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督商办

1. 官督商办

      1872年，上海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的企业就这样诞生了。官督商办可以解释为：由民间资本出钱，政府委派官员管理的一种企业经营模式，是为洋务运动时期的一大创举。至于官督商办最早由谁提出来有几种说法，比较主流的说法就是由李鸿章提出来的，是由李鸿章的得意弟子盛宣怀献策，后被李鸿章采纳，创办第一家官督商办的企业，开创了历史上独一无二企业经营模式。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开创中国历史上的多项第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等等。官督商办企业吸收了私人资本，其生产也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这样以来，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又能避免封建地方势力的干扰。
  
       上海轮船招商局第一任总办叫唐延枢，广东香山县人，曾是英商怡和洋行总买办，来到轮船招商局后，向李鸿章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二是“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这两个建议的目的，是尽量淡化官督本质，让经营更加市场化，更加遵循企业的规则。在唐延枢的经营下，轮船招商局并在两年间扭亏为盈，成为一家实力不容小觑的航运企业，随后，上海轮船招商局从外国人抢80%的市场份额，可以少付给外国航运公司1300万白银左右的费用，成绩实在不容小觑，也为洋务运动拉开了序幕。
  
       创立轮船招商局的初衷就是要打破外国人在漕运方面的垄断，完全按西方公司运营模式，吸引外资入股。在招商局成立初期，主要是与旗昌、太古、怡和三家英美洋行竞争长江内流河航运的市场份额。由于旗昌轮船公司亏损越来越严重，股价大跌，在唐廷枢、盛宣怀主持下，以220万两的价格并购了旗昌，招商局原本只有11艘轮船、并购后拥有了29艘轮船，成为国内最重要的一家航运公司。不久后，又分别与太古、怡和签订了“齐价合同”，打破常规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人的权利。
  
       民国后，招商局脱离交通部改隶国民政府，实行了军管，1949年，人民解放军放上海，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招商局，招商局从此回到人民手中。新中国成立后，轮船招商局收归国家所有，后来其下又多设立其他公司，比如交通银行就是其一。其后这家百年企业不断壮大，更跻身世界前500强企业，成为一家大型的跨国公司，叫“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轮船招商局除了自己的发展之外，为了需要投资创办了不少中国第一家的企业。
  
       1875年11月，上海轮船招商局旗下一艘轮船被怡和轮船撞沉，损失惨重，为此成立了保险招商局，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保险公司。75年招商局由英国工部局协助架设从总局至虹口码头的电缆，这是中国人自己架设的第一条专用电话线。1876年3月，招商局收购美资旗昌轮船公司举行换旗过户。1882年，招商局投资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型煤矿开采企业——开平矿务局。1887年在上海开始试办中国近代第一家保税仓栈，1896年投资创设南洋公学，就现在的西安交通大学。1897年，轮船招商局又投资500万两银子，创建中国通商银行，这也是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在李鸿章死后，轮船招商局依然在发展壮大，并孵化出许多著名的现代企业，如中国通商银行就孵化出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公司，这些都是世界500强企业之一。因此，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其历史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也被称为李鸿章四十多年最得手之文字。
  
       官督商办这个名称，在现在可能已经被世人淡忘，这种传统政府参与民间资本的一种经营模式，在官督商办这个名词下得以放大，让权力和资本得以尽享鱼水之欢。
  
       先来说说，权力与资本这两个要素。
  
       权力与资本这场游戏在清朝由来已久，早在清军入关的时候，就得到了商人的资助，当时以晋商最为出名。包括后来的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平定大小金川叛乱等战役，在财力和物力上得到很多商人的支持，可谓是居功甚伟。在朝廷的眼里，商人们的最大作用就是作为朝廷推行财政政策和军饷供应的工具，是除国库以外的钱袋子。而在商人眼中，只要和朝廷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即可通过朝廷的政策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持久性，无往而不利。
  
