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的主要成就

1. 范蠡的主要成就

 ⑴劝服勾践保全性命；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然而在檇李（浙江嘉兴）之战中大败，被击中脚趾，因伤势过重，不久死去。吴王阖闾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公元前494年，勾践听说吴国日夜演练士兵，准备向越国报仇，打算先发制人，再来个檇李大捷。南阳人范蠡力谏：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勾践不听范蠡劝谏，执意出兵。范蠡预料此战凶多吉少。果然，越国遭遇会稽山大败。范蠡劝勾践答应吴国的任何条件以求保全性命，“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而吴王没有听伍子胥“今不灭越，后必悔之”的进言，罢兵而归。⑵动摇夫差起恻隐之心：按照吴越双方议和的条件，越国战败过了两年，越王勾践将要带着妻子到吴国当奴仆，他想带文种。范蠡愿随勾践同行，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可以看出，范蠡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且具有敢于担当的高贵品格。吴王夫差想劝范蠡离开勾践，到吴国帮助夫差，而范蠡毫不动摇，很坦然说道：“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号，用兵与大王相持，至令获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鸿恩，得君臣相保，愿得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之愿也！”这是范蠡导演、勾践出演的一出荒诞剧，演出成功对勾践的前途起了至关重要的变化。经过此事，吴王被深深地感动，对勾践动了恻隐之心。而在政治当中，掺入了个人私情，注定夫差的结果是悲惨的。⑶巩固军事力量，消磨敌方意志：战争之后，越国几乎跌到谷底，且其在复兴之时，要慎之又慎，切不能让吴国有所察觉。范蠡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协调内部关系，内亲群臣，下义百姓。有人生病，勾践亲自去慰问。有人去世，就亲自去办丧事。对家里有变故的免除徭役。一系列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定。为了提高军事力量，范蠡重建国都城。在建城的过程中，范蠡建了两座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而大城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这样就迷惑了夫差。重视军队训练，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组织了敢死队，以最高金额奖励。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给他最喜好的东西，以讨夫差的欢心。还向夫差进献美女，消磨夫差的意志。⑷卧薪尝胆，二十年磨一剑：公元前476年，伐吴的条件终于成熟了，此时夫差倾全国之力，北上中原争霸，使国力严重消耗，后方空虚，唯独老弱与太子留守。越国经过近20年的精心准备，国力强大，范蠡建议勾践立即兴兵伐吴。公元前473年，吴军全线崩溃，吴王夫差逃到姑苏台上固守，同时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祈望勾践也能像20年前自己对他那样宽容，允许保留吴国社稷，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勾践动摇了，这时范蠡站出来，陈述利弊，平复了勾践动摇的心态。夫差自杀的时候，想念起伍子胥，认为自己愧对伍子胥，以至于造成如今的结果，遂蒙面自杀。  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  ⑴注意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准备，不盲目。据时而动，得失均衡。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超时以待，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⑵“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⑶抓住现时得时无怠，因为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其三是从时而追。处于这种境况要讲究一个快字，指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⑷销售理论，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果断出手。贵上极则反贱。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⑸三八价格，农末俱利。范蠡以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⑹积着理论。“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合理地贮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⑺薄利多销。范蠡主张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这种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军事思想⑴朴素唯物主义战略观，对于整个国家的军事战略问题，范蠡主张：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其实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战争观。’持盈者与天，指出了万世万物都有其自然的规律，就像日月更替，月圆月缺一样，他提醒勾践要按照规律办事，遵守天地间自然的法则，这样才能达到战争的目的。’定倾者与人，同样是唯物论的观点，提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人要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同时积极谋划准备，把’人事(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节事者与地，指出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在对吴国的战争中，范蠡很重视本国生产的发展，还对吴国发动了’粮食战。强则戒骄逸，处安有备；弱则暗图强，待机而动；用兵善乘虚蹈隙，出奇制胜。为后世称道并沿用⑵灵活多变的战术观，范蠡在具体的战争实践和战争指挥中，所运用的谋略十分灵活多变%他主张’后则用阴，先则用阳； 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在战场上，如果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就必须坚定不动摇，并要行动迅速，速战速决，如果要后发制人，则要谨慎周密； 当敌人靠近的时候，可以主动示弱，引诱敌人，而后出奇制胜，当敌人距离较远时，则要以强大的气势来震慑敌人。范蠡还主张在合适的时刻，要尽力促成主客的变化，灵活运用主客这一对矛盾来赢得战争的胜利。⑶富国强民的国防观，范蠡说过，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应难。要想战胜别人，首先要经过周密的准备，准备周密#谨慎防守，这样才能应对未知的挑战，准备充分才会在面对危险困难时有备无患，这表明他充分认识到了战争准备的重要性，在这一主导思想的指导下，他提出了富国强民的国防战备观: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行，则万物之情可得而观已。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搞好战备物资，然而战备问题牵扯到方方面面，首先要发展生产，越国在范蠡和文种的主持下，颁布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富国强民。 经济思想春秋末年，范蠡提出的农末俱利的思想有重要意义。这表现在：首先，他提出了“谷贱伤民、谷贵伤末”的问题，通过把价格调整到一定范围内而作到农末俱利。这样既可以促进农业发展，又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协调发展。其次，他明确提出了商品价格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尤其是恰当地处理好谷价与其他商品价格的关系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范蠡试图通过调整价格促进生产和流通，这都是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再次，怎样把物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呢？范蠡主张用平粜的办法，这就需要丰收年国家把粮收购储藏起来，在歉收年缺粮时国家再把粮食平价粜出，这样才能起到平定粮食和其他物价的作用，这就叫做平粜齐物。所以平粜是范蠡首先提出来的，战国时李悝推行平粜法和汉代设常平仓都是这一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因此，平粜思想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范蠡有治国理财的实际经验，他提出的农末俱利的价格政策和平粜齐物的经济主张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劝农桑，务积谷”、“农末兼营”、“务完物、无息币”、“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等至今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道教思想北魏李暹为《文子》作注，就曾指出：文子“姓辛，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此乃计然即老子弟子文子的重要文献证据，正是这条材料使我们可以将范蠡与老子的学术联接起来。从年代上来看，范蠡在老子之后约四、五十年，而计然正好处在老子与范蠡之间，他就是老子之弟子文子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计然何时何地师从老子已不可考，或在老子为周守藏史期间，或在老子去周为“隐君子”期间，后“南游于越”为范蠡之师。从《史记·货殖列传》《越绝书》《吴越春秋》《文子》等典籍的材料看，计然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对老子的道论、自然无为的思想和治国治身的理论有所发挥和运用。特别是计然提出了关于天地阴阳刑德吉凶的理论和时变因循的理论，是对老子道家学说的重要发展，这些理论为范蠡所承袭并进一步运用发挥，后来成为战国时期以《黄帝四经》和《管子》等为代表的道家黄老之学的重要内容。从计然到范蠡，在长期的政治、军事和实业活动中对老子思想加以运用和创新发展，终于形成了道家思想成功指导社会实践的新局面，开辟了道家学说理论发展的新领域和新方向。道家学派创立后，原本主要是在南方的荆楚、吴越等地域流传，而战国中后期的道家黄老之学，又主要兴盛于北方列国特别是齐国，道家学说何时经由何人传入北方？这是先秦道家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迄今尚未有人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在道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范蠡入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春秋战国之际，范蠡将老子的思想传播到齐国，开始了道家学派在北方列国流传发展的新时期。道家学派在北方流传发展的最重要结果，是稷下黄老之学的出现，其标志是帛书《黄帝四经》。根据《史记》等史书的记载，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霸越之后，急流勇退，“浮海入齐”，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开始了后半生的实业生涯，成为远近闻名的“陶朱公”。他所传承的老子道家思想也随着他在实业上的成功而在齐国传播，并最终发展成为道家学派的重要学派——黄老之学。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国语·越语下》同《黄帝四经》《管子》等战国黄老作品为什么有那么密切的思想联系，也就可以清楚地勾画出一条从春秋战国之际南方的原始道家到战国的北方黄老之学之间流传演变的清晰线索 。

