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水库勘测工作的回忆

1. 三门峡水库勘测工作的回忆

樊廷平
世事沧桑、光阴荏苒，三门峡工程的水库勘测工作已经过去47年。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恍若昨日发生的事情。我们勘测小组共6人，我是小组长，还有皮秀珍、陈文盛、李俊荣4人是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人员，另有化验员张彩卿，还有两名临时雇用的洛阳铲工与炊事员。我们的任务是查明库区渭河右岸的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和水库蓄水后可能发生坍岸、浸没与崩塌的地段。工作范围，东起潼关，西至西安草滩镇，面积约3200km2。当时正处于大跃进的年代，总队要求既要保证工作质量，又要提前完成任务。小组同志讨论怎么办。真是所谓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经过大家的反复讨论，制订了四条措施：第一、我们每个人都要鼓足干劲，节假日不休息；第二、我们必须搞好团结，有意见摆在桌面上，保证不闹情绪；第三、组长不能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有事同大家商量；第四、当天工作当天完，纪录员做出小结，化验员不能积压样品。我们出队首站住在华阴县城，头一天就遇上了困难，由县城向北，沿铁路线有一条东西向沼泽盐碱化地带，按计划要穿越过去，实际情况不可能，要完成原计划有困难，经商量后临时改变为查明沼泽的成因。周边打了6个洛阳铲孔，取了水、土分析样品，终于查明沼泽地的成因，是由秦岭洪积裙和渭河阶地堆积相遇形成的洼地。
工作中有困难也有乐趣。有一天、我们调查华山西沟表流和地下水的转化关系，直追到沟脑，查明沟谷表流系由基岩裂隙水补给。雨季形成洪流，平时表流和潜流互相转化。旱季流量仅几十升/每秒，雨季洪流涨到1.5m3/s。我们调查那天，下山时正遇上一场暴雨，沟内表流暴涨为1.5～2m3/s。下山路又不在沟的一边，还要不时的来回过沟。皮秀珍同志一不小心滑到沟谷洪流中，大家顿时紧张起来，我没顾上脱衣服，就跳入水中去救她，洪流冲了她二三米，我在大家的帮助下才把她救了上来，我们俩上来后，像落汤鸡一样，大家看此光景都哈哈大笑起来。救她时我刚换的一件新上衣也被洪流冲的无影无踪了。
工作进行到渭南，我们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打包厂，那时正是刮共产风的时候，到处吃饭不要钱。我们中午不带饭，就在农村大食堂吃，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当时美其名曰这就是共产主义，真是对共产主义的极大歪曲。
工作到西安北郊草滩镇，住在未央公社。我们的工作安排是比较紧的，有一天公社通知我们去打麻雀，并说这是政治运动，非去不可，没办法只好把工作停下来，去参加公社组织的打麻雀政治运动。真叫人哭笑不得。
这里有一段插曲：未央公社是因未央宫而得名，我们学历史都知道，西汉刘邦的宰相萧何与吕后合谋，斩韩信就在未央宫。时过境迁，未央宫仅剩一片土丘，它在渭河的二级阶地上。汉朝为何在此建都，大概由于地势平坦，地下水埋藏不深，取水容易之故吧。我们的工作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在三原火车站整理完资料，经总队地质科夏其发工程师检查，工作质量合格，我们就收队了。

2. 在三门峡勘探总队的一段日子

郑巧云
为了夫妻团聚，1956年10月我离开了上海市中心大医院，踏上了黄土高原，来到三门峡地质勘探总队医务室当护士。从此在地质部门风风雨雨几十年，甜、酸、苦、辣一言难尽。其中在三门峡地质勘探总队的3年使我终身难忘，也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