       具体到商人与清廷中的官员之间的交往，更是达到了一种水乳交融、共生共荣的胶着状态。当时官商之间有个怪圈，当时的清政府对商人存在一定的依赖性，甚至一些穷儒寒士需要依靠商人得以经济资助才能进京应试。当这些寒士考中后，又靠商人代为活动，使自己在官场上顺风顺水。而这些曾经受过商人恩赐、一旦在官场上站住脚或在地方上的官场得志后，又对商人给予多方关照，形成互利互惠的政商关系。这种关系一旦形成，就像空气一样，无法从生活中剥离。不要说普通官员热衷于结交商人，就连我们熟知的左宗棠、李鸿章、端方等这些封疆大吏也都试着寻找机会与商人交好。这就衍生了利益链条，权力与资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融关系，不论清廷的王公贵族，还是达官显要与那些商人们，票号掌柜们相处的如漆如胶，资本与权力便得到了最为生动的写照。
  
       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张之洞因为母亲去世守制三年，回京后他想谋取更高官位，为了疏通关节，张之洞亲自拜访了当时山西协同庆票号，提出借银10万两，对此协同庆票号的经理随即应承下来。张之洞后来出任两广总督开始“知恩回报”，将两广地区的财粮国税全部交给协同庆解交汇兑，协同庆票号也因此在三四年间，就盈利上百万两白银。这是一个例子，像这样的事数不胜数，很多商人在政治的大树下茁壮成长，而官员们在商人金钱支持下官运亨通。就这样，商人与清廷、官员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各取所需、各获其利、互惠互利，形成了一种三方互动的利益捆绑关系，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这种关系，又在晚清时期表现出极致，具体原因可归究起来包括以下几点：
  
       权力是个至高无上的东西。常言道：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因此皇权至上，再加之士农工商的官本位心理，任何朝廷历来是万能型的，权力无所不能。社会发生动乱，可以举全国之力，征兵征粮征饷，至于商人你有钱得出钱有力得出力。关键时期，朝廷可以调集社会的一切资源，所谓集中优势干大事。洋务运动就一个很好例子，调集国内的一切力量搞改革，以图国家自强，以为摆脱西方列强的资本控制，在权力这个高傲头颅面前，任何资本都低下了身姿，寻求改革发展的出路，因而官督商办就是最优选择。
  
       战争赔款也是个烦心事。据不完全统计，晚清整个战争赔款竟达十几亿两白银之巨，再加之太平天国之乱导致江南半壁税收难以征收，军费开支巨大，导致财政枯竭，需要借助民间资本的力量。自封为天朝上国的大清迫不得已，不得不进行改革，但清政府又没钱，所以只能低下高贵的头颅，放弃完全官办，吸引民间资金，解决启动资金问题。朝廷利用手中的权力出政策、出优惠条件、民间商人出资金，一起将企业搞活，把企业搞大，这也是官督商办的本质。
  
       李鸿章在《论试办轮船招商》中说：“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中国的铁路、航运、矿山等关键命脉的大部分利权长期被洋人占有，而推行官督商办就是要尽快培植、壮大自己的本土企业，以抗衡洋人，争夺利权。“冀为中土开此风气 , 渐收利权”，“轮船招商局之设 , 原期收回中国利权 , 徐图自强之计”。 清政府对李鸿章的建议大力支持。
  
       另外，还有不能摆到台面上的原因，那就是权力的傲慢。权力无孔不入，是渗入到社会的血液中的。说白了，政府要具备对社会的完全管控力，任何无法干预的事情都会被视为威胁。所以，经营企业这种事情，权力必须介入，通过政府的干预实现对企业直接掌控。说到底，清政府也爱钱。清政府的正常运转需要税收来维持，晚清时期战争、腐败、赔款等很多方面的原因使政府财政压力加大。当税收无力承担的时候，清政府就要想办法从其他方面攫取，办企业是再好不过的途径。
  
       由于轮船招商局有清政府的保驾护航，发展迅速，不仅经营规模持续扩大，盈利能力也逐渐增强。最重要的是，轮船招商局产生了强大的带动能力，相关上下游产业迅速活跃起来。比如围绕轮船航运这个行业，又产生了轮船修理厂、炼铁厂、保险公司、机器制造公司。轮船还要烧煤，就要采煤，于是又诞生了开平煤矿等采矿企业。一个行业带动另一个行业，各种衍生企业不断诞生，有了煤矿企业，又刺激了制砖业、制灰业。开平煤矿在唐山，而轮船招商局的轮船行驶在全国各地，于是，又促进了铁路的发展。企业虽多，但稍微大点的企业也基本都是官督商办的模式，经济命脉仍然要掌控在清政府手中。
  
