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思潮和倾向？经济全球化将会走向何方

1. 如何看待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思潮和倾向？经济全球化将会走向何方

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时代大起点，任何一个国家，想要违背，都将是无力的，甚至背道而驰，所以要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战争是不会轻易就打起来的，要么战争，要么和平，就是两种世界观，抓住重点，解决国际事务，是很容易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就是这般道理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是全人类的考虑，全人类是一个共同体，那么还有什么好阻挡的。在现实世界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用着急的。

2. 逆全球化的利弊

如何看待今天出现的逆全球化局面，首先是人类社会遭遇了百年少见的新冠疫情，这是逆全球化的罪魁祸首，真可以说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至于什么时间结束，至今仍然还是未知数，这一点勿容置疑。

虽说是天灾，但在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完全有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万万让人想不到的是，像美国那样发达的国家，居然对疫一情置之不理，把国际上的警示当成耳旁风，甚至自己主动退出全球最高机构的卫生组织，任其病毒肆意横行，不但给美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还把全世界带进了疫情传播的深渊。更为严重的是，将全球经济拖上了逆行相向的道路。

因为，美国长期以来都占据着全世界经济第一的位置，再加上全球至今仍以美元为主要流通货币，因此，美国的这次疫情，不但给国内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把全世界带上了残苦的经济逆势的路上。正如古人所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3. 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4. 逆全球化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它主要包括哪几方面？

