕，精耕细作。
（5）经营方式：“男耕女织”（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
（6）生产目的：自给自足，缴纳赋税，少量用于交换。
（7）地域水平：各地区、各民族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农业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二、手工业
1、手工业发展概况
▲冶金业
（1）青铜时代（夏商周－春秋）：商周时期是其繁荣时期，司母戊鼎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
（2）冶铁业（春秋时期铁器时代到来）：①冶铁技术的进步：春秋：生铁、块炼钢——东汉：杜诗发明水排（水力鼓风冶铁工具，16世纪前领先世界）——南北朝：灌钢法（古代最先进）。②燃料：煤（汉代开始，北宋普遍）→焦炭（南宋末年开始，明代流行）。
▲纺织业
（1）丝织业：上古时代发明养蚕缫丝（世界最早）——西周后工艺发展——汉代由于丝绸之路远销欧洲，获“丝国”之称——唐：缂丝技艺——明清：进入鼎盛时期，并首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2）棉纺织业：宋代：出现——元代：黄道婆全面革新棉纺织技术，发明脚踏三锭纺车，松江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衣被天下”）——明代后期：棉布成为民众的主要衣料。
▲陶瓷业
（1）制陶：新石器时代出现，唐代的唐三彩享誉中外。
（2）制瓷（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商代：烧制出原始瓷器（世界最早）——东汉晚期：成熟，青瓷——南北朝：白瓷——唐：制瓷业成为独立工业部门，形成南青北白两大制瓷系统，唐朝越窑的秘色瓷极为珍贵；瓷器成人们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瓷器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宋：瓷窑遍布全国各地，景德镇成为瓷都——元：进入彩瓷生产期，以青花、釉里红为代表——明：斗彩、五彩瓷——清：粉彩、珐琅彩。
2．中国古代手工业的特点
（1）历史悠久，技术长期领先世界。
（2）地域分布广、规模大、分工细、技术先进，产品远销欧亚非。
（3）家庭手工业、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等多种经营模式长期并存。
▲家庭手工业：是农户的一种副业，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和交赋税，剩余部分才拿到市场出售。
▲官营手工业：夏商周时期推行“工商食官”政策；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明中后期不断萎缩。特点：规模大、分工细、组织严密、管理完善、主要生产军用品和皇室、贵族消费品，代表手工业最高成就；产品不流通，对工匠采取强制劳动和超经济剥削，激化矛盾。
▲私营手工业：不断发展，明中后期逐渐占主导地位，某些部门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主要生产民间消费品，产品在市场流通。
（4）与农业发展密切结合，为农业文明经济的发展服务而处于从属地位。
（5）随经济重心南移，手工业生产布局相应变化。
三、商业
1、中国古代商业发展概况
（1）原始末期：偶尔以物易物。
（2）商朝：职业商人和货币出现（“商人”由来）。
（3）周朝：实行“工商食官”制度，商业活动为官府所控制。
（4）春秋战国时期：私商出现，并逐渐成为商人的主体；官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构成中国古代商业的两种主要经营形态；各国铸造货币，黄金、白银开始用为货币；城市繁荣，出现大都会（临溜，邯郸）。
（5）秦朝：统一货币、度量衡，修驰道，促进商业发展。
（6）西汉：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畅通，中外贸易发达；商业中心：长安、洛阳，出现专供贸易的“市”，官府有专职官员管理。
（7）隋唐：商业蓬勃发展，南北经济交往和对外贸易发达。①原因：政治统一；农业手工业发展；大运河开通；政府重视，政策开明。②表现：a．城市繁荣：长安、洛阳、扬州等成为闻名中外的商业大都会。b．市场发展：市坊分开；有严格的时间限制。c．金融货币：出现了“柜坊”（银行雏形）、“飞钱”（类似汇票）。d．对外贸易：西域、阿拉伯、波斯商人来往频繁，广州成为重要外贸港口，市舶使专管外贸。
（8）宋元时期：进入新的高峰期。①宋代表现：a．打破市坊界限和时间限制，出现夜市、早市和草市；集镇兴盛，城市经济功能增强。b．北宋出现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四川益州）。c．交换品种速增，城市中出现不同类型的集市。d．商税越来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e．重视边境贸易（榷场）和海外贸易。②元代表现：a．纸币广泛流通。b．漕运、海运发达，遍设驿站。c．大都是政治、文化、商业大都会；杭州是南方最大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泉州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9）明清时期：出现新特点。表现：①商业市镇的兴起，商品经济向农村延伸，苏州等地出现资本主义萌芽。②货币经济占主要地位，贵金属货币白银广泛使用。③农产品商品化加强，破产农民成为自由劳动力，也成为商品。④国内市场扩大，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较快。⑤形成许多区域性的商人群体（商帮），如徽商、晋商。
2、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
（1）起源早，与农业、手工业相辅相成，各期发展不平衡。
（2）古代中国的市场交换比中世纪的西欧发达。
（3）商业市场形式多样，城市中有市，乡村中有草市，且有夜市和晓市等。
（4）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商人群体活跃，形成地域性商帮。
（5）商业领域官营和专卖制度长期存在。
（6）商业长期受到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低。商业始终作为农耕经济的补充而未能占据中国古代经济的主导地位。
四、资本主义萌芽与“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
1、资本主义萌芽产生
（1）产生的基本条件：手工业技术的进步，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出现雇佣关系。
（2）产生概况：①时间、地点、部门：明朝中后期（15世纪末），江南地区，纺织部门。②标志：手工工场的出现，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3）主要特征：微弱、稀疏，发展非常缓慢；出现在个别地区、个别部门；发展水平低，始终处于萌芽状态，就全国而言，不占主导地位；最初多表现为分散的手工工场形式。
（4）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原因
①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影响了扩大再生产和商品经济的拓展，妨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
②政治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阻碍。具体表现：封建政府重农抑商，征收重税，限制工场规模，残酷剥削农民，农民贫困，购买力低下，束缚了萌芽的发展；“禁关锁国”政策限制了对外贸易发展，妨碍了国外市场的扩大。
③思想上：长期以来重农抑商、重利轻义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地主、商人致富后热衷于买田置地而很少投资扩大再生产。
④外交上：闭关锁国，海禁政策，失去海外市场和先进技术。
（5）认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代表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趋势，但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
2、“重农抑商”政策
（1）含义：中国封建王朝限制、打击工商业，保护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确保赋役征派、地租征收，以巩固封建统治的政策。
（2）原因：工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危及封建政权统治。→目的：维护小农经济，巩固封建统治，保证国家赋税与徭役来源。
（3）演变过程：
①战国：商鞅变法首次明确规定了重农抑商的原则。②汉代：进一步加强。③中唐至宋元：重农抑商政策有了某种松动。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以及官商分利政策的实行，使商人地位得以提高。
④明清时期：封建政府对民营商业不断加征商税，破坏工商业的正当经营，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导致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工业文明。
（4）评价：①重农抑商的实质是维护封建国家统治的经济基础。重视农业，保护了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封建社会初期对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封建统治起了积极作用。②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强化了自然经济，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是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造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落后。③从根本上说，“重农”是正确的，但不能把“农业”和“商业”长期放在对立面。
3、“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
（1）含义：明清时期严格限制中国人民赴海外经商和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的经济政策。
（2）原因：①根本原因：维护封建自然经济，巩固封建统治。②直接原因：明统治者担心流亡海上的敌对势力勾结倭寇危及明朝的统治，清统治者为对付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③清政府盲目自大，自认“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与外交流。
（3）表现：①明朝：实行“海禁”；对外贸易只能在官方主持下进行。②清朝：禁海、迁界；只留极少口岸对外通商；由政府特许的商行（如广州“十三行”）统一经营对外贸易。
（4）评价：①积极：曾起过一定自卫作用，维护了国家的主权。②消极作用为主：严重阻碍了国内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中外交流，使中国日益脱离世界发展大势，失去了利用国际贸易的优势地位开辟海外市场、刺激资本扩张、推进工业化的契机；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