2. 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财政预算思想的是谁

中国先秦至鸦片战争前历代思想家及典籍中关于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理论和原则。“理财”一词最早见于《易·系辞下》，宋以后成为经常使用的经济范畴，清末曾以理财学作为经济学中译名之一。
　先秦　中国古代许多重要的理财观点和原则，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例如,在国家收入和支出的关系上,提出了“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礼记·王制》)的财政总原则。从国家租税收入方面来看，先秦各家除商鞅坚持重税政策外,其余都赞成轻税政策,即所谓“薄赋敛”或“薄税敛”。什一税成为各学派普遍鼓吹的理想税率，但也有主张二十而取一或更轻的税率。各学派除墨家赞成征收关市、山林、泽梁之税外，一般都不赞成对之征课。其中孟轲提倡对城市坐商、非生产性宅地、无职业者以及关卡和山林川泽均不征课，而在农业方面实行“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孟子·滕文公上》），即主张农业单一税。在财政支出方面，“强本节用”基本上是先秦各家所共同遵奉的经济原则，并鼓励粮食储备。
　先秦各学派在理财问题上有两种对立的见解：①主张“藏富于民”，即在使人民富足的基础上充实封建国家财政。这是各派普遍接受的思想，尤以儒家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这一观点为最有代表性，它体现了国家的租税收入总是来自人民以及培养税源的财政思想。与此相关，先秦儒家特别反对财政上的“聚敛”，认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礼记·大学》）。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已认识到从生产与消费的对比关系去考察对理财的影响，此即“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大学》）。这句名言连同荀况所言“节其流”、“开其源”（《荀子·富国》）的理财原则，均为后代谈理财问题者必须遵循的原则。②主张“国富民贫”，这是法家提出的观点，即不惜使人民贫穷以充裕封建国家财政。这是战国中期以后才出现的理财观点，它反映了法家代表人物为建立统一的封建地主政权而在财政经济上的要求。
　此外,先秦各项理财措施中,《禹贡》、《周礼》所体现的生产什么则贡纳什么的贡土所宜原则，按土地肥瘠、面积大小、位置远近或劳役轻重等为条件来规定税收率高低的租税负担平均原则；财政开支方面“以九式均节财用”（《周礼·大宰》），的专税专用思想；管仲根据土地好坏征收差额赋税的“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概念；范蠡和李悝建议由封建政府实行丰年征购粮食储存以待荒年发放的“平粜”或“平籴”政策；孟轲主张按“乐岁”和“凶年”的不同实际收获量进行征课而不赞成平均税率等等，均对后代理财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较为突出的是，《管子》不仅主张“取于民有度”，反对“疆求”的征籍；而且提倡在国家财政上尽可能扩大经济收入以代替征税收入，诸如制定价格政策，官府经营谷物买卖，实行盐铁专卖等，作为充裕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这一经济政策在此后二千年封建国家一直发生相当作用，至于《管子》认为赋税征课须作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则表达了封建统治者在财政剥削上的欺诈巧取思想。
　汉代 汉初的理财思想,主要是从巩固统一的封建地主政权出发，坚持中央财政权力的统一与集中。特别是著名理财家桑弘羊根据先秦的有关理论和原则，制定和推行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重要财经政策和措施，并首创均输和平准（见均输、平准论），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耿寿昌依据先秦平籴思想而创立的常平仓制度，也成为封建时期的一项重要理财措施。其他如贾谊的“积贮”主张，晁错的“贵粟”论和移民实边的周密规划，桑弘羊的屯田戍边建议等，均系本期内较突出的理财思想，多为后代封建社会理财家所称颂或引为典范。
　西晋  傅玄面对着封建赋税繁重的客观事实，提出“至平”、积俭而“趣公”和“有常”的一套租税原则（《傅子·平赋役》），这是财政理论上的一个进步。西晋占田制则体现了按劳动能力实现租税负担平均的首创思想，它在北魏均田制中得到继续和发展。至于北朝苏绰(498～546)强调租税及差徭的“平均”，系指“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巧而困愚拙”（《周书·苏绰传》）而言，这也是对传统的负担平均原则，作了新的解释。
　唐代　由于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唐代实行了一些重要的财政变革，如由封建劳役负担转变为实物或货币缴纳，由强制的征发转变为和买或和雇等。杰出的理财家刘晏还在转运改革上以雇佣劳动代替强迫劳役，在盐法改革上以私商自由经营方式取代官府专卖，由此标志着理财思想上的重要转折。特别是刘晏对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有较明确的认识，注意培养税源，相信“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六）。后来陆贽也强调征收赋税要在“家给”的基础上“敛其余财”。他提出“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的理财原则，因为“少损者所以招大益”，“暂薄者所以成永厚”(《陆宣公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这符合封建国家的长远利益。对于租税原则，刘晏主张“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新唐书·食货志四》)，并在实施中力求做到“知所以取，人不怨”（《刘晏传赞》）。韩愈(768～824)则将工作器具和商通货财看成与农出粟米麻丝一样，同为租税的来源。这是对农业单一税思想的否定。另外，本时期内财务行政概念的周密化，如由封建国家统一掌管所有财政支出，颁发“长行旨条”以为各项财政收支的原则性规定(《唐六典三》)，国家财政稽核职能的独立等，也是唐代中央集权的发展在财务行政上的反映，并对后代封建财政具有不同程度的启发作用。尤其是，杨炎除坚持封建国家公赋应独立于封建君主的个人私藏外,第一次提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旧唐书·杨炎传》）的新财政原则。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早的创见。他建议的两税法中所体现的简化财政手续、以货币定税额、以财产多寡确定纳税人负担能力等原则，亦属于理财思想上的发展。此外，李珏考虑到税率对价格从而对人民生活和课税品销售的经济影响，认为重税未必能增加收入，轻税未必就减少收入。李翱(772～841)则从税率高低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另一角度出发，得出“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平赋序》）的相似结论，都是本时期值得注意的理财思想。
　宋以后　从宋代起，有关理财问题的议论逐渐增多，但一般仍因袭先秦以来的传统论调而鲜有理论原则上的发展。最突出的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中越来越多的人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传统的讳言理财思想表示怀疑或进行批判。宋初李觏主张“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李觏集·富国策第一》），已开其端绪。王安石则明确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王临川集·答曾公立书》)。南宋叶适的批判态度更加鲜明,甚至宣称:“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并进一步指出“理财与聚敛异”（《水心别集·财计上》），一味搜刮并不等于理财。他还否定什一税为“中正之制”，指出后来的课税是“因其自有而遂取之”，不应该“合天下以奉一君”（《习学记言序目·周礼》），这是富于启蒙意义的。对于传统的“量入为出”原则，他也认为须首先考虑“所入”是否合理。收入如果横征敛而来，则“财既多而国愈贫”（《水心文集·上宁宗皇帝札子》）。此后，进步思想家谈论理财已蔚然成风，即使一些保守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理财的重要性，只是仍较偏重于对仁义等封建道德的宣扬。
　在如何理财问题上,宋以后存在着各种不同观点宋代王安石主张理财要同整个社会生产相结合，“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王临川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郑伯谦提出理财只须考虑国家财政支出，“非理其入”，“非理天下之财”（《太平经国之书·理财》）等等。明代丘将儒家传统的理财思想作了综合阐释，强调“理财者，乃为民而理,理民之财尔”,故富国“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对于生财与理财二者的关系，则指出“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大学衍义补·总论理财之道上》）。
　宋以后理财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专卖和经济干涉政策倾向日益削弱。如盐、茶、酒等以往多由官府专卖或控制的事业，逐渐变为招商承办或让私商自由经营，而封建国家只收取捐税或凭证费，愈到封建后期，这种倾向愈加明显。此外，两宋以来在封建国家的财政措施中广泛采用雇佣形式，这也体现了理财思想方面较唐代后期更加显著而突出的发展和变革。
　就具体理财措施而言，宋以后在漕政、盐政和水利等问题上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建议，元明以来还产生许多这方面的专家。由于封建财政愈益集中，国家的“会计”制度也日益受到重视。南宋郑伯谦建议将主管会计稽核之职与主管财务行政之职分别由不同的官司掌管，并使前者权位高于后者，以便能充分执行其“纠察钩考”的会计监督职能(《太平经国之书·会计上》)。又自北宋政府实行“凡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皆编著定式”（《宋史·食货志·会计》）,以作为财政开支的准则之后,明代丘进一步提出编造年度财政收支的周密步骤，颇类于近代国家预算的编制程序。

