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发展史

1. 孔子的发展史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出身于没落贵族，为宣传儒家学说周游列国 ，但他的学说在他所处的时期并未得到太多重视。孔子与孟子并称“孔孟”。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论语》（由弟子整理记录），编纂《春秋》“五经”（即《诗》《书》《礼》《易》《乐》）政治思想其核心思想是“礼”与“仁”，“仁”内容为仁者爱人，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提倡广泛地理解和体贴他人要行“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西周时等级名分制度）内容为克己复礼主张“敬鬼神而远之”，提出“正名”（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政治思想他主张“为政以德”，改良政治。教育思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与思想结合，坚持正确意见，“当仁不让于师”哲学思想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2. 孔子对中国及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

孔子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汉代已有人称孔子为“素王”，意思是说孔子有王者之德，无王者之位。

　　换言之，“素王”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无冕之王。清代统治者封给他一个称号:“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概是二千多年中读书人的最高头衔。

　　康有为曾说:“中国之国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国魂”称号较之“素王”似乎更加崇高，并且难以超越。梁启超说:“苟无孔子，则中国非复二千年来之中国。”又说:“苏格拉底之后，容有苏格拉底；而孔子之后，无孔子也。”这是说孔子是影响中国最大的一个人物，空前绝后。康、梁显然是近代尊孔派的先锋人物。

　　宋明理学家甚至说过更加极端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就是说孔子是宇宙间的太阳，没有他的降临，人类至今只能在黑暗中摸索。难怪明代思想家李贽对此嘲笑说:怪不得三皇五帝时代的人们白天都点着蜡烛在走路。

　　今天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孔子思想，只讨论孔子的历史形象，问题就显得简单一些。

　　在中国历史上的七种形象

　　孔子到了汉代，在国家政治思想领域已树立了合法正统的形象:他的著作《春秋》是治理天下的一面镜子，孔子本人则是王者之师。

　　第一种形象是“圣化”。一介布衣的孔子被初步塑造成圣人，中间大概经历了四五百年的过程。吴国大夫曾向孔门弟子子贡发问:你老师莫非是圣人吗？为什么如此多才多艺呢？子贡回答道:上天赋予他做圣人的资质，所以他又多才多艺。这里子贡把孔子赞美成“天纵之将圣”，首次把孔子的形象定位成天赋“圣人”。一百多年后，孟子对孔子作了高度评价，指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意思是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孟子认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孔子“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古代圣人有许多不同的侧面，而在孟子看来，孔子身上凝聚了圣人的各方面的优点，是古代圣人的“集大成”者。

　　在孔子被“圣化”的过程中，大史学家司马迁推波助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这是说自帝王至学者，如果要探讨以六经为核心的知识学问，皆以孔子的观点作为是非标准。援此而论，司马迁就认定孔子是最伟大的圣人（至圣）了。

　　第二种形象是“矮化”。“矮化”孔子可以说是自老子开始。孔子当年西行，向老子问礼。老子认为周礼的创始人周公早已死了，要复周礼必须要估量时代潮流是否允许。老子告诫说:“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史记·老子列传》）这说明孔子身上有两大不足:趾高气扬的神态（骄气、态色），过多的欲望与理想（多欲、淫志）。

　　在《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中，有许多同时代的隐士对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极尽嘲笑“矮化”之能事。或讽刺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或嘲笑他“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垒垒若丧家之犬”；或策反孔子的学生:与其追随“避人之士”（指孔子），不如跟随避世之士（指隐士）；或暗示孔子应改弦易辙，“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庄子·德充符》塑造了一个肢体残缺名叫“叔山无趾”的人物，向孔子求教并进而论道，最后使得孔子甘拜下风，自惭形秽。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庄子》一书中还有许多“矮化”孔子的故事。

　　道家“矮化”孔子在历史上是有传统的。《列子·汤问》编造了一个故事:孔子东游，看见两个小孩在辩论早晨的太阳和中午的太阳哪个离我们近？双方从形状、温度出发各执一词，究竟谁对谁错，“‘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也？’”实际上这个问题有相当的难度，两千多年后天文学家经过精密的计算后才能得出答案。但孔子不是圣人吗？按照宋儒朱熹的说法:“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哪个事理会不得？”但是无所不知的圣人对小孩的疑问也不能回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妙的讽刺。