      如此一看，貌似官督商办的模式也很不错。政府犹如护身符，为企业遮风挡雨，企业运营无忧，不愁没市场。但这种模式的毛病同样也很多，因为权力在任何地方都会滋生腐败。
  
       李鸿章为了掌控轮船招商局，安排自己的亲信盛宣怀担任专职督办，完全架空了董事会，而董事会的成员大都是出资的商人。所以，在这种半官半商的企业，实际上，商人并没有多少权力，他们必须让位于政府权力。在轮船招商局，盛宣怀就成了实际控制人，同时也是李鸿章的傀儡，任由李鸿章操控。
  
       盛宣怀虽然人在企业，但本身还是一个官僚，又受控于李鸿章，因此，他根本不会按照现代企业的运营模式去管理企业。在他的管理下，企业任人唯亲、贪污腐败、效率低下，其他股东敢怒不敢言。这样的企业失败是早晚的事。 
  
      企业赚钱了，就是官僚们发财的机会。比如最差也要安排个亲戚到轮船招商局上班，或者直接拿空饷。总之，大家都想占便宜。据《洋务运动》（第六卷）记载，“闻该局轮船每年遇运载漕粮之际，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寅故旧纷纷荐人，函牍盈尺，平时亦复络绎不绝。所荐之人无非为图谋薪水起见，求其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亦有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拿个空饷还是小钱，清廷一伸手必是大手笔，慈禧过大寿，直接就拿走了5万两。
  
       最要命的是，企业一旦做大做强后，官僚们就打起了收归国有的主意。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海道台叶廷眷都曾先后给李鸿章写信，希望清政府出资200万两将轮船招商局收归国有。收归国有的好处就是，每年可以省去钱庄20万两利息，7万两股东股息。至于原来政府的借款，干脆就债转股，直接成为官股。如此这般，清政府就可以成为最大的股东。当时，持这种想法的官僚并不在少数，幸好，因李鸿章力排众议而作罢。
  
       另外，作为官督商办企业，出生就依靠权力的庇护，所谓含着金钥匙出生。但这样一个在温室里长大的企业，根本不知道竞争啥滋味。平时靠特权垄断存活，一旦失去特权，就立马没有了生命力。轮船招商局也同样如此，看似发展欣欣向荣，但完全依靠的是李鸿章。当李鸿章这颗大树瞬间倒下的时候，轮船招商局甚至一度只能靠举债度日，昔日荣光顿时不再。
  
       官督商办也好、官商合办也罢，说到底，都是权力凌驾于资本之上。商人地位自古就很低，权力的任性又会让官僚为所欲为。因此，权力肆意欺负资本便成了常态。或许只有当政府不再伸手乱摸的时候，民间资本才会真正壮大。