（一）疫情对全球化发展的影响新冠疫情给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新挑战。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并急速演变发展，疫情快速传播到全球主要经济体，疫情蔓延和各国控制疫情的措施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等活动，打破了现行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 世界经济进入衰退期，对经济全球化发展造成三方面的巨大挑战。一是疫情引发全球需求和供给同步收缩，蚕食全球化发展的基础。全球化是指通过要素资源的跨国配置，实现货物、服务、资金、人流等在全球范围的跨境流动，促进比较优势分工。通过把部分工序外包到生产成本较低的经济体，生产和出口国以及消费和进口国均能在全球化的资源分配中获益。当前，为控制新冠疫情所采取的隔离措施客观上使得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出现停滞，导致全球经济需求和供给的同步收缩。市场避险情绪升温驱使外资撤离新兴市场， 对其金融资产价格和资本账户平衡带来负面影响。如果疫情持续蔓延，将严重影响国际贸易环境和投资增长，打破现行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破坏全球化发展的基础。二是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多环节受阻，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和产业链内顾化、分散化倾向。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不断蔓延，保护主义兴起使得全球化进入倒退期。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一方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多环节受阻，另一方面各主要国家间缺乏互信与合作，导致保护主义进一步成为主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内顾化、分散化趋势。以汽车产业链为例，疫情发生之初， 以中日韩“贸易三角”为主的汽车零配件供应环节受到一定冲击；3 月份以后， 欧洲疫情局势紧张又导致高端汽车零部件和整车组装环节受到较大影响，汽车产业链一度出现断裂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试图通过供应链多点布局的方式，分散由于疾病灾害、地缘政治等突发事件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全球主要国家在疫情期间缺乏互信，也导致了各国进一步考虑提高产业链安全和国家安全，加剧了产业链内顾化倾向，过去 30 年以来的全球化大发展恐将难以为继。三是各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价值理念等方面的一系列严重对立和冲突，成为此次疫情最大的次生灾害，将从更深层次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冷战结束后，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世界每发生重大危机事件时，各主要国家总能摒弃成见，共同联手抗击：亚洲金融危机、911 事件、2008 年金融危机、2014 年抗击埃博拉病毒等均是如此。然而，新冠疫情期间，普通民众整体遭受福利损失，企业倒闭和失业攀升加剧社会动荡，世界各国更加分裂，国家间的冲突进一步增多，为反全球化趋势性回潮提供了新的催化剂。除疫情本身外， 当今世界在种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严重对立和冲突正成为长期损害国家互信、制约国家间制度性合作和经济全球化的最大隐患。（二）影响全球产业链调整的主要因素目前，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布局正处于深刻变革周期，影响全球产业链调整的因素逐渐发生变化。自二战以来，根据影响因素不同，可以将全球产业链调整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济因素驱动阶段（1947 年关贸总协定成立至 2016 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结束前夕）。此阶段是全球化繁荣阶段，全球产业链布局主要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企业在制定国际分工决策时主要考虑生产效率和经济利益， 决策制定过程相对理性、客观。此阶段影响企业全球产业链布局和调整的因素主要包括：一是劳动力成本因素，考虑到各国劳动禀赋和工资成本存在差异，发达经济体逐渐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降低生产成本。由此， 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出现了“雁阵模式”的产业梯度转移，“头雁”生产科技密集型产品、“中雁”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尾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各国依据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二是市场因素，企业在东道国生产不是为了将产品返销本国，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消费者、贴近和占领当地市场。在该模式下，国际产业分工更多是水平型而非垂直型，生产的是适销对路的产品。三是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供应因素，在某些能源密集型或中间产品主要依赖进口的行业，为了更好地接近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市场，企业通常会选择在大宗商品出口国或中间产品供应国布局生产，以更好地利用产品供应链。四是产品迭代因素。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随着产品的迭代创新，发达经济体将逐渐把落后产能淘汰至发展中国家，而集中精力发展创新和高精尖产品，以此形成全球产业发展的梯度格局，在国际贸易中居于价值链上游并获取更多超额利润。此阶段的全球产业布局更多基于经济因素开展，只要有利可图，企业跨国分工就会持续。第二阶段是安全因素驱动阶段（2017 年特朗普政府上台至今）。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全球化逐渐发生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逐渐抬头，在企业跨国生产决策中经济因素不再是唯一重要考量，地缘政治和外交等因素的影响逐渐上升。具体来看，安全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安全因素，主要涉及科技、军事、战略资源等核心产业。目前国际格局动荡，全球逐渐由“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大国博弈加剧，为了避免相关产业发展受制于人或被其他国家控制，主要发达经济体在敏感核心领域都加强了对外资的审查力度、设置了更多障碍。二是公共安全因素。此次疫情给各国敲响了警钟，医疗产品和设备过度依赖国外进口，在危机发生时将严重影响疫情防控和国民安全。三是产业链安全因素。受疫情和严格的防控措施影响，各国生产、流通、进出口贸易遭受较大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断裂”风险上升，在此背景下，保持“三链”的稳定性、安全性、弹性和多元性越来越得到企业的重视。在安全因素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中短期内全球化将进入有限全球化时代，各国可能将根据双边关系和疫情防控好坏来划分“朋友圈”。第三阶段是新兴科技驱动阶段，该阶段发端时间早于第二阶段，大约兴起于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发展态势相对稳定，虽未成为当前主流，但比第二阶段更具有生命力、更能代表或引导未来全球化发展趋势。主要影响因素包括 5G、量子通信、新医药、新材料、工业机器人、3D 打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科技领域。相关科技领域的发展对全球化和产业链调整将具有双重效应。从积极的方面看，5G、量子通信、新医药、新材料等新兴科技领域发展会带来新兴业态和产业的兴起，会引导形成新一轮的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和国际分工调整； 从消极的方面看，工业机器人、3D 打印、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具有劳动替代特性，在工业生产中的广泛运用将逐渐取代劳动力在经济生产中的作用，如工业机器人的存在和价格一致性将显著改变各国在劳动禀赋上的差异，3D 打印技术的进步和便捷式操作也将极大地改变中间产品贸易模式，部分中间品或将无需在海外生产，更多使用 3D 打印的家庭式工厂和小型工厂将取代主要工业国家的市场份额。两种效应的大小、代表性产业的发育情况和次序，将决定未来全球产业分工是再次繁荣还是由全球化转向区域化。（三）逆全球化下全球产业链调整趋势新冠疫情发生后，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考虑经济效率的同时，更多地将追求产业安全、自主可控作为产业链布局的重要标准。总体而言，未来全球产业链将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全球供应链缩短，企业垂直一体化进程加快。为了应对公共卫生、地缘政治等突发事件对供应链安全的影响，跨国企业将以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为原则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转向以产业链安全为考量的垂直一体化布局。原先分包给不同国家和企业的生产工序和环节将会被收回到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生产， 企业依靠缩短供应链使产业实现自主可控的要求。二是全球产业链由全球化布局向区域性集聚演化。在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蔓延的背景下，全球化进入区域性集聚发展阶段，从而形成特定区域内的产业空间集聚。跨国公司将会选择集中在一个国家或者临近国家边界线上进行生产， 区域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疫情爆发以来，尽管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存在不稳定性，但是区域内的贸易往来却有所增多。以中国为例，2020 年前 5 个月，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达 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中国对东盟出口和进口增速均高于同期中国外贸进出口整体增速。未来，用于生产所需的中间品贸易主要在区域内进行，全球产业链将会朝着区域化、次区域化的方向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将在欧洲、北美、东亚、东盟等区域聚焦。由于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的产业互补性较强，北美供应链区域化将会愈发明显。而东盟、中日韩等次区域化也将替代全球化成为新的产业链发展趋势。三是新科技革命蓄势待发，各国在高新技术产业链主导权的竞争更加白热化。当前，全球主要国家在数字经济、5G 等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美国在核心技术和重点科技领域对中国限制升级，不断强化人员交流限制、收紧投资准入、加强技术管制，企图推动中美科技“脱钩”，阻碍中国向产业链高端攀升。从科技发展规律来看，全面“科技脱钩”不切实际，但美国对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等重点领域的长期遏制不可避免。当前，中国正处于由高科技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阶段，一些细分领域已经处于产业链高端。未来，各国在高新技术产业链特别是即将进入应用临界阶段的产业（如 5G、网络安全技术等）的主导权争夺将更加激烈。

