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唐代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1. 道教在唐代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历史上的有道明君和贤良君子都是拜道为师。
宋仁宗问“道高还是佛大？

　　昔年宋仁宗皇帝驾设早朝，会聚文武两班朝贺已毕，诏选天师上殿礼毕问曰:“寡人要想皈依道释二门，未知何教为尊，哪教为大，你与寡人细讲明白，若道大，朕皈依道，佛大朕皈依佛”。
　　天师奏曰:“道乃三教一贯，只是各人行体相不同，故分三教，自古皇天无二道，圣人无二心，何异乎有大小？”
　　仁宗曰:“既然不分大小，待朕再问国师。”
　　又宣国师上殿礼毕问曰:“寡人要想皈依道释两教，不知何教为尊。”
　　国师奏曰:“我释为大，道门最小。“
　　天师闻言答曰:“你既要论其大小，我们当主公讲个明白，我将道家出世根苗说来你听，自混沌未分，鸿蒙未剖之时，虚无一点灵气结成一团元光，为无极之主乃化元始天尊，二化灵宝道君，三化太上老君，我老君一气化三清，三清三才，三才生四象，四象生五行，五行凝结而生万物住阴抱阳，生天生地生人生仙，生生化化无穷无尽。我祖太上老君八十一化，是玄中万法教主，历代帝王之师也，一阴一阳之谓道。未见说一阴一阳之谓佛，古今云天道地道人道鬼道，怎么不说天佛地佛人佛鬼佛，修道学道访道邦有道，那个说修佛学佛访佛邦有佛。自开天辟地，三皇治世，五帝为君，以至列国典章书籍未见有甚么和尚释教之说，你佛家从何起根，哪里为大，你又说来。”说得国师无言可答，愤怒就走，天师上前扯主说：“国师既要论其大小，当到主公正好表明根源，有何功劳，哪里该大从头说来，然何愤怒而去？吾再略说道家飞升成道者你听：
　　太上老君跨青牛飞升，
　　轩辕皇帝跨火龙飞升，
　　丁宁子跨白鹤飞升，
　　计然子跨金蝉飞升，
　　淮南子炼丹药服食飞升，
　　列仙子乘伏龙飞升，
　　金蝉子跨青鸾飞升，
　　杨武子成龙飞升，
　　文仲子四十二口飞升，
　　许旌阳三十二口拔宅飞升，
　　其余难以说尽。自古帝王明君都是拜道为师，哪有拜佛为师。
　　尧王拜广成子为师，
　　舜王拜赤松子为师，
　　禹王拜真定子为师，
　　汤王拜尹喜子为师，
　　文王拜姜子牙为师，
　　周易王拜袁天罡为师，
　　汉高祖拜张良为师，
　　光武拜邓中华为师，
　　刘玄德拜孔明为师，
　　唐高祖拜徐茂公为师，
　　我大宋太祖皇帝曾拜苗先生为师，
　　太宗皇帝拜陈抟为先生赐号希夷先生。
　　历代安邦定国功盖天下，你佛家功在哪里，德利何人，出自何时，然何不言？”
　　天师又曰:“佛是太上老君四十三化，化一金人，游至西域番邦胡地天竺国，从空坠下番王金殿莫能识认 ，议名曰佛开化此国吃斋念佛，男女向善，才立佛教。后至汉明帝夜梦西方来一金人，身背一展弓，斜插二支箭，天明设朝宣召文武上殿圆梦，因言此兆是一佛字，人言西方有佛，我主登基洪福当现，莫非西方之佛要来吾中国，此祥瑞兆也，故而才修寺院兴佛教塑佛象，天下寺院修齐功果圆满，无人看守香火 敬礼佛象。皇后娘娘奏曰:“我主龙恩，万岁将天下犯人赦释提在寺院削去头发，改名僧人看守佛祖香灯赖佛逃生，故曰僧人，皇恩赦释因名释教与佛何干，自称和尚是佛门弟子 ，后至梁武帝遵从释教，拜志公和尚为师，将江山丢舍，后来饿死台城，有诗为证：梁帝当日拜志公，失吊江山一场空，后因台城饥饿死，那是和尚保驾功。
