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怎么死的，鲁迅之死和他的日本医生有关吗？

1. 鲁迅是怎么死的，鲁迅之死和他的日本医生有关吗？

对于鲁迅的死法一直有几种说法，第1种就是由日本人害死的。当时是由日本的名医为鲁迅治疗疾病，但日本人故意将鲁迅的疾病乱治，最终导致其死亡，后来日本的医生逃回了日本不知所踪，目前看来这种说法是胡诌的。

因为日本人并不忌恨鲁迅，反而把他当做同道中人。因为晚年鲁迅骂的都是国民政府，而日本也是骂的国民政府。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况且鲁迅谁都骂，就是很少骂日本。至少在上海开战时，鲁迅还躲在日租界内受日本人的保护，所以有日本医生害死的说法并不可信。

第2种的说法就广泛的为人们接受了，是肺结核感染致死。鲁迅自己也说过自己在小时候得过肺结核，根据鲁迅病历的x光片显示，确实患有肺结核，而且很严重。鲁迅死于1936年，而1944年才发现治疗肺结核的关键药物，所以鲁迅死于肺结核的并发症的因素大一些。

第3个因素就是死于吸烟，从80年代开始一些医生就开始研究鲁迅的病情，认为肺结核并不致命，而是别的东西要了他的命。鲁迅患有非常严重的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由此会造成肺大泡。
这些肺病和肺结核关系不大，起源于鲁迅长达35年的抽烟历史。早在20岁的时候，鲁迅就生活离不开烟，当时烟瘾非常大，写作的时候没有灵感就彻夜的抽烟，手上的香烟不停的一根又一根。当时的烟草质量又差，毒性又高，最终就断送了鲁迅的生命。

2. 鲁迅是怎么死的，为什么在民国时期众多文人遇害，鲁迅却没事?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原因有：一是鲁迅善于保护自己，二是鲁迅在中国文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鲁迅曾留学日本学习医科，后来他发现仅靠医术救不回思想顽固不化的中国人，他不忍让中国人继续颓败下去，从此中国一蹶不振，他毅然弃医从文，把笔当作武器，想用文字骂醒混沌的中国人。民国时期“骂人”的文人不止鲁迅，但鲁迅却可以存活直至其病逝，原因值得我们探讨。
一、鲁迅善于“伪装”，懂得保护自己鲁迅一生用过一百八十多个笔名，除了我们熟悉的“鲁迅”，还有“记者”、“润土”、“孺子牛”等等这些不被世人熟知的名字。这些笔名很好的保护了鲁迅，使其免受迫害。就这样，鲁迅不断更换笔名，发表了一篇又一篇笔锋犀利、语言毒辣，骂得旧势力、当权者、帝国主义等狗血淋头的文章。被骂的对象尽管气愤却奈何不了鲁迅。鲁迅写完一篇文章就立即换地方接着写，这样也有效避免了被捕的危险。
二、鲁迅在中国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界的作用不容忽视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建者，并且在世界也享有盛名。欲杀害鲁迅的当权者考虑到这一点未免会变得束手束脚，不敢轻易杀害鲁迅。鲁迅的文章极大地解放了民国时期中国人的思想，使他们改变了陈旧的观念，打破了他们的墨守成规，并且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开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鲁迅十分机智，他批评抨击国民政府时并未直接抨击首脑，“骂”的程度也没有骂文人这么厉害，可以说他骂的十分有技巧，一直在“钻空子”。
鲁迅对当代中国影响巨大，他对中国的独特作用无人可比。他以他的笔为武器一直为中国的复兴、繁荣而奋斗。尽管过程并不一帆风顺，为了多发表文章“骂醒”中国各阶层人民，为了躲避追杀，他东躲西藏，但他一如既往，坚持不懈，永不言弃。我们要学习鲁迅，无论要做什么一定要保重身体，只有命在，才可以做想做的事。