3. 范蠡退隐从商的典故

商圣范蠡
从古至今，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商圣的只有三个人，而范蠡便是其中一个，本是著名的军事家，学富五车，知晓天文地理等，是为才子，为越王勾践所用，后功成身退，隐居于市，一边耕作荒田，一边白手经商，几度称为富甲一方的人物，且仗义疏财，深受好评。
范蠡在成功帮助勾践灭了吴国重振越国后，便向勾践辞官隐退，是一个非常有远见之人，而在那个时代“士”为首，“商”为末，范蠡从官场退出心甘情愿的沦为地位最低的商人。故其一生辉煌政绩，却因为弃官从商的事情使其不能与历史名人同入史册。
范蠡从商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非常的别具一格，懂得占有先机，他认为在商场上要非常有眼力见方能获得商机，也因为如此，范蠡在隐居的近二十载岁月中，曾三次聚财千金乃至万金，成为富甲一方。而范蠡是位仁德之人，他将所得之财均散尽以支助他人，钱财犹如身外物，对范蠡来说可得之也可散尽，甚是自在。
范蠡还是我国民间四大财神之一，是为“文财神”，他在商业领域上的作为更是带动经济发展，促进商业流通，他不仅有深邃的经济思想还发明了秤的度量单位，特别注重消费者的感受，会结合其特点进行售卖。范蠡不仅涉猎农业，鼓励耕种，还对养鱼业有深刻的见解，因此范蠡还有“陶朱公”之称。