　　我道家七十二位祖师，留下七十二样手艺养人度日，救济群生。
　　太上老君留下金木水火土，万物运用时刻行之。
　　少阳祖师留下打造金银铜铁锡器等项。
　　轩辕黄帝留下棉花造衣。
　　陈平子留下纺线。
　　玄女娘娘留下织布。
　　歧伯留下地。
　　赤松子留下修桥铺路。
　　孙真人留下医道疗病。
　　杨武仙师留下画工。
　　郑元子留下塑泥象。
　　吴道子留下丹青。
　　房玄真人留下船舟渡人载物。
　　姜瑞先生留下盖房造碾磨。
　　洞宾先师留下做黄酒。
　　苍颉先师留下字迹。
　　广成子老祖留下计法。
　　华陀先师留下收水接骨连皮削匠。
　　文伯仙师留下烧砖瓦造壶器。
　　徐庶留下地雷火炮。
　　孔明留下火攻战策。
　　徐茂公留下枪刀箭。
　　鲁班留下石木二匠修房造屋。
　　陈抟老祖留下雕工刻像。
　　雷震子留下打洞。
　　田真人留下造笔墨。
　　蔡伦仙师留下造纸。
　　邓通先生留下造钱。
　　白皮先师留下皮匠消造皮货。
　　杜康仙师留下造酒。
　　葛洪仙师留下靛苗。
　　文仲子留下面。
　　无量祖师留下打油点灯。
　　黄石公留下阴阳二宅三略兵法。
　　姜子牙留下六韬兵书。
　　王禅老祖留下飞腾破阵。
　　孙宾留下烧炭造靴袜。
　　真定子留下篾匠。
　　鲁公真人留下烧坛罐。
　　雷公真人留下烧瓷器碗盏。
　　静修真人留下做伞造锅。
　　刘蟾仙师留下天平戥子。
　　罗真人留下剃头。
　　梅葛二仙留下染房造胭脂颜色染布。
　　武夷子留下定尺秤。
　　淮南子留下做豆腐熬糖。
　　织波祖师留下丝绢造罗筛。
　　西陵仙女治绸缎。饶仙师治甲子。
　　娄景仙师治地支定时辰。
　　袁天罡留下算命卜卦。
　　麻衣仙师留下看相。
　　周公留下罗盘。
　　郑庭子留下筛子簸箕。隶首留下算盘。
　　神农留下草药。
　　刘仙子留下车辇。
　　其余难以说尽，想我道家留下七十二行手艺，养人济世生财利用。你僧家又留下什 利人济物之事来的，……你佛家留下生老病死苦……。我道家留下金木水火土养育群生，自天子至于庶人诸般形色，谁不是五行所生也。有诗为证：五行聚来天地根，包罗万象及群生，诸般皆是五行气，天地阴阳从此生。
　　你佛家论说起来还从我道门所出。
　　太上元始天尊十大弟子设立佛教后，留下七十二门引人，入门男女不迷真性。
　　太上大弟子玄曜真人化为毗卢佛，
　　二弟子紫虚真人化为燃灯佛，
　　三弟子太极真人化为弥勒佛，
　　四弟子玉鼎真人化为药师佛，
　　六弟子玄皇真人脱化阿弥陀佛，
　　七弟子宝相真人脱化文殊菩萨，
　　八弟子慈航真人脱化观音菩萨，
　　九弟子普贤真人脱化普贤普萨，
　　十弟子保玉真人脱化地藏普萨。
　　元始天尊弟子设立十教各分十位，具受玉帝勅旨封为佛，本是天尊一气发生三友分为三教，世人不知阿弥陀佛是什么出身，乃是西域天尊一气发生六弟子玄皇真人，脱化净梵国王宫中为摩那太子，甲午年四月初八降生，长至十岁亲舍皇宫入山修道，四十九年方成佛祖出于西域，回国后真法传于中国，祥光现于周朝，金身梦于汉帝，闻玉帝封为西方极乐世界，镇守西方化度众生超度亡魂，又在灵山说法感动众生，男女皈依佛门礼忏法华金刚。我
　　太上老君恐怕众生迷昧，真性失其寂灭，又使尹喜真人化度众生，参玄悟道方成正果。”
　　天师这篇言词，说得释家国师僧人羞愧难当，无有半言回答，合十而退，文武喝彩，称道为尊！
　　宋仁宗皇帝御笔赞道：三教内中道为尊，上古原是天地根，生人生仙生世界，立玄化释定乾坤。
　　圣驾回宫，文武散班。
　　节录（四川灌县青城山上清宫东华殿）
　　道历四七零九年

