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具体谈一谈新加坡bbc汇率制度吗？

1. 能具体谈一谈新加坡bbc汇率制度吗？

　　新加坡的汇率制度及其重要作用


　　从1981年以来，新加坡实行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新元汇率参照主要贸易伙伴和竞争者的货币进行管理，篮子货币权重不对外公布；贸易加权的汇率可在一定区间内波动，汇率水平和爬行浮动每半年公布一次。新加坡定期对汇率区间进行评估和调整，使汇率能够爬行变动，防止出现对均衡汇率的较大偏离。从1980年底到2004年上半年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新元名义有效汇率升值了73％。由于国内通胀率比其贸易伙伴低，新元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12％。实证研究表明，新元实际有效汇率与其均衡汇率基本上是贴近的(MacDonald 2004)，不存在明显的汇率失调(misalign— ment)。这说明，新元汇率具有一定的弹性，反映了新加坡国民经济和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国民储蓄率高等经济基本面因素。


　　新元汇率管理是新加坡货币政策操作的核心，新元的名义有效汇率就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通常情况下，汇率主要参考篮子货币进行调整，1998年以来的大多数时间就是如此(Anderson 2005)。但一定时期内，为了实现物价稳定，货币当局加大了汇率调控的力度。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新元汇率有几次明显的政策性调整：1981— 1985年和1988—1997年，在经济增长较快、劳动力市场趋紧的情况下，货币当局让新元名义有效汇率升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新加坡经济增长明显放慢，货币当局于是通过名义有效汇率贬值推动经济复苏。对新加坡货币反应函数的分析表明，当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1个百分点，新元名义有效汇率就升值1.89％，即实际有效汇率升值0.89％(Parrado 2004)。


　　近二十多年来，新加坡的消费物价指数涨幅明显低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平均水平，表明新加坡通过名义有效汇率的调整，较好地实现了维持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我国与新加坡的显著差异


　　Williamson曾指出，新加坡是实行BBC制度的成功典范。值得关注的是，世界上真正参考篮子货币调节汇率的经济体比实行钉住单一货币的经济体少得多，而且宣称钉住篮子货币的经济体往往难以实现其汇率调控目标。事实上，新加坡}E率制度的成功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第一，新加坡经济规模小，不透明的汇率制度引起的国际压力相对较小。不公布篮子货币的构成、权重、汇率波幅等重要信息，有利于防范和化解对汇率制度的投机性攻击，但也容易给外界以汇率操控的口实。新加坡经济规模小，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小，不容易因汇率机制不透明而受到较大的国际压力。


　　我国经济规模庞大，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大，且对美国有巨额贸易顺差。如果我国长期实行透明度较低的BBC制度，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缓慢，美国等国家还会以汇率操纵为由，对我施加种种压力，导致贸易摩擦和跨境资金大量流动，加大汇率制度的脆弱性。


　　第二，新加坡容易根据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灵活地调整汇率，减少汇率失调(misalignment)。尽管新元汇率根据篮子货币和波动区间进行管理，但也具有一定的弹性。新加坡市场化程度高，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发达，经济基本面和国际收支的变化很容易反映到外汇市场上，货币当局能够准确地据此调整汇率，减少其对均衡水平的偏离。此外，新加坡不存在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现象，降低了汇率调整的压力。如1994年以来，尽管经常项目持续较大顺差，但资本和金融项下资金大量净流出.


　　在我国，汇率调整缺乏准确依据，汇率失调问题可能难以得到解决。由于经济处于持续的结构调整之中，宏观经济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增加了均衡汇率估算的难度。目前经济市场化程度还有待提高，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不发达，外汇供求信息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难以据此对汇率进行合理调整。特别是在不透明的BBC制度下，央行管理汇率的自由度和随意性较大，处理不好，汇率失调问题可能很难得到根本解决。预计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仍将维持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较大“双顺差”的格局，对汇率形成持续的升值压力。如果汇率调整缓慢或不当，就会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影响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均衡发展。


　　第三，新加坡经济基本面和金融市场状况良好，有利于保持汇率制度稳定。国际经验表明，参考篮子货币进行调整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操作复杂，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其能否顺利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对这种制度的信心。Eiehengreen(2002)曾指出，新加坡的汇率制度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不在于汇率机制的设计，而是其他一系列因素，其中包括：一是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新加坡财政约束较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财政持续盈余，货币当局因无需为政府融资而得以专注于物价稳定目标。二是金融监管得力，银行体系较稳健，资本市场发达，有助于抑制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动，防范投机性攻击，维护金融安全。三是国际收支风险较小。新加坡公共部门没有外债；由于国内利率相对较低，企业和银行通常较少借用外币债务。同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持续大额顺差，外汇储备充裕，增强了对外支付能力和市场对新元汇率的信心。四是国内产品和要素市场富有弹性，能够对汇率大幅波动、贸易条件恶化等冲击及时作出调整，维护宏观经济稳定。


　　相比之下，近期我国在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市场发展、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稳健性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中长期内，更是面临资源瓶颈约束突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重偏高，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历史欠账较大等问题，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资本管制的进一步放松，未来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状况将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如果不能较好地稳定投资者的信心和市场预期，BBC制度将难以维持，我国的经济金融稳定也会受到较大冲击。


　　第四，新元汇率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大，国内利率作用较小。新加坡出口额、进口额都远超GDP，其中出口约占总需求的2／3。因此，新元有效汇率的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和产出都有很大的影响。模拟分析表明，新元贸易加权汇率指数一次性升值1％，GDP、非石油的出口和国内消费物价指数将分别下降 0.3、0.14和0.15个百分点。而利率一次性提高1个百分点，上述三个指标分别只下降0.17、0.05和 0.07个百分点(Ee et al 2004)。总之，新加坡不存在国内利率政策，利率对经济的影响较小。通过有效地管理汇率，就可以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目标。


　　在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比新加坡小得多，汇率对物价、进出口等方面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例如，尽管我国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对GDP的比率)高达70％以上，但一半以上的进出口是加工贸易，对汇率不是很敏感。整体来看，我国贸易进出口与人民币汇率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更多是受国内外需求、国内储蓄投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又如，我国CPI商品篮子中包括近40％的非贸易品，其中许多公共事业价格受到人为控制，影响了汇率与物价的相关性。事实上，人民币实际双边汇率和贸易加权平均汇率对国内经济的影响，都远不如实际利率和信贷增长的影响大。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应主要通过利率而非汇率管理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在实行BBC汇率制度的情况下，很可能为了避免汇率的较大波动而使国内利率的决定受制于人，最终得不偿失。


　　第五，新加坡事实上实行钉住通胀的货币政策，减少汇率名义锚作用受到削弱的不利影响。在单一钉住美元的情况下，汇率可以作为“名义锚”(nominal anchor)，稳定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有利于治理通货膨胀。转为实行不透明的BBC制度后，市场参与者很难准确判断汇率政策取向和汇率、国内价格走势，因而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汇率的名义锚作用受到很大削弱。长期以来，新加坡货币政策的核心是保持物价稳定，根据预期通胀率与通胀目标可能的偏离调整名义有效汇率。尽管没有公开宣布，但新加坡的货币操作具有明显的钉住通胀(inflation targeting)的特征。这早已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很高，成功地稳定了市场参与者的预期，解决了汇率名义锚作用削弱带来的问题。无独有偶，波兰、智利等国在转向钉住篮子货币之前或同时，也实行了通胀目标制。