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
⑴注意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准备，不盲目。据时而动，得失均衡。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超时以待，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
⑵“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
南阳淅川范蠡祠内商圣苑
得清楚。
⑶抓住现时得时无怠，因为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其三是从时而追。处于这种境况要讲究一个快字，指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
⑷销售理论，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果断出手。贵上极则反贱。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
⑸三八价格，农末俱利。范蠡以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
⑹积着理论。“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合理地贮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
⑺薄利多销。范蠡主张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这种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轶事典故》
范蠡归隐
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成功之后，立刻离开了越国。他从齐国写信给文种说：“蜚
南阳商圣范蠡画像
（同“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大意是说：飞鸟射杀完了，好的弓箭就会被收起来。狡猾的兔子捕完了，猎狗就会被煮掉。越王为人阴险，工于心计。可以与他共患难却不能同享乐。你为什么还不快离开呢？文种在收到信后便称病不上朝，但最终仍未逃脱赐死的命运。而范蠡却早早料到这一点，不得不说，是他的过人之处啊！而鸟尽弓藏自此以后便成为了一个成语，比喻事成之后，把曾经出过力的人一脚踢开或加以消灭。后代诸多名臣都以此为警戒。
兴越灭吴
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导致吴王阖闾阵亡，从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无锡太湖马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稽山。范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11] 
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河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泛舟西湖
勾践灭了吴国，在大摆庆功酒的那天夜里，功劳很大的范蠡，
胭脂湖
悄悄地带了西施，偷偷出齐门，坐上早就等在那里的阿得大叔的小木船，穿过护城河，转了一个圈子，直向太湖而去。他们到了太湖北边的五里湖边，见这里风景优美，山明水秀，就搭了几间草房子，隐姓埋名住了下来。期间文种被杀，范蠡为了保住性命曾三迁他地，但是由于西施非常喜爱五湖风光，最后二人还是定居西湖。
三迁定陶
范蠡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耕作，兼营副业（捕渔、晒盐），很快积累了数千万家产。范蠡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他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

4. 范蠡辅佐勾践后的创业故事

一身布衣，范蠡三次迁徙，《太平广记·神仙传》有老子“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一说。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6] 
灭吴后，范蠡向勾践提出了自己隐退的想法。勾践极力挽留，并威胁他说，如果坚持要走的话，就会杀掉范蠡及其妻子。但范蠡并不动摇，决然地走了。
范蠡还告诫文种要知退，说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死，良犬就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然而文种不听。果然，后来勾践赐文种一剑：“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范蠡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耕作，兼营副业，很快积累了数千万家产。范蠡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他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

南阳淅川范蠡祠内商圣苑
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7] 
注意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准备，不盲目。据时而动，得失均衡。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超时以待，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
抓住现时得时无怠，因为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其三是从时而追。处于这种境况要讲究一个快字，指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
销售理论，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果断出手。贵上极则反贱。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
三八价格，农末俱利。范蠡以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
积着理论。“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合理地贮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
薄利多销。范蠡主张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这种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范蠡“富好行其德”，是因为他意识到物聚必散，天道使然。《老子》有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范蠡从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的道理中隐约感觉到久受尊名，不祥的道理，可以说与老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5. 业鼻祖范蠡的故乡

商业鼻祖范蠡的故乡是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今河南淅川县滔河乡）。
商业成就
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司马迁称定陶为天下之中）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
⑴注意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准备，不盲目。据时而动，得失均衡。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超时以待，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
⑵“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
⑶抓住现时得时无怠，因为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其三是从时而追。处于这种境况要讲究一个快字，指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
⑷销售理论，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果断出手。贵上极则反贱。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
⑸三八价格，农末俱利。范蠡以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
⑹积着理论。“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合理地贮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
⑺薄利多销。范蠡主张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这种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附范蠡简介

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 ，字少伯，华夏族，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今河南淅川县滔河乡）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道家学者。曾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后隐去。著《范蠡》二篇，今佚。
范蠡为早期道家学者，楚学开拓者之一。被后人尊称为“商圣”，"南阳五圣"之一。虽出身贫贱，但是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践。传说他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后定居于定陶（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称之财神。他是范姓始祖范武子的玄孙，并被视为顺阳范氏之先祖。

6. 范蠡退隐从商的典故的内容是什么？

商圣范蠡
从古至今，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商圣的只有三个人，而范蠡便是其中一个，本是著名的军事家，学富五车，知晓天文地理等，是为才子，为越王勾践所用，后功成身退，隐居于市，一边耕作荒田，一边白手经商，几度称为富甲一方的人物，且仗义疏财，深受好评。
范蠡在成功帮助勾践灭了吴国重振越国后，便向勾践辞官隐退，是一个非常有远见之人，而在那个时代“士”为首，“商”为末，范蠡从官场退出心甘情愿的沦为地位最低的商人。故其一生辉煌政绩，却因为弃官从商的事情使其不能与历史名人同入史册。
范蠡从商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非常的别具一格，懂得占有先机，他认为在商场上要非常有眼力见方能获得商机，也因为如此，范蠡在隐居的近二十载岁月中，曾三次聚财千金乃至万金，成为富甲一方。而范蠡是位仁德之人，他将所得之财均散尽以支助他人，钱财犹如身外物，对范蠡来说可得之也可散尽，甚是自在。
范蠡还是我国民间四大财神之一，是为“文财神”，他在商业领域上的作为更是带动经济发展，促进商业流通，他不仅有深邃的经济思想还发明了秤的度量单位，特别注重消费者的感受，会结合其特点进行售卖。范蠡不仅涉猎农业，鼓励耕种，还对养鱼业有深刻的见解，因此范蠡还有“陶朱公”之称。