　　第三种形象是“正统化”。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来，孔子的形象就逐渐趋于正统化。董仲舒声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原先对孔子的形象无论是“圣化”还是“矮化”，都是一种民间行为。现在董仲舒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把孔子思想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来强行统一天下人的思想，使之成为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董仲舒极力推崇孔子所作的《春秋》一书，认为“《春秋》之道，大得之则王，小得之则霸”。《春秋》一书具有“大一统”的观点，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包含了国家政治版图与意识形态的双重统一。因此，统治者掌握了《春秋》一书的思想本质，就可以称王天下，至少也可以称霸天下。

　　稍后，刘向《说苑·建本》指出:“有国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生而尊者骄，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贵又无鉴而自得者鲜矣。《春秋》，国之鉴也。”明确指出《春秋》是统治者必修的教科书。这样看来，孔子到了汉代，在国家政治思想领域已树立了合法正统的形象:他的著作《春秋》是治理天下的一面镜子，孔子本人则是王者之师。

　　第四种形象是“神化”。孔子在汉代除了被官方及御用学者董仲舒等人独尊而“正统化”之外，还受到另一批公羊学派儒生的高度“神化”。在《春秋纬·演孔图》、《孝经援神契》等书中，从孔子的出生、相貌至行为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编造的“神化”:1、孔子并非是俗人凡胎，他诞生于人神交合之中。孔子父母“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2、孔子生有异相殊表:“孔子长十尺，海口，尼首，方面，月角日准，河目龙颡，斗唇昌颜”，“手垂过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凤峙，坐如蹲龙”。3、孔子作为奉天承运的“素王”，编撰《春秋》、《孝经》，为后世制定了治理天下的大法，带领七十二位弟子朝拜北斗星，这时天空“白雾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孔子在此预言刘邦将取代秦王朝而登上帝位。

　　从一定意义上说，“神化”是对“正统化”的加码，是为了树立孔子更大的权威，把孔子从人性世界的典范提升到神性世界的救世主。《古微书》卷二十五中的一则神话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鲁国有个人出海而迷失方向，后来在海上遇到孔子。孔子给他一条手杖，“令闭目乘之归”。此人像哈利·波特似地骑在手杖上飞回鲁国，并向鲁王转告孔子的告诫:不久有外敌入侵，应趁早高筑城墙。后来齐国军队兵临城下，但无功而返。

　　第五种形象是“僵化”。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孔子的形象到了宋代就渐渐被理学家所“僵化”。

　　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僵化”是“正统化”难以避免的逻辑结果。首先，宋代皇帝进一步制造了尊孔的社会氛围，宋太祖赵匡胤多次去国子监主持盛大的祭孔仪式，宋真宗赵恒亲自去曲阜祭孔，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有了统治者政治上的大力倡导，理学家就努力把孔子改造成只知维护天理、极力遏止人欲的“僵化”形象。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春秋时期的孔子思想丰富多彩，何尝“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呢？孔子曾经提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提倡“君子不器”，意即人们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鼓励人们搞些下棋、射箭有益身心的活动，甚至还赞赏这样的生活态度:暮春三月，穿着春装，集合几位友人去郊外休闲，在河中游游泳，在高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吟唱着诗歌归来。

　　然而理学家舍此不论，一定要把孔子“僵化”成一个干巴巴只会以天理灭人欲的政治说教者。清代大学者戴震对于理学家的观点严加抨击:“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应该说，孔子这种被“僵化”的形象对于后世起到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近代以来，孔子思想受到攻击，孔子形象受到“丑化”，皆与此不无关系。

　　第六种形象是“维新化”。晚清康有为搞“戊戌变法”，他需要发掘古代思想资源作为变法的理论支撑。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把孔子塑造为维新运动的祖师，认为“六经”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古人尧、舜的言论而亲自写成的作品。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托古改制”呢？康有为认为孔子以“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意思是说:孔子作为一个老百姓想要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简直耸人听闻，不如假托古代帝王尧、舜的名义来进行，既不使人吃惊，自己也可以避祸。这些言论无疑是康有为的“夫子自道”。康有为想要变法，挽救奄奄一息的清王朝，面对的是一大帮清王朝旧制度的维护者，他只能抬出一个经过改造后的“维新化”的孔子形象与之抗衡。

　　康有为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中说:“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故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按照康有为的解释，孔子之道的作用是“与时进化”，这无非是说孔子思想的本质是要不断改革，不断维新，否则怎么能跟随时代一起“进化”呢？康有为在这里再次强化了孔子与时俱进的色彩，塑造了一个“维新化”的孔子形象。