　　我国实行新的汇率制度后，市场供求和篮子货币何者为人民币汇率调控的主要依据，尚有待时间的检验。这增加了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削弱了汇率名义锚的作用。尽管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日波幅不超过中心汇率上下0.3％，央行仍希望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但随着汇率波幅的放宽和中心汇率的调整，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将增大。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实行通胀目标制还有很大的难度。主要原因在于：央行还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其维护物价稳定的信誉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企业、金融机构的预算约束和风险约束还有待加强，其对价格信号的反应还不是很灵敏，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我国仍处于持续的结构调整过程中，要素市场不发达，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稳定，不利于央行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地调控经济，等等。因此，我国还很难通过实行通胀目标制，应对BBC制度下汇率名义锚缺失带来的挑战。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与新加坡的经济金融状况存在巨大差异，实行类似新加坡的BBC汇率制度，可能导致一系列问题：汇率调整缓慢、失调问题长期存在；汇率名义锚作用缺失，货币政策操作受到较大制约；汇率制度不稳定，易受投机性攻击；易给人以汇率操纵的口实，恶化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等等。因此，长期来看，我国不宜实行 BBC制度，并将篮子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但近期内，人民币软钉住篮子货币，既可让汇率动起来，同时央行可以灵活地进行调整，防止汇率出现大的波动。由于人民币只是一次性升值2％，市场普遍预期人民币还会继续升值，大量套利资金流人将影响货币政策操作。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最有效办法，是尽可能用较为市场化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办法，使汇率双向波动，同时避免给外界以汇率操纵的印象。


　　中期内，为了增加国内利率决定的自主性，防止汇率失衡和资源配置扭曲，应大力发展外汇市场，不断增加汇率弹性。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弱化和外汇市场趋稳，就应及时扩大汇率波动区间，更多地让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市场供求决定汇率水平。此时不必再参考篮子货币进行调整，而是大体确定人民币对美元的爬行区间。针对汇率弹性增加以后名义锚作用削弱的问题，应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操作，如构建货币条件指数，根据利率、有效汇率、信贷增长等综合状况，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加强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避免为了保持汇率基本稳定而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物价稳定的目标；加强对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的监测、统计和分析，为实行钉住通胀的货币政策做好技术上的准备。

2. 香港联系汇率制有哪些特点？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汇率制度选择的两个基本因素：经济基础和信心基础的阐述，以及对联系汇率制度的内容及运行机制作简单介绍，剖析了目前联系汇率制度的内在矛盾，并结合现状对联系汇率制度对香港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最后文章提出对香港未来汇率制度选择的看法：短期，坚持联系汇率制度；中期，也是过渡期，实行浮动汇率制度；长期，港币与人民币一体化，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摘 要 题】香港经济

【关 键 词】联系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理性预期

一、香港汇率制度现状

香港1983年实行联系汇率制度，最初的主要内容是将港元和美元的汇率固定于7.8:1的水平，使市场汇率在预定官价的上下2%范围内浮动。在此制度下，香港存在两个平行的外汇市场，即由外汇基金，发钞银行与其他持牌银行因发钞关系而形成的公开外汇市场和发钞银行与其他持牌银行因货币兑换而形成的同业现钞外汇市场。相应地，存在官方固定汇率和市场汇率两种平行的汇率。而联系汇率制的运作，正是利用银行在上述平行市场上的竞争和套利活动进行的，也即政府通过对发钞银行的汇率控制，维持整个港元体系对美元的联系汇率；通过银行间的套利活动，市场汇率围绕着联系汇率波动并向后者趋近。

联系汇率制度建立之初，香港的经济传统上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将居民对港元的信心建立在对美元的信心的基础上，这种制度安排使得汇率制度的经济基础与信心基础相统一。但历史发展到今天，这种统一是否依然存在？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与香港经济联系程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两地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由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0.75逐步下降到80年代的0.5，并于90年代进一步下滑接近于零。相比较而言，中国大陆与香港经济的联系程度不断加深，两者经济增长相关系数在1990～1997年间上升到0.76，虽然这个趋势在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反转，但总的来说，香港经济与中国大陆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香港的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中国大陆经济。（注：数据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国家统计局，美国商业部，中银国际预测。）

二、联系汇率制度利弊分析

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人们对香港的未来不确定，港元汇价曾在1983年秋天出现暴跌。为了恢复居民对港币的信心，稳定香港局势，联系汇率制度诞生。这种将港币同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极大地增强了香港居民对港币的信心。联系汇率制度的优点主要表现在：1.固定汇率制度适合小型开放经济体。2.联系汇率制度下采取港元钉住美元这一国际货币的手段，增强了人们对港币的信心，减少了因投机而引起的汇率波动，降低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使个人、企业、政府都有稳定的预期，从而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此外，它还可以束缚政府，使其理财小心谨慎。3.联系汇率制度非常简单，与其他汇率制度相比，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同时，联系汇率制度是高度规则化的金融制度，它的运行规则可以为普通公众所监督。

但是，联系汇率制给香港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让香港付出了高昂的成本。特别是在经济基础与信心基础背离的今天。

1.在联系汇率制度下，香港货币当局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以1991～1992年为例，当时香港为高通胀所困扰，本应以加息来抑制通胀率，但此时美国经济疲弱，美联储不断减息，香港只好紧随其后，从1991年初到1992年底共减息9次，普通居民饱受负利率之苦，1991年和1992年以加权消费指数计算的物价上涨水平更是达到11.7%和9.6%的高水平。

2.财政政策工具运用受到限制，不利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固定汇率是向公众清楚地表明政府的意向，为了维持这种信誉，政府的财政政策就受到限制，而不能使用财政赤字政策调节经济发展，因为财政赤字使维持联系汇率制的基础——外汇储备减少，而外汇储备的减少使联系汇率制备受质疑和担心。但事实是，香港政府为了加快香港经济的复苏，已经连续3年出现结构性财政赤字，这在客观上动摇了联系汇率制度的基础。

3.在联系汇率制度下不能通过汇率变动来调节国际收支状况，汇率杠杆功能放弃，而均衡的国际收支却是维系联系汇率制必不可少的条件。固守联系汇率不利于香港对复杂多变的经济情况做出调整。香港的有形贸易在过去一段时期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由于得益于无形贸易的发展才使得整个国际收支呈顺差状态。而且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对外贸易盈余有减少的趋势，这与多年采香港的对外竞争力削弱，出口增长乏力有关。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香港可以通过贬值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但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汇率固定，香港无法对之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经济情况。

4.金融系统脆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联系汇率制度下发行基础货币({图})是有相应的美元外汇作为后盾的。但是这一基础货币经过商业银行体系的乘数信用扩张后，流通中的现金与存款数额就会大大超过外汇储备。从理论上来说，只有外汇基金完全覆盖住{图}而不是{图}时，才可能彻底避免投机冲击。如果有某种外来冲击使公众信心动摇的情况，香港就有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二是香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一旦出现银行危机，没有最后的贷款人，这将导致商业银行经营中出现临时性困难时无法及时解决，从而加深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

三、香港未来汇率制度选择分析

从汇率制度选择的两个基础因素出发，我们将对香港未来汇率制度走势分两个部分进行分析。首先是在短期和长期的选择，对于这两个时期汇率制度的选择，学术界的看法比较一致，我们只作简短说明。至于中期（过渡期）的汇率制度选择，学术争议比较多，我们对此作比较详细的论述。

