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改革的内容及意义

1. 刘晏改革的内容及意义

刘晏改革的内容
1、改革漕运
刘晏首先组织人力逐段疏浚由江淮到高师的河道，打造了二千艘坚固的大漕船，训练军士运粮，每十船为一队，军官负责押运，船工由经调为雇募。改直法为段运法，将全程分成四个运输段，建转运站。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提高了运粮效率，杜绝了翻船事故。为此又在扬州、汴口、河阴、渭口等河道的交界处设仓贮粮，以备转运。
2、改革盐政
首先大力削减了盐监、盐场等盐务机构，又调整了食盐专卖制度，改官收、官运、官销为官收、商运、商销、统一征收盐税。规定盐官统一收购亭户所产的盐，然后加价卖给盐商，由他们贩运到各地销售。国家只通过掌握统购，批发两个环节来控制盐政。为防盐商哄抬盐价，在各地设立常平盐仓，以平盐价。
3、推行常平法
进行了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了经济情报网。他在诸道置设巡院官，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诸巡院，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庄稼好坏的情况。每旬、每月都申报转运使司，刘晏所在处又召募善走的人，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
他用“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办法，防止了谷贱伤农、水旱民散。同时又多购谷物菽粟运往歉收地区，贱价出售，换取农民的土产杂物转卖丰处，这样既救了灾，又不损国用，还刺激了生产。刘晏救灾为了做到“应民之急”，还在其所辖各州县储粮三百万石，以作备荒之用。
刘晏改革的意义
他的改革发展了生产，安定了人民生活，史书上称刘晏“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
由于刘晏的理财方针、措施、办法适应唐王朝经济残破的局面和当时社会的需要，所以使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的20年中，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也得以养息。
他初受命为转运使时，全国的财政收入增加了，而国家并没有增加农民的税收，刘晏真正做到了“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他的贡献是很大的，无怪乎人们经常把刘晏与管仲、萧何相提并论。

扩展资料
刘晏，是唐代著名的经济改革家和理财家，信奉道家。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人。刘晏才七岁时，被选为神童，八岁就做了太子府的文字典籍方面的校对官。
刘晏最先得到玄宗的赏识，故事发生于李隆基效仿先列去泰山封禅之时，趁这个时机，刘晏呈上了《颂》一书，内容是皇上治政有方，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的溢美之词。借着幼童形象，猎奇且清奇，于是就引起了玄宗的兴趣，决定看看这书。
唐玄宗于是让宰相张说去考考他的学问，结果刘晏四书五经，对答如流，作对子也信手拈来，还写得一手好字，小小年纪，如此了得，真不愧神通之谓，于是，李隆基就把他带回去了。
刘晏的功绩主要在于他的理财之能，他一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长期担任财务要职，管理财政达几十年，效率高，成绩大，被誉为”广军国之用，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的著名理财家。刘晏主持唐政府财政工作前后的二十年间，他极其机智地处理经济管理工作，工作有声有色。
广德二年（764年）刘晏开始办江、淮漕运时，唐政府全年财政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到大历末，就增加到一千二百多万缗，增加的部分，十分之七来自江淮盐利。他贯彻“以爱民为先”和重视生产的理财方针，采取各种积极措施，稳定民生。
广德二年，唐政府所统辖地区有户二百九十三万，到大历末年，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前后增加了九十万户。所增加的户口，都是在刘晏管辖经济的地区内，这都得益于刘晏卓有成效的工作。
刘晏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就，必然受到惯于对人民“竭泽而渔”的昏聩官僚的抵制、反对和仇恨。为了使自己的主张能顺利推行，刘晏不得不在一些小的方面向他们妥协，但在原则问题上，却毫不退让。
权贵们视刘晏所管辖之事为鱼肉人民的美差，又为了干预和控制刘晏的工作，因此总想把子弟亲友安排到他们的部门里。刘晏对此类事情的处置很讲究方法，给这些人以丰厚的薪俸，而不让他们处理事情，这样既可以部分地满足权贵们的要求，将压力大大减少，又可使财经工作牢牢掌握在可靠而有才干的人手里。
即使这样，他与权贵们之间的矛盾无法彻底消除，最终被奸相元载的党羽杨炎诬陷害死。
刘晏死于唐德宗时期，德宗任用奸相元载的余党杨炎为宰相，杨炎发现唐代宗杀元载，刘晏曾参与密议。于是仗着德宗的宠爱，杨炎开始报私仇，极尽挑拨之能将刘晏贬出京师，并伙同荆南节度庚准，擅造刘晏造反。德宗听信谗言，于780年7月下诏赐刘晏自尽，其属流放江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刘晏