2. 唐朝为什么既推崇佛教又盛行道教？

您好，道教在中国古代的重要政治地位我在别的知道里回答过，分朝代讲实在太累，您要是有兴趣就联系我吧。下面就回答一下您的这个跟唐朝有关的问题，首先唐朝并非盛行佛教，玄奘取经只是个人行为，跟政府一点关系也没有，你可以参考玄奘本人的《大唐西域记》。另外提醒您：小说就是小说，只是供您娱乐的，您得划清界限。唐朝由于统治者需要找一个好的出身就傍上了《道德经》的作者老子，因为都姓李吗，唐朝时百姓不准叫鲤鱼鲤鱼，不准吃鲤鱼，抓到鲤鱼都要赶快放生，否则就杀头。因为唐朝皇室自身就来源于南北朝的北朝士族关陇集团，所以唐朝建立初期一直是士族大家占据统治地位压制新型商业小家士族的势力，女皇武则天的上台就代表了新兴商业家族的胜利与传统士族大家的彻底没落，代表了社会制度的再次进步，也正是武则天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使她完善了科举制度。武则天也为了摆脱李氏王朝的影响，开始推崇佛教，提倡佛道并立，但是女皇任然崇信道教，希望长生不老。佛教自始至终在中国终究不能超越道教的政治地位，中国历史上还有三次恐怖的灭教运动，极大的打击了佛教的发展。现在老百姓的民间信仰是宋朝三教合一外加迷信思想的产物。

3. 道教和佛教，分别都在什么时期出现？

众所周知，我国拥有着非常悠久历史文化，从史前文化、传说时代一直到近代文明社会，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并不断延绵传承到如今，其中宗教作为文化的一种，在我国文化发展历史也同样是非常源远流长的。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诸子百家，汉代之后的儒家社会，东汉时期道教的诞生以及佛教的传入，都是我国文化的重要元素。其中道教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并在东汉时期成为实体宗教，而佛教则是在东汉末年传入我国。

首先，道教最早是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众所周知，道教是我国本土宗教之一，其核心是对自然以及先祖的崇拜，早在原始社会的先民们就已经有了对自然的崇拜，并且他们认为人死后其灵魂不会消亡，因此产生了对鬼神的崇拜，由此可见道教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根据神话传说，黄帝晚年追寻长生不老，随后跟随广成子修炼得道升仙，因此黄帝也被后人称为道教的源头。随后在社会的发展中，对神仙的崇拜愈发广泛，比如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很多记载神仙传说的著作，但道教的形成成为实体宗教并不是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直到东汉末年黄老道、太平道等道教组织的建立，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改造和发展，道教思想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可，慢慢地就演变成了如此成熟的正统宗教。

然后，佛教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建立，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众所周知，佛教创建人释迦牟尼是印度释迦族的王子，因此对于佛教的起源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之间，随后经历多次演变和分裂，其传播范围从恒河流域一带逐渐传遍其他南亚大陆地区，后来通过传教士传到了缅甸、埃及等周边国家，促使佛教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根据历史记载，佛教是在汉朝时期传入中国，并且佛像也是在这个时候传入，在南北朝时期就传播到全国，直到隋唐时期便进入佛教的鼎盛时期，虽然一开始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和本土宗教会有一些冲突，但在广泛传播中使得本土宗教派别趋向融合，与儒教、道教之间的矛盾也慢慢消失了。

最后，道教和佛教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悠长，但它们在中国出现的具体时间都是在东汉时期。

4. 佛教和道教在唐朝分别处于什么地位？

唐王朝与佛教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利用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统一的唐王朝。他们接受隋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稳定民生，巩固社会秩序的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佛教文化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在隋代佛教宗派形成的基础上，入唐后又相继建立起许多新的宗派。这些宗派有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作支柱，创造了各自庞大的理论体系，代表了当时哲学思维的最高水平，影响着大批士人，左右时代思潮，而佛教的进一步普及化，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使佛教的某些基本教义也变成了大众的观念。
　　唐代诸帝对于佛教的态度，出于真正信仰者较少，普遍地是从政治上考虑，并且集中表现在对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安排上。从总体看，唐王朝对三教是采取以儒为主体，调和并用的政策，表明在思想统治的方法和手段上开始成熟起来，为宋代理学的形成作了准备。但由于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各个朝代在执行中往往各有侧重，给佛教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
　　唐初佛、道之争