（一）香港汇率制度在短期和长期的选择

短期内，联系汇率制有着极强的抗外部冲击能力，而香港作为一个受外部影响很大的小型开放经济体，保持汇率制度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联系汇率制度给香港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是短期内继续实行联系汇率制的根本原因。仅从纯经济意义上的成本——收益权衡，香港兴许现在就应该放弃联系汇率制度。没有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制度变迁成本，这种成本首先是有盯住汇率制度的“路径依赖”惯性，使得放弃它的机会成本太大。其次是联系汇率制度对香港境内不同经济主体产生不公平的收入再分配。由于坚守联系汇率制有利于大动产所有者和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资产免受汇率贬值引致的损失，这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汇率制度变迁需要付出很高的政治成本，最后是国际游资的环伺。虽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游资在香港没有占到多少便宜，但它们并没有死心，时刻虎视眈眈联系汇率制度，稍有机会就会发起新一轮的攻击。综合考虑以上情况，联系汇率制度在短期内应该继续保持。

长期，港元应该与人民币一体化，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是因为：首先，香港的经济从长期看将会跟大陆联系更为紧密，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港元应该与人民币一体化。其次，居民对港元信心的问题。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将使其在长期内成为世界上强大的经济体，如再加上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原有的障碍被扫清，港元与人民币一体化使得香港货币的经济基础与信心基础完全的统一，香港将迎来一个新的黄金时期。

（二）香港在中期（过渡期）的汇率制度选择

中期的选择应该是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样选择的客观原因有：1.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过程将是复杂而漫长的，在一系列国内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人民币是不可能贸然自由兑换的。香港的经济将与大陆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按照汇率制度选择的经济基础因素，港元应该实行对人民币的联系汇率制度。但是，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所以这是不可能的。2.经济基础与信心的背离加深，实行联系汇率制度的成本越来越大。香港的经济将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大陆，而港元仍以固定比率盯住美元，居民对港元的信心仍建立在美元的基础上。随着这种背离程度的深化，实行联系汇率制度的成本越来越大，最终将超过收益。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具备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条件，贸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不但不能享受到其好处，反而会损害国家经济。而香港在中期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是有着现实基础的。联系汇率制度在短期不能动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香港的经济情形不是很好，而且全球经济形势比较低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必须首先有个比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此时，即使国际游资想兴风作浪也无机可乘。联系汇率制度的放弃只能是香港政府主动的放弃，而且这种放弃的时机选择必须不给炒家机会。在中期，香港经济可能达至比较好的状态，那时，可以考虑改联系汇率制度为浮动汇率制度。其理由如下：

1.浮动汇率制度实施的首要条件就是理性预期。理性预期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人们对经济未来变化的理性预期总是尽可能最有效地利用现在的所有可以被利用的信息，而不是仅仅靠过去的经验和经济的变化。二是理性预期理论并不排除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也不排除不确定因素的随机变化会干扰人们预期的形成，使人们的预期值偏离实际值。但是，人们在预测未来时不会犯系统性错误。如果人们的预期行为遵循理性预期，则选择浮动汇率制度为优，原因在于中央银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无维护某一汇率值的义务，因此，作为理性预期的社会公众只会按照市场规律来买卖外汇，确定均衡的汇率，即使存在汇率超调，也会迅速恢复外汇市场的均衡。香港虽然没有达到理性预期的理想状态，但也可以认为是次优状态。首先，香港是一个崇尚自由的经济体，历年世界竞争力排名中，香港都是名列前茅，自由竞争在香港有着悠久的传统，自由竞争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信息畅通，这也是理性预期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香港有着完善的法律制度。最后，有着产生理性预期的环境，还要有理性预期的人。人们有能力认识业已存在的种种信息，这样才能形成理性预期。香港经济发达，人们受教育水平比较高，总体素质比较高，相对而言可以认为近似达到该条件。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理性预期的先决条件全部实现，只要接近就可以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已有的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2.香港完善的金融体系。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有着完善的金融体系，短期外汇市场、外汇期货和期权市场都存在。这为实现理性预期提供了现实基础。当汇率发生非正常波动超出人们的理性预期时，人们按照自己的理性判断，通过期货、期权等衍生工具交易而获利，并在客观上使汇率回到理性预期的水平。在直接标价法条件下，当汇率水平高于预期水平时，理性经济人将买入远期外汇合约和期货合约或者买入外汇看涨期权；当汇率水平低于预期水平时，理性经济人则卖出远期外汇合约和期货合约或者是买入看跌期权。在这种市场力量拉动下，非正常波动将被熨平，汇率在正常的区间内浮动，这可以有效避免浮动汇率所带来的非正常波动的缺点。

3.浮动汇率制度的实施既有横向的成功参照，也有纵向的成功经验。新加坡与香港一样也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它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度，而且取得了成功。新加坡经济高速增长，同时，新加坡也成长为亚洲的金融中心。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新加坡没有受到太大冲击，浮动汇率制度起到了很好的隔离作用。纵向上，香港在1974年11月26日～1983年10月17日之间就是实施浮动汇率制度。在最初运行的28个月内，浮动汇率制度运作的相当好。后来的解体是由于多重因素所致，这其中包括国际经济因素，如石油危机等，但使其被联系汇率制度所取代的决定性力量是政治因素。这些说明，香港实行浮动汇率制同样可以取得成功。

4.香港在中期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为将来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积累经验。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币将成为世界上主要货币之一，而世界上的主要货币都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也将是人民币自由兑换后必然的汇率制度选择，这跟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情况相称，符合国家利益。从一种汇率制度转变到另一种汇率制度是要付出成本的。通过香港中期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我们可以获得宝贵的经验，降低汇率制度变革的成本。由于在长期，随着香港经济与大陆经济的不断融合，港币与人民币一体化是其惟一正确的选择。基于这点考虑，香港中期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使人民币走向国际主要货币的过程更加平稳，成本更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香港未来汇率制度短期内仍是联系汇率制度，中期（过渡期）浮动汇率制度可能是更好选择；在长期，港元将与人民币一体化，走向统一货币，汇率制度为浮动汇率制度。

【参考文献】

(1) 李心丹.傅浩《人民币——港币汇率连动机制研究》，中国商业出版社2000年版。

(2) 饶余庆《走向未来的香港金融》，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

(3) 丁剑平《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与调整空间的思考》，《国际金融研究》2002年第2期。


【原文出处】税务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411

【原刊页号】75～77

【保留字段】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o1bjy096“人民币——港币汇率联系及其相关政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3. 新加坡bbc汇率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单一钉住美元,也不是严格钉住一篮子货币,可简单称之为"软钉住篮子货币".一些机构和市场人士认为,中国最终将实行新加坡式的BBC(Basket,BandandCrawling)制度,即汇率参考货币篮子进行调节,在一定区间内波动,中心汇率可以爬行调整.然而,该制度所需的一系列条件在我国不一定具备,从长期来看,我国不宜实行BBC制度,并让汇率在货币调控中发挥主导作用.

新加坡的汇率制度及其重要作用
从1981年以来,新加坡实行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新元汇率参照主要贸易伙伴和竞争者的货币进行管理,篮子货币权重不对外公布;贸易加权的汇率可在一定区间内波动,汇率水平和爬行浮动每半年公布一次.新加坡定期对汇率区间进行评估和调整,使汇率能够爬行变动,防止出现对均衡汇率的较大偏离.从1980年底到2004年上半年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新元名义有效汇率升值了73%.由于国内通胀率比其贸易伙伴低,新元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12%.实证研究表明,新元实际有效汇率与其均衡汇率基本上是贴近的(MacDonald2004),不存在明显的汇率失调(misalign—ment).这说明,新元汇率具有一定的弹性,反映了新加坡国民经济和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国民储蓄率高等经济基本面因素.