到会兴镇后，我丈夫董志良把我领进史家滩的一个竹棚里，有两条长凳支着的一块双人铺板，一只白坯木方凳和一张土方台。房子是用竹条和黄泥搭起的小屋，散发着一股土腥味，又从总务科借来了一套脏兮兮的被褥。这算是什么家?我出世娘胎就没见过，但还有人羡慕地叫它“鸳鸯楼”。当然，这要比天当被、地当床的野外生活，确实算得上是“小别墅”了。所以我并不后悔，为了建设三门峡重点工程，为了使丈夫安心工作，我决定慢慢地去习惯。
第二天报到分在医务室管理药房，下了班就到地质科找姐妹们聊天，嘻嘻哈哈，日子蛮好混，受到了大家的关照和爱护，特别是蔡石泉像大姐姐一样地照顾着我。可不知为什么他(她)们都叫我“大妈嫂”，叫董志良“大妈妈”，有时候贾工和夏工也这样叫，真让人不好意思，我心目中是把他俩当成伯伯和叔叔的啊。回到医务室都叫我“小郑”，负责人是郭昆刚大夫，一个又高又黑的东北汉子。在我做错了事的时候，他像训“孙子”那样训我，不训哭决不罢休。下了班像大哥哥似地和我又说又笑，高兴的时候还请我们到史家滩饭馆去“小乐惠”。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多么纯真可贵啊。
1957年夏秋党的整风运动转成“反右”运动，蔡石泉被打成“右派”，我也成了“右派”同情者。我想不通、也看不懂。可在那种年月里，我这个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娇小姐又敢说啥呢。
“反右”后期，在我身怀六甲时被调到坝址一队工地去独挡一面，我明白这是考验，我咬紧牙关顶着。但工人对我不理解，有时对我横眉瞪眼，贴大字报，还提些莫名其妙的意见，我觉得委屈，去找党支部朱书记倒苦水。朱书记对我说：“问题是你不接近工人，他们对你有隔阂，不理解你而造成对立”。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此后我就经常到工人的帐篷里去坐坐、聊聊，向他们介绍些防止脚疼、腰痛的方法，讲些常见病的预防知识，有一段时间干脆搬到女钻工的宿舍住。经过努力，工人们的态度改变了，有话也对我说了，发现病人能及时治疗。记得有一个男工人，因包皮过长而引起龟头红肿并发脓包，已痛得几天没睡好觉了，见我是一个年轻女人不好意思就诊，我听说后到帐篷里去请他来治疗。伤口经过切开排浓清洗包扎后，疼痛大大减少，晚上美美地睡了一觉，经过打针、换药，伤口很快长好，他很高兴，我也感到欣慰。1958年春节刚过，我拖着虚弱的身子返回上海生孩子，在婆婆尽心的照顾下，身体康复了。刚满月，我流着泪，把孩子托付给老人家，回到了工地白天和大家担矿石大炼钢铁，休息时和饭后，集中看病，夜间再给倒班的工人诊治。
不久又把我调往库区涑水分队，一人要负责一个修配间、一个分队部和非常分散的九个机台，真累啊!为了不延误病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建议给每个机台配备保健箱，培训兼职卫生员。得到分队领导的同意和支持后，就抽了一些文化较高的，对卫生工作感兴趣的工人培训，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培训、学习，我认为基本上可以胜任了，就发给他们配好常用药的保健箱，并与当地卫生院取得联系，签订合同统一结账，保障了健康，也保障了生产。我抽出身来每星期去转一圈，补充药品，了解情况，指导业务。
在涑水分队工作期间，我得到了大家的爱戴，工人们亲热地说我是电影“护士日记”的“简淑华”。有一次我到207机台去，分队长让我带3张包滤水管用的白铁皮，我用麻绳把它捆好背在右肩，左肩挎保健箱。天下着小雨，我穿一件土黄色的胶布雨衣，穿一双登山鞋，路过一个村庄时，一下子窜出来10多条狗，把我团团围住，吓得我急忙解下右肩的白铁皮，前后左右卷成圆圈，并高喊“来人啊”!那群狗也不敢靠近我，想必是几张白铁皮把它们吓住了，只是“汪汪”乱叫。一会儿，来了一个中年汉子把它们赶走了，没走半里地它们又围上来了，那位老乡没走多远，第二次赶走了这群狗，并把我送出村子。平安地到达机台后，我还是心有余悸，把此事讲述给工人们听，大家听后哈哈大笑。机长看着我纳闷的样子，就说：看你这身模样，不用说是狗，就是生人见了也得端详一番。真是“远看像个逃难的，近看像个要饭的”，除了背个保健箱，还以为你是个搞钻探的，村子里的人以为从哪里来的怪物呢!