　　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请求罢废。他突出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当时以护法者自居的佛教界代表人物法琳“频诣阙庭”，多方申辩，高祖李渊对上表暂时搁置。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坚请罢除。道教徒借此机会，也展开对佛教的抨击。
　　武德九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托傅奕奏上。法琳著《辩正论》，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徒，佛道之争激烈化。
　　至太宗即位，傅奕再次上书，“请令僧吹螺，不合击钟”。贞观七年（633），太子中舍辛谓设难问佛教徒，释慧净著《析疑论》予以回答，释法琳更广《析疑》为答。佛道的争论，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十一年，李世民表态，谓“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下诏宣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这样，佛道在宗教上的高下之争，变成了体现李唐尊卑等差的政治问题。故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佛教徒对此不服，智实等上表反驳，攻击道教，受到朝堂杖责。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所著《辩正论》一书攻击老子，讪谤皇宗，有罔上之罪。唐太宗令推问法琳，沙汰僧尼。不久法琳被流放益州。
　　这次佛道之争，就其本身来说，是为了竞争新王朝对自己的有力支持，争夺社会舆论和更多的信徒，宗派情绪十分浓厚。但从斗争的最终结局看，反映的是唐王朝在宗教政策上的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对佛教加以抑制。
　　佛教在隋代再度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唐初的统治集团对此了如指掌。作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信号，是610年弥勒信徒发起的突击端门事件；612年陕西凤翔沙门向海明聚众数万人。河北唐县宋子贤拥众千余家，也用“弥勒出世”号召群众，武装暴动。唐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军围击洛阳王世充，需要联合少林寺僧众；武德五年（622），李渊在马邑（山西朔县）沙门中，募兵2千余。江南禅僧密集，与叛军乱民混杂在一起，情况更加复杂。新王朝要巩固自己的政权，简单地打击佛教或扶植佛教，显然都不合适。
　　此外，唐朝李氏虽然出身贵族，但并非望族，为了抬高出身门第，给新政权增添尊贵的色彩，攀附道教主李耳作祖先，在政治上也是必要的。武德八年（625），高祖诏叙三教先后曰：“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这样，更明确地道出了这种安排的原因。
　　随着唐太宗统治地位日臻稳固，唐王朝对外交流逐步扩大，经济、文化蒸蒸日上，使他有可能总结思想统治的历史经验，重新估价以往的佛、道政策。贞观十五年五月，唐太宗亲临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追福，手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斋供财施，“以丹诚归依三宝”。他向寺僧解释道：“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
　　贞观十九年（645），潜出国境去印度留学的玄奘，载誉回到于阗，太宗立即召令到长安相见，并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法令，倾城轰动。此后，玄奘成为太宗的相知，恩遇优渥，他的译经和讲经事业，直接受到太宗的赞助，集中全国沙门最优秀分子，为法相唯识一宗的建立，创造了政治和经济条件。
　　唐太宗供奉玄奘，当然也有政治原因。玄奘在印度赢得崇高威望，贞观十四年，戒日王会晤玄奘；次年，遣使至唐，太宗亦遣使抚慰，中印两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正式的友好关系，玄奘起了纽带作用。就在这一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举行无遮大会，玄奘立论，取得全胜。
　　贞观十七年，李义表、王玄策奉命出使西域，游印度诸国，先后在王舍城耆阇崛山勒铭，于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贞观二十一年，王玄策再度出使印度，值戒日王卒，国内大乱，王玄策联合吐蕃与泥婆罗兵平定之。同年，李义表自西域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请译《老子》，命玄奘翻译。这样，太宗对于玄奘的特殊礼遇，就不止出于宗教的原因了。
　　但是，唐太宗晚年转向佛教信仰，也是事实。贞观二十二年诏谓，他的宿疾近日见好，当是“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据此要求“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时海内有寺3716所，计度僧尼18500余人，成为初唐以来最大的度僧活动。同年，王玄策携印僧那逻迩姿婆寐进京，翌年，太宗饵其长生之药暴疾崩。卒前，还向玄奘问过因果报应，深为信纳。这样，唐初的先道后佛政策，实际上有了变化。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论唐王朝对佛道二教在形式上有什么抑扬变化，但以儒学为本的方针，始终不变，宗教神学必须严格服从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不变，唐高祖就说：“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唐太宗表示：“朕今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八年（634），文德皇后更对太子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
　　因此，如何协调三教关系，使其各自发挥有利的作用，就成了唐代诸帝的重要议题。其中“三教谈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创造。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幸国学释奠，“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帝说，曰：“三人者诚辩矣，然德明一举则蔽。”所谓“德明一举则蔽”，就是以儒家学说统率佛、道思想，使之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这种“三教谈论”的方式，几乎为唐代诸帝普遍采纳。
　　武则天与佛教