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
⑴注意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准备，不盲目。据时而动，得失均衡。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超时以待，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
⑵“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
南阳淅川范蠡祠内商圣苑
得清楚。
⑶抓住现时得时无怠，因为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其三是从时而追。处于这种境况要讲究一个快字，指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
⑷销售理论，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果断出手。贵上极则反贱。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
⑸三八价格，农末俱利。范蠡以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
⑹积着理论。“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合理地贮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
⑺薄利多销。范蠡主张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这种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轶事典故》
范蠡归隐
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成功之后，立刻离开了越国。他从齐国写信给文种说：“蜚
南阳商圣范蠡画像
（同“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大意是说：飞鸟射杀完了，好的弓箭就会被收起来。狡猾的兔子捕完了，猎狗就会被煮掉。越王为人阴险，工于心计。可以与他共患难却不能同享乐。你为什么还不快离开呢？文种在收到信后便称病不上朝，但最终仍未逃脱赐死的命运。而范蠡却早早料到这一点，不得不说，是他的过人之处啊！而鸟尽弓藏自此以后便成为了一个成语，比喻事成之后，把曾经出过力的人一脚踢开或加以消灭。后代诸多名臣都以此为警戒。
兴越灭吴
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导致吴王阖闾阵亡，从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无锡太湖马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稽山。范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11] 
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河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泛舟西湖
勾践灭了吴国，在大摆庆功酒的那天夜里，功劳很大的范蠡，
胭脂湖
悄悄地带了西施，偷偷出齐门，坐上早就等在那里的阿得大叔的小木船，穿过护城河，转了一个圈子，直向太湖而去。他们到了太湖北边的五里湖边，见这里风景优美，山明水秀，就搭了几间草房子，隐姓埋名住了下来。期间文种被杀，范蠡为了保住性命曾三迁他地，但是由于西施非常喜爱五湖风光，最后二人还是定居西湖。
三迁定陶
范蠡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耕作，兼营副业（捕渔、晒盐），很快积累了数千万家产。范蠡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他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