的确，那时候我顶个钻探工是没问题的，操纵给进把，上管卡，拧钻杆，一点不含糊。如果扛一根5、6m长的钻杆，我可以走二、三里路不歇。正因为自己能融洽在群众之中，也得到群众的关怀。有一天我跟车到206机台已是太阳偏西，开晚饭的时候了，但还有207机台未到，如果不去就不能明早跟车返回分队部了。炊事员老陈湖劝我不要去了，说地方偏僻，狼又多。想了一会我还是决定去。两机台相距9公里路，走到目的地已是掌灯时分。我刚进机台，后面老陈湖也到了，我惊奇地问：“你怎么来了”!老陈说：“我能放心吗”?顿时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我含着热泪说了声“谢谢”!我俩返回206机台已是半夜11点半了。
在三门峡的3年中，有辛酸、也有欢乐。不但适应了艰苦的生活环境，锻炼了意志，还摸索了一套在野外开展医务工作的经验，并学会了针灸、接生、缝合等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提高了业务水平，给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三门峡对我来说是一所大学校，难以忘怀。
2004.7.5于上海

3. 三门峡水库勘探记事

耿鹤年
故人已乘黄鹤去，资料文籍满阁楼；
往事追忆千百件，心中不再空悠悠。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地质勘察工作已经过去了40多年，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而今已是两鬓斑白。该项工作的领路人，一代宗师贾福海院士也已故去。三门峡工程的历史功过可以任人评说，但当时用简陋装备武装起来的地质勘察队员所铸造出来的“三门峡精神”，像一道永不消逝的电波，至今仍然点击着我们的心灵，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地质勘察，是中国现代水利水电勘察史上最壮丽的历史画卷之一，我们要像爱护历史文物一样爱护这幅画卷，不能让它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埋没或流失。
我作为一名参与其结缘3年多的老勘察队员，回想起当年参与水库勘察的一些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1.驰援涑水工区
1957年春，会兴镇供水勘探的野外工作结束不久，我受命前去涑水工地支援那里正在进行的水文地质勘探，主要是抽水试验工作。
一提起涑水，那属于晋西南的永济、运城县治的涑水河，就使人联想起《西厢记》里的主人公张生、崔莺莺的故事和中唐诗人王之涣的佳作《登鹳雀楼》。尽管往昔背靠中条山、临近黄河的鹳雀楼可能已不复存在，但那脍炙人口的诗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仍在人们的心底时隐时现。还有那五姓湖的盐，解池的硝，也是涑水河中下游名噪一方的矿产。
就是这样一个人杰地灵，物产丰美的地方，却属于三门峡水库350m高程水位淤积A水线以下的淹没区或浸没区，故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阶段，确定在涑水河口以上地段兴建涑水河堵水筑坝工程，并为此开展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
该项目的技术负责人是董志良同志，一个走出校门才两年多的年轻人，却要领头担负起一项远离总队领导，包含坝址、库区勘探在内自成一个体系的勘察项目的工作；更主要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刚从居民区的地基工程勘探项目下来的，还没有从事水文地质勘探和抽水试验方面的经验，对现场问题的处理不太熟悉。而我当时在这方面的工作已跌、打、滚、爬了1年多，积累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在此情况下，总队的领导贾工、夏工派我到涑水工地帮助一段工作，是理所当然的。这也符合他们的一贯思想，把三门峡办成一所大学校：一方面在内部进行知识、经验交流；另一方面从外界请来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技术指导；从而既达到较好地完成生产任务，又培养、锻炼了队伍的双重目的。