新元汇率管理是新加坡货币政策操作的核心,新元的名义有效汇率就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通常情况下,汇率主要参考篮子货币进行调整,1998年以来的大多数时间就是如此(Anderson2005).但一定时期内,为了实现物价稳定,货币当局加大了汇率调控的力度.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新元汇率有几次明显的政策性调整:1981—1985年和1988—1997年,在经济增长较快,劳动力市场趋紧的情况下,货币当局让新元名义有效汇率升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新加坡经济增长明显放慢,货币当局于是通过名义有效汇率贬值推动经济复苏.对新加坡货币反应函数的分析表明,当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1个百分点,新元名义有效汇率就升值1.89%,即实际有效汇率升值0.89%(Parrado2004).

近二十多年来,新加坡的消费物价指数涨幅明显低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平均水平,表明新加坡通过名义有效汇率的调整,较好地实现了维持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我国与新加坡的显著差异

Williamson曾指出,新加坡是实行BBC制度的成功典范.值得关注的是,世界上真正参考篮子货币调节汇率的经济体比实行钉住单一货币的经济体少得多,而且宣称钉住篮子货币的经济体往往难以实现其汇率调控目标.事实上,新加坡}E率制度的成功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第一,新加坡经济规模小,不透明的汇率制度引起的国际压力相对较小.不公布篮子货币的构成,权重,汇率波幅等重要信息,有利于防范和化解对汇率制度的投机性攻击,但也容易给外界以汇率操控的口实.新加坡经济规模小,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小,不容易因汇率机制不透明而受到较大的国际压力.
我国经济规模庞大,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大,且对美国有巨额贸易顺差.如果我国长期实行透明度较低的BBC制度,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缓慢,美国等国家还会以汇率操纵为由,对我施加种种压力,导致贸易摩擦和跨境资金大量流动,加大汇率制度的脆弱性.

第二,新加坡容易根据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灵活地调整汇率,减少汇率失调(misalignment).尽管新元汇率根据篮子货币和波动区间进行管理,但也具有一定的弹性.新加坡市场化程度高,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发达,经济基本面和国际收支的变化很容易反映到外汇市场上,货币当局能够准确地据此调整汇率,减少其对均衡水平的偏离.此外,新加坡不存在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现象,降低了汇率调整的压力.如1994年以来,尽管经常项目持续较大顺差,但资本和金融项下资金大量净流出(见图1). 

在我国,汇率调整缺乏准确依据,汇率失调问题可能难以得到解决.由于经济处于持续的结构调整之中,宏观经济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增加了均衡汇率估算的难度.目前经济市场化程度还有待提高,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不发达,外汇供求信息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难以据此对汇率进行合理调整.特别是在不透明的BBC制度下,央行管理汇率的自由度和随意性较大,处理不好,汇率失调问题可能很难得到根本解决.预计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仍将维持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较大"双顺差"的格局,对汇率形成持续的升值压力.如果汇率调整缓慢或不当,就会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影响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均衡发展.

第三,新加坡经济基本面和金融市场状况良好,有利于保持汇率制度稳定.国际经验表明,参考篮子货币进行调整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操作复杂,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其能否顺利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对这种制度的信心.Eiehengreen(2002)曾指出,新加坡的汇率制度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不在于汇率机制的设计,而是其他一系列因素,其中包括:一是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新加坡财政约束较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财政持续盈余,货币当局因无需为政府融资而得以专注于物价稳定目标.二是金融监管得力,银行体系较稳健,资本市场发达,有助于抑制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动,防范投机性攻击,维护金融安全.三是国际收支风险较小.新加坡公共部门没有外债;由于国内利率相对较低,企业和银行通常较少借用外币债务.同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持续大额顺差,外汇储备充裕,增强了对外支付能力和市场对新元汇率的信心.四是国内产品和要素市场富有弹性,能够对汇率大幅波动,贸易条件恶化等冲击及时作出调整,维护宏观经济稳定.

相比之下,近期我国在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市场发展,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稳健性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中长期内,更是面临资源瓶颈约束突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重偏高,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历史欠账较大等问题,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资本管制的进一步放松,未来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状况将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如果不能较好地稳定投资者的信心和市场预期,BBC制度将难以维持,我国的经济金融稳定也会受到较大冲击.

第四,新元汇率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大,国内利率作用较小.新加坡出口额,进口额都远超GDP,其中出口约占总需求的2/3.因此,新元有效汇率的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和产出都有很大的影响.模拟分析表明,新元贸易加权汇率指数一次性升值1%,GDP,非石油的出口和国内消费物价指数将分别下降0.3,0.14和0.15个百分点.而利率一次性提高1个百分点,上述三个指标分别只下降0.17,0.05和0.07个百分点(Eeetal2004).总之,新加坡不存在国内利率政策,利率对经济的影响较小.通过有效地管理汇率,就可以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目标.

在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比新加坡小得多,汇率对物价,进出口等方面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例如,尽管我国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对GDP的比率)高达70%以上,但一半以上的进出口是加工贸易,对汇率不是很敏感.整体来看,我国贸易进出口与人民币汇率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更多是受国内外需求,国内储蓄投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又如,我国CPI商品篮子中包括近40%的非贸易品,其中许多公共事业价格受到人为控制,影响了汇率与物价的相关性.事实上,人民币实际双边汇率和贸易加权平均汇率对国内经济的影响,都远不如实际利率和信贷增长的影响大.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应主要通过利率而非汇率管理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在实行BBC汇率制度的情况下,很可能为了避免汇率的较大波动而使国内利率的决定受制于人,最终得不偿失.