3. 谁知道鲁迅是谁害死的？求大神帮助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场面非常壮观。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鲁迅的病故，首先要从鲁迅的医生须藤医生谈起。鲁迅早年曾在日本学医，回国后“弃医从文”。在日本期间，鲁迅和医学教授藤野严九郎，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对于日本医生也有特别的偏好。鲁迅在上海患病后，一直是找日本军医须藤看病。  据悉，须藤原是日本军医官，到了上海后，须藤担任日本在乡军人（就是复员军人）会（一个侵略性质的团体）的副会长。在担任替鲁迅看病期间，须藤对鲁迅的病情含糊其词。周建人与鲁迅商量，以后不要再请须藤看病，但他认为须藤是个医生，不会对他存有歹心的。而且，鲁迅在上海期间和日本旅居上海的众多日本知名人氏是好友，交往频密，突然掉医生，难免使人生疑，也会伤及与日本友人的情谊，所以鲁迅就没请别的医生。  鲁迅去世不久，周建人先生就忽然接到交通大学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写来的密信。信中说，鲁迅不是死于肺病，而是被日本军医所谋害。这人让周建人认真调查一下鲁迅死因真相，如查无实据，则务请保守秘密．  据医学界专家说，鲁迅的病情虽严重，但是还是可以医治的，第一步就是把肋膜间的积水抽去，如果迟延，必不治．须藤却说并无积水，但只过了一个月，他又说确有积水。鲁迅死后，治丧委员会要须藤写一份治疗报告．他虽然写了，但与实际治疗并不相符，后来须藤就不知去向了。  鲁迅逝世后，还留有一件遗物－1936年6月15日拍摄的”胸部X光片”。上海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于1984年2月24日，邀请一些著名肺科、放射科专家、教授，共同研究这件遗物并作出了”鲁迅先生不是直接死于肺结核病，而是死于“自发性气胸”的新结论，终于揭开了长达四十八年的鲁迅死因之”谜”。专家认为鲁迅的病情属于中等程度，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左侧肺大疱破裂使气体进入胸膜引起自发性气胸，压迫肺和心脏面死亡。同时认为，这种病在当时并不是不治之症，如果及时治疗，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其中还有一疑点是，须藤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但鲁迅最终没有去。其实，鲁迅原是有考虑去的，据友人黄源在《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那时天气渐渐热起来，他本想七、八、九(按：指1936年)3个月往日本去养病。起初想到镰仓，那里须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觉得离东京太近，怕新闻记者缠。后来想到长崎，有一天我去，看见书桌上放着两本《长崎旅行案内》之类旅行指南书。但长崎没有熟人，他觉得住HOTEL太贵，住‘下宿’或租‘贷家’又太麻烦。  1936年8月2日，鲁迅给茅盾的信中也说：“医师已许我随意离开上海。但所住之处，则尚未定。先曾决赴日本，昨忽想及，独往大家不放心，如携家族同去，则一履彼国，我即化为翻译，比在上海还要烦忙，如何休养？因此赴日之意，又复动摇，唯另觅一能日语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意如何，尚在考虑中也。”  之后，随着天气转凉，鲁迅去日本的事就耽搁下来。此时，突然有日本报纸说鲁迅要去日本了，而国内的报纸也这样登载。基于当时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日本即将成为“全民公敌”，加上面对国内一些文坛作家攻击、毁谤鲁迅。鲁迅决定不去日本了，他要战斗下去，因此他留在上海，这在他死前的四天给台静农的信中，可见一斑。因此他把自己的病置之度外，他拿起“匕首”、“投枪”，也就是他所说的“轻伤不下火线！”  除此而外，好友许寿裳则认为，鲁迅始终踌躇着开不开刀，去不去国处治疗，也有经济上面的原因。因为当时鲁迅的经济来源，只靠版税和稿费，而“所有仰事俯畜，旁助朋友，以及购买印行图书等费，尽出于此。但是版税苦于收不齐，卖稿也很费力”。  在鲁迅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中，他一面与死神搏斗，一面却紧握手中之笔，写下《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我的第一个师父》、《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以及七则《“立此存照”》   二零零一年，周海婴在《鲁迅和我七十年》里旧事重提，介绍周建人和许广平生前怀疑给鲁迅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可能谋害了鲁迅，有以下几个疑点： 一、 鲁迅临死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恩医生来会诊，邓医生检查之后认为：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并开始抽积水。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十月份父亲就去世了，距他的会诊，恰好半年。二、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 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三、 藤医生在鲁迅去世后，周海婴再也没有遇到过他。解放后，许广平几 次东渡访问日本，曾见到许多旧日的老朋友，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须藤医生，不符合日本人重礼仪的习惯。四、 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性 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周海婴本人“怀疑的一点是: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即可送入医院治疗。