至于董志良同志，两年前我们曾在南京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培训班，一起担任过教学辅导员；在总队期间也有过一段交往；在后三门峡年代，我们之间在陕西还有过近10年较密切的并肩工作的经历，这是后话。现在老朋友工作上有了困难，哪有不尽力帮助的。
接到支援涑水工地的任务，我当即放下手头的事情，对分队内的工作稍作安排后，像一名正在出征的战士那样，打起背包、行李，经潼关、过风陵渡，再转辗到达当时设在张留庄的工地指挥部，会见了董志良同志和他领导下的10多名技术人员，接着就同他们一起工作，朝夕相处。给人的印象是，他们都是一些热情可亲、作风朴实、工作肯干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位叫黄维国的，后来成为江苏省第二水文地质队的总工程师。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他曾一起参加过由长春地院举办的为期3个多月的各省队总工程师学习培训班。十分可惜的是，隔不多久，他竟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
那时，涑水工区的主要任务是在涑水河口地带预设的3条坝轴线上进行选择坝址的勘探。由于该地段下伏地层主要为第四系松散沉积，必须通过勘探，编制比较坝轴线的剖面图；划分、确定隔水层和含水层的岩性和层位；通过抽水试验，获取含水层的渗透系数、涌水量、水位等方面的资料；计算可作为土坝基础的地基承载力和地基渗漏量及可能产生的绕坝渗漏量，最后选定坝轴线。
为了完成我在这里的预定任务，我同他们一起到现场参加实际工作，发现和共同商量解决在水文地质钻探和抽水试验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我还在原列宁格勒设计院编制的相应规程、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编写了一份工作细则，在现场召开的技术人员会议上作了讲解，并针对内业整理中有关图表的编制和水文地质计算的方法问题作了阐述。
当时，工地上采取“三班倒”的作业制度，钻机工人和值班地质人员每8小时轮换一次。工地指挥部(地质组)的少数技术人员，除了分析整理资料及顶替轮换休息的人员(轮岗值班)而外，还要根据施工中遇到的各种意外问题，随时去现场商量解决，做出决断，这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可以是白天，也可以是深夜，有时往往使人彻夜难眠。常常遇到的问题，是在洗孔后，孔内静止水位缓慢、持续上升，抽水试验中流量、水位升降不稳定或止水失效等等。
在张留庄，我和涑水工区的同志们一起度过了近20天难忘的日日夜夜。还记得在最后分别时，工地的行政负责人对我说：“欢迎你下次再来涑水，下次来时可不用自带行李了。”我点头表示同意。
2.渭河谷地掀热浪
1957年下半年，我开始投入三门峡水库的勘探工作。当时，整个供水分队是成建制开赴库区的。人员方面除个别作了调整外，党、政干部和管理人员基本上是原班人马。但技术人员，除保留骨干外，作了大量的缩减。这是由于随着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勘察的全面推进，一部分人员调出充实其他项目的工作，更有一部分人员奉调离开三门峡，支援国内其他地区的工作，而保留下来的人员，由于经过了1年多的实际工作锻炼，已基本上能够独当一面地担负起钻探地质方面的工作。
分队部设在陕西渭南市的一个下马的厂房(棉花打包厂)内，队部的管理人在临时搭起的几顶大帐篷内办公和住宿。厂方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硕大的空厂房，用作存放从各个勘探点逐步运来的岩心，即所谓“岩心房”。分队部下管4～5个野外作业单位(钻探机组)。