第五,新加坡事实上实行钉住通胀的货币政策,减少汇率名义锚作用受到削弱的不利影响.在单一钉住美元的情况下,汇率可以作为"名义锚"(nominalanchor),稳定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有利于治理通货膨胀.转为实行不透明的BBC制度后,市场参与者很难准确判断汇率政策取向和汇率,国内价格走势,因而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汇率的名义锚作用受到很大削弱.长期以来,新加坡货币政策的核心是保持物价稳定,根据预期通胀率与通胀目标可能的偏离调整名义有效汇率.尽管没有公开宣布,但新加坡的货币操作具有明显的钉住通胀(inflationtargeting)的特征.这早已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很高,成功地稳定了市场参与者的预期,解决了汇率名义锚作用削弱带来的问题.无独有偶,波兰,智利等国在转向钉住篮子货币之前或同时,也实行了通胀目标制.
我国实行新的汇率制度后,市场供求和篮子货币何者为人民币汇率调控的主要依据,尚有待时间的检验.这增加了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削弱了汇率名义锚的作用.尽管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日波幅不超过中心汇率上下0.3%,央行仍希望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但随着汇率波幅的放宽和中心汇率的调整,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将增大.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实行通胀目标制还有很大的难度.主要原因在于:央行还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其维护物价稳定的信誉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企业,金融机构的预算约束和风险约束还有待加强,其对价格信号的反应还不是很灵敏,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我国仍处于持续的结构调整过程中,要素市场不发达,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稳定,不利于央行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地调控经济,等等.因此,我国还很难通过实行通胀目标制,应对BBC制度下汇率名义锚缺失带来的挑战.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与新加坡的经济金融状况存在巨大差异,实行类似新加坡的BBC汇率制度,可能导致一系列问题:汇率调整缓慢,失调问题长期存在;汇率名义锚作用缺失,货币政策操作受到较大制约;汇率制度不稳定,易受投机性攻击;易给人以汇率操纵的口实,恶化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等等.因此,长期来看,我国不宜实行BBC制度,并将篮子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但近期内,人民币软钉住篮子货币,既可让汇率动起来,同时央行可以灵活地进行调整,防止汇率出现大的波动.由于人民币只是一次性升值2%,市场普遍预期人民币还会继续升值,大量套利资金流人将影响货币政策操作.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最有效办法,是尽可能用较为市场化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办法,使汇率双向波动,同时避免给外界以汇率操纵的印象.
中期内,为了增加国内利率决定的自主性,防止汇率失衡和资源配置扭曲,应大力发展外汇市场,不断增加汇率弹性.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弱化和外汇市场趋稳,就应及时扩大汇率波动区间,更多地让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市场供求决定汇率水平.此时不必再参考篮子货币进行调整,而是大体确定人民币对美元的爬行区间.针对汇率弹性增加以后名义锚作用削弱的问题,应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操作,如构建货币条件指数,根据利率,有效汇率,信贷增长等综合状况,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加强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避免为了保持汇率基本稳定而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物价稳定的目标;加强对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的监测,统计和分析,为实行钉住通胀的货币政策做好技术上的准备.