5. 逆全球化给世界经济造成什么样的损失？

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持续至今的全球化对过去近40年全球经济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力，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其弊端也在逐渐显露。譬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差额不断扩大；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巨大；各国相互间对外国技术、资本、人力的依赖性增强等，如此种种问题引发的民众不满和反抗情绪，正在成为各国亟待应对的问题。
近些年来，各国对全球化的反思和抵制思潮已是甚嚣尘上，尤其近两年以来，逆全球化浪潮开始在国际上势头汹涌。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2017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修筑边境墙，控制非法移民，对多国商品加征关税打响贸易战等措施，都为近年来逆全球化的表现。这些举措表明主要大国己经开始采取一系列政策和行动，通过封闭保守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世界经济发展有一定周期性，而这一轮逆全球化的浪潮其实才刚刚开始，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已经对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提出了挑战，并且必将对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全球化趋势发展至今，中国可以说是全球化的支持者和受益者。自1978年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转型，至今不过短短四十年，中国就一跃成为了世界工厂，同时国内科技发展，文化发展，国家基础建设也迈上了新的台阶。由于外资和国际贸易是中国经济的核心之一（地方政府，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中国发展已经离不开全球化，国际贸易更是中国经济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对中国来说，在这一轮已经开始，或可能持续多年的逆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素。2017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己着重提及“逆全球化”，并提出了相应措施。作为国际贸易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只有清晰认识当前国际市场趋势，国内经济才不会走上“成也全球化，败也全球化”的路子，才能更好应对当下全球经济周期性动荡，全球化进程受阻，未来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带来的挑战。逆全球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6. 逆全球化的表现及原因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来势凶猛的“逆全球化”浪潮，突出表现为英国脱欧和中美之间的贸易和非贸易摩擦。这股浪潮不仅显著拉低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也给全球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因美国拒绝聘任仲裁法官而名存实亡，其他几个国际机构也因美国的退出而受到严重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这股“逆全球化”浪潮尚未出现减弱的势头。其实，所有这些重大事件并非意外，关于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冲突和对立，笔者早在十年前就已经预测到了，并于2009—2011年间提出了应对策略，包括在国际上努力构建并改善与印度的关系，在国内则要大力推进城市化，同时千方百计保持低调、韬光养晦以争取更多年的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笔者还早在2018年3月15日预测到了中美贸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接着在2018年4月6日明确指出这次的贸易摩擦将是全球性的。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国内外仍然有不少人对这股“逆全球化”浪潮或中美冲突抱有期望抑或是幻想，更多的人甚至是主流的观点坚信全球化不可阻挡。比如，笔者于2018年10月在世界经济学会的年会上做主旨演讲时提出，不能排除本轮全球化终结的可能性，但遭到了大多数嘉宾包括权威人士的反对。这种判断上的差异无疑来源于对本轮“逆全球化”根本原因的认识上的不同，并将对国家的外交、政治、经济甚至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产生截然相反而又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后果。