2. 官督商办企业的发展

官督商办企业虽然获得清政府各种优惠，但其发展之初十分艰难，许多商人对这种制度持观望怀疑态度。早期创建的官督商办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在70年代都遇到了难以招徕资本的局面。当时所招集到的私人资本大多来自承办人自身及其亲友，招股范围非常狭隘。直到70、80年代之交，由于这些企业的股利较高，筹建情况比较顺利，商人、官僚、地主投资新式企业才较前明显增加。因此，80年代初，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为扩充企业增招资本，上海织布局和中国电报局招集开办资本等活动，都能在短期内达到集资的目标。特别是它们所发售的股票，当时在市场上往往以超过票面额的价格为社会所争购，从而促成私人资本竞向新式企业投资。此外，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还出现了一批中小型企业，如各地创办的矿冶公司等。它们大抵由商人和地方官员出资筹办，并无官款参预其间；但为了争取官僚的庇护，也都以官督商办名义相标榜，如安徽池州煤矿(1877)，山东峄县煤矿(1880)，山东平度、招远金矿等。从1877年到1883年，它们先后在上海招集到相当数量的股金，其股票在市场上也间或表现为溢价出售的景况。新企业的创办和资本市场的活跃，反映了官督商办企业在80年代初进入了兴盛阶段。中法战争的爆发以及1883年秋出现的上海金融市场的货币恐慌，使官督商办企业遭到重大打击。在货币恐慌、银根紧迫期中，握有企业股票的商号、钱庄和商人为了收回现款，纷纷向市场抛售股票，使企业股票价格猛跌。不少正在招徕资本的中小型官督商办企业因集资不足陷于停顿，甚至破产。而几家大型的官督商办企业也因运营资本的困难，进行重大改组。官商之间矛盾明朗化，企业的商办成份日益淡薄；公开招股活动名存而实亡，遇有资金周转困难时，便以企业财产作抵押，向外国洋行借款应付。官督商办企业的信誉因此下降，以致1887年筹办官督商办漠河金矿和1896年改官办为官督商办的汉阳铁厂时，在招徕资本的活动中都得不到私人资本的支持。官督商办企业是民族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外国资本主义处于对立地位。轮船招商局在筹组过程中就遇到英、美航运势力的阻挠，在它进入稍有发展的时候，更是多次经受外国航运\势力联合倾轧和打击；开平矿务局在投产之后，首先面临的是与外国输入煤炭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为了求得自身发展，这些企业不能不尽力排除外国势力的各种干扰，在客观上起到了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作用。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遏制了英美势力在上海创设纺织公司的图谋。轮船招商局在创办三年后，即从洋商手中夺回了一部分航运\市场。又如开平煤矿从1882年全面投产之后，经过三年的争夺，收回了久为洋煤盘踞的天津市场。但是，官督商办企业是在国家处于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并且长期被代表封建集团利益的洋务派所控制，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大型官督商办企业在最后大都成了内外反动势力的牺牲品。在这些企业中，有的直接为外国侵略势力所吞并，如开平煤矿；有的在边疆危机中，因外国势力干扰、威胁陷于停顿，如漠河金矿；有的被强制改为官办，如电报总局；有的则转入洋务派官僚之手，成为官僚集团的私产，如招商局、华盛纺织总厂、汉阳铁厂等等。因此，从若干主要的官督商办企业的结局来看，除了为外国侵略势力吞并之外，它们大抵为中国官僚资本的逐步形成准备物质基础。而被保存下来的中小型官督商办企业则在艰难的挣扎历程中由商办转变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但为数不多。因此，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官督商办企业的地位日见减弱。

3. 官督商办的历史渊源

清末洋务派官僚委托商人招募民间资金，采用机器进行民用工业生产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官督商办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兴盛于80年代。主要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最初是适应“求富”的目的，或为解决军用企业的资金和对原料、燃料、交通运输等的需要创办的。资金来自民间招募的商股，有时政府也预先垫款以做资本，但开办以后要陆续归还。企业的用人、行政和理财大权由洋务派委派的总办或督办掌握，一般商民无权过问。但企业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官款可以坐收“官利”。依靠官方的庇护，企业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专利等特权和优惠，如轮船招商局自创办便享有从上海到天津随漕运货、免天津进口税二成的权利，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产品在上海地区销售，不付任何税厘，分销内地则免抽厘金。企业产品除一部分由清政府调拨或优先廉价购买外，大部分拿到市场销售，以盈利为目的。这些产品活跃了中国市场，一部分还达到了收回利权的目的，如开平的煤就曾成功地驱逐了天津市场上的洋煤。电报局对战时军事情报的传递发挥了作用。企业已基本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但封建因素浓厚。组织机构类似衙门，设总办、会办、帮办、提调等职。营私舞弊严重，充溢官场积习。生产效率不高，官商矛盾尖锐。外资企业的竞争、外国银行的刁难造成巨大压力，清政府的勒索，主要是报效，窒息了企业发展的生机。80年代末以后，已很难招徕民间资金。90年代以后逐渐没落，有的被外国资本吞并，有的改为官商合办或官办，或改为完全商办，有的则成为官僚集团的私产。