　　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和利用佛教。高宗李治为太子时，即优礼玄奘，赞助玄奘译经，为之作《述圣记》，继续成为慈恩宗的有力支拄。高宗又信奉道教，“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同时又敕中天竺沙门那提，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命玄照往迦湿弥罗取长年婆罗门，为其合“长年药”。中宗李显时，“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造寺不止，费财富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睿宗李旦佛道并重，认为“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但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
　　高宗自显庆（656—661）以后，苦于风疾，百官表奏，皆由则天详决，实质上掌握了唐朝政权。垂拱四年（680），武承嗣伪造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于洛水。则天名此石为“宝图”，后改为“天授圣图。”同年，又有人伪造瑞石于汜水，文有“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等，进一步暗示武则天当作天子是佛的意志。载初元年（689），沙门表上《大云经》，并造《经疏》，谓经中所说“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即应在当今的武则天。据此，武则天“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并于当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长寿二年（693），菩提流志等又译《宝雨经》，上武则天。该经是梁曼陀罗仙所译《宝雨经》的重译，但新添了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内容，译者也因此受到武则天的赏赐。
　　然而，作为宗教思想体系，武则天着重扶植的乃是华严宗。华严宗之能够成为历史上一大宗派，直接受益于她的支持。此宗所奉的根本经典《华严经》，把世界形容得无穷无尽，恢宏廓大，但以“法界”为总相，统摄万有，万有又各自独存，“圆融自在”，颇能表现盛唐期国家博大雄浑和含容万象的气势。692年，武则天派军收复西域四镇，此后发使于阗，求访80卷本《华严经》梵本和译者实叉难陀回京，695年，于洛阳译出，武氏亲受笔削，并制序文，谓斯经“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如果联系她在龟兹、疏勒等地建立以汉僧为主体的大云寺，将于阗的实叉难陀请到京师担任译场主译，给以高于其他外来僧侣的特殊优礼，而法藏也以“康藏国师”为号等，可以说武则天之于华严宗的关系，已经超出个人利害的范围，有更重大的政治背景。
　　当然，武则天直接面对的政敌是唐李家族。为了夺取和巩固自己的皇权，她需要制造舆论，其中举佛抑道，以贬黜李氏的宗系，是主要的措施。因此，她一即位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武则天统治期间，佛教倍受崇奉，使唐代佛教达于极盛。她打破唐太宗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接待各方译僧，除实叉难陀外，还有于阗提云般若，中印地婆诃罗、汉僧义净等，而最著名的是南印菩提流志。她鉴于禅僧在群众中日益上升的影响，令神秀禅师入京行道，亲加礼拜；又征慧安禅师入禁中问道，待以师礼，确定支持东山法门的方针，助长了禅宗在全国的大发展。
　　武周之世，“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她曾命僧怀义作夹紵大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日役万人，“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
　　由于武则天的崇佛，使当时佛道力量对比明显有利于佛教，乃至出现道教徒弃道为僧的现象。这一情况到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期间又有所调整。
　　玄宗是著名的道教君主，在他即位之初，曾对佛教多方限制。开元年间是“贞观之风，一朝复振”的太平盛世，可称唐代的黄金季节。统治阶级踌躇满志，充满自信，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畅通，容纳各类意识形态而无所顾忌。因此，隋唐已经建立的诸多宗派，继续繁衍昌隆。开元二十四年（736），他亲为《金刚经》作注，并颁行天下。印度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玄宗给予了相当的荣誉和礼遇，为另一佛教派别密宗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密教的正式成宗，及其在开元、天宝以至肃宗、代宗诸朝的兴盛发达，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对藏传佛教和日本佛教都有影响。
　　唐武宗灭佛