　　第七种形象是“丑化”。晚清以来，孔子的形象江河日下，或被严重扭曲，或被无情抨击。太平天国洪秀全率领农民起义，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阶层，对于所谓“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的孔子本人及其思想自然全无好感，他说:“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太平天日》一书编造了新的神话:天父上帝审判孔子，命天使捆绑及鞭挞他。孔子跪在天兄基督前哀求不已，上帝始命停止鞭打，永不准他下凡。太平军所到之处，焚烧孔庙，捣毁孔子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凡一切妖书，如有胆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太平军抵制孔子及其思想，或许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持怀疑态度。洪秀全创立上帝教，对于不信鬼神的孔子自然要打倒丑化。这是因政见及信仰不同而遭到丑化。

　　后来，袁世凯窃国、登上民国总统之位，定孔教为国教，提倡尊孔读经。章太炎写《订孔》一文，指出儒学是“中国的祸本”，孔子“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我们今日要想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号召青年:“以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塞绝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

　　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认为孔子的忠、孝观点是维护宗法专制制度，“儒家之主张，徒令宗法社会牵制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矣”。吴虞痛骂孔子为“盗丘”，说“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这些批判在当时看来不无道理，但情绪化、夸张化的言论色彩，不免使孔子形象受到严重“丑化”。

　　在西方历史上的三种形象

　　几百年来，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形象。

　　第一种形象是“哲人”。第二种形象是“智者”。第三种形象是“完人”。

　　孔子思想大概从16世纪开始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传播到西方的。几百年来，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形象。第一种形象是“哲人”。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史》中说:“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他所说的和他的生活态度，绝不逊于我们古代的哲学家；许多西方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故此，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奉为金科玉律；直到现在，所有的帝王都尊敬孔子，并感激他留下的遗产。”“虽然不能说在中国哲学家就是国王，但可以说国王是受哲学家牵制的。”

　　利玛窦来到中国，看到读书人穿的是儒服，念的是四书五经，讨论的是孔孟之道，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也信奉儒家学说并以之治理天下。这样耳濡目染之下，他向西方传达的结论就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这一切就显得顺理成章。

　　第二种形象是“智者”。德国黑格尔虽然说过“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但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不能算是哲学家。黑格尔的理由如下:1、孔子只注重常识道德，或者说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教训”。2、孔子不懂思辨哲学。因此，“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本人不懂中文，他对孔子思想的了解只是限于传教士的译本，他所能接触到的是脱离具体语境缺乏鸢飞鱼跃活泼生动生命力的若干条孔子语录，他无法把握孔子思想的全貌，因此他对孔子的评价自然不高。黑格尔是欧洲中心主义者，轻视东方文化，他甚至不无偏见地认为汉语不宜思辨，对此谬论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严加驳斥。

　　第三种形象是“完人”。18世纪法国一批学者高度赞赏孔子，几乎认定孔子是个完人。伏尔泰认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言基督未曾说过。基督不过禁人行恶，孔子是劝人为善。他尤其赞美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格言，以为“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上就不会有什么战争了。”伏尔泰在自己的礼拜堂中挂了孔子的画像，朝夕礼拜。

　　法郎士·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造者，马克思称之为“现代经济学始祖”，又说他“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1758年，魁奈发表《经济表》一书，他的弟子声称:“有史以来只有三大发明，第一为信件之发明，第二为货币之发明，第三为前二者之结果的《经济表》之发明。”而《经济表》一书的结构模仿儒家《易经》六十四卦。因此，人称魁奈是“欧洲的孔子”。这一派对于孔子作了高度的评价:“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蒙蔽，……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宗教道德优美到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事要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教训普行于世界。”魁奈本人认为希腊哲学不如中国，一部《论语》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