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有鲁迅儿子身份的周海婴的怀疑，给人们一个应该“宁信其有”的直觉。鲁迅死因早有定论读上文时我不由一愣，不无亵渎周海婴感情的认为，这个看似惊人发现的“新鲜”话题，更可能是“斧声烛影”。八十年代我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每月一次参加全市疑难爱克斯光胸片的讨论会，有一天读完片闲聊，读片主持人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放射科专家、年近八十的周仲老先生说，最近接受邀请去读鲁迅生前的胸片，从鲁迅的一系列片子看，他当时患肺结核并伴有严重肺气肿，最后促发气胸，造成鲁迅卒死。当时周仲老医生没提日本医生须藤的问题，我们在座的几十位老中青肺科医生也没人作此怀疑或联想。因为气胸是肺脏和脏层胸膜破裂后，空气随呼吸进入负压的胸腔，使胸腔变成高压，肺因无法扩张而萎缩并压迫心脏，导致心肺衰竭，不及时抢救就会很快死亡。由于误诊或延误治疗而死亡的气胸病人至今还有发生，在鲁迅的时代就更多了，只因鲁迅是名人，就招来更多的关注和疑问。怕自己的记忆有误，我上网查找核实。果然有记载，确切时间是一九八四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组织几位著名的肺科和放射科专家对鲁迅的X光胸片进行会诊，就是周仲老先生说的那回事。然而，上海鲁迅纪念馆负责人在回应《鲁迅和我七十年》的疑问时，回顾了当年专家会诊的一致意见——鲁迅死于气胸后，又说，专家们认为，须藤作为一个守护在病人身边、相当于“专职医生”的人，很难洗脱“故意不抢救”的嫌疑。最后，负责人没澄清鲁迅之死的原因，反而得出“鲁迅之死的谜团愈来愈大”的结论，还“准备在适当时候组织力量，深入探讨研究。还要请一些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介入此事，调查须藤的身份。”鲁迅笔下的须藤事情真的那么诡谲迷离吗？关于日本医生须藤和美国医生邓恩，鲁迅在杂文《死》中有过详细的介绍，抄录在此：“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S医师〔指须藤〕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指邓恩〕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应为“叩诊”之误，笔者注），用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鲁迅对须藤和邓恩的描述，回答了周建人和许广平的“疑问”。须藤没有像周建人和许广平讲述的那么消极，他给过鲁迅“两三回警告，” 并没故意拖延行为，倒是鲁迅本人“仍然不以为意”，并在另外的场合表示不去医院在家治疗，可以不影响看书写作，显见是他本人选择了“在家等死”；而邓恩说鲁迅这样的病人“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虽然不无赞赏鼓励鲁迅的意思，但和周海婴引他的话：鲁迅“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也有矛盾，所以鲁迅幽默地婉拒邓恩给自己开方子，因他“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从鲁迅这段文章的语气可以看出，鲁迅对须藤和邓恩态度恰恰和周建人和许广平的回忆相反，对“极熟识”的须藤是尊敬中带着歉意（没遵从他的医疗指导）；对邓恩却是幽默中含有讽刺。周海婴不会没读过鲁迅这篇文章吧，那么在周建人和许广平的回忆和鲁迅的文字有出入时，毫无疑问，应该以鲁迅的记录为准，因为鲁迅自己学过医，虽然最后没当成医生，像肺结核这种常见病，翻翻书也不难了解，同样理由，鲁迅和须藤相处近五年，须藤做了什么手脚又能岂能瞒过鲁迅，那不是怀疑鲁迅的智商么？此外，有人统计，仅从一九三三年起，鲁迅日记中提到须藤的地方有近二百处，还记录了鲁迅和须藤除了医患关系，还互相宴请，互赠礼品，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最关键的是，鲁迅死于气胸，它虽在鲁迅原有的病变基础上发生，但并非必然，而是偶然的，所以鲁迅的死，既不证明是须藤“治疗不当的结果”，也不说明邓恩预测“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的高明。从医学上分析鲁迅的真正死因，就可以完全排除须藤谋害鲁迅的可能性。须藤的医疗过失那么，须藤有问题吗？有的。关于鲁迅发生气胸的情景，周海婴披露，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鲁迅逝世前一天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时分。那时天气转冷，以至当晚鲁迅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剧。内山完造在《忆鲁迅先生》中这样描述：“这时，须藤医生来了，说是不但哮喘总没有好，而且好像已经变成心脏性哮喘。”须藤自己吃不住了，赶紧开车去福民医院接松井博士诊察，偏巧博士因为礼拜天的缘故，不在家。来回折腾，贻误了治疗时机，不过半天时间鲁迅就告别了人世。须藤的最大问题就是医术欠佳，正如鲁迅指出的，他不是肺科专科医生，但即便是内科医生，常年为鲁迅看病，根据肺结核和肺气肿的并发症，结合鲁迅当时的症状，也应该考虑到有发生“气胸”的可能，但他却诊断为“心脏性哮喘”，诊断错了，治疗当然不对路了。“心脏性哮喘”还能用药缓解，而“气胸”需要做胸腔穿刺甚至打洞等手术，在家里根本无法实施，须藤却没有及时送鲁迅去医院急救，致使鲁迅不治而亡。须藤再笨，事后也因知道自己误诊所致的严重后果，鉴于鲁迅在中国的影响，他没有勇气承担责任，只能选择逃跑（有人指出，须藤在鲁迅去世后，也并非如周海婴书中所说完全销声匿迹了，他写过一篇《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纪念文章，登载在《作家》1936年11月号）。五十年代许广平去日本访问，须藤当然没脸面去见她，万一谈起鲁迅的治疗问题如何回答？除非去向她认错，否则他只能回避。