　　隋唐佛教势力的急剧膨胀，扩大了僧侣阶层与世俗地主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造成社会上反佛意识的高涨。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礼敬，再次煽起全国性宗教狂热。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说，佛教只是夷狄之法，“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限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韩愈有感于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的削弱与儒学的衰微有关，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文，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老传布，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为了达成排佛目的，韩愈特别推崇《大学》。《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佛教提倡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韩愈反佛是傅奕反佛的继续和发展。他的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他的反佛理论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依据；他提出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成了宋代理学的先驱。但在当时，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表》，受到流放处分。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到唐武宗，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在废佛教书中说：“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要求切实贯彻。
　　会昌二年（842），武宗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充入两税摇役”。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会昌五年，灭佛运动达到高潮。其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勘检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财产之数。四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灭佛措施，八月，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0500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若兰4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同时“勒大秦穆护、袄8千余人还俗”。
　　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其后不久，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由于寺院经济被剥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经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了繁荣的客观条件。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

5. 佛教与道教在唐朝是哪个更加兴盛

唐代皇帝，因为道教尊奉的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所以便尊老子为始祖，自称为老子后裔，特别崇奉道教。

五德三年（620年），唐高祖诏改羊角山为龙角山，并建老子庙；七年（624年）亲至终南山谒拜老子庙；八年（625年），下诏叙三教先后，以道教为首，儒教次之，佛教最后。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颁《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令，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即老子）”，道士女冠自今后以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可在僧尼之前，定道佛次序。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尊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后来的唐玄宗对道教更加崇奉和扶植。他于开元九年（721年），迎司马承祯入京，亲受法箓，成为取得道士资格的皇帝；开元十九年（731年），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亲注《道德真经》，又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并把《老子》列入科举考试范围；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令道士、女冠隶属宗正寺，将道士当作皇族看待；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诏两京（长安、洛阳）及诸州各置崇玄学，规定生徒学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天宝元年（742年），玄宗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更桑子为洞虚真人，其四子所著之书改名为真经；天宝八年（749年）追赠玄元皇帝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后又升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玄宗以后，唐肃宗、代宗、宪宗、穆宗、武宗、宣宗等不少皇帝都继续崇奉和扶植道教，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唐武宗。武宗于开成五年（840年）亲受法箓，会昌元年（841年），诏授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任崇玄馆学士，封号广成先生；会昌四年（844年），授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门教授先生。

总而言之，在唐朝近300年的时间里，唐帝王以道教为“本朝家教”（或谓“皇族宗教”），始终扶植和崇奉道教，因此，促使道教在教理教义及斋醮仪式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

唐代道教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道教理论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唐代，涌现了许多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荃、张万福、施肩吾、杜光庭等，他们对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发展。由于唐皇室的大力倡导，唐代研究老庄思想蔚然成风。当时王公大臣及儒生、道士等纷纷研究和注疏《老子》、《庄子》，据不完全统计，隋唐时代注疏笺解《老子》近30家；其他受老庄思想影响的理论著作也很多，如通玄先生的《体道论》、司马承祯的《坐忘论》等等。特别是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的崇玄学派，对当时和以后的道教理论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2）道书数量益增，并汇编成藏，正式刊行。唐代对道教经籍继续加以收集和整理，于开元（713—741年）中，纂修成藏，目曰《三洞琼纲》，总计3744卷（一说5700卷）。天宝七年（748年）诏令传写，以广流布，名《开元道藏》。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道藏。

（3）道教科仪，在唐代有较系统的发展。道教科仪在南朝陆修静时已初具规模，唐代道士张万福、张继先和唐末五代的杜光庭等对道教科仪、经戒法箓传授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增删，使其更加丰富和完备。特别是唐末五代的杜光庭（850—933年）所著的《道门科范大全集》（87卷），将道教主要道派的斋醮科仪加以统一并使之规范化，集唐代道教斋醮科仪之大成。他所制定的道门科范，大多为后世道教所沿用。