基于上述背景，作为一家之言，本文旨在提出一个大胆预测或猜想，即本轮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区域性或零碎的全球化。这个预测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1）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在中短期无法获得妥善解决，这将从根本上进一步扭转以往的亲全球化政策；（2）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机器人为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正在改变全球分工格局，将不断降低跨国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必要性；（3）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很难调和。

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作为背景，第二部分简要回顾前三轮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并归纳总结全球化的利弊；第三部分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等方面讨论当今的“逆全球化”浪潮，试图说明本轮“逆全球化”早在十多年前就露出了端倪；第四部分探讨当今“逆全球化”的主要原因；第五部分结合第四次技术革命，展望（逆）全球化的未来。最后，第六部分为结论。


二、前三轮全球化
（一）前三轮全球化历程

关于以往全球化阶段的划分，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笔者就认为最早有记录的全球化始于中国的汉朝，以张骞出塞，并最终开辟丝绸之路为起点。但国外主流文献如Williamson把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作为第一轮全球化的开端。新航路的开通促进了世界黄金、香料、农产品贸易和东西方的文化交流。16世纪末，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向全球蔓延，由此开启了新旧世界之间的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开始形成。

发轫于18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或技术革命把全球化推向高潮，并被看作为第二轮全球化的起点。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大工厂生产方式使产量大幅增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迫切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同时，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和铁路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和英镑金本位制度，成就了其世界霸主的地位。19世纪中后期，以电力、电灯和电话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使世界殖民体系得以形成，西方列强从商品输出步入资本输出阶段，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结了第二轮全球化。

由美国主导延续至今的第三轮全球化，萌发于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1946年10月，来自25个国家的64名代表在伦敦开会决定成立国际标准化机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其主要功能是制定和发布国际标准。其中，经过多次修订和完善的集装箱标准极大地降低了物流成本，促进了国际贸易。同时，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后来改名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关贸总协定（GATT）相继成立，各国纷纷减少贸易壁垒。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加速了人口和资本的流动，生产要素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并造就了诸如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全球金融中心。商品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进程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开始快速推进。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将非核心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低附加值产品，全球价值链逐渐形成。更为重要的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浪潮开始涌现。


（二）全球化的利与弊

全球化的益处是多方面的。首先，国际分工的深化、国际贸易的发展、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不但提高了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而且促进了技术创新、扩散和运用。总体来说，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主要生产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数据，2018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量是1970年的10余倍，而FDI流量则增加了96倍；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由1960年的24%增加到2018年的59%。其次，贸易还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使全球福利增加。特别地，全球化通过贸易和投资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有益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国家之间的不均等有所改善。最后，全球化还带来了社会文化的交流甚至融合，促进了妇女解放和世界和平。甚至有人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与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不足有关。