4. 鲁迅先生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死因是什么啊？拜托各位了 3Q

在“爱国”青年表演各种反日闹剧的时候，有人重提三年前炒得沸沸扬扬的日本医生须藤谋害鲁迅的“逸事”，以证明日本人的阴毒，可见鲁迅“死因之谜”至今仍是“悬案”。在鲁迅冥诞（九月）和忌日（十月）的时辰，有必要说说这件“公案”。  二零零一年，周海婴在《鲁迅和我七十年》里旧事重提，介绍周建人和许广平生前怀疑给鲁迅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可能谋害了鲁迅，有以下几个疑点：  一、 鲁迅临死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恩医生来会  诊，邓医生检查之后认为：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并开始抽积水。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十月份父亲就去世了，距他的会诊，恰好半年。  二、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  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  三、 藤医生在鲁迅去世后，周海婴再也没有遇到过他。解放后，许广平几  次东渡访问日本，曾见到许多旧日的老朋友，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须藤医生，不符合日本人重礼仪的习惯。  四、 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性  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  周海婴本人“怀疑的一点是: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即可送入医院治疗。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  有鲁迅儿子身份的周海婴的怀疑，给人们一个应该“宁信其有”的直觉。  鲁迅死因早有定论  读上文时我不由一愣，不无亵渎周海婴感情的认为，这个看似惊人发现的“新鲜”话题，更可能是“斧声烛影”。  八十年代我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每月一次参加全市疑难爱克斯光胸片的讨论会，有一天读完片闲聊，读片主持人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放射科专家、年近八十的周仲老先生说，最近接受邀请去读鲁迅生前的胸片，从鲁迅的一系列片子看，他当时患肺结核并伴有严重肺气肿，最后促发气胸，造成鲁迅卒死。  当时周仲老医生没提日本医生须藤的问题，我们在座的几十位老中青肺科医生也没人作此怀疑或联想。因为气胸是肺脏和脏层胸膜破裂后，空气随呼吸进入负压的胸腔，使胸腔变成高压，肺因无法扩张而萎缩并压迫心脏，导致心肺衰竭，不及时抢救就会很快死亡。由于误诊或延误治疗而死亡的气胸病人至今还有发生，在鲁迅的时代就更多了，只因鲁迅是名人，就招来更多的关注和疑问。  怕自己的记忆有误，我上网查找核实。果然有记载，确切时间是一九八四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组织几位著名的肺科和放射科专家对鲁迅的X光胸片进行会诊，就是周仲老先生说的那回事。  然而，上海鲁迅纪念馆负责人在回应《鲁迅和我七十年》的疑问时，回顾了当年专家会诊的一致意见——鲁迅死于气胸后，又说，专家们认为，须藤作为一个守护在病人身边、相当于“专职医生”的人，很难洗脱“故意不抢救”的嫌疑。最后，负责人没澄清鲁迅之死的原因，反而得出“鲁迅之死的谜团愈来愈大”的结论，还“准备在适当时候组织力量，深入探讨研究。还要请一些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介入此事，调查须藤的身份。”  鲁迅笔下的须藤  事情真的那么诡谲迷离吗？  