（4）道教内丹道在唐代有很大的发展。金丹术（外丹服食）在唐代虽处于兴盛阶段，但已暗现衰相。由于服食金丹有副作用，因此便促使金丹术由外丹向内丹转变。内丹术可追溯到古代的神仙方术。在唐代，内丹道已有教大的影响，此类道书，纷纷出现。如崔希范的《入药镜》、吴筠的《南统大君内丹九章经》、陶植的《陶真人内丹赋》等等。至唐末五代，道教内丹道已经盛行起来。这一时期倡导内丹道的著名者为钟离权和吕洞宾。故将其所倡导的内丹修炼术，谓之钟吕金丹道。后世道教全真派即尊钟、吕为祖师。

（5）道教宫观不仅遍布全国，且规模日益宏大。自南朝道教宫观制度形成后，道教宫观逐渐增多。到唐代，道教宫观几乎遍及名山都邑。据杜光庭中和四年（884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记载，唐代自开国以来，“所造宫观约1900余（座），所度道士计15000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其中，如太清宫、太微宫、紫微宫等主要供奉老子的宫观，规模可与皇家的殿堂相比拟，对以后道教宫观的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都有直接的影响。

（6）在唐代，较大的道派是茅山宗，其次是楼观派，此外还有张天师一系的复起。唐天宝七年（748年），玄宗令有关部门审定张天师子孙，将有封植，以隆真嗣，并册追祖天师张陵为太师。至中晚唐时，逐渐形成龙虎山天师道，即所谓龙虎宗。这一派在帝王扶植下迅速壮大，为宋元以后龙虎山天师道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楼观派是继北魏寇谦之的新天师道之后，在北方兴起的另一道派。以陕西周至县楼观为它的活动中心。据传楼观为周时关令尹喜之故宅，晋永兴二年（305年），尹喜之弟太和真人尹轨下降古楼观，授楼观道士梁谌丹书数卷而去。两晋时，楼观道士很少。北魏太武帝始光（424——428年）中，道士尹通事马俭法师于楼观，道术精进，名声远播，颇受太武帝礼遇。于是道士牛文侯、尹法兴等人接踵而来，道士增至40余人。其后王道义、陈宝炽、李顺兴皆为世所钦敬。楼观道士逐渐增多。楼观道的鼎盛是从北周开始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尊礼道士王延、严达，在废除佛、道之后，又大量吸收楼观道士入通道观。隋文帝时，又重修楼观宫宇，度道士120名，羽流精炼，朝野宗奉。唐初，高祖对楼观道亦很器重，武德七年（624年）又亲诣楼观，祀老子。高宗时授楼观道士尹文操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常少卿。大体说来，楼观道在北周历隋至唐初，一直是北方最大的道派，在历代帝王的支持下，一直比较兴盛。安史之乱后，方渐趋衰落。至金哀宗天兴（1232——1234年）年间，因遭兵燹，楼观焚毁殆尽。至元代，全真道加以修复，楼观道亦合并于全真道。楼观道士特别重视《道德经》，以它为主要的传习经典。

6. 道教和佛教哪个在唐朝更盛行

如果全面比较,在我国唐朝这个时期,道教比佛教兴盛.

第一,道教在唐朝已经被确立为国教.在唐朝,一个人如果想成为道士,是很不容易的,需要通过许多审查和考试,其中最终的能否成为道士的决定权在国家机关.所以唐朝道士的个人素质极高.完全不像明朝后期道教世俗化以后信徒中鱼龙混杂. 
而佛教始终在民间发展,任何人都可以信佛.根据对史料的考证,当时佛教采取的发展策略就是"来者不拒",用信众的数量来对抗道教的质.当然佛教确实曾进入过宫廷,但总是没有获得比较稳定的地位.特别是唐朝还发生过佛教与统治阶级的冲突,造成全国范围内的"灭佛",拆毁寺庙,焚毁佛经,僧侣还俗等等.

第二,道教的创始人老子被唐朝李姓贵族尊为自己的直系远祖,这无形中就把道教放在了一个无法超越的,无人企及的社会地位上.而佛教是无法与这样的社会地位相比的.实际上佛教的早期传播就是打着道教的某一种形式的分支的旗号开始的,这样做的目的正是借用了道教的这种社会地位的优势.

第三,道教的教义是唐朝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唐朝的科举考试是把道教的一些基本教义列为考试的内容之一.因此,凡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必然要熟知道教的东西.同时,这种道教思想是当官的必备条件的优势地位对社会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和广泛的影响,促进了道教思想的普及.而佛教思想从来没有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总的来说,道教在唐朝的地位非常高,影响也非常大,一般的情况下佛教是无法与这个阶段的道教相比.当然,佛教在这个时期也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但从总体规模上看还不如道教.