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全球化使资本（但不是劳动力）可以在全球而不是仅仅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逐利，发达国家由于资本相对丰富成为了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拉大了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其次，跨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将工厂迁往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在带来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的同时，减少了发达国家蓝领工人的工作机会，扩大了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另外，部分跨国公司将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活动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导致了所谓的“污染天堂”。最后，全球化使部分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在境外成立公司而逃税，使富人受益。



三、当今“逆全球化”的表现
“逆全球化”可以定义为全球化的反转，表现为全球贸易、投资和移民流动的减弱，或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和融合程度的不断降低，或对产品和要素的跨境流动设置各种显性或隐性障碍。全球南方焦点（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的创始人Walden Bello在2001年提出了“逆全球化”的概念。他认为，“逆全球化”不是全球经济的倒退，而是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体系的重建；“逆全球化”意味着全球经济从围绕跨国公司的需求整合变为围绕民族、国家和社区的需求整合。本轮“逆全球化”浪潮早在1999年的世贸会议期间就有所表现，近年来愈演愈烈（图1）。显然，“逆全球化”不是特朗普启动的，也不会因为特朗普的退出而改变其趋势。


（一）政治方面

“逆全球化”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民粹主义。1999年11月30日，为了抵制全球化给环境、动物和收入分配带来的负面影响，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人士在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期间游行示威，他们的口号就是“反对全球化！”。游行活动导致会议开幕式被迫取消。2016年4月，“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将公投结果与政治生涯相捆绑的意大利总理伦齐宣布辞职，极右翼政党联盟党和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核心成员孔特成为新一任意大利总理。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52%的选民支持脱欧，48%的选民选择留欧，从此开始了波折的英国脱欧之路。

2015年6月24日，特朗普发表竞选宣言，承诺把就业机会拉回美国，并且阻止墨西哥移民进入。2016年11月，声称为中下层民众争取利益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2018年11月，为了抗议政府加征燃油税，法国巴黎爆发“黄背心”运动，以表达对贫富差距拉大、生活状况恶化的不满，而贫富差距恶化是“逆全球化”兴起的重要原因。从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来看，英国“脱离欧盟党”、法国“国民联盟”、匈牙利的“青民盟”和意大利的“北方联盟”等极右翼政党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二）经济方面

“逆全球化”在经济上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大萧条，波及全世界，银行资金短缺，市场恐慌。面对经济危机，英国宣布终结英镑金本位制度，并率先发动了以邻为壑的单方面贬值，英国时任首相张伯伦推出“英联邦自由贸易运动”，在英联邦及殖民地内部推行自由贸易，而对外则加征关税，由此拉开全球货币战和贸易战的序幕。1933年美国宣布放弃与英法两国续签双边汇率协定，让美元大幅贬值并提升进口关税，加入货币和贸易战，这使得德国和日本的出口受到重创。

类似地，2017年1月美国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定（TPP）。2018年11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被修订为“美墨加协定”（USMCA）。2019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统纷纷缺席达沃斯年会。

中美贸易摩擦是当下“逆全球化”的重要表现。2017年8月19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中国开展301调查。2018年3月23日，美国USTR发布《基于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关于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宣布拟对中国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同日，中国商务部就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232调查及中方应对措施发布公开征求意见通知，拟中止对美国实施对等的减让和其他义务，即对部分自美进口产品加征关税。

后来，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从经济领域蔓延到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兴、华为进行制裁，并委托加拿大政府将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的中国公民、华为公司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拘押。再后来，美国又多次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由于中美之间关税增加带来的负向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对2019年和2020年全球增长的预测分别下调了两个百分点和一个百分点。

从经济数据上来看，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显然是个分水岭和导火索。危机前，世界平均关税税率不断下降（图2），非关税技术壁垒（TBT）以及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SPS）总量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图3）。此外，按五年移动平均看，全球贸易增长率年均5%以上（图4）；全球FDI流量波动上升，而且每次上升的幅度都很大（图5）。