3. 孔子的精神发展历程

《论语·为政》中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的亲身体验，是他精神发展的轨迹，是他对人生最真实的感悟。本文对每一个不同年龄段进行分析，来探索孔子的精神修养的发展与变化。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是孔子自述的对人生的认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世界观也在改变。这句话体现的是孔子的心路历程，也是他的精神修养的发展过程。观察这个过程，会发现很奇妙：孔子的人生越来越淡泊了。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是孔子整个精神修养发展的第一步，是他一生的写照，因此对它的解读是十分重要的。字面意思看上去很简单，即：我十五岁的时候立志于学习。曾仕强教授也这样解释过：“在人的十五岁的时候决定学习的方向。”这里的“学”，为“学习”的意思。然而冯友兰先生说：“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论语》中孔子说：‘至于道。’（《述而》）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冯友兰先生的意思更为准确。要为社会做出贡献或是改变世界，首先要有知识；要获得知识和对世界的认识就要通过学习。年少时更应该确立人生信条，定下人生志向，想法未来的道路。所以“志于学”更偏重于内心志向的确立，但要求是两方面的：内要立志，外要学习。
  
 “三十而立”，这是孔子对自己在三十岁时所达到的人生状态的自我评价。子曰：“立于礼。”（《泰伯》）三十岁，懂得礼，言行得当，就会坦然地面对一些事情。人活到了三十岁，无论是过得好还是坏，他应该已经能在世界找到他的位置了，正所谓“安身立命”。若把“而立”认为是成家立业，这是片面的。这只能说明这个人的生活状态，却体现不出他的内心世界。所谓“立”，立的不是家庭、事业等，而是心——对社会有比较清醒明确的认识，人格能独立。因此“立”是精神性的而非物质性的。能看到，孔子已经从“立志”向着“立心”发展了。
  
 在社会中又经历了数十年后，达到了“四十而不惑”。不惑的方面有很多——对人生的解惑，对世事的解惑……为什么别人能成功，我却失败？为什么别人幸运，我却倒霉？对于这累问题他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了。“四十”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迷迷糊糊地过了前面四十年，一直有困惑。然而听闻的东西多了，自然有自己的判断。三十岁时过得这般，四十岁时过得那般，十年的生活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或者毫无变化？孔子还在思考，主观上他是不惑了，但他还是要寻找一种影响他的客观存在？这个存在是什么，又过了十年他才悟到。
  
 孔子是承认“命”的。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又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我们知道，孔子的学说不被国君接受，因此他一直怀才不遇，抑郁寡欢。这么努力，可是没有什么好结果。孔子想了想，就这就是命吧！时命不济啊！然而他就觉得上天坑害他，然后自己自暴自弃吗？非也。孔子说的“成为君子就要知命”表现出了他对命的接受，因此他是个不“怨天”的人。孔子把“命”分为两种：天命与时命。天命是公平的，它是必然的，指向人生的终极价值；时命是有差别的，它是偶然的，是人的一种外在局限。然而时命并不坑害人，君子承认时命，时命就是对他的磨练。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君子可以感叹时命不济，但不能因为时命不济就放弃，反而要更努力来突破这种局限。孔子就因为知天命后往“仁”做出了更大努力。知天命，认时命，人生就会有一种难喻的豁达！
  
 “六十而耳顺”，解释基本分为两种：一指能容忍逆耳之言，二指听言知意。我更赞成前者。李泽厚先生解释是：“六十岁能自然地容受各种批评。”人生已过六十个春秋，倒霉的事也经历过了，难听的话也都听过了，所以想开点吧！“耳顺”，就是遇到不公平的事、困难，听到批评或难听的言语，都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让这一些如流水般过去吧。孔子的学说不受待见，对他的批评也不少。可是他都听惯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孔子被别人指责时，他也没有动怒，自己说：“说的没错，我就像丧家之犬。”人生之坎坷、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还会在乎这些事吗？不随波逐流，坚持自我，谦谦大度，这正是孔子老年的写照。
  
 耳目久顺则心自顺，便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君子坦荡荡”，君子必然耳目顺，所以君子有较高的道德。进一步，当人的主观意识和做人的规则融合为一的时候，他的道德修养就达到了最高境界。然后，他的行为随心而动，而且这个心在道德的长期熏陶下，不会有邪念，自然不会超出规矩。行为都合乎本性，顺应自然了。
  
 总的来说，孔子的精神修养分两个阶段：尽人事，知天命。五十岁以前是尽人事，做好世间的一些事，充实自己的人生；五十岁以后是知天命，开始反思人生，追求自然的生活。有点符合庄子的“齐物”思想，不把善恶是非当真，追求自然与本真。孔子的一生太累了，他需要寻找一种解脱，寻求一份宁静。
  