2. 刘晏的经济思想

刘晏主要是利用商品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他熟悉商情﹐在他看来﹐到处有增加收入的门路:“自言如见钱流地上”(《刘晏传》)。刘晏认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食货志四》)。盐是人们的急需之物﹐因此﹐税于盐价﹐使盐利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这一理财特点﹐被史家赞为“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刘晏传赞》)。刘晏的经济思想接近于西汉的桑弘羊﹐他的理财办法比桑弘羊有新的创造﹐但所涉及范围则要狭小得多。理财以养民为先 刘晏把赋税的增加建立在户口增加的基础上。他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他的增加赋税收入的办法﹐不是单纯依靠增税﹐而是通过实行有利于人民休息的政策﹐以促进人口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使税源得以扩大。刘晏改革转运制度﹐采取雇佣劳动的办法﹐就是一项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措施。在刘晏任转运使的初期﹐全国户口只有二百万﹐后来增加到三百余万﹐而且增加的都在刘晏所管辖的地区。“养民为先”的政策确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赈济贫民问题上﹐刘晏有独特的主张﹐他不赞成进行无偿的赈给。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新唐书.刘晏传》)。因此在发生灾荒时，他除了及时进行减免赋税和必要的贷放外，主要是利用常平法，在灾区出卖粮食，收购其它杂货，运往别处出卖或留给官府自用。他认为这样做既不会造成国用的不足，又能使“下户力农”得到实际好处。

3. 刘晏改革的内容及意义

在：【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任命刘晏接办漕运，漕运是通过水路交通，将江淮的粮食运至长安，当时漕运废弛阻塞，造成关中粮食困难，缺粮上百万石，饥荒四伏，粮价暴涨。刘晏曾做过一个时期的地方官，对人民的疾苦比较了解和同情。为此日夜焦虑，最后果断提出疏浚河道，南粮北调的宏伟计划，给宰相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见一水不通，愿荷锸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焦心苦形，期报明主，丹诚未克，漕引多虞，屏营中流掩泣献状。”表示要竭心尽力完成这一使命，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他忧国忧民和勇于承担重任的献身精神。他上任后，首先组织人力逐段疏浚由江淮到高师的河道，打造了二千艘坚固的大漕船，训练军士运粮，每十船为一队，军官负责押运。船工由经调为雇募。他不再征发沿河壮丁服役，而是用政府的盐利雇用船夫。他沿用过去裴耀卿的办法，改直法为段运法，将全程分成四个运输段，建转运站。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提高了运粮效率，杜绝了翻船事故。为此又在扬州、汴口、河阴、渭口等河道的交界处设仓贮粮，以备转运。漕运改革后，比过去用江南民工直运的方法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损耗，降低了运费，免除了南方人民一项旷目持久的而又十分艰辛的劳役。江淮的粮食因此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长安，每年运量达四十万石至一十万石，解决了粮荒还有所储备。当第一船粮到达长安时，皇帝欣喜万分，专门组织乐队到渭桥迎接，盛赞刘晏“你真是我的萧何啊！”
    唐初，实行自由贩卖，不收盐税。后实行国家专卖，官府大幅提高盐价，甚至贪官污吏还抓夫抓差无偿运盐，勤孛百姓。中饱私囊。人民怨声载道，恨透食盐专卖。同时政府盐务机构庞大，开支惊人。他首先大力削减了盐监、盐场等盐务机构，又调整了食盐专卖制度，改官收、官运、官销为官收、商运、商销、统一征收盐税，改变了肃宗时第五琦规定的官运官卖的盐法。规定盐官统一收购亭户（专门生产盐的民户）所产的盐，然后加价卖给盐商，由他们贩运到各地销售。国家只通过掌握统购，批发两个环节来控制盐政。为防盐商哄抬盐价，在各地设立常平盐仓，以平盐价，这样一来，大批盐吏被精简，盐价下跌，万民称颂，税收也缴增。政府收取的盐利，原来每年只有六十万缗，到大厉末年增至六百多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被用以支付漕运费用和政府各项开支。
    半年收粮存入平仓，以免谷贱伤农，当荒年、青黄不接粮价上涨时，开平仓以平粮价，百姓受益、国家获利。在商业中建立驿站信息，使“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至。”】。