金融危机之后，关税税率停止了其下降趋势（图2），并出现微弱的上升，可能是因为关税是放在桌面上的，加征关税往往难以逃脱WTO的惩罚。更为重要的是，非关税技术壁垒（TBT）及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SPS）的总量大幅度上升（图3）。按五年移动平均来看，全球贸易总量每年增长基本都在5%以下，至今尚未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图4）。全球FDI流量尽管仍然有所上升，但上升的幅度开始下降，而且自2015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图5）。就全球商品贸易而言，其占GDP的比重虽然在危机后有所增加，但是近年来又呈下降趋势，由2011年的50%下降为2018年的46%。根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2019年3月25日公布的非年化数据，在截至2019年1月底的三个月期间，全球国际贸易动量移动平均指数跌至125.2，下跌1.8%，是2009年5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从年化角度看，全球贸易动量指数出现九年来的首次下跌。


（三）社会政策方面

社会政策上，反移民、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盛行。自从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由于战乱、贫困等因素，每年都有大量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进入欧盟国家，欧洲遭遇难民危机。难民涌入还伴随着宗教文化冲突，引起欧洲政局动荡。欧洲部分政客和民众对难民采取排斥的态度，德国总理默克尔积极接纳欧洲难民的政策受到下层民众的强烈反对，反移民的右翼选择党在2017年9月的德联邦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三大党。

美国在金融危机后虽然GDP增长恢复较快，但是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直到2016年5月才下降到4.7%，与2006—2007年的4.6%相近。非法移民给美国下层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对于奥巴马的移民改革方案，民众态度迥异。特朗普上台后，于2017年1月推出了“禁穆令”，又于2017年9月废除了有关移民特赦的“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


四、本轮“逆全球化”的原因
理论上讲，全球化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增长，带来全球化红利。“逆全球化”问题显然不是出在效率层面，而是出在红利的分配层面。而后者涉及到利益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分配。不难推测，如果每个人、每个国家和地区都能公平地享受全球化红利，怎么会出现“逆全球化”浪潮？显然，全球化只带来了卡尔多—希克斯（Kaldor-Hicks）改善，没有带来帕累托（Pareto）改善。

特朗普所声称的中国从中美贸易上获益、美国却蒙受损失，尽管不一定准确，其实就是指全球化红利在国家之间分配不公的问题。同样地，英国脱欧在根本上也是因为众多的英国公民认为没有从欧洲整合（区域全球化）中获益，是全球化红利在地区和国家内部分配出了问题，与支持特朗普的美国铁锈地带的部分选民的思路相同。

作为本轮“逆全球化”的根本诱因，全球化红利的分配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越发严重的。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接踵而至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仅仅是起了导火索的作用，所以“逆全球化”成为令人关注的现象始于2008年前后（见图2—5）。

（一）全球化与不均等：相关关系

那么全球化是否与收入分配相关呢?对照图6的三张图可以看出，商品国际贸易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加速，90年代金融全球化开始加速，而全世界、亚洲、中国和印度的不均等也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攀升的。


在西方发达国家，用基尼系数表示的美国的收入不均等也从1980年代开始增加，1990年代进一步攀升（见图7），与全球化指标高度正相关。另一方面，在25个发达国家中，有65%—70%家庭的实际收入在2005—2014年间没有增加，甚至下降了（见图8），而他们大多是中低技能的家庭，这些都显示了收入不均等与全球化的相关性。

从本质上讲，能够从全球化获益的主要是两种人：拥有资本者和精英阶层，只有他们才能利用国际贸易和FDI的机会盈利，而后者往往也拥有相对较多的储蓄或资本。所以，我们可以考察GDP中，有多少是分配给劳动要素，有多少是分配给资本要素的。图9表明，在全球化时代，劳动阶层获得的分配比例越来越低，资本获得的比例越来越高。这进一步佐证了全球化与贫富差距之间的相关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学界会追究全球化和收入差距的相关性是否意味着因果关系，但政界、社会和媒体常常不会这样做。当特朗普把美国铁锈地带的衰败归咎于全球化时，那些丢失工作、收入停滞不前的选民不会关心因果关系。为了迎合选民，欧美部分政党的领导人也是利用了全球化与贫富差距的相关性，推行右翼民粹主义思想，激发反全球化情绪。这是特朗普赢得大选、英国公民投票脱欧的根本原因。