4. 说明2010年前后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不同经济理论学家的原因

199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籍教授罗伯特·芒德尔。他通过对“不同汇率体制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最佳货币区域”进行分析，发展了开放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货币动力学芒德尔没有止步于稳定政策短期效果的研究。货币动力学是他的许多文章的主题。芒德尔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国际收支的情况下，调节经济至非平衡状态。在战后时期，对非平衡状态的研究强调对外贸易中的现金流量，但这些研究基于静态的经济学模型。休谟(DavidHumes)关于国际价格调节的经典理论(金币流)强调货币因素和库存变量。受其启发，芒德尔用动态模型描述长期非平衡状态的产生与消失。在几篇文章中，芒德尔表明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国际收支中的顺差和逆差可以逐渐改变货币供给量。例如：在资本流动缓慢的情况下，扩张货币政策可降低利率并提高国内支出。由此导致的国际收支逆差引发资本外流，进而降低国内需求，使国际收支恢复到均衡状态。随时间推移，价格水平也会变化，货币政策的实际经济效果将消失。芒德尔的学生和其他研究者发展了这一被称之为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monetaryapproachtothebalanceofpayments)的方法，一些重要的文献收集在弗雷克尔(Frenkel)和约翰逊(Johnson)的专著中。在很长时期内，货币分析法是开放经济中稳定政策分桥的基石，在实际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们的重视。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支付的不平衡引发汇率的变化，但经济的调节过程受相同力量的影响。芒德尔也为汇率的货币分析法(monetaryapproachtoexchangerates)铺平了道路。几篇这个方向的文章收集在斯堪迪那维亚经济学期刊特辑中。盛行的稳定政策理论是由1969年和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丁伯根(JanTinbergen)和米德(JamesMeade)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政策由一只手同时协调决定。芒德尔的货币动力学分析着眼于不同的方面，与之形成鲜明对照。芒德尔通过一个简单的动态模型说明国家财政和利率两大工具是如何分别达到它们各自目标(外部平衡和内部平衡)的。这意味着政府和中央银行通过不同的政策稳定工具担负不同的责任。芒德尔的结论简单而明确。为避免经济的动态不稳定，应根据国家财政和利率两大工具在相应市场上的不同效果指派政府和中央银行的不同职责，即指派工作应根据有效市场划分原则来进行，在芒德尔的固定汇率模型中，货币政策被指派保持国际收支(外部平衡)的职责，财政政策被指派保持控制总需求(内部平衡)的职责。与其说芒德尔强调分散管理的基本原理，不如说他强调目标与工具之间的关系。但通过分析分散管理的条件，芒德尔给出了一个时隔很久之后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预言：中央银行应肩负稳定价格的责任。最优货币区如前所述，在60年代早期，布雷顿森林协议框架下的固定汇率制度支配世界经济；在那时，确有一些经济学家说明了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优缺点。国家货币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在关于最优货币区的文章中，芒德尔提出了一个新的基本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几个区域放弃它们的货币主权，使用统一货币，对它们更为有力?这个问题使得不同汇率系统难题得以重新表述。实际上，芒德尔只是注意到了统一货币的优点；降低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和减少相对价格的不确定性。他用的篇幅描述统一货币的缺点。他特别指出：当需求发生改变时，难于维持充分就业，当“不对称冲击”出现时，难于降低个别区域的实际工资。芒德尔强调高度的劳动力流动性在克服这些困难中的重要性。芒德尔认为：最优货币区是若干区域的集合。在这些区域中，当其中某一区域受到“不对称冲击”时，劳动力迁移的趋势足够大，可以确保充分就业的实现。其他研究者，如：麦基农(RonaldMcKinnon)和科南(PeterKenen)发展了芒德尔的方法，提出了其它的判别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例如：资本流动性、区域专业化、共同的税收转移系统。芒德尔提出问题的方式已经影响了几代经济学家。对芒德尔理论的评述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都已成为现实。但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芒德尔的文章即使在学术圈中都显得离奇，芒德尔的工作是极有远见的。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签署布雷顿森林协议之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纳入一个全球范围的固定汇率制度系统。广泛的资本和外汇管制限制了国际资本流动。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芒德尔的祖国——加拿大——已经开始取消这些限制，加元与美元间的汇率也可以上下浮动。在这以后的10年中，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芒德尔的理论分析变得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到了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崩溃。芒德尔的动态模型是极有特色的，在分析中常常使用简单的术语或图表。芒德尔的理论成为国际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分水岭。他通过明确区分库存变量与流量变量，清晰描述库存与流量在趋于长期均衡的动态调节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引入了动态方法。芒德尔的工作使凯思斯的短期分析与古典的长期分析得以协调，前者假设价格刚性，后者假设价格弹性。后来的研究工作是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的。当今的国际宏观经济学普遍使用动态模型，但有更好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种类的金融资产、更丰富的动态价格与往来帐户。芒德尔的政策稳定理论是有局限性的。与当时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一样，最初的芒德尔一弗莱明模型对金融市场的期望作了过于简单的假设，并且假设在短期价格完全刚性。这些局限性已经得到了弥补。例如：多思布施(RudigerDornbusch)表明将逐渐的价格调整和理性预期引入到分析中来，不会显著改变芒德尔的结论。不论是芒德尔的短期分析，还是他的动态模型，都没有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忽视了公司与家庭决策的跨时(intertemporal)因素。在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尤其如此，影响了对预算赤字的正确分析。预算赤字有时是削弱而不是加强汇率，这与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预测相反。芒德尔之后的研究者们注意到了这些不足。奥布斯特菲尔德(Obstfeld)和罗戈夫(Rogoff)提供了更好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在研究稳定政策效果时，使用了理性预期概念。在动态分析方面，“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ewopeneconomymacroeconomics)明显地受到芒德尔的影响。新的建模手段并不能真正取代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只是其现代版本而已，芒德尔—弗莱明模型仍然是现代政策分析的主要手段。最优货币区的判别问题逐渐受到经济政策制定者们的重视。随着世界经济中资本流动性的提高，暂时固定但可调节的汇率制度已经变得日益脆弱，这种制度正在受到怀疑。许多观察家们认为货币联盟和浮动汇率制度(芒德尔的文章中提出的两种情形)是最现实的选择。不用说，芒德尔提出的问题和他的分析很容易与引入共同欧洲货币(Euro)计划联系起来。研究欧洲货币联盟(EMU)优缺点的研究人员明显地以芒德尔的方法作为起点。劳动力流动性与不对称冲击间的关系是研究重点。芒德尔的理论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时刻，我们更应该未雨绸缪。例如：我们可以研究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否满足构成员优货币区的必要条件。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助于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制订正确的金融政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ddition:关键词：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财政政策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对最适货币区域的分析”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A·芒德尔（1932－）。芒德尔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1962年的《适当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实现内外均衡》、1963年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两部专著《国际经济学》和《货币理论》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30多年来，芒德尔在理论上对国际金融学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亚洲走出金融危机开始复苏的时候，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殊荣授予芒德尔，其意义耐人寻味。开放经济条件下，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汇率制度安排及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也一直是经济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芒德尔的学术思想或许能为我们政策选择提供一个理论视角。一、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思考：从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说起（一）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简介1．芒德尔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最适货币区域”分析理论是芒德尔走向诺贝尔奖台的关键。该理论是在围绕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争论中发展起来的。50年代，西方学者对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以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学者推崇固定汇率，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学者鼓吹浮动汇率。一般认为，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与成本，并且这两种汇率制度的利益与成本均依赖于经济社会的各种条件。芒德尔于1961年发表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论文，通过重新系统地阐述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优劣点问题而进一步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这就是芒德尔最早提出的“最适货币区域”思想。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旨在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某一区域（若干国家或地区）实行固定汇率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芒德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适货币区域的标准。他定义的“最适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足以保证当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几个地区形成的区域。芒德尔认为，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需求转移。假定有A、B两个区域，原来对B地产品的需求现在转向对A地产品的需求，这样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业率上升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加。若A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A国，B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B国，则B国货币汇率的下跌将有助于减轻B国的失业，A国货币汇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但若A、B是同一国家内的两个区域，它们使用同一种货币，则汇率的任何变动都无助于同时解决A区的通胀和B区的失业，货币当局于是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如果他们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贬值）直接处理B地的失业，那么，就会进一步恶化A地的通货膨胀；反过来说，如果他们通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升值）努力解决A地的通货膨胀，他们就要冒进一步恶化B地失业问题的风险——被用来改善一个地区形势的货币政策会使另一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除非这两个区域使用各自的区域货币。芒德尔指出：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通货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通货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同一货币区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在芒德尔的分析中关键是统一货币区内的劳动流动程度。如前述，如果劳动力是充分流动的，那么我们将会发现B地失业工人会向A地迁移，这种劳动力的流动也许通过抑止A地工资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资水平来缓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从而可同时缓解A地通胀和B地失业。因此，他认为：若要在几个国家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机制，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2．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的确立芒德尔逻辑性地把最适货币区的特征概括为“劳动力迁移的偏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其后，麦金农（1963年）和凯南（1969年）又对最适货币区域理论作了发展研究：（1）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指出，应当用经济高度开放作为最适货币区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难以采用浮动汇率的两条理由是：首先，由于经济高度开放，市场汇率稍有波动，就会引起国内物价剧烈波动；其次，在一个进口占消费很大比重且高度开放的小国中，汇率波动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闭经济中的货币幻觉会消失，由此，汇率变动在纠正对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2）彼得·凯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作为确定一个最适货币区的标准。凯南的建议同芒德尔一样，也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的需求波动这一假设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将是多样化的。在固定汇率下，某一种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对国内就业影响也不会很大。相反，如果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线下降了，低程度产品多样化（因而出口产品种类也是不多的）的国家，势必要更大幅度地变动汇率，才能维持原来的就业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样化，外部动荡对内部经济的影响经过平均化后变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当稳定。因此，产品多样化国家可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产品非多样化的国家难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它们应当是一个采用灵活汇率的独立（最适度）的货币区。一般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框架，尽管70年代后，关于最适货币区标准问题在西方学者之间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和争论，诸如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政府政策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二）开放经济下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选择分析1．各家最适货币区域理论对构成统一货币区的条件众说纷纭。这些讨论多围绕执行固定汇率的宏观成本，其中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各国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往往不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调节措施。尽管如此，但对进入货币区所带来的微观效率常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货币区的形成能消除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发展，加速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最佳货币区的主要运行机制，有利于成员国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最佳货币区的建立还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国际贸易中货币兑换的交易成本。正是这种不言而喻的微观效率是选择人民币固定汇率的主要理由，尽管按IMF的正式分类，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从1994年1月起，人民币汇率始终处于8．26—8．70范围内定住美元，可以认为其实质上采用的是某种较宽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冯用富，1999）。如前所述，固定汇率的好处主要在于可减少由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所代表的风险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是有害的。在发达国家，这种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外汇市场基本规避，所带来的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而在中国及类似的许多欠发达国家，由于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利率远未市场化，远期外汇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形成，一旦发生汇率不能预期的大幅波动，其所带来的风险对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2．当今世界，对应三大区域经济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经济区，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均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货币体系，似乎亚洲地区仍然是一盘散沙。但我们可以承认一个事实上松散的“亚洲美元区”的存在。与中国相类似的理由，尽管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亚洲各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这些国家（地区）与美国的双边汇率变动的标准差，甚至还小于欧元区内各货币间的标准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考虑，也可发现这些国家确实已具备构成统一货币区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有类似的通胀率，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或地区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8，标准差为3．67，而欧元区为6．1和4．11（郑辉，1999）；再则，亚洲九国或地区均采取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均可视作开放小国或地区（除中国大陆人口基数偏大），采用固定汇率按麦金农的看法也是合意的。3．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用商品和劳务的流动规模还是用资金的流动规模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外向态势已经形成，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对外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产品出口多样化必将是个趋势，采用固定汇率无论是按麦金农的“经济高度开放”标准，彼得·凯南的“产品多样化”标准，还是按芒德尔的“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标准来分析都有其合理性。4．如果说转型期我国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宏观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表明现时固定汇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尔、麦金农或凯南的论述或多或少能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论上的支托。二、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作用大于货币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1．芒德尔在1963年发表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论述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而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货币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研究部主任的经济学家马库斯·弗莱明（MarcusFleming）也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类似分析。因此，这种分析称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当然，就分析的广度与深度而言，芒德尔的贡献要大于弗莱明）。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奠定了芒德尔在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地位。芒德尔把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用于分析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并说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应）。芒德尔的分析说明了稳定政策的效果与国际资本的流动程度密切相关。特别是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有力而财政政策无力；在固定汇率下，情况正好相反。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也可以概括为：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一国无法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单独的货币政策基本是无效的。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活动（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政府有价证券）影响货币量，货币量影响利率，利率影响总需求和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国外与国内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汇率下，中央银行必须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以满足公众对这一汇率的外汇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就要根据对本国货币的需求来调节货币量，而无法按货币政策的要求控制货币量。这样，利率与汇率总维持不变，货币政策无法发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变，财政政策没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减少的挤出效应，所以财政政策的效果最大。当一国面临国际金融和货币因素的冲击时，固定汇率是合意的。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国际资本的套利活动可以自发化解货币因素的外部冲击，并使财政政策纠正经济失衡效果达到最佳。（2）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这时财政政策就无用了，因为政府支出增加（扩张性财政政策）使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当国内利率上升到高于国外利率时，资本流入，这就使汇率上升，从而净出口的减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总需求仍然不变。但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因为货币量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了国内利率，这不仅使国内总需求增加，而且会引起资本流出，使汇率下降，这又通过增加净出口而进一步扩大总需求，扩张性货币政策见效。2．金融全球化是世纪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进的主流趋势。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从而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业已排除，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芒德尔—弗莱明模型作为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理当可成为我们当前及今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之一。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从1998年5月增发1000亿国债算起），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无效或收效甚微（例如从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调），理论界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尽管我们目前利率市场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资本的完全流动也尚需时日，无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将固定汇率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联系起来，但至少这一开放经济中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理论模型能为我们分析相关政策问题扩大了理论思考空间。最后要说明的是，任何学术理论（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所以对政策实践的意义都仅是指导性的。更何况，芒德尔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经济为背景，不可能为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这就要求理论与实际工作者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发展适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了解芒德尔理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参考资料：〔1〕冯用富．我国不宜选择浮动汇率制?N?．经济学消息报，1999－12－31（2）．〔2〕郑辉．有关人民币汇率安排?J?．上海经济研究，1999，（11）．〔3〕姜波克．国际金融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美）彼得·林德特，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5〕Mundell，R．A．，1961．A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s?J?．AmericanEconomicReview51．〔6〕Mundell，R．A．，1962．TheAppropriateUseofMonetaryandFiscalPolicyforInternalandExternalStability?J?．IMFStaffPapers9．?7?Mundell，R．A．，1963．CapitalMobilityandStabilizationPolicyunderFixedandFlexibleExchangeates?J?．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29．?8?Mundell，R．A．，1968．InternationalEconomics?M?．NewYork，Macmillan．