意义在于：【他的改革发展了生产，安定了人民生活，史书上称刘晏“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由于刘晏的理财方针、措施、办法适应唐王朝经济残破的局面和当时社会的需要，所以使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的20年中，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也得以养息。他初受命为转运使时，全国的财政收入增加了，而国家并没有增加农民的税收，刘晏真正做到了“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他的贡献是很大的，无怪乎人们经常把刘晏与管仲、萧何相提并论。】

4. 刘晏在经济方面有哪些贡献？

刘晏，(公元715～789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人。从小聪明好学，七岁即为神童，授予秘书省正字。长大后，先后任夏县令、杭陇华三州刺史、京兆尹、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等职。宝应二年，晋升为吏部尚书、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此后大部分时间做经济工作，主要在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做转运租庸盐铁使。刘晏一生忠正，虽然“常衮见忌于前，杨炎致冤于后”，但在经济工作中“通拥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苦于民，俭于家而利众”。他不仅是个理财能手，而且身先士卒，“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为维系战乱中唐王朝的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历代誉为“富国名臣”。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政局动荡，连年战乱，经济十分困难。京城长安斗米至千，宫厨也是吃了上顿少下顿。老百姓更是贫困，靠拣捻麦穗活命。而朝廷仍然荒淫无度，开支十分庞大，使财政更加紧张。刘晏负责经济工作后，认为解决财政危机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生产，并采取许多措施来发展生产。
开元天宝年间，天下户数上千万，由于战乱，十耗其九。到刘晏任职时，已不足二百万户。刘晏认为，人是生产的第一要素，要发展生产就要增加户数，并“使之耕耘织”。只有户数增加了，生产发展了，赋税的数量才能增加。当时各州县都让富人督营漕运、邮递等重要职务。这些人税外横取，使人民无法活命，只好外出逃亡，或去盗去抢。刘晏为了革除这种弊政，改由官员营漕运和邮递，并罢除一切苛捐杂税，使外逃的人回家耕织。这样户数很快得到增加，生产得到了发展。
刘晏为了掌握全国的生产情况，在全国各地设置了知院官，命他们每十天半月把本道各州下雨、下雪、丰收、歉收等情况向京城报告一次。他尤其重视各地的灾情，采取了许多很好的救灾办法。在救灾时机上，如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不使至赈给”。也就是说不要等病危才治，灾重才救。如果灾重了再救济，国家给的钱粮少了，无济于事，给多了，负担不起，势必再向老百姓增收重税，造成恶性循环。另外，各地官吏在发放救济款物时，势必敲诈勒索，贪污受贿，“虽刀锯在前，不可禁也”。所以，各地有了灾情苗头，他就开始采取措施，等灾情发展了，救济措施已开始实行，人们不必再去逃难。在救灾的方法上，他也有其独到之处。他不是消极赐与，而是采取积极的交换方法，各取所长，以丰补歉。他认为灾区所缺少的主要是粮食；其他东西还是有的。所以，用低价把粮食卖给灾区人民，换取他们手中的杂货，并把这些杂货转卖到丰收的地方换取粮食。这样做，既减轻了财政负担，又救济了灾区百姓，还存储了三百万斛(每斛十斗)粮食。为朝廷立下了大功。