（二）全球化与不均等：理论关系

全球化和收入分配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呢?根据经典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在资本充足的国家如美国，劳动力受损，资本受益；而在劳动力资源充足的国家如中国，情况正好相反（当然，劳动所得还受其他因素影响）。事实上，如果没有全球化，资本家只能在境内逐利，全球化则让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逐利，同时还可能逃税或避税。显然，全球化会增加资本的回报。同样，根据斯帕托—萨缪尔森定理，贸易是基于相对比较优势的，它会提高一国丰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

7. 如何看待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思潮和倾向？经济全球化将会走向何方

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扩散全球的新现象，如何分析世情？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整体形势？习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明确指出，“经济全球化进入阶段性调整期，质疑者有之，徘徊者有之。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各方利益，是大势所趋”。
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来源于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人员跨境流动的回温。 首先，从国际贸易来看，2015年世界货物出口额和进口额占GDP比重虽有所下降，但2011年-2014年间基本与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相当，达到25%左右，并未出现严重下滑，此外服务贸易成为贸易增长新亮点，服务贸易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12.5%上升至2015年的13%；其次，从跨国投资来看，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也有所回温，从2011年的高点303.2%下降至2014年的低点218.6%，2015年又回升至286.7%；最后，从人员跨境流动来看，国际移徙者总数也一直呈现上升状态，从2000年的1.72亿人上升至2010年的2.21亿人，又进一步上升至2015年的2.43亿人，人员要素的流动加剧，也必将带动其他要素的全球化流动。
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来源于南方国家加速崛起、南北国家实力消长的全球经济格局重塑。 从当前全球化格局来看，虽然北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抱收缩态度，南方却齐唤开放。随着南方国家的加速崛起、追赶，南北方国家实力消长的格局变迁，促进经济全球化的正面因素进一步积累，负面因素进一步式微。从贸易实力来看，无论是商品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均从1990年的“二八开”上升为2015年的“四六开”，南方国家货物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从23.92%上升至42.1%，货物进口额占世界比重从21.51%上升至38.93%，商品贸易（含进出口）占世界比重从22.71%上升至40.51%，服务贸易占世界比重从18.48%上升至34.52%；从经济实力来看，按汇率法计算，南方国家GDP占世界比重从1990年的17.2%上升至37.6%，提高了20.4个百分点，按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南方国家GDP总量占世界比重已经超过北方国家，未来还将进一步拉开差距。世界贸易和经济格局正在加快演变，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
总而言之，越是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时，越要保持清醒理性。要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基本面还是好的，基础条件并没有改变，各国尤其是南方国家的规模化生产、创新性发展、大范围贸易、持续性增长，无一不需要更为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这将成为全球化发展的不竭动力。 部分国家人为隔断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人员流动等交流与合作的纽带，意味着“双输”或“多输”的结果，是得不偿失的。

8. 如何看待逆全球化？

如果把全球化视为一种现代化进程，那么“现代化输家”理论总体上可以解释“逆全球化”思潮出现和涌动的原因。
所谓“现代化输家”，是指在西方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持续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不能适应现代化进程，地位与声誉受到影响并遭受社会排斥的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这个群体表现出反全球化和反精英的态度。

应对措施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困难和风险增加，加之难民潮、地区冲突等国际安全问题和收入差距扩大、失业等经济社会问题，国际上出现了质疑甚至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和行为。但是，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世界发展潮流，不能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就否定经济全球化。
虽然经济全球化面临着各种困难和问题，但中国已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开展，向世人宣告，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愿意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努力、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的责任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