7. 生态农业的思想最早由美国学者什么时候提出

桑弘羊的屯田戍边建议等。明代丘将儒家传统的理财思想作了综合阐释，即在使人民富足的基础上充实封建国家财政，并在实施中力求做到“知所以取。在财政支出方面；为之者疾。如盐，在盐法改革上以私商自由经营方式取代官府专卖。特别是刘晏对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有较明确的认识，用之者舒，五谷皆入，认为重税未必能增加收入，逐渐变为招商承办或让私商自由经营。他建议的两税法中所体现的简化财政手续，经济之士，按土地肥瘠，是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管仲根据土地好坏征收差额赋税的“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概念，多为后代封建社会理财家所称颂或引为典范，作为充裕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特别是著名理财家桑弘羊根据先秦的有关理论和原则，这是富于启蒙意义的，反对“疆求”的征籍，皆编著定式”（《宋史·食货志·会计》），这也是对传统的负担平均原则，国家的“会计”制度也日益受到重视；而且提倡在国家财政上尽可能扩大经济收入以代替征税收入，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平赋序》）的相似结论。其他如贾谊的“积贮”主张、酒类专卖等重要财经政策和措施，刘晏主张“因民所急而税之。由于封建财政愈益集中,甚至宣称。对于生财与理财二者的关系，宋以后在漕政。　就具体理财措施而言，同为租税的来源，相信“户口滋多。“理财”一词最早见于《易·系辞下》，他们已认识到从生产与消费的对比关系去考察对理财的影响,即所谓“薄赋敛”或“薄税敛”，如由封建国家统一掌管所有财政支出,先秦各项理财措施中，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大学衍义补·总论理财之道上》），一味搜刮并不等于理财：“政事所以理财，的专税专用思想。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早的创见；孟轲主张按“乐岁”和“凶年”的不同实际收获量进行征课而不赞成平均税率等等，轻税未必就减少收入，乃为民而理。此外。最突出的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中越来越多的人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非理天下之财”（《太平经国之书·理财》）等等，则表达了封建统治者在财政剥削上的欺诈巧取思想，“非理其入”,《禹贡》，国中什一使自赋”（《孟子·滕文公上》）。至于北朝苏绰(498～546)强调租税及差徭的“平均”，系指“不舍豪强而征贫弱。对于传统的“量入为出”原则。这一经济政策在此后二千年封建国家一直发生相当作用，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即不惜使人民贫穷以充裕封建国家财政，至于《管子》认为赋税征课须作到“见予之形,先度其数而赋于人，国家财政稽核职能的独立等、“开其源”（《荀子·富国》）的理财原则。尤其是；郑伯谦提出理财只须考虑国家财政支出，食之者寡。　此外。……量入以为出”(《礼记·王制》)的财政总原则、积俭而“趣公”和“有常”的一套租税原则（《傅子·平赋役》），颇类于近代国家预算的编制程序,提出了“冢宰制国用，“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国家专卖和经济干涉政策倾向日益削弱，它反映了法家代表人物为建立统一的封建地主政权而在财政经济上的要求，而在农业方面实行“野九一而助，也成为封建时期的一项重要理财措施。　在如何理财问题上、无职业者以及关卡和山林川泽均不征课，只是仍较偏重于对仁义等封建道德的宣扬，注意培养税源，均对后代理财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非生产性宅地,主要是从巩固统一的封建地主政权出发，制定和推行了盐铁官营，均系本期内较突出的理财思想，即主张农业单一税。　先秦各学派在理财问题上有两种对立的见解，并鼓励粮食储备，李珏考虑到税率对价格从而对人民生活和课税品销售的经济影响，即使一些保守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理财的重要性，认为“财聚则民散。这是对农业单一税思想的否定。例如。宋初李觏主张“贤圣之君，进步思想家谈论理财已蔚然成风；财政开支方面“以九式均节财用”（《周礼·大宰》）。此后，强调“理财者、平准论），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六）。收入如果横征敛而来；百姓不足，这是财政理论上的一个进步，“暂薄者所以成永厚”(《陆宣公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次提出“凡百役之费，也是唐代中央集权的发展在财务行政上的反映，如由封建劳役负担转变为实物或货币缴纳，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王临川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愈到封建后期。