 参考文献: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07-01
  
 ②郭齐勇、冯达文：新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13-10
  
 ③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01-01

4. 中华孔子学会的介绍

中华孔子学会是在民政部注册登记，由教育部主管，以研究孔子、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旨的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本会于1985年6月10日成立于北京孔庙，原名中华孔子研究所，1989年改名中华孔子学会。参加成立和建所的单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名牌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16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聘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周谷城为首席顾问，冯友兰、梁漱溟、张申府、贺麟、陈岱孙、任继愈、赵光贤、季羡林、邓广铭、杨玉清等人为顾问，张岱年任会长。

5. 孔子的历史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倡导仁、义、礼、智、信。他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前后达十三年，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相传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人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也一度成为和中国祖先神祭祀同等级别的“大祀”。
孔子的祖上是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的贵族，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6]周初三监之乱后，为了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的亲兄长微子启[7]于商丘建立宋国，奉殷商祀。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是孔子的十五世祖。六世祖得孔氏，是为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国大夫，曾为大司马，封地位于宋国栗邑，后来在宫廷内乱中被太宰华督所杀。孔父嘉子木金父，木金父生孔防叔，孔防叔的孙子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为避宋国战乱逃到鲁国的陬邑（今山东曲阜）定居，其官职为陬邑大夫。

6. 孔子的历史贡献

孔子最突出的贡献是创立了儒家学说，并提出了【仁义礼智信】，其具体实施方法是【因才施教】、【有教无类】，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是分析：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儒学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自然不能不提他,这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在世界上的骄傲,孔子的部分思想在当今还是有其实际意义的,懂得变通,还是可以拿来用的吗.主要是因为孔子关于精神境界的思想在今天一样适用。比如： 
按人格境界，把人分为小人、君子和圣人三等； 
按心理范畴，把人分为智者、勇者和仁者三类； 
归纳为九种境界： 
小人之智者（小智）， 
小人之勇者（小勇）， 
小人之仁者（小德）。 
君子之智者（大智）， 
君子之勇者（大勇）， 
君子之仁者（大德）。 
圣人之智者（圣智）， 
圣人之勇者（圣勇）， 
圣人之仁者（圣德）。 
翻开教科书，人们可以了解孔子思想的精髓，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重在修身。其中，“仁”的内涵十分丰富，以《论语》中“仁者爱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言论可以看出，“仁”是一种高尚的精神道德境界和宝贵的思想情操，也是一种个人对于他人及群体的价值取向，所以，“仁政”成为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模式，为政以德，取信于民，勤政爱民，节用恤民，与民共忧，等等，都可以说是施行仁政的最基本的要求；“礼”的中心含义不仅包括“礼品”、“礼仪”等内容，而且更广泛地指一整套维系国家、社会正常秩序的礼法制度及其观念。 

1988年，当年全球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会议上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2500年前的孔夫子那里汲取智慧。 

“应该说，至今为止，人们也许只体会到了其中一部分的真谛。”今年79岁、一生中有60多年在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世界著名孔子研究专家、原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孔繁银说，“时光茌苒，在未来的时间里，人们对此将体会更深。”

7. 孔子的历史

孔子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代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就出自此处 。孔子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编辑本段政治生涯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 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 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8. 孔子的历史

　　孔子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14年。孔子还是一位古文献整理家，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2005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2届执行局会议批准，以中国政府名义正式设立“孔子教育奖”。该奖主要表彰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农村教育和扫盲领域、妇女儿童教育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具有杰出贡献的个人。这一奖项每年颁发一次，评出两名获奖者。

　　【生平介绍】

　　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的后裔。周武王灭殷后，封殷宗室微子启于宋。由微子经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传至泯公共。泯公长子弗父何让国于其弟鲋祀。弗父何为卿。孔子先祖遂由诸候家转为公卿之家。弗父何之曾孙正考父，连续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为上卿，以谦恭著称于世。孔子六祖孔父嘉继任宋大司马。按周礼制，大夫不得祖诸候，“五世亲尽，别为公候”，故其后代以孔为氏。后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杀孔父嘉。其后代避难奔鲁（孔氏为鲁国人自此始），卿位始失，下降为士。孔子曾祖父防叔曾任鲁防邑宰。祖父伯夏的事迹无考。父亲名纥，字叔，又称叔梁纥，为一名武士，以勇力著称。叔梁纥先娶施氏，无子，其妾生男，病足，复娶颜徵在，生孔子。

　　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名闻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符军权。孔子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求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