3..齐民要术----最终完成了由商人“治生之学”向地主“治生之学”的转化任务，使地主“治生之学”得以确立。他在《齐民要术》中阐述的地主“治生之学”包括家庭经营对象的选择；对私人经营管理的一些原理和规律性认识和微观经济管理的方法和措施，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他将司马迁“富无经业”的治生观演变为“不仕则农”的治生观，他把治生活动的经营对象归结为做官和务农，明确将工商治生排除在外，他说：“舍本逐末，贤哲所非，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25]⒄。可见商人“治生之学”痕迹消失，已经成为地道的地主“治生之学”。他对“以农治生”进行了一些理论的探讨，比如提倡节用。提倡节用、反对奢靡是先秦以来的传统观念。晏婴倡俭，墨子主张作用财以节，都是主要针对上层统治者而言，但是《齐民要术》中的节用思想，则主要是针对农户为了脱贫或积蓄，发展生产与节用并举达到致富的目的。这是将荀况“开源节流”的财政观念用于指导地主家庭的微观经济，丰富和发展了古代的富民思想，也是中国农书富民思想的始源。

7. 古典经济学与中国古代思想有什么联系

没什么关系，经济学发源在外国，中国一点贡献也没有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一般指英国古典经济学，其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是亚当·斯密，他所著的《国富论》把资本主义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书中批判了重商主义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唯一源泉的片面观点，斯密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拓展到生产领域。
　　同时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认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
　　古典经济学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将其看作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

8. 经济思想最早出现于中国古代哪一历史时期

　　中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处于农业社会，比西方国家进入商业社会晚了几近一个世纪，但中国商业其实早在奴隶制时期的商代和西周就已经产生。
　　原始社会后期，人类社会出现了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到了夏代，社会上游离出一部分专门从事物品交换的人。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居住着一个古老的部落，他们的首领叫契。契协助大禹治水有功，受封，封地为商（今河南商丘），他的部落便被称为商族。契的六世孙王亥很会做生意，经常率领奴隶，驾着牛车到黄河北岸去做买卖。
　　商朝的商业十分繁荣，有“商葩翼翼，四方之极”之称。在商朝繁盛时期，一部分商族人经常到周边民族地区开始农贸产品互换方式，因此，在外族人心目中，做买卖的就是商族人。
　　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可是周公旦对商朝心存疑虑、仍不放心，为了消除商朝的历史痕迹，遂将滳河改名为漳河。周王除了对商朝的贵族集中于一处严加管束外，对其善于经商的商遗民也基本限制其自由，并只准许其继续经商。这些被集中管束的商遗民经商者被通称为‘商人’，以便与周朝人区别开来，这显然带有轻蔑和歧视之意。年深月久，人们慢慢淡忘了商人“贱民”的含义而成为了买卖人的代称。

　　最初，人们把做贩运贸易的叫做“商”，坐售货物的叫做“贾”，即所谓“行曰商处曰贾”。到了春秋时期的商贾，已被列为四民之一。

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