5. 新加坡只有北京市一半大，为什么经济如此发达？

养老的话肯定是新加坡，环境好，人口素质高，社会保障法制化算是小国寡民治理的典范。

发展问题的回答如下

新加坡1959年成立自治政府，1963年并入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被迫独立建国。经过短短40年的发展，从贫穷落后发展到和谐繁荣，与其所走过发展道路、采用的经济模式，以及所制定的政策密切相关。

 在初创的1965—1973年，新加坡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以补贴方式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重点发展转口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推动了经济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大力兴建政府组屋，不仅实现“居者有其屋”，且有力地拉动了国内消费市场，既安居乐业又有助于国家资本——中央公积金的扩大积累，形成了特有的经济发展良性循环模式。

    随着形势的变化，虽然政策有所调整，但基本模式并没变，而是在原有基础上逐渐完善。例如：在1974—1985年，随着经济形势好转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后，在贸易转口占经济主导的基础上，开始发展加工业，出现了国内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问题，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来雇佣劳动力的局面。政府一方面通过制定移民法，利用廉价外来劳工及时解决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中央公积金的缴纳率，限制本地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

    1986—1997年，针对房地产投资过热，以及劳动力成本增长过快等问题，大力发展服务性行业，将服务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二引擎，特别是金融和信息资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把新加坡变成地区金融和信息中心，具有贸易和金融的吸纳和辐射能力。

    1998年后，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高昂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原有的发展模式遇到了挑战，其经济政策的调整，集中在利用成熟的经济体制，积极发展知识型经济产业，鼓励国民创新创业，政府努力营造良好环境。
新加坡的发展经历了初创阶段（1965—1973年）、高速增长阶段（1974—1985年）、发展服务业阶段（1986—1997年）和步入转型阶段（1998年以后）。纵观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是资金和劳动力资本积累的过程，发展模式可简单概括为“资本劳力型”，新加坡自认为是“管理型”，也有一定的道理。

    围绕发展模式所制定的政策，与其说有什么创新，不如用适用性和配套性形容更加贴切。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度，贫穷落后的状况，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宏观上看增长快速稳健，但微观方面是否鼓励创新，是否具有活力，是否在高效运行，学术上有不同的观点。但一致认为，政策结构是合理性，对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是积极的，从这个角度说，也是创新。政策结构可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

    ——法制严明政府廉洁；
    ——贸易开放个加限制；
    ——高积累和谨慎财政；
    ——吸引外资低税补助；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层次教育职业培训；
    ——人才引进及移民法；
    ——培育发展产业群链。

    （1）法制严明  政府廉洁

    法制严明和政府廉洁是新加坡最突出的特点。经济领域体现在产权清晰（进入转型阶段，包括对知识产权的承认和保护）和资产所有人不容置疑的法律地位，对吸引投资者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建国初期，政治稳定和法律严明为外来投资者树立了在新加坡长期发展的信心。

    刚建国时，贪污现象十分猖獗，但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非常大。李光耀曾说过：“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完全透明的体系。否则，我们将不能比其他城市优秀。因为我们开放透明，所以投资者对我们有信心。投资者在进行评估时，肯定了这个政府体系能在坦诚和高效的轨道上前进。在未来20年里，他们的投资在这里会继续取得盈利。”

    事实上，新加坡政府的行政效能集中体现在公正和高效，尽管不民主，某些方面也不甚透明。好在民主和透明是过程，公正和高效是结果。当然，过程和结果有着密切的联系，公正高效也是相对而言。

    （2）贸易开放  不加限制

    新加坡面积虽然只有600多平方公里，却因地理位置优越，加之贸易和投资开放，成为地区重要的贸易通商港口和物流中心。学术界普遍认为：新加坡走的是“贸易立国”之路，通商、通贸有着较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1819年莱佛士爵士发现新加坡。除烟、酒和汽车苛以重税之外，其余的进口商品全部免税，不加限制。新加坡热衷于双边自贸协定，已经分别与美国、欧洲、日本、新西兰等国家签约，正在与印度、加拿大、韩国、卡塔尔等国家谈判，大有形成自贸协定中枢的趋势。

    （3）高积累 谨慎财政

    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完善，为引进外资和兴建居民住房提供了资金来源。政府坚持谨慎财政，连续多年盈余为直接介入经济活动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有观点认为，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有的高积累国家。

    政府下属的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资本金100%来自财政部，所管理的资产高达900亿新加坡元，广泛投资于电信、交通、能源、金融、房地产、民用工程等重要领域，国内主要的大公司都在淡马锡控股旗下，例如：新电信、新航、新加坡发展银行等，其投资触角还延伸到亚洲地区，直接参与经营活动。人们形象地形容新加坡就是个“大公司”，政府官员也不避讳这种说法。在他们看来，只有对投资的直接掌控，才能集中的体现政策的意志和取向。

    （4）吸引外资 低税补助

    新加坡以亲商而著名，素有“亲商政府”之称，注重营造良好的投资和经商环境。突出的体现在对企业税收采取的低税制，只征收所得税一个税种，税率为20%。为鼓励企业研发，还实行了研发费用双重扣除，以减轻企业的纳税负担。对于经营先导型产业的技术企业，免税期可多达10年。为鼓励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设在新加坡，对公司总部的税收减免在0%～15%。