7. 唐朝的信仰是道教还是佛教？

唐朝，名为道教，实则佛教。首先唐朝皇帝是鲜卑人，自命为老子之后是为了表示自己是正统汉人，并且唐朝佛教太昌盛，为了防止佛教教徒圈地和泛滥，因此国教定为道教，其实大多数皇帝都是信仰佛教的。为什么说道教是名义国教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道教典籍道德经，道经第二所说的治国言论，主旨不重用贤才，宁可废掉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要让人灭除功利心。实际上唐朝是个人才辈出的年代，根本与道教的治国方法相违，从这点上看，国教只是个空架子。李世民经常亲自帮玄奘题字写匾，尤其到开元年间，所谓开元三大士无一例外是佛教的高僧，而开元三大士的不空三藏的弟子惠果法师，他可是唐朝三朝国师，注意，三朝国师，而且我们看看不空三藏的头衔“开府仪同三司特进试鸿胪卿肃国公食邑三千户赐紫赠司空谥大鉴正号大广智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别的不用看，光是看到开府两个字就知道，这个和尚实际上跟宰相是同一个地位的，可以有自己的一个部门，甚至可以算是小政府了，而且是国公。要知道公的上面就是王了，不空三藏的头衔只比皇帝低而且大鸿胪卿这个官职可不是个虚号，是有政治实权的。为什么不给道士而给和尚这么高的官职？事实上这是不少有名的皇帝管用的伎俩，搞两个派系，然后你俩人斗吧，一派人有实权，一派人有虚名，这样斗起来朝廷就分两派了，皇帝就安全了，说得话也有人听了，像清朝的纪晓岚的大学士就是一个虚名，和珅的军机处就是一个实权，完全不同的俩人，但是乾隆时代俩人都活得好好的不是？就是因为乾隆需要底下的人斗。

8. 唐朝为什么既推崇佛教又盛行道教

感觉你说错了，应该是推崇道教，盛行佛教。

推崇道教，主要是唐朝的皇帝姓李，为了提高自己的门户，所以自认为老子（李耳）的后代。好像是在唐高祖是就把道教地位抬的很高。并且在唐太宗时期，更是提出道教放在佛教之前。例如如果一个和尚和一个道士一起出行，和尚要让道士先行。到了唐高宗时期，更是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时期又是追封一些尊号。其实这样提升道教老子的地位，就是为了说明他们李唐皇室也一样高贵。

至于佛教，在唐朝盛行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彰显当时唐朝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情怀。唐朝前期很自信，一直不鄙视外来的东西，即便是宗教。在玄奘取经归唐后，唐太宗曾经亲自迎接，可见其胸襟之广。而且再看景教（当时的基督教），不是也被唐太宗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寺庙吗？那时候，我想唐太宗的思想应该是道教在前，其他并举。没有说偏袒佛教。

佛教在唐代风行的第二个原因其实要归结于武则天。武则天非常信佛教。而且作为一个女人想到皇帝，这在中原思想和很多宗教学派里边都是不可能或者大不敬的。只有当时的佛教，有提出弥勒可以转世为女子的思想。武则天提升佛教地位，借助这个宗教力量，大肆宣扬，自己是弥勒转世。这样的话，她身为女子做皇帝好像也合乎天命。甚至在她这个时期，她提出让佛教为先，道教变成了第二。如果再有和尚和道士一起出行，和之前说的例子相反，这次道士要让着和尚了。直到唐玄宗时期，才又改了过来。

之后还有武宗灭佛事件，这个事件其实不单单是因为唐武宗自己信道教，而是佛教当时对社会的腐蚀程度太大了。因为，佛教相比道教更容易吸收信徒，再加上他们占有大量良田，饲养极多假和尚，一直不用缴纳任何税。所以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一大蛀虫。甚至早在睿宗时期，就有“天下财富，佛占其半”的说法。可见其对社会的危害。即便是今天佛教大师们，说起武宗灭佛也认为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总的来看，我认为在唐中前期，这样及推崇道教又盛行佛教，其实都不过是为政治服务罢了。在后来，也不少唐朝皇帝有的信佛有的信道，这些更多是个人信仰。 

纯属个人意见，不见得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