刘晏认为中国很大，虽然北方经常遭灾，但南方仍然富庶。要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关键是要发展交通运输。当时由于主要运输工具是船，所以他十分重视漕运。他曾亲自沿黄河、通济渠、淮河直到长江进行考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并发动群众大规模清挖河道。他改变过去一条船从长江一直开到渭水的机械做法，根据各条河水力的不同，分段通航。他让长江上的船运到扬州，汴水上的船运到河阴，黄河的船运到渭水河口，渭水上的船运到太仓。沿河分段设立粮仓。这样不仅可以根据水的大小，制造大小不同的船，，提高运输能力，也比较安全。过去船到黄河三门峡一带，因船小浪大，多数船翻人亡，刘晏便把十数条船连在一起，加上其它一些办法，无一船翻。刘晏这样做以后，尤其收复东都洛阳后，南北运输畅通，每年运粮四十万石，当第一批粮食运到长安后，天子大喜，派卫士到东渭桥敲锣打鼓进行欢迎。自此，关中虽天旱遭灾，也不缺粮，物价不贵，搞活了全局。
刘晏认为，要搞好经济，增加收入，就必须掌握各地的经济情报，尤其是物价。为此，他在各地设道巡院，并在诸道巡院至京城之间，高价招募骑马骑得快的人传递情报。因此，四方物价之高低，即使最远的地方，四五日也能知道。由于刘晏较好地掌握了各地的经济情报，经济工作十分主动。他采取“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方法，在丰收地区粮价偏低时，用较高的价格买进粮食；在歉收地区粮价偏高时，用较低的价格把粮食卖出去，来调节物价。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朝廷获得大利，各地物价大体平稳，无甚贵甚贱之忧。有一次，京师盐价突然暴涨，他很快从扬州调了三万斛盐运往关中，使盐价很快恢复正常。一些偏远地方木材和山货很便宜，他便派人用合理的价格收购进来，然后转卖到其它地方，增加了财政收入。
刘晏还用官府食盐专卖法来控制盐价。他认为盐官吏设得多，就会增加财政负担，还会扰民，所以只在产盐地区设置盐官负责收购盐户煮出来的盐，然后加价卖给商人，任凭商人转销各地。其它地方的州县就不设盐官。那些离产盐地区远的地方，政府就把官盐运到那里，存贮起来，陆续卖给大家。有的地方没商人去，盐价上涨，就减价把盐卖给那里的百姓，以降低盐价。这种买卖当时叫“常平盐”。“常平盐”不仅使官府得到了卖盐所得的利润，还方便了老百姓。
为了搞好经济工作，保证财政收入，他对官员要求很严，坚持任人唯贤。他认为“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得，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对检劾出纳等工作一律委任有才有进取精神的志士，官吏只办文书一类的公务。对亲戚朋友一概不用。所以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数百人都是“新进锐敏”，“所任者虽数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
刘晏虽然在经济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在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仍然免不了悲惨下场。德宗即位后，刘晏为尚书，杨炎为吏部侍郎，二人关系不太好。后杨炎因原宰相元载贬职而受到影响，刘晏参与了对他的处理。杨炎被起用为宰相后，怒追前事，要为元载报仇，将刘晏逐出京城，后又诬其参与谋反，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将其杀害。刘晏家属连累者数十人。当抄其家时，发现家中只有“杂书两乘，米麦数斛而已”。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德宗才弄清刘晏有大功而无罪，并为其平了反，为其子封了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