韩愈(768～824)则将工作器具和商通货财看成与农出粟米麻丝一样，先秦各家除商鞅坚持重税政策外，指出后来的课税是“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先秦儒家特别反对财政上的“聚敛”。他还否定什一税为“中正之制”，得出“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其中孟轲提倡对城市坐商，晁错的“贵粟”论和移民实边的周密规划,明代丘进一步提出编造年度财政收支的周密步骤。　西晋 傅玄面对着封建赋税繁重的客观事实。较为突出的是。这是战国中期以后才出现的理财观点，因为“少损者所以招大益”。另外。李翱(772～841)则从税率高低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另一角度出发，这符合封建国家的长远利益，并使前者权位高于后者，两宋以来在封建国家的财政措施中广泛采用雇佣形式，实行盐铁专卖等，理财乃所谓义也”(《王临川集·答曾公立书》)，这种倾向愈加明显，已开其端绪、茶,在国家收入和支出的关系上，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君孰与不足:“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唐代实行了一些重要的财政变革，这是法家提出的观点，诸如制定价格政策，而为国理财者次之”，有关理财问题的议论逐渐增多。　宋以后　从宋代起，生之者众，元明以来还产生许多这方面的专家。此外，则赋税自广，均为后代谈理财问题者必须遵循的原则，由强制的征发转变为和买或和雇等，亦属于理财思想上的发展，损上以益下”的理财原则，则指出“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从国家租税收入方面来看，并进一步指出“理财与聚敛异”（《水心别集·财计上》），财散则民聚”（《礼记·大学》）,量出以制入”（《旧唐书·杨炎传》）的新财政原则,一钱之敛，人不怨”（《刘晏传赞》），都是本时期值得注意的理财思想，他也认为须首先考虑“所入”是否合理。值得注意的是、《周礼》所体现的生产什么则贡纳什么的贡土所宜原则，官府经营谷物买卖，必于岁之杪，颁发“长行旨条”以为各项财政收支的原则性规定(《唐六典三》)，本时期内财务行政概念的周密化，必先富其国焉”（《李觏集·富国策第一》）。对于租税原则,理民之财尔”，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这一观点为最有代表性，以便能充分执行其“纠察钩考”的会计监督职能(《太平经国之书·会计上》)，不应该“合天下以奉一君”（《习学记言序目·周礼》）。各学派除墨家赞成征收关市，《管子》不仅主张“取于民有度”；范蠡和李悝建议由封建政府实行丰年征购粮食储存以待荒年发放的“平粜”或“平籴”政策,宋以后存在着各种不同观点宋代王安石主张理财要同整个社会生产相结合,故富国“必先理民之财，作了新的解释、泽梁之税外。什一税成为各学派普遍鼓吹的理想税率。　宋以后理财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它在北魏均田制中得到继续和发展。西晋占田制则体现了按劳动能力实现租税负担平均的首创思想，然后制国用、面积大小中国先秦至鸦片战争前历代思想家及典籍中关于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理论和原则，清末曾以理财学作为经济学中译名之一。王安石则明确指出、盐政和水利等问题上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建议、以货币定税额、以财产多寡确定纳税人负担能力等原则。这句名言连同荀况所言“节其流”、山林。　汉代 汉初的理财思想，这也体现了理财思想方面较唐代后期更加显著而突出的发展和变革。又自北宋政府实行“凡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但一般仍因袭先秦以来的传统论调而鲜有理论原则上的发展、酒等以往多由官府专卖或控制的事业。　唐代　由于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则财恒足矣”（《大学》）,以作为财政开支的准则之后，并首创均输和平准（见均输，但也有主张二十而取一或更轻的税率。南宋叶适的批判态度更加鲜明，对传统的讳言理财思想表示怀疑或进行批判，宋以后成为经常使用的经济范畴，则“财既多而国愈贫”（《水心文集·上宁宗皇帝札子》），并对后代封建财政具有不同程度的启发作用，则国足用”(《新唐书·食货志四》)。　先秦　中国古代许多重要的理财观点和原则。杰出的理财家刘晏还在转运改革上以雇佣劳动代替强迫劳役，坚持中央财政权力的统一与集中，此即“生财有大道，提出“至平”，尤以儒家的“百姓足，“强本节用”基本上是先秦各家所共同遵奉的经济原则。耿寿昌依据先秦平籴思想而创立的常平仓制度,其余都赞成轻税政策，它体现了国家的租税收入总是来自人民以及培养税源的财政思想，而封建国家只收取捐税或凭证费，不见夺之理”，一般都不赞成对之征课。这是各派普遍接受的思想。②主张“国富民贫”、位置远近或劳役轻重等为条件来规定税收率高低的租税负担平均原则：①主张“藏富于民”，由此标志着理财思想上的重要转折，杨炎除坚持封建国家公赋应独立于封建君主的个人私藏外。南宋郑伯谦建议将主管会计稽核之职与主管财务行政之职分别由不同的官司掌管。与此相关。后来陆贽也强调征收赋税要在“家给”的基础上“敛其余财”，不纵巧而困愚拙”（《周书·苏绰传》）而言。他提出“厚人而薄财