4. 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

利用官督商办组织形式经营的大型民用企业，主要的有轮船招商局(1872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中国电报局(1882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90年)和汉阳铁厂(1890年官办，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等。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原则是由官府掌握企业的用人及理财权，具体业务由商人经营。早期的大型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及上海织布局主持人的进退和主要经办人的变动，都决定于洋务派淮系集团。同时，这些企业在筹办过程中，又都是通过洋务派官僚从清政府借埝一部分官款，如招商局初创时即埝借官款十三万五千两。，都决定于洋务派淮系集团。官督商办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依靠官的庇护，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以及专利等优惠和特权。如轮船招商局从创办时起便享有从上海到天津随漕运货免天津进口税二成的权利。上海织布局的产品在上海地区销售，不负任何税厘；分销内地，则免抽厘金。汉阳铁厂的产品可免百分之十的出厂税等等。在贷款方面，轮船招商局到1879年得清政府贷款，累计达一百九十二万八千馀两，约占当时企业资本一半左右。开平矿务局在1886年和1890年先后利用公款修建铁路。上海织布局在1897年清理时，所借官款也达二十六万五千余两。这些贷款又常常得到缓付利息或免付利息的优待。这些企业还享有若干特权，如招商局自开办之日起就享有承运漕粮的特权，每年漕运\收入约在二十至二十五万两银左右。开平矿务局开办时，经北洋总督李鸿章批准，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汉阳铁厂所产铁轨有优先供应国内修建铁路之用的特权。

5. 官督商办的介绍

官督商办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本创办近代民用工业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

6. 官督商办企业的介绍

最初的官督商办企业，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委派商人招徕民间资金，雇佣工人使用机器或机械动力经营的民用企业。在初创时往往由官方酌量埝借部分官款，而在开办后视经营状况，陆续归还官款的本息。官督商办企业体现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结合，是洋务派经营近代民用企业中最主要的形式。其承办人有商人、买办及退职的官员，大抵与“官”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旦受委派后，都取得了半官半商的身份。

7. 官督商办啥意思

官督商办
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本创办近代民用工业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

清末洋务派官僚委托商人招募民间资金，采用机器进行民用工业生产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官督商办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兴盛于80年代。主要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最初是适应“求富”的目的，或为解决军用企业的资金和对原料、燃料、交通运输等的需要创办的。资金来自民间招募的商股，有时政府也预先垫款以做资本，但开办以后要陆续归还。企业的用人、行政和理财大权由洋务派委派的总办或督办掌握，一般商民无权过问。但企业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官款可以坐收“官利”。依靠官方的庇护，企业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专利等特权和优惠，如轮船招商局自创办便享有从上海到天津随漕运货、免天津进口税二成的权利，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产品在上海地区销售，不付任何税厘，分销内地则免抽厘金。企业产品除一部分由清政府调拨或优先廉价购买外，大部分拿到市场销售，以盈利为目的。这些产品活跃了中国市场，一部分还达到了收回利权的目的，如开平的煤就曾成功地驱逐了天津市场上的洋煤。电报局对战时军事情报的传递发挥了作用。企业已基本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但封建因素浓厚。组织机构类似衙门，设总办、会办、帮办、提调等职。营私舞弊严重，充溢官场积习。生产效率不高，官商矛盾尖锐。外资企业的竞争、外国银行的刁难造成巨大压力，清政府的勒索，主要是报效，窒息了企业发展的生机。80年代末以后，已很难招徕民间资金。90年代以后逐渐没落，有的被外国资本吞并，有的改为官商合办或官办，有的成为官僚集团的私产。

8. 官督商办是什么意思

官督商办是什么意思：
官督商办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本创办近代民用工业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也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近代新式工矿企业的重要经济形式之一。主要流行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
即由商人出资，政府委派官员来管理。洋务派早期创设的民用企业大都采用这种形式。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创办军用企业之后，在原料、燃料、交通运输、经营等方面都遇到困难，便从70年代中期起，开始兴办民用工业。

但是，清政府财力不足，无力拨巨款直接投资，且不能承担亏损;便全推于商办，但又不放心，于是出现了官督商办这类企业组织形式。在官督商办企业里，经营管理权掌握在清政府派来的总办、会办、帮办、提调等官僚手中。
这些人不懂技术业务，只知贪污挥霍，把企业办成了官僚衙门，而商民“虽经入股，不啻路人。”根本无权过问企业经营情况。这类企业由于管理极端腐败，亏损严重，致使商人视为畏途，不愿投资，遂多改为官商合办，或直接变成商办。
清末洋务派官僚委托商人招募民间资金，采用机器进行民用工业生产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