当时，三门峡水库区的范围，是由坝前三个不同的运营水位340、350、360m高程确定的。由于350m高程水位预定的运营期限较长，因此水库区的勘探布置，主要依据350m水位高程，适当地考虑其他两个水位。依此，勘探区的范围：分别可达潼关以北，黄河干流区西岸的芝川镇和东岸的宝鼎镇；潼关以西，渭河南岸的耿镇和北岸的贾蔡村。上述范围(包括潼关以东黄河两岸的勘探工作)内共布置了为浸没计算的勘探剖面31个和为坍岸计算的勘探剖面30个。
依据自然地理和工程地质条件的不同，勘探区分为(1)黄河干流区，(2)渭河南岸区和(3)渭河北岸区。其中(1)区以针对坍岸与沉陷为主要工作对象，个别地段产生浸没；(2)、(3)区以浸没为主，个别地段产生坍岸。我所承担的是渭河北岸区，以浸没勘探为主，其范围、面积最大，勘探点最多。
渭北勘探区，在自然地理上是南起秦岭山前，北达北山的渭河谷地的一部分。地貌单元主要属于东起洛河，西至泾河之间的渭河北岸一二级阶地；在行政区划上属于陕西省朝邑、大荔、渭南、临潼和高陵等县的一部分。这里土地平坦、肥沃，物产丰富，人民生活自给有余，当时是陕西省的粮、棉主要产地之一。
勘探的目的和要求是：通过钻探获取区内的地层结构、岩性资料和主要含水层与隔水层的位置；经抽水试验掌握主要含水层的渗透系数、涌水量、天然水位和水化学成分；计算在不同库水位运营条件下剖面上的壅水曲线，确定浸没范围，编制浸没预测图；部分钻孔下观测管留作长期观测孔，以供研究在天然状态下和水库运营条件下地下水动态变化规律之用。
区内布置了垂直水边线、间距约20km的主要勘探剖面线13条，其长度不等，最长可达30km，如第11、14号剖面等。
剖面线上钻孔布置的原则是：
①在河水边附近和不同的库水边线处各布置1个孔；每一地貌单元不少于2～3个孔；最后1个孔一般布在可能的浸没范围以外。
②孔距：近库边小，一般为500m；远离库边逐渐增大，一般为1000～2000m。
③钻孔深度：分为深、浅两类。深孔以打穿河水位以下第一个含水层，进入隔水层3～5m为止；当河水位以下的含水层很厚或强含水层埋藏很深时，则其孔深为当地一个水头(即库水位抬高值加原来的河水深)。浅孔则打到地下水位以下10m。深孔一般布在库水边的点，另外每一地貌单元不少于2～3个深孔，其余均打浅孔。
在工作过程中，考虑到主要勘探剖面线的间距太大，为了满足浸没计算和编制预测图的需要，后来又增加了多条辅助勘探剖面和水井调查剖面，插补在主要剖面线之间。
当时，地质技术人员在勘探点上的职责，可以归纳如下：
①按任务书要求现场定孔位，并联系测量人员到现场进行钻孔坐标和地面高程的测量。
②对钻孔的岩心，逐段描述其岩性、定名及进行简易水文观测。
③按要求在选定的钻孔和特定的含水层中，进行抽水试验。
④采集水、土样，送实验室进行室内分析。
⑤按要求选择部分钻孔，全孔或缩样保留岩心，送岩心房或仓库保管。
⑥按要求选择一部分施工完的钻孔，安排定位、定深下观测管，留作长期观测。
⑦钻孔结束后数日内，编制钻孔综合成果图。
⑧全剖面的钻孔施工结束后，在一定时间内编制地质剖面图。
⑨在内业整理中，通过计算，绘制壅水曲线，确定浸没范图。
野外钻探施工中，常遇见的问题，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①岩心采取率低，满足不了地质分层和岩性鉴定的需要。
②用冲洗液(清水或泥浆)钻进，常由于洗孔不彻底，测不到精确的天然水位，表现为孔内水位缓慢持续上升，长时间不稳定，而这对在剖面上正确地联结天然水位曲线和计算壅水曲线是至关重要的。
③抽水试验过程中，出现规程中不允许出现的流量与水位降低相关曲线中的反曲线现象。
④下观测管时，由于洗孔不彻底，造成下部沉淀管淤堵超标的问题等等。