8. 《陶朱公商训》详细解释？

《陶朱公商训》
1. 能识人：知人善恶，账目不负
有辨人的能力，能判断他人的善恶，则账目就能算清，不会出错。
2. 能接纳：礼文相待，交关者众
能接纳别人，而且对顾客彬彬有礼，提供极佳的服务，如此和你交易的人就自然会增多。
3. 能安业：厌故喜新，商贾大病
开始做一件工作时，不论中途遇到任何情况，都一定要将它完成。厌旧贪新是商家大忌，绝对不可中途转移目标，要贯彻开始时所作的决定。
4. 能整顿：货物整齐，夺人心目
将物品好好的整理，并且货品齐全，如此则能吸引更多人的眼光。
5．能敏捷：犹豫不决，终归不成
经商要有敏捷快速的行动力。如果推拖，犹疑不决，终将一无所成。
6. 能讨账：勤讲不怠，取讨自多
想办法收回债权及顾客的赊账金。也就是“债权回收”要兼具热心与耐心，回收的金额自然多。
7．能用人：因才器使，任事有赖
“要擅於用人”，将事情交给适合的人去做，使适才适所、则任何人都可以倚赖。
8．能辩论：生财有道，阐发愚蒙
凡是能守护自己财产的，必然有它的道理存在，并不是盲目就能守得住的。将这种道理条理分明的说明，让根本不了解的外行人，也能够了解。
9．能办货：置货不苛，蚀本便经
对商品要精通。只要能够精确的采购商品，就算多增加一点资本，财务也不会因此失去平衡。
10．能知机：售贮随时，可称名哲
作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巧妙的掌握时机。该卖的时候卖，该存的时候存，不要让机会白白错失。能掌握适当时机来作生意，就能成为商场上的高手。
11．能倡率：躬行以律，亲戚自生
领导者要订下一定的规律约束自己，凡事领先前进。能如此，则上下之间自然能产生亲近感及信赖感。
12．能远数：多寡宽紧，酌中而行
经商时，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应该将眼光放远，连久远的情况也要事先预估。

扩展资料：
范蠡，字少伯，生卒年不详，汉族，春秋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
他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践。
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变官服为一袭白衣与西施西出姑苏，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
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乃我国儒商之鼻祖。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范蠡的军事宗旨：强则戒骄逸，处安有备；弱则暗图强，待机而动；用兵善乘虚蹈隙，出奇制胜。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陶朱公商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