关于日本医生须藤和美国医生邓恩，鲁迅在杂文《死》中有过详细的介绍，抄录在此：“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S医师〔指须藤〕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指邓恩〕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应为“叩诊”之误，笔者注），用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鲁迅对须藤和邓恩的描述，回答了周建人和许广平的“疑问”。须藤没有像周建人和许广平讲述的那么消极，他给过鲁迅“两三回警告，” 并没故意拖延行为，倒是鲁迅本人“仍然不以为意”，并在另外的场合表示不去医院在家治疗，可以不影响看书写作，显见是他本人选择了“在家等死”；而邓恩说鲁迅这样的病人“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虽然不无赞赏鼓励鲁迅的意思，但和周海婴引他的话：鲁迅“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也有矛盾，所以鲁迅幽默地婉拒邓恩给自己开方子，因他“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从鲁迅这段文章的语气可以看出，鲁迅对须藤和邓恩态度恰恰和周建人和许广平的回忆相反，对“极熟识”的须藤是尊敬中带着歉意（没遵从他的医疗指导）；对邓恩却是幽默中含有讽刺。周海婴不会没读过鲁迅这篇文章吧，那么在周建人和许广平的回忆和鲁迅的文字有出入时，毫无疑问，应该以鲁迅的记录为准，因为鲁迅自己学过医，虽然最后没当成医生，像肺结核这种常见病，翻翻书也不难了解，同样理由，鲁迅和须藤相处近五年，须藤做了什么手脚又能岂能瞒过鲁迅，那不是怀疑鲁迅的智商么？此外，有人统计，仅从一九三三年起，鲁迅日记中提到须藤的地方有近二百处，还记录了鲁迅和须藤除了医患关系，还互相宴请，互赠礼品，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最关键的是，鲁迅死于气胸，它虽在鲁迅原有的病变基础上发生，但并非必然，而是偶然的，所以鲁迅的死，既不证明是须藤“治疗不当的结果”，也不说明邓恩预测“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的高明。  从医学上分析鲁迅的真正死因，就可以完全排除须藤谋害鲁迅的可能性。  须藤的医疗过失  那么，须藤有问题吗？有的。  关于鲁迅发生气胸的情景，周海婴披露，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鲁迅逝世前一天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时分。那时天气转冷，以至当晚鲁迅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剧。内山完造在《忆鲁迅先生》中这样描述：“这时，须藤医生来了，说是不但哮喘总没有好，而且好像已经变成心脏性哮喘。”须藤自己吃不住了，赶紧开车去福民医院接松井博士诊察，偏巧博士因为礼拜天的缘故，不在家。来回折腾，贻误了治疗时机，不过半天时间鲁迅就告别了人世。  须藤的最大问题就是医术欠佳，正如鲁迅指出的，他不是肺科专科医生，但即便是内科医生，常年为鲁迅看病，根据肺结核和肺气肿的并发症，结合鲁迅当时的症状，也应该考虑到有发生“气胸”的可能，但他却诊断为“心脏性哮喘”，诊断错了，治疗当然不对路了。“心脏性哮喘”还能用药缓解，而“气胸”需要做胸腔穿刺甚至打洞等手术，在家里根本无法实施，须藤却没有及时送鲁迅去医院急救，致使鲁迅不治而亡。  须藤再笨，事后也因知道自己误诊所致的严重后果，鉴于鲁迅在中国的影响，他没有勇气承担责任，只能选择逃跑（有人指出，须藤在鲁迅去世后，也并非如周海婴书中所说完全销声匿迹了，他写过一篇《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纪念文章，登载在《作家》1936年11月号）。五十年代许广平去日本访问，须藤当然没脸面去见她，万一谈起鲁迅的治疗问题如何回答？除非去向她认错，否则他只能回避。  