    自1998年美国Caltex Petroleum总部从达拉斯搬到新加坡，接受新加坡政府第一个总部奖后，短短3年，就有3600家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在新加坡落户，其中有220家得到了经济发展局的补贴，外来公司在当地的消费比8年前增加了10倍，经发局计划到2010年再吸引280家国际知名企业把总部设在新加坡。除了对企业的低税收，为刺激外资，如前文所述，经发局的做法还有直接补贴或共同承担经营成本，以及合资等形式。

    （5）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中央公积金的普及和完善，不仅是国家资本积累的来源，也为每个勤奋工作的人提供了某种安全感。中央公积金毕竟是个人储蓄，没有社会统筹，别人拿不走，是种激励措施，也利于人才流动。政府公务员失去了“铁饭碗”和退休金，所有受雇人员都在同样的起跑线上，鼓励竞争流动。对于外来人才，只要加入永久居民（类似美国绿卡），必须建立个人中央公积金户头，人才流动不受限制。

    （6）层次教育 职业培训

    新加坡崇尚所谓“精英治世”，这些精英即是那些学习成绩优异的政府奖学金得主。“精英”们海外学成后，必须在政府工作5年，保证公务员队伍有一定的人才比例。新加坡在教育方面舍得投入，年度教育拨款占政府预算的21%以上（1997—2003）。按照目前消费价格水平计算，每培养一名“精英”海外博士毕业，政府支付的费用高达近100万。

    重视培养“精英”，并没有忽略教育普及，所实行的是10－11年基础义务教育，即小学6年，中学4或5年，公民和永久居民子女免收学费。针对毕业生的不同情况，中学毕业后分3个层次继续教育，可供选择。首选是入初级学院，两年后升大学，学业优秀者，可以获政府奖学金，成为“精英”；其次是进入工学院，相当于大专；最后是工艺学院，相当于技工学校。不同层次的人才，满足社会不同的就业需求，是新加坡教育的成功之处。最具特色的是，3年大专所培养的实用型人才，既具一定的理论基础，又有专业技能；既具深入研修的基础，又能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深受雇主的欢迎。

（7）人才引进及移民法

    调查结果显示：1991—2000年，外来移民对新加坡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41%，其中智力型和技能型移民的贡献占37%，虽然他们仅占外来务工人员的1/4，贡献却是非智力移民的10倍。以研发领域为例：2002年全国共有两万名研发人员，外来人才高达78%。吸引外来人才为我所用，是新加坡短期内从贫穷跨越到发达行列的成功经验。

    关于外来人才和重要性，李光耀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如果我们不欢迎、不吸引外来人才，或者他们在新加坡感到不舒适，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城市。如果我们不是个全球化的城市，那就没有指望。新加坡有400万人口，其中100万是外国人，如果请走这100万，很多人将找不到工作。”

    新加坡将人才立法放入移民法框架内，吸引人才与吸引投资相结合，恰当地处理了补充简单劳动力和限制不需要的人员入境的关系。特别是在营造人才环境方面有许多独到的做法。既注重吸引实用型人才，也着眼于未来发展，每年有计划地从中国等国家吸引优秀中、大学生，资助其在新加坡留学，签订合同，毕业后在新加坡工作6年。

    （8）培育发展产业群链

    刚独立的新加坡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最先发展的是以炼油业为主的精细化工产业。尽管新加坡不产原油，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加之主观努力，利用外来资本培养本国的管理和技术人才，80年代完成了炼油化工产业的发展，成为制造业第一支柱产业。随后又在90年代和近几年发展了微电子和生物制药技术产业群链，增加了两个支柱产业。生物制药产业的附加值明显高于其他制造业，人均年产值高达91万，是其他制造业均值的6.5倍，显示出知识经济产业的活力。

    有选择地培育和发展产业群链，是新加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由于国土面积有限，劳动力成本高，发展高附加值和高新技术产业是必然选择。如何利用外来资本带动本国加工业的发展，使本地企业有机地融入到国际化的产业当中，成为其中的一环。为解决这个问题，经发局于1986年发起了本地工业更新计划。

    该计划通过三个步骤，逐步提高本地加工业的水平，与跨国企业结成供应商或客户关系，最终达到在本地形成产业群链的目的。第一步是先从总体上提高本地企业的运行效率，例如：生产计划、仓储运输、资金和技术管理能力等等；第二步把新产品和新工艺引入本地企业；最后是与跨国企业共同合作研发，成为外资企业的合作伙伴。

    培育产业群链的关键在于企业经理人员。经发局遴选一批精干的管理人才，派到跨国公司工作，并为其支付工资。这些经理人员先找出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差距和提高的办法，然后逐步请跨国公司以培训的方式支持一些项目交给本地企业承包。跨国企业为降低成本，乐于在当地转包加工和服务项目。经理人员不断穿梭在跨国公司和本地企业之间，及时解决管理和技术上的问题，最终使本地企业融入到产业中，成为其中的一环，形成产业群链的发展。





作者：申会水 文章来源：《全球科技经济了望》

6. 什么是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模式，又称为新加坡经验，是指新加坡建国后几十年里建立起了一个政治民主、政府清廉、社会文明、经济繁荣、人民幸福和谐、环境优美国度的治国方略和模式。是让新加坡社会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功，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学习的样板和追求的模式。
新加坡于1959年成立自治政府，1963年并入马来西亚，1965年被迫独立建国，经过短短40年的发展，从贫穷落后发展到和谐繁荣，这一切都与其所走过的发展道路、采用的经济模式以及所制定的政策密切相关。


扩展资料：
新加坡模式的好处
1、从纯粹经济方面来看，新加坡的发展依赖的是开放的市场和有力的人力资源战略，秉承开放的原则建立资本市场的。一方面利用外部资金的流动弥补本国资金的短缺；另一方面其税收为公共财政提供了税源，也为制造业建立了融资平台。
2、在人力资源方面，新加坡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在国内实行义务教育为主导和职业技术教育为辅助的普通劳动者的培养体制；另一方面大量引进最优秀的人才到新加坡工作，甚至不惜代价帮助年轻人进入新加坡接受教育。
3、建立了普惠的社会保障体制，使每一个公民享有尽可能高的社会保障。政治上的专制、家天下的管理模式与开放的经济环境相结合，加上以儒家文化的价值理念为基础，以吸引精英治理为手段，也许就构成了新加坡经济增长之谜的谜底。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新加坡模式

7. 香港和新加坡哪个经济更发达

新加坡好。
1.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2-1997年间，香港曾为英国殖民地。二战以后，香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不仅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更成为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
中央拥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并可享受外交及国防以外所有事务的高度自治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中国政府的基本国策。
香港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与纽约、伦敦并称为“纽伦港”，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城市之一，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被GaWC评为世界一线城市。
香港图片：

2.新加坡共和国（英语：Republic of Singapore），简称新加坡，旧称新嘉坡、星洲或星岛，别称为狮城，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政治体制实行议会制共和制。新加坡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为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国土除新加坡岛（占全国面积的88.5%）之外，还包括周围63个小岛。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促进种族和谐是政府治国的核心政策，新加坡以稳定的政局、廉洁高效的政府而著称，是全球最国际化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是一个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经济模式被称作为“国家资本主义”。根据2014年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报告，新加坡是继纽约、伦敦、香港之后的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 也是亚洲重要的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  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国之一，也是世界贸易组织（WTO）、英联邦（The Commonwealth）以及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经济体之一。
新加坡图片如下：

8. 中国近几年来的经济方面的成就

风云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的经济发展变化竟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