当时在每一台钻机作业的人员是由钻探工人和看钻的地质人员(一般只有1人)两部分组成的。二者在长远目标上虽然是共同的，但短期的目标很不一致。前者是用施工的工作量和完成期限来衡量，而后者要对施工中出现的质量问题负全责。由此出现的矛盾问题，往往提到分队部由分队长同地质技术负责人协商解决。而且，钻探施工中各个环节的地质工作，很容易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差错，酿成事故，甚或遭致钻孔报废。现在看来，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钻机地质技术员，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在历时1年半多的水库勘探期间，前苏联专家O.Б.巴索娃等曾数次前来检查指导工作，一同前来的往往还有三门峡工程局、水库管理局和总队的有关领导，当地地方政府总是热情备至地给予接待。我记得有一次在汇报工作时，大荔县和渭南县的县长分别致欢迎词，那句带有浓重的陕西方言的开头语“亲爱的苏联专家同志……”，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地方政府领导着重介绍辖区的人口、土地面积、耕地上的作物种类、自然经济条件和工业企业等等。接着由我出示地质剖面图及其他资料，汇报勘探区的地形、地貌及水文、工程地质条件等方面的情况，并回答问题。最后县上还盛情款待了来客。
说到勘探队员们的生活，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同志，曾在一次谈话中把地质勘察人员称之为“和平时期的游击队员”。那么，我们这些从事三门峡水库勘探的年轻人，当属这支游击队中积极的一员。
当时，我们以钻探机组为单独的“作战”单位，每打成一个孔，紧接着又搬到另一个孔位施工。在库区钻孔分布十分分散，孔深不大(一般小于百米)的条件下，搬迁十分频繁，有时达到1月数迁。生产工作除去1天8小时以内的工作(或顶岗、值班)外，还有许多说不清的“份外”工作要干。晚上往往还要参加各种名目繁多的会议，如班会、生活检讨会、事故讨论会、党团组织会等等，剩余的休息时间很少。即使是分队部的行管和技术人员，虽有相对固定的驻地，也经常以钻场为家，整天忙忙碌碌。
与流动而又紧张的生产秩序相伴随的是生活艰苦、简单、单调。衣、食方面，统一的着装(工作服、登山鞋、雨衣、雨鞋)和集体食堂的大锅饭自不必说，值得一提的是住宿。在机组，除地质技术人员因随时整编资料可以租住民房外，钻机工人一般都在机场附近自搭帐篷，住在用床板和长条凳支起的“通铺”上，谈不到什么通风和采光的条件。我记得有一个机组，机长刘某和机组记录员董某在工地成婚时，就是在一个大帐篷内，用帆布隔起一道只能放置一张木板双人床和两张木方凳的小间，作为他们的新房——一个钻机工地成婚的爱巢!
平时，当然也没有居民正常享受文化娱乐生活，有时总队电影放映队临时下到工地，放几场电影，算是最大的享受，也达到与当地居民联欢的目的。作为年轻人，在那流动而又繁忙的工作之余，有时也会有溢于言表的对家乡和亲人的思恋。
以上只是勘探队员们生活的一个方面，但从另一方面说，生活又是丰富多彩的。工作之余可以观赏、领略到渭北东部那多采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
有一次为定孔位，我曾同一名测量员，连推带扛的骑自行车涉险通过渭、洛河之间绵延数百平方公里的沙丘地带，其间分布着经风吹起排列有序的新月形沙丘和沙垅。那沙丘地带竞长达40km、宽7～10km，实属渭北的一大奇观。
为了解勘探区周边的地形、地质情况，我曾经到党睦镇北驻足浏览了可能是由古代湖泊演变形成的芦阳湖大洼地。现在想起，40多年前那样广阔无垠、盐渍斑斑、只有狼迹、没有人迹的“芦洼”，现在一定已经改造成为万顷良田了。
我曾在古城朝邑观赏过那石板铺成的街面，和由大青砖砌筑的古代建筑和民居，为它们即将沉入库底而婉惜过。
我到过渭北东部的许多古镇：固市、交斜、孝义、信义、羌白、官道、雨金诸镇，还有那街道的东、西两段分属于渭南县和临潼县管辖的田市镇……在那人头攒动，摊铺密布的集市里赶过场。
那时的渭北，解放才7～8年，还保留着明、清朝代残留下来的古朴民风、民俗，交通也不太方便。在那古驿道似的大车道上，风尘仆仆，来回行驶着带有车篷的三轮或四轮马车，载着过市赶场的内、外商贾和耕读起家的士绅。还有那头上裹着毛巾、赤足挑担的老乡和那赶着毛驴迎亲、送亲的青年夫妇……
2004年11月30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