须藤，全名叫须藤五百叁，是日俄战争期间的军医。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他留在了中国，在上海行医，并不是日军侵华战争期间的军医。“乌龙会”是日本退伍军人的团体，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研究证明，须藤确实是“乌龙会”成员，  但无法证明“乌龙会”敌视鲁迅。  周海婴怀疑的失据和矛盾  即使不从医学角度断言，周海婴的怀疑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已有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其中秋石的“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中鲁迅之死因”（《中华读书报》2002年10月24日）和符杰祥的“鲁迅的‘病’与‘死’”（粤海风2003年第一期），都对周海婴提出的“死因之谜”作了详尽的有说服力的反驳和批评。  耐人寻味的是，通观《鲁迅与我七十年》全篇，周海婴基本上采取述而不作的态度，文字朴素平实，感情真挚动人，唯一例外的是，在表述须藤有谋害鲁迅嫌疑时，措辞强烈，明显带有感情用事的色彩。不料，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陈蔌渝告诉记者，自己曾受周海婴之托发表过一个声明，说鲁迅死于政治谋杀是没有根据的。但周海婴回应说已经忘记那个声明的内容了。  周海婴忘了自己曾作过的声明是可能的，甚至在发现新的证据后推翻自己已做的结论也是允许的，问题是，鲁迅本人的著作包括日记还在，白纸黑字上写着他和须藤的关系，周海婴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执迷不悟”？而且在陈述时表现得那么主观呢？  强调“谋害”嫌疑的背景  只要看《鲁迅与我七十年》写作于九十年代末，成书于二零零一年，就可以大致推测出“嫌疑”背后的原由。  这段时间正是国内第二波“反省”鲁迅的时期，在正式出版物上，包括不少知名作家都撰文否定鲁迅的文学和思想价值，指责鲁迅“偏执”“激进”“缺乏宽容”；到了可以更自由发挥的网上，有人干脆袭用或重复三十年代小报的手法，写各种贴子攻击漫骂鲁迅。其中最蛊惑人心的杀手锏就是，怀疑鲁迅和日本关系暧昧，他们例数鲁迅的一系列“罪证”：鲁迅最要好的朋友内山完造是特务，内山书店是日本情报机关，所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人进攻上海时，十九路军在浴血奋战，鲁迅却躲进了内山书店；鲁迅连看病都找日本医生，这样的鲁迅几乎不写抗日文章就不奇怪了。  作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虽然愤怒也无法正面反击，因为这种妄言既不出之官方，又非来之文化界主流，他只能不屑一顾的沉默，但潜意识里还是接受了这股无形的压力，所以写回忆录时“不知不觉”地重提早已澄清的须藤谋杀鲁迅的嫌疑，只要这个嫌疑成立，任何诋毁鲁迅和日本有瓜葛的言论就可以不攻自破了。  连鲁迅的研究者和传人都受这种舆论影响。  为《鲁迅与我七十年》作序的著名学者王元化在回答询问时说：“鲁迅死于谋杀，是可能的。”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林非说，周海婴这个人我很清楚，他是一个非常严肃、老实的人，不会随随便便说话。周海婴的看法值得注意。  这些鲁迅的坚决捍卫者，为撇清鲁迅的嫌疑，都不去核实他们读得滚瓜烂熟的鲁迅原文和日记了。他们毫不犹豫地附和周海婴，因为周海婴怀疑的对象是日本人，如今反日又是民间舆论的主流，凡是针对日本人的事，即使过火些也没人说他们错，也不用讲什么道理，更不必拘泥事实和历史。  原载《动向》2004年第十期  补叙：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有一段话：“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但这句话却异常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

5. 谁知道鲁迅是谁害死的？

　　关于谁该为鲁迅的死负责的问题，一直以来就存在着不同的争论。胡风曾说，他的恩师是被敌人逼死的，后来又有人说，鲁迅是日本医生须藤医死的。我的看法是，鲁迅是被政治害死的。本来他可以去苏联就医，但他怕人家说他拿苏联的卢布——亲共在当时可是要杀头的。我们都知道，当时看不到出路的鲁迅对苏联这样的新政权颇有好感，曾写过文章夸这个新社会和新制度，特别是翻译过不少苏俄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另一面，当时的苏联政权确实在拉拢鲁迅。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就曾秘密宴请过鲁迅夫妇，事后据许广平回忆，晚宴的规格之高为她平生所仅见。鲁迅不愿去苏联就医，他嘴上说是因为要留下来与敌人斗争，他肩负着革命任务，一去苏联就完不成这些任务了。他说，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只会使敌人高兴，他不想让敌人高兴。实际情形是，鲁迅如果答应去莫斯科，就相当于完全投靠了共产党政权，这对于以独人格立和生性多疑而著称的鲁迅来说是不易做到的。鲁迅病得快死的时候还曾打算过去日本疗养，这一想法比去苏联还强烈，但他最终还是没去成，其主要原因是怕人骂他汉奸。实际情形是，鲁迅因为一直与日本人过从甚密，早就被人骂作汉奸了。在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时刻跑去日本，鲁迅何尝不知道不是时候？ 　　这样看来，鲁迅当是其实已经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死亡是他最好的选择。后来的中国现代历史发展更是证明了一这点。     李长之初生牛犊不怕虎，25岁就写出了一本近十万字的《鲁迅批判》。该书在鲁迅研究史上赫赫有名，获得三个“一”：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成体系的专著；唯一经过鲁迅阅读的批评自己的专著；迄今为止鲁迅学术研究界引用率第一的专著。该书于1935年5月份开始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和《国闻周报》上连载，同年11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文章开始连载不久，此事就传到了鲁迅那里。有人便问鲁迅，您对李长之及其评论有什么看法。鲁迅说：“我觉得他还应一面潜心研究一下；胆子大和胡说乱骂，是相似而实非的。”“看那《批判》的序文，都是空话，这篇文章也许不能启发我罢。”鲁迅教育李长之，应该多读点书。听这话，让我感觉他对李长之很不客气。不料一个月之后，年轻的李长之上门向鲁迅求教。他冒昧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其大意是，我在研究先生的文字里一定有一些错误，希望得到您的指正和原谅。这一回，鲁迅没再教训这个小青年了，他客客气气地给李长之回了一封信。大意是，年轻人，你过于谦虚了，凡文章总不免有错误或偏见，即使让我自己来评论自己，大约也难免不犯错误的，何况像你这样经历与我全不相同的人！字里行间表达了对这位青年的鼓励和宽容。    看来，鲁迅也有圆滑世故的一面。

6. 你知道鲁迅是怎样死的吗？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1] 》。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7. 鲁迅是怎么死的 鲁迅是如何死的

1、鲁迅是病逝的。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鲁迅肩及肋骨皆出现剧痛，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出版。2月，鲁迅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5月15日鲁迅再发病，医生诊断胃疾，自后发热未愈，31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情况不乐观。
 
 2、6月，身体略有好转，鲁迅及身边的人都认为“鲁迅先生好了”。10月17日病复发，18日黎明前疾病发作，气喘不止。19日上午5时25分逝世。

8. 你们知